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民主的传入与尚未成功

　　今天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有三大目标：推翻满清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从一百年后的今天看，第一和第三个已基本实现，唯剩下第二个目标在中国大陆地区至今尚未达成。因此，从当下视角出发，弄清楚民主怎么成了辛亥革命的诉求以及为什么百年不能成功，就应该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主题。　　

　　一、民主传入中国与逐步走红　　

　　1、民主是个泊来品　　

　　不管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有一点是肯定的：民主不是中国的土产。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华夏大地从未有过民主的概念、思想、制度。在中国内部，从思想到制度，做主的从来都是帝王和官僚，民始终是被治理的对象。即使儒家倡导“民惟邦本，本固君宁”，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所谓“民本思想”，那也是把民当作国家的兵源、税源，无民则无兵无钱，自然国家危矣、帝王危矣，根本不可能把民（士、农、工、商）当作国家主人，当作帝王官僚的权力来源。现代民主的原产地是古代欧洲的希腊。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以雅典为代表的一批城邦国家形成了领导人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民主制度。随后的两千多年西欧国家被大大小小的帝国、王国所统治，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完全不见了踪影。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思想却一直不绝如缕。尤其是以弘扬古希腊文化为号召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民主思想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了17、18世纪，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开始践行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并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加以创新、充实，逐步产生了今天的、以代议制为特点的现代民主制度。　　

　　这种百分百洋货的民主怎么会来到中国的呢？那要从鸦片战争说起。鸦片战争之前再英明、睿智的中国人也不了解西方世界，更不用说喜欢、认可西方世界的思想、制度了。那时西方就是蛮夷，是未开化的野蛮之地。但是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首先是一批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官员、文人对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发现这群“蛮夷”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文明，也有他们的长处。于是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见。当然，在19世纪50年代有这样看法的中国人屈指可数，也不是社会的主流意见。但是随着五口通商后西方人、西方文化的更多涌进中国，在一小批先进的中国人中对蛮夷的看法有了更大的改变。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是王韬、郑观应、冯桂芳、徐继畲、马建忠。　　

　　王韬是江苏苏州人。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接触到了教会，开始了解西方。60年代他游历英法多年，对西方社会有了直接的了解，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绝无仅有。1870年他定居香港，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王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废除封建专制、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　　

　　郑观应是广东中山人，早年到上海洋行学生意，后在商海不断提升，参与创办著名的太古轮船公司，投资过轮船招商局等等企业，算得上是一个大买办商人。与洋人多年直接打交道，使郑观应对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1880年他写成了《易言》一书，鼓吹君主立宪。1894年他又完成了著名的《盛世危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强国富民思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尽早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　　

　　冯桂芬也是苏州人。他在李鸿章的幕府工作多年，虽然没有直接与洋人打交道，但长期在上海、苏州一带活动，对洋人的世界也有许多了解。冯桂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君主立宪、实行民主的意见，但他强调了对洋人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技术的全面学习，提出了“惟善是从”的口号。由于他的李鸿章幕僚身份，这些思想在官方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马建忠，江苏镇江人。1853年在上海进入教会学校，后成为耶稣会的修士。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1876年被清政府派往法国留学并担任大使郭嵩焘的翻译。马建忠1895年出版了《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书中在提出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建议同时，也强调了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徐继畲是中国最早传播民主思想五人中最神奇的一位。前面的四人都是文人、幕僚，徐继畲本人却是清朝的一位高官，担任过福建巡抚。1842年道光皇帝召见他，向他了解洋人情况，发现徐继畲对外面的世界很清楚，于是命他写书进呈。徐继畲二年后写成《瀛环考略》，系统介绍了洋人世界的情况。1866年总理衙门重刻此书（当时已叫《瀛环志略》），成为当时国人的外国史教材，据说康有为就是读了此书才知道洋人世界如此厉害，萌发了变法的念头。就是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畲向中国人正面介绍了洋人的民主制度。身为清朝封疆大吏，徐继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民主思想和制度，并且正面肯定、呼吁在中国实行的人，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说上述王、郑、冯、徐、马五人首倡民主还只是民间、幕僚、个别高官的个别声音的话，紧随他们之后的薛福成、黄遵宪、郭嵩焘等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就开始在官僚体制内发声传播民主了。　　

