从“孙文上书”到“皇族内阁”的介绍

　　今天是2011年10月10日。100年前的今天，湖北武昌发生了一场极其普通寻常的兵变，然而，就是这场极其普通寻常的兵变，却出人意料地导致了中华始自公元前2070年夏启王朝建立到1911年满清王朝灭亡历时长达四千年之久的“家天下”、“私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万劫不复。这场戏剧性的兵变，即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辛亥革命的，现于今已冷却凝固为一块历史界碑，随着时光推移远去，这块界碑本已尘封消蚀，然而，事隔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首审视这块界碑时，我发现，在我国当下思想学术界，却展现出一派对之横看成岭侧成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的景象。　　

　　面对这一景象，我不禁想起克罗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克罗齐的这句话，我承认，它完全洞穿了历史与现实相互连接、不可分割的那根纽带，然而，对于他的这个经典表述的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我在这里也不得不将之揭开昭示，这就是，这句话里包藏着一个很大的隐患：一切历史都是相对的，一切历史为了现实的某个目的都是可以任意裁减和编制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观察，我以为，克罗齐的历史观是一种典型的相对主义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在客观上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机会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苟且行事，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不错，历史不是僵尸一俱，历史无时不刻都在影响着现实，现实脱离不了历史，现实源于历史。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们无一不是站在现实的立足点上，追寻历史的足迹，评价历史的意义。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就其事件本身而言，一旦形成就不可更改。为此，我以为，所谓的人类历史就是一些过去特定时空下的人的活动运行轨迹连续的而又分立的凝固点的积聚，根据这一判断，我们可以心气平和地认为，历史具有它的客观性及其真实性。　　

　　基于以上我所阐发的历史观，值此今天辛亥百年纪念日，对于发生在100年以前的辛亥革命这个历史事件，我想在此提出三个问题加以思考，一个是：辛亥革命前太平天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那么多次社会暴力事件，这么多次社会暴力事件程度不管怎样激烈、规模不管怎样宏大、时间不管持续多久，但都没有使满清王朝随即土崩瓦解、万劫不复，为什么辛亥之年武昌兵变这样一个规模较小、历时较短、程度较轻的极其平常的偶发暴力事件却成为了压垮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个问题是：辛亥革命之后尝试建立和追求的宪政民主国家为什么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还踪影全无，更加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一百年后的中国社会为什么革命呼声仍然不断、革命之根仍然未除、革命隐患仍然可见？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想要在中国社会彻底告别革命、彻底根除革命之因，其釜底抽薪之策又是什么？换一种简要的提问方式，这三个问题，一个是：一百年前辛亥革命为何发生？另一个是：一百年后中国社会革命隐患为何仍存？还有一个是：彻底根除中国社会革命的釜底抽薪之策又是什么？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在此，我选择发生在辛亥革命前的两个历史案例或两个历史事件，作为探索和尝试回答这三个问题的切入口。　　

　　我选择的第一个历史案例是“孙文上书”。　　

　　翻开《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年谱》第27—28页明确记载：　　

　　1984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孙中山）二十八岁　　

　　1月底 （孙中山）归翠亨村，草拟上清直隶总督李鸿章书稿。十余天后回到广州，与陈少白商酌修改。据他（孙中山）事后解释，“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孙中山著述、甘永龙编译：《伦敦被难记》第6页，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春 偕陆皓东赴上海，走访郑观应，并由郑介绍，结识另一改良主义者、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请为上李鸿章书润色。郑观应、王韬还分别写信给盛宣怀、罗丰禄，为孙中山疏通投见李鸿章的门径（盛宣怀接郑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中山往见）。　

　　6月 抵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投书。上李鸿章书全文达八千余字，主张以西方国家为楷模，改革教育制度和培养人才，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农工商业，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结果，未获李鸿章接见，书中主张亦未被理睬。孙中山后来对这一失败的教训作如此表述：“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心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伦敦被难记》第6页）　　

