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晓宁:从革命到建设：辛亥革命前后海外华人政治心态的蜕变

【作者简介】1964年生，文学博士，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文学及语言学系教　　 

　　 几乎所有研究加拿大华人史的学术文章，都离不开提及、引用一份现存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华人报纸——《大汉公报》(TheChineseTimes)。而这份保存了加拿大华人20世纪近百年历史的中文日报，关于其自身早期的细节及历史，却还只是散见于各类的零星片断记载中，鲜见细致的梳爬与整理。本文对于《大汉公报》从1906年12月以《华英日报》为名创刊发行，直至1915年11月6日正式改名为《大汉公报》这一段的历史面貌，做一简要的钩沉，其中涉及报刊创刊背景、报刊主笔、报刊更名及报纸的倾向性问题等。此期间报纸的办报宗旨与曾任主笔的崔通约有关①，故本文将崔通约与《华英日报》、《大汉日报》合在一起叙述。

　　 一、从《华英日报》到《大汉日报》

　　 1906年12月《华英日报》(HuaYingJihPao)由温哥华耶稣教美以美会的教友周天霖与周耀初在温哥华创刊，崔通约为主笔，地点在哈士定街100号。②1909年底停刊。周天霖，为当地品霖公司杂货商人。周耀初，为当地影相馆的老板，孙中山1911年初去加拿大筹款、建立加拿大洪门筹饷局时留下的几张照片，即出自周耀初的照相馆。其时为辛亥革命之前夕，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后，海内外报纸勃兴，“始因外侮之刺激，倡议维新，继以满人之顽固，倡言革命”[1]。在香港有《香港商报》、《中国日报》、日本有《新民丛报》及《民报》，北美旧金山有《大同日报》、北美檀香山有《自由新报》为同盟会报。③《华英日报》当时亦以宣传基督教义、启发民智、鼓吹排满革命为办报宗旨。
从加拿大的情况看，当年的温哥华与域多利两地，为远东和美洲太平洋航线之最捷路径。上海与温哥华之航道有海上丝路之称。[2]1885年太平洋铁路修毕，大部分华工都迁居于温哥华与域多利。凭借自由通商的环境、人口集中的华人社区，温哥华为创办华人报刊、向华侨传播启蒙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时华人由于与祖国分隔日久，民智未开。当地虽有华人最大的社团——洪门致公堂，但是多忘其反清复明之宗旨。因此康有为戊戌变法后逃亡海外，1899年到加拿大，建立了保皇会，以保皇即为革命之说，笼络最有势力的洪门，在己亥(1899)至己酉(1909)十年间，加拿大全土几全属康梁之势力范围。[3]1903年8月，保皇党还办起了机关报《日新报》，此为加拿大最早的中文报纸④，鼓吹维新立宪，保皇救国。《华英日报》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刊。第一任主笔崔通约在其回忆录《沧海生平》中写道：
当辛亥以前，清朝内政外交，渐成竭蹶现象……且具有种族思想之会党，屡次揭竿而起……风声达于华侨，南洋、美洲不特源源捐助巨款，且次第创办汉文日报……所以坎属域多利、温哥华居然异军突起。这里景教美以美教会牧师信徒，出其血汗资，创办华英日报，集资本、购字粒，办机器，谋定温哥华为地点，乃以坎币四百元直接邮寄东京给我，并促我尅日就道。[4]
余留东四年，千九百六年六月暑假，由东京挈眷归国，已接温哥华华英日报之聘……是岁杪始往香港称印度皇后船往坎，在域多利登陆。十二月初旬，华英日报出世于坎拿大温哥华矣。……可称在北美洲初唱鸿胪革命第一声，诚非自夸也。[5]
曾为此报第二任主笔的冯自由也记称：
华英日报设于英属加拿大之云高华埠哈士定街(HastingsSt.)一百号……丙午年(1906)秋冬间与各教友组织此报，以宣传耶教福音及开通民智为务。特函托广州格致书院院长锺荣光代聘主笔。锺介绍崔通约应之。⑤
崔通约(1864-1936⑥)，广东高明人，原名成达，字贯之，号洞若，后因信奉基督教改名为通约，号沧海。据崔通约自著《沧海生平》篇首所附的人物小传记载，他13岁应童子试，后入康有为万木草堂学习。1897年，崔通约于吉隆坡创办了当地最早的中文报纸《南洋时务报》(后来的《广时务报》)，但这份报纸存在时间不长。[6]
崔于1899年初信奉基督教。1899年3月，美国长老会传道万国总会(AmericanPresbyterianBoardofForeignMissions)在广州办格致书院(即岭南大学前身)，崔成为格致书院第一任中文教师。1900年，曾营救过广州谋炸督抚德寿之役中牺牲的史坚如——1899年入学的学生。1900年格致学院搬到澳门后，崔通约因涉史坚如革命事离开了学院，开办私塾。