　　薛福成是江苏无锡人，曾担任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1890年起先后担任大清国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大使。出使欧洲期间薛福成访问了欧洲许多国家，对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认为欧洲国家富强已超过中国百倍，中国要迎头赶上，就要效法这些国家，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经济上大力发展机器工业。　　

　　黄遵宪，广东梅县人，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外交家之一。1876年考中举人后即出使日本，随后担任过旧金山总领事，随薛福成出使英国，担任新加坡总领事。1887年，他根据自己出使日本的见闻写成《日本国志》一书，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人权、民主等思想与制度。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官至署理广东巡抚。1876年出使英国，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郭嵩焘把在欧洲的经历写成了《使西纪程》一书，书中竭力称赞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认为中国应该认真研究、学习。　　

　　以上八人通常被当作洋务派的智囊或思想家，他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朝野共识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提出了学习、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议，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声音。但是，这个弱小的声音却在不久后的戊戌变法中变成了朝廷的政策和政治实践，成为变法的重要内容　　

　　2、民主成了“好东西”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大清王朝的国运，也让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洋货”民主交上了好运。本来，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发动洋务运动建立了自己的近代工业，打造了一支堪称亚洲第一的陆海军，满清朝廷有理由认为渡过了内外危机，实现了“同治中兴”——当年的大国崛起。谁料甲午一战，老大帝国竟然败给“蕞尔小国”日本。朝野上下一阵反思，认定是日本变法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君主立宪，中国要想真强大，就必须改革、变法，也建立君主立宪。这一席卷当时的思潮终于触发了戊戌变法。 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辅佐下下诏变法。在一口气推出的几十条变法举措中，虽然没有明确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康有为的计划里变法就是要实行日本式或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戊戌变法的内容和影响已是历史常识，本文无需赘述。但从“中国民主发展史”角度看戊戌变法，会让我们对这场失败的改革有一些新的发现，这就是官方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民主，并且或多或少地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度。　

　　康梁在鼓吹变法的过程中，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理念（虽然主要是宣传君主立宪），以致民主渐渐为朝廷所认同。到了康梁进入体制内，辅佐光绪皇帝组织实施变法，民主制度开始为官方中的部分人士所接受。当然，戊戌变法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大家都不否认，照着变法的路子走下去，必定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也是因为官方对民主的某种肯定，民主在当时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正面的思想和制度，尽管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民主的影响力却更大了，从一种个别人在私人笔记、书籍中推崇的观念、思想，变成了政治制度的一种选择。戊戌变法之后不久，官方的主流意见渐渐倾向于肯定民主，并信誓旦旦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　　

　　满清王朝在镇压了戊戌变法后先转向支持义和团运动，发动对外战争，结果一败涂地，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统治的合法性进一步削弱之际，满清政府决定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以争取人民特别是士绅阶层的支持，并以此削弱革命党的影响力。1905年，日本与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发生战争，结果日本获胜。这场规模并不大的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果。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两个侵略者的“狗咬狗”却让中国明白了民主强大、专制衰落的结论。于是，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当年7月16日清政府决定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6年夏五大臣先后回国，向清政府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认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先前视为洪水猛兽的民主制度成了大清王朝的强国之道、维稳之道。当年8月，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的诏书。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立宪大纲》，提出以9年为预备期，9年后正式颁行宪法。1911年因为辛亥革命爆发，又把预备期缩短为5年。但是，未及立宪，1912年清政府已经垮台，因此，官方的推进民主制度的计划终于只是“未及实行”，到了也不过是“预备立宪”。而如果从真实的动机和行为看，清政府的预备实行民主很多人认为不过是缓解统治危机的权谋之计，压根儿没打算真正实行，说到底不过是个假计划。　　　　