　　11月24日（十月二十七日） 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团体——兴中会。

　　我所选择的第二个历史案例是“皇族内阁”。　　

　　据史载：　　

　　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虽然这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比如，总理大臣奕劻虽是个贪官，却是公认的改革者，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载泽、溥伦、善耆、绍昌是最热心的宪政实践者，也是满族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政治倾向相当开明，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往来不绝。这个内阁算不上是一个“反动”内阁。但是，与畸形的内阁权力职位分配比例相比，阁员们身上的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 　　　　(www.xing528.com)

　　从以上所选择的这两个历史案例，我们不难看出：　　

　　一、孙中山尽管是一介平民，但他并非是一个平庸无能、消极混世的平民，而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着宏大的理想抱负和强烈的目标追求的平民，正如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所说的：“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勉勖也，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丙犹兴也’”。孙中山在这段话里等于十分直白地告诉李鸿章，他虽是一介布衣，但并不是一个庸碌之辈，而是普众中的一个“其上焉者”，一个“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在政治上立志发奋为雄的“豪杰之士”。在一个缺乏正常的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和职位竞争渠道的专制体制下，一个豪杰之士在腾达之初往往需要达官显贵提携相助，他之所以给李鸿章上书就等于直截了当地告诉李鸿章，他（李鸿章）就是他孙中山进入体制、发奋为雄的引路人。然而，结果呢？结果是事与愿违，结果是李鸿章没有搭理孙中山，结果是孙中山通过投书进入体制的美梦化为泡影，结果是满清王朝的权力之门向一个普通平民砰然关闭。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了一个人也许念头即断、就此摆手，然而孙中山不是等闲之辈，他视自己为普众中的“其上焉者”，由此，他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雄心目标、理想追求，反而斗志更旺、信念更坚。需要提及的是，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之前，虽有革命之念，亦有革命之言，但并无革命之行。正是在他上书无果之后，他才转向了革命之行。这样，在当时中国社会既缺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之途（尽管此时科举未废，但新学已入，加上王朝末世风雨飘摇，学子欲想通过正常的科考入仕，其可能性已是微乎其微）又无非制度性的进入体制之阶的情况下，留给孙中山的唯一的、最后的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发起革命。为此，此后不久，他就和他的战友们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从此，孙中山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使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不归之路。　　

　　二、如本文列举的第二个案例所言，1911年5月8日满清政府宣布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从这一权力职位分配的民族归属比例我们可以看出，满族与汉族两个民族毫无平等而言。满族高于汉族，满人是上等人，汉人是下等人，满人是汉人的主人，汉人是满人的奴隶，汉人不能和满人平等分享国家最高权力职位。在此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十三名内阁大臣中汉人毕竟还占了四人，这表明此时汉人在满清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还有人员充任。但是，这种状况若是在满人开国之初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发生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事件，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满人将士不堪一击，汉人官僚（如曾国藩）挺身而出，编练湘军，打败了太平军，挽救了满清王朝生命，开创了满清历史上所谓的“同治中兴”。自此，汉人地位在满清帝国才有所抬头和有所提升。尽管如此，满清王朝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汉族的民族歧视、民族排斥和民族压迫，满清王朝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一直都是向汉族关闭的。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后，满清王朝本应放弃民族歧视、实行民族平等的制度和政策，但此时的满清王朝仍然没能实现转变，仍然歧视、排斥汉人，汉人仍然不能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皇族内阁”的出笼，如前所述，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　　

　　三、从内阁大臣十三人中皇族就占七个的比例来看，满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不仅对平民关闭、对汉人关闭，同样也对非皇族的满族权贵关闭。这就形成了满清王朝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向平民、向汉人、向非皇族的满族权贵三重关闭的权力分配极度不公的状态。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满清王朝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在向平民、向汉人、向非皇族的满族权贵三重关闭的同时，也关闭了自己最后一扇企求苟延残喘之门。满清王朝窃国为私、公权私占、分权不公，最终导致权位丧失、王朝毁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历史始自夏朝的不同姓氏、家族的“家天下”、“私天下”得失兴亡的闹剧、丑剧和悲剧，至少也上演了好几十次。　　

