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细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像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底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底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乌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人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作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也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后者则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者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是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这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理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查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律’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底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底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孙文脱颖而出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O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著「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底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底‘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衣馆‘打工’。──我们已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底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底‘单税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底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底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浑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像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他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汪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洋银两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们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驻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钜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他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份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份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的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份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党魁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再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孙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钜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钜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子不得了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原，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度’──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底对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www.xing528.com)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词，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两位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份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得那见黄袍。并且苦口婆心、认劳认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他这位民国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下期续完)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后的斯诺、史沫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勃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各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各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光复汇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邻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团体，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能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罢)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余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的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的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两界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的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学留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像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当时在日本两万名中国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已千万计的底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了‘革命’二字。)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必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熟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罢，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他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独裁，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质高贵、大义凛然底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合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蛋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份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现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碱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原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细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何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出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的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救使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了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辰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么、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名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管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个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骇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击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个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作者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给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鞑虏易驱 民国难建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伪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其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像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乃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巴契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全文完)

　　 ──一九九一、九、一，晨九点五十八分于北美新泽西州　　 

　　 来源:《民国前十年》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