　　二、民主成为革命党的革命目标　　

　　在官方真真假假接受、推行民主制度的同时，民间的革命党却真实地高举起了民主的大旗，并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为他们奋斗的目标。1894年注定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年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打败，于是官方开始接受民主改革。也是那一年，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组建第一个革命党组织兴中会，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明确提出了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继续坚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9日湖北军政府即颁布了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约法》，明确规定了湖北军政府实行民主制度。《鄂州约法》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根据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制度第一次被宣布为中国的国家制度。从鸦片战争西风渐入以来，历经70年，民主从思想家传播的思想、观念，继而变为政治家追求、设定的目标，最终成为中国合法的政治制度（虽然名不副实）。而这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中华民族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民间的民主推进除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外，还有一大批立宪派人士在践行。　　

　　立宪派是清政府1905年“预备立宪”后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在国内主要是一小部分的开明士绅，像末代状元张謇，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等。在海外则是以梁启超为首的部分维新派人士。立宪派既反对废除君主，又反对专制独裁，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度。立宪派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制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虽然他们反对革命，反对废除君主，强调“保皇”，但他们并不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只不过主张君主立宪，建立英国、日本式的民主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到辛亥革命这十多年里立宪派在推动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度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由于他们的言行比较温和，民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第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能够迅速成功，立宪派的支持、参与功不可没。当时宣布独立的13个省份里，立宪派参与其事的一个不少。就连首义之城武汉，革命党的军政府能够迅速稳定局势、站稳脚跟也是和立宪派的支持、加入并且最终参与领导分不开的。因此，辛亥革命成功的“军功章”上也有立宪派的一个部分。　　　　

　　三、辛亥革命后民主在中国命运大逆转　　

　　1，民主制度在中国虽经百年尚未成功　　

　　但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主制度在当时毕竟没有成功。众所周知，由于辛亥年间中国现实的政治格局，作为民主派的革命党和立宪党都没有能够稳定地掌握政权。政权很快——大约四个月时间就转移到了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者袁世凯及其北洋军人的手中。百年来许多检讨都认为辛亥年间民主制度的不成功原因是中国当时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比如列强环伺，救亡压力过大；国民素质太差；中国没有民主传统；革命党软弱，等等。其实，掌权者袁世凯一心一意实行专制独裁才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设想一下，如果袁世凯及其北洋军人是革命党人，哪怕是立宪党人，民主会在中国消失得如此无影无踪吗？　　

　　前面说到辛亥革命的成功离不开革命党和立宪党的合作努力。其实，就推翻满清政府这一点而言，袁世凯也是举足轻重的力量。袁世凯本身是满清政府的一员大臣，他所掌握的北洋军队也是国家的军队。但和许多朝代一样，这支在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只听命于袁世凯个人，不听皇上、朝廷的指挥。于是一千多年前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再次上演。袁依靠掌握的北洋军队外逼革命党交权，让他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内逼三岁小皇帝退位，为他让出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从袁世凯奉朝廷命令重掌军权到坐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过短短半年时间，由此足见袁在辛亥年间的巨大能量。毫无疑问，如果此人是真的华盛顿，则中华民国的名实相符尚有指望，民主制度尚有一搏。如果此人不过是当代赵匡胤，那么辛亥革命也就是最新一次的改朝换代，民主制度自然不可行。众所周知，袁世凯不可避免地是个赵匡胤。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辛亥年间驻北京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对当年的袁有一个准确的观察：“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他只有一个目的：做中国的统治者。”于是辛亥年间开始起步的民主制度自然而然地失败了。我在《大一统：中国历史的真实故事》中提出过一个定律：掌握最大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就是中国的皇帝。这个定律在辛亥年间继续发挥了作用，袁世凯就是当时掌握了全国范围内最大一支武装力量——北洋军队的首领，坐在这个位置上，不做皇帝都难。果然，1916年，袁世凯抛去一切面具、伪装、承诺，迫不及待地废除了尽管不过是徒有其名的中华民国国号，宣布自己为中华帝国的皇帝。其实在此之前袁世凯已经拥有了皇帝的一切，从无限、绝对的权力到“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这个民国赵匡胤宁可冒着众叛亲离、杀头掉脑袋的风险，也一定要拥有皇帝这个名称！而他果然因为这个名称而落得个众叛亲离、暴毙而亡的下场。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在辛亥年间开了个很坏的头：重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的不二规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他死后的33年时间里中国所有的政权都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没有一个政权是选票选出来的。“掌握最大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就是中国的皇帝”定律仍然支配着中国历史，只不过袁世凯之后首领们不敢再要皇帝这个名称，不得不屈尊于总统、执政、委员长什么的，毕竟殷鉴不远，为了皇帝这样一个头衔搞得众叛亲离、暴毙而亡似乎不太值得——这一认识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www.xing528.com)