　　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自其产生，千万年来运行、存续、演化和进步不辍，自有其运行不辍、存续、演化和进步的天道常理。这一天道常理，我以为，不是别的，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什么是天下为公？我以为，天下为公的核心内涵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三大资源——权力、财富和知识——的公平分配。人类社会在其运行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不公平，表面上看来是财富分配不公，但实际上，决定财富分配不公的背后的因素是权力分配不公。为此，我认为，权力分配是否公平决定财富分配是否公平；权力分配不仅决定财富分配，而且决定知识分配，进而决定人类的荣誉分配以及尊严分配。所以我说，权力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并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各个政权的正邪善恶、治乱兴衰。　　

　　五、依据以上所述，对照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变迁，我以为：　　

　　第一，传说中的夏朝以前的尧舜禹时代，基本上是“天下为公”的时代，所以，我们中华先人在尧舜禹时代过的是一种充满着美好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生活，这一生活，想必就是我们中华先贤所无限留恋、无限向往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或“大同境域”。　　

　　第二，夏朝以后出现的“家天下”、“私天下”破坏了“天下为公”的“公天下”，在这个“家天下”里，公共权力、社会财富被占为私有、家有。天下、国家被豪强、黑帮视为可以相互追逐、猎取、独占、独吞和垄断的猎物，“中原逐鹿”这个成语故事就是自夏朝以来中国社会几千年豪强、黑帮们视国家、天下为可以任意抢夺、独占的猎物、私物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社会“家天下”的这个大时段内，一方面人性贪婪力图公权私占；另一方面，天道守常要求公权公分，在“天道守常公权公分”这一铁的规律支配下，“汤武革命”登台上演。继“汤武革命”之后，革命夺权连绵不断，改朝换代不时发生。　　

　　第三，到了清朝晚期，由于王朝主子的极度贪婪，权力之门三重关闭，独占、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进而决定收回“路权”，由此引发剧烈抗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兵变仅是这些一系列抗争中的一个极其平常普通的抗争事件，然而，就是这个极其平常普通的抗争事件却成为了压垮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四，满清王朝覆亡后，王朝复辟时伏时起。袁氏家族贪心膨胀，趁着满清败亡民国未立的空隙，企图再一次以一家之私独吞国家和天下，然而，“天道守常公权公分”的铁律再一次教训了他，袁氏称帝的闹剧最后在全国民众的唾骂声中烟消雾散。　　

　　第五，1928年蒋介石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专制政权，蒋介石国民党以一家之私和一党之私，敌视、打压中国民众宪政民主、公权公分的正义诉求，祭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邪恶黑旗，重新上演了满清王朝权力之门三重关闭的恶剧，这就是：权力之门，首先，向平民关闭而向官二代、富二代开放；其次，向非国民党党员关闭而向国民党党员开放；再次，向非蒋介石国民党亲贵集团关闭而向蒋介石国民党亲贵集团及其“太子党”开放。然而，天地不仁，蒋介石国民党尽管猖獗一时，但最终也没有逃脱“天道守常公权公分”铁律的支配和惩罚，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民众的强烈的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拍击之下，最后不得不败落海岛、向隅而泣，……。　　

　　行文至此，墙上的时钟不知不觉中已经指向凌晨黎明。此时，我离开书桌，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放眼东方，天空虽然仍很黑暗，但朦胧中一丝晨曦已经开始显露天际。望着电脑屏幕上我敲打出的行行文字，我把目光再次回移到我在此文前面所提的三个问题，此刻，我的耳边仿佛听见当年亿万民众排山倒海似的要自由、要民主的革命呐喊。透过这些革命呐喊，我似乎开始明白和找到了这三个问题的真实答案，这就是：由于违背了“公权公分”的天道铁律，辛亥革命才会爆发、满清王朝才会毁灭；由于“公权公分”问题自夏朝至今四千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所以，革命隐患至今未除、革命根由至今仍存；鉴于专制独占垄断特权存则革命如影随形存、专制独占垄断特权消则革命釜底抽薪消，因此，只有顺应和遵守了“公权公分”的天道铁律同时又合理有效地采取了人类现代宪政民主的分权、限权形式，中国社会最终才能彻底告别革命。　　

　　是的，我们中华民族是到了该和革命告别的时候了。值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日，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一个观察者、思考者和言说者，在这夜深人静之时，我所能做的还能有什么呢？我想，此时，我所能做的也仅只是通过撰写此文，以表达我对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点认知和劝告、一份希冀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