1900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崔通约就加入其中。[7]1903年在香港，他也曾经与著名报人郑贯公等人同创《世界公益报》，这是一份基督教会报纸，影响仅次于陈少白创刊的《中国日报》，但《世界公益报》比起《中国日报》来较温和，立场并不激进。
1905年崔曾与李自重等人于香港九龙设立光汉学校，提倡军事教育。[8]同年于香港加入同盟会。⑦之后赴日留学，并作为《世界公益报》、《羊城日报》通信记者驻在东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为基督教徒义务传道，一方面关注当时《新民丛报》与《民报》的笔战，他支持革命的《民报》立场。
此为崔通约就任《华英日报》前的活动情况。
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崔通约是活跃于北美地区的一位报人，同时一直开办学校私人授课。作为基督徒，曾参与创办了温哥华、上海两座基督教会。他曾于1906-1909、1911-1915年间两次出任《大汉公报》的主笔，一为《华英日报》时期，一为《大汉日报》时期。两次之间(1909-1911)他曾在旧金山出任基督教会《中西日报》主笔、《少年中国晨报》编辑。
1911年5月，他在旧金山被孙中山同盟会革出⑧，本文怀疑，正因此缘故，很多当时旧金山与他共过事的同盟会员，都在回忆录中极少提及他的事迹；或多处于革命话语的立场，对其颇有微词。⑨他的生平资料，除了他本人发于1914-1915的《大汉日报》、1935年撰写的自传《沧海生平》外，都散见于有限的各类回忆录或史料中。
创办《华英日报》时期，崔通约本人倾向革命。因此，他来到加拿大后，“开章明义，排满革命之言论，倾箧倒箧而出。在此之间之景教徒、致公堂无人不鼓掌称快，其他如保皇党及依草附木之商人，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9]。终因此激起了保皇派的不满。1907年某月《华英日报》偶然转载了粤吏通缉保皇会员新闻一则，激发起了《日新报》与《华英日报》的笔战。“从此两党旗鼓相当，唇枪舌剑，由笔墨官司进而发展至公庭官司，保皇派前后控诉华英报十大案。”[10]康党对《华英日报》的讼案长达三年。
崔通约原是康有为的学生，所以康党开始本不以《华英日报》为意。但是，崔通约主张革命，与保皇会的维新政见不一，这样的冲突爆发不过是时间问题。崔自述：“凡关于保皇会所谋进行者，莫不思所以而破坏之。彼以保皇救国为前提，我以排满革命为前提。”[11]又言：“故在温哥华二年，为革命前途计，竭力鼓吹，宁割师友之爱而不惜者。”[12]由于报纸实证缺乏，我们只能根据以上文字推测当时笔战的激烈程度。不过，民前起自1905年在日本的梁启超与章炳麟的革命与保守、民主与君宪的海外各地报纸之间的笔战，“始之以笔战，继之以斗殴”，则可以引为互证。⑩
两报笔战之末期，发生保皇党在海外集资破产一事，在当时温哥华华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事因康有为打着兴业救国的旗号，在海外各地集资办实业，裹挟了华侨大量的资金。温哥华保皇会员、当地有名的富商叶恩，奉康有为、徐勤之命集资300万，组织振华公司，开发广西天平山银矿，兴建铁路、轮船及创立劝业银行等。他们怂恿温、域华侨踊跃投资。由于当地提倡民族革命的击楫社从中破坏，以及保皇会内讧，1909年竟发生了刘世骥被刺血案。振华公司的集资终于未果。而叶恩“以公司之资本为其所招募，保皇会人士对侨胞回国时为儿戏，乃愤然脱离改悔，加侨从之者甚众，于是保皇会在加之势力一落千丈，至民国前后，已陷于支离破碎状态”(11)。
此事或成为康党对《华英日报》讼案失败的另一原因。(12)当年保皇会《日新报》主笔、崔的对手何卓競也因之反正，脱离了康党，并佩服崔有先见之明。崔记日：“三年对簿，十案胜诉，足见公理之不可磨灭。”(13)但是，多年诉讼，“亏折累万，加以讼案牵缠，力将不支，幸藉致公堂陈文锡大佬仗义扶助，唤起全坎洪门人为后援，最后即有致公堂全盘承受，易名为大汉日报”(14)。
此讼案最终致洪门致公堂出面，接手该报并更名为《大汉日报》，之后其一直成为了温哥华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当时崔通约顶不住保皇会的攻击，曾求助于香港的《中国日报》，其时《中国日报》的主笔正是冯自由。崔通约也提到了冯自由因此“言于孙文，孙始由巴黎通函于余”，孙与崔两人还曾书信往来颇密。[13]
1909年末此案终结后，崔通约介绍颜志炎为该报总编辑，自己去旧金山就《中西日报》席。而《华英日报》于1909年底曾停刊一段至冯自由由1910年5月自香港来接手为止。以上为《华英日报》从创刊到终结的大致情形。