　　而所有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政权无一例外都是专制独裁的不民主政权。历史早已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枪杆子里面往往不出民主。因此，在中国大陆地区，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创立民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至今仍未实现，革命尚未成功。　　

　　2、民主观念由香变臭

　　民主制度尚未成功，连带着民主观念的命运也出现了大逆转。从王韬到慈禧到孙中山，民主都是救国之道、富民之道、稳定之道、繁荣之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道。但孙中山之后，在相当主流的意见中，民主（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却逐步成了万恶之源，成了祸国殃民之道、动乱混乱之道、不合国情之道、分裂国家之道、亡国灭种之道、阻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道。　　

　　袁世凯站稳脚跟后，官方就不再大张旗鼓地鼓吹民主了，这跟晚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世凯的达官显贵、智囊团体、宣传机器一致反对在中国实行共和民主，认为在当时的国情下，最好的制度是君主制，袁世凯不做皇帝中国就会动乱不已、民不聊生；列强就会瓜分中国，中国就会成为殖民地。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主同样成了个“坏东西”。国民党掌权后，因为自称是辛亥革命的继承人，因此在表面上肯定民主，嘴上、纸上一再表示追求民主目标、实行民主制度。但是，实际上却是丝毫没有民主，国民政府在行动上、做法上继续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在国民党眼里，民主仍然是不可行的“坏东西”。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人们把民主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一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又叫人民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制、政党轮替、自由竞争性选举等等，这是个祸国殃民的坏东西，几十年来一直遭受批判、攻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部协商制度、“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这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多年来一直大力提倡、充分肯定、坚持实行。　　　　

　　四、民主制度在中国为什么百年“尚未成功”？　　

　　对于这个问题，一百年来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大人物到小百姓都有无数答案，概括起来主要是下列七种：　　

　　1，帝国主义侵略不让中国建设民主制度；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建立民主制度；北洋军阀、国民党等反动派要独裁，不愿实行民主。

　　2，中国社会经济落后，不够实行民主的水平。　　

　　3，中国没有民主传统，几千年都是专制集权，所以没法建立民主。　　

　　4，中国人素质不行，不能实行民主，一实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　　

　　5，中国固有文化是儒家文化，排斥民主，因此民主不适应中国文化。　　

　　6，中国人口多，国土辽阔，少数民族聚居一处，民主会导致国家分裂。　　

　　7，许多国家推行民主的事实证明，民主是动乱之源、衰退之源、分裂之源、毁灭之源。　　

　　然而，平和地看，以上这些对民主为什么在中国不成功的原因的看法，全部不值一驳，至少是文不对题。因为，民主既不是传统的产物，也不是经济水平、人民素质提高的产物，更不是文化的产物，当然，民主也不是祸国殃民的万恶之源。民主是不得已的政治选择。只有当不实行民主就无法统治、无法生存时，民主才会降临。反之，如果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可以正常统治人民，国家社会照样运转，民主就不会成功。在世界各国，民主都是这个国家各种政治力量出现了某种均衡，没有一个力量能够在短时期内征服其它各方，不得不实行民主，以免全体输光、国家社会解体时的结果。因为民主的本质就是妥协、均衡、制衡、分权、各种政治势力参与、分享政权。（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不是简单的人民当家作主，而首先是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实力派当家作主。比如辛亥年间，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是革命党、北洋、立宪党、地方实力派乃至爱新觉罗家族共同参与政府，分享政权。）如果有一个政治势力在短期内可以摆平各方，唯我独尊，一党（人）独大，民主就不太可能成功。势力均衡还是一派独大，是能否民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势力均衡时是各方分享政权还是想方设法用暴力消灭其它各方，是能否民主的第二个基本条件。　　

　　用暴力消灭各方后的胜利者，夺取政权后是实行民主还是实行专制，是能否民主的第三个基本条件。　　

　　20世纪以来（20世纪以前情况不同），一国的民主制度能否建立、长久，基本上取决于是否形成上述三大条件。而和国民素质、文化传统、经济水平关系不大（当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关系。）　　

　　用此观点分析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年民主制度建设为何总是不成功，原因一目了然：　　

　　首先，从1912年起，中国就始终不存在一个较长时期的势力均衡，基本上总是存在一个独大势力。1912至1927是北洋势力，1927至1949是国民党势力。这些独大的势力统治中国基本上可以一手遮天，无需跟任何势力分享政权，因此也无需实行民主。　　

　　其次，历史上有过短暂的势力均衡，比如，1911到1913的革命党与北洋集团，1916到1927的北洋军阀内部，1945到1946的国共两党。在这些谁也吃不了谁的短暂的对峙时期，主要的政治派别全部想依靠暴力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一派独大，而不想各方妥协、分享政权。比如，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战争，袁世凯打败革命党，一人独大。1916到1927，军阀混战，宪法、议会、选举通通废纸一张。1926到1927 ，南方国民政府起兵北伐，用战争打败北洋军阀，自己一党独大。1945到1946，表面上国共两党谈判组建联合政府，准备分享政权，实际上国民党发动内战，要消灭共产党，确保自己的一党独大。　

　　最后，在战场上获胜的一方夺取政权后，无一例外建立专制集权制度，不肯实行民主。1913年袁世凯打败革命党后，立即实行专制，1916年甚至自己做了皇帝。1927年国民党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专制独裁制度，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这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建立民国”任务仍未完成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儿，对于20世纪上半叶民主制度在中国始终建立不起来的原因应该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了。但是对于那些学究派来说可能还有点意犹未尽。为什么势力不均衡就没有民主呢？为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会是民主政权呢？似乎不找到点文化呀、传统呀、经济发展水平呀什么的原因就不能说明问题似的。为了满足一下这些人的好奇心，不妨再挖深一点。　　

　　其实，这一切盖源于人性。　　

　　本文所说的“势力均衡”，是指一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力量集团可以不考虑其他力量集团的意志、利益而单独执政或者自行其是。通俗地说，就是各个力量集团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能强迫谁。在这种状态下，各派势力有两种选择：第一，想方设法吃掉别人，自己一派独大。第二，承认现实，按照某种规则与其他各派分享权力。在第二种选择时，有可能选择民主制度这种权力分享规则。因此，民主首先是势力均衡时各派或被迫或志愿同意分享权力的产物。为什么？我们知道，人性总体上有贪心的一面，由此经济学上得出了“消费不可逆”的定律，意思是说人一旦达到了某种消费水平，轻易不肯下降。同样，在政治上也是一样，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派一旦达到了某种权力层级，轻易也不肯下降。如果达到了绝对、无限权力的大一统层级，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肯与他人分享一点点权力，总是希望无限接近于“万事皆决于一”的程度。但是，正是由于出现了某种万不得已的事情，绝对、无限的权力不再可能，不与他人分享权力就玩不转，自己就可能垮台，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民主才有可能。　　

　　那么，为什么通过战争夺取政权后不大可能建立民主制度呢？这与战争这种取得政权的方式有直接的关系。战争是一种超级强制行为，历来都是“胜者王侯，败者草寇”，战胜者与战败者绝不可能分享权力。战争中双方血雨腥风，相互仇恨刻骨铭心，感情上也很难分享权力。而没有分享，就没有民主。因此，战争中获胜的一方掌权之后，挟胜利者余威，往往会实行专制集权制度。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辛亥前60年，民主漂洋过海传入中国，筚路蓝缕，终于辛亥一役而登堂入室，成为四万万中国人的国家制度。辛亥后100年，民主由香变臭，未长成而早夭折，终于尚未成功。究其根源，乃在于百年中国始终没有势力均衡的局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始终是政权更替的唯一路径。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弄清楚这当中的玄机，堪称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