　　 二、崔通约与1911-1915年的《大汉日报》及报纸的政治倾向

　　 1911年12月崔通约从旧金山重回温哥华，重任《大汉日报》(TheChineseDailytimes)主笔，于1915年8月辞任回国。
在崔通约离开《华英日报》后，在1910年5月至1911年7月间，冯自由担任《大汉日报》主笔。这段时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成立革命救国筹饷局、变产救国阶段，也是《大汉日报》作为洪门机关报鼓吹革命最突出的时期。[14]而崔通约本人同期在旧金山，为伍盘照基督教会报刊《中西日报》记者。同时出任美西同盟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晨报》编辑，并参加了孙中山在其地成立的美西同盟会。(15)
1911年7月，冯自由应孙中山之召辞去《大汉日报》之职，8月赴旧金山协调同盟会与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纠纷。未几，武昌起义成功。崔通约受聘仍回《大汉日报》，其在《沧海生平》一书中记述称：
辛亥武昌起义，吾党革命算告一段落，我其时仍留金门，仍兼中西少年两报席外夜间教书，中山尚在美东纽约……由美抵沪时，各界争相欢迎，程德全亲来迎作南京临时总统，我这时亦接南京一个“克”字电码……促我归国，但我不甚乐观，只淡然置之，惟一般同志，莫不弹冠待庆，争相买轮就道，咸认一举功成，因此，与少年报派意见相左，适温哥华大汉日报记者冯自由辞职，函予回继任……辛亥十二月，又携家人离美再到温哥华作冯妇矣。[15]
与崔当年赴加拿大时的情状作对比，此次崔通约并未对辛亥革命首义成功显示出兴奋与热情。由于1914年8月1日前的《大汉日报》缺失，我们只能看到崔通约在1914年8月到1915年时《大汉日报》的情况。查阅这段报纸，这一时期的《大汉日报》显然与辛亥革命前鼓吹排满革命救国的倾向不同，呈现的是拥护袁世凯、反对革命的宗旨。不仅如此，《大汉公报》与新创刊的国民党机关报《新民国报》，又延续了革命前的笔战状态。崔通约自言：“辛亥以前，则与党派政府战；辛亥以后，则与伪革党孙黄战。”[16]《大汉公报》前后迥异的倾向性，典型地反映出了辛亥革命后，海外革命与维新两大政治势力蜕变、重组的真实状况。
这种情况，也与民初国内各政党雨后春笋般地生成、演化、裂变的乱象相同。“自武昌革命军起，到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几个月间，革命派的同盟会和立宪派的宪友会都起了绝大的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还是两派的‘化分’和‘化合’。……直到第一次正式国会成立的前后，又划分成革命派与立宪派对立的两个大党。”革命派一方，由于同盟会一派中的少年党员自认革命元勋，“妄自骄功，举动暴烈，干部领袖，不能节制，同盟会便为人所诟病。”其麾下中一些团体“分化”出来，与非同盟会团体逐渐“化合”，生成了由张謇、章炳麟等人成立的共和党，以国权党自居，拥护袁世凯；而同盟会则称民权党，后化合成了国民党，掣肘袁世凯。两党互相诋诟对方为御用党和暴民党。(16)
在加拿大温哥华与域多利，也折射出国内的“化分”和“化合”。“清朝的覆灭并未成为中国稳固而现代化的先声。取而代之的，是持续数年的一个党争、分裂、暴力的局面，也影响到了加拿大的中国社区，尤其是最大的温哥华和域多利华人社区，不仅恶化了旧有的冲突，又增添了新的矛盾。”[17]革命前原有的革命与保皇两派，在革命后也都发生了变化。从革命一方言，洪门与同盟会出现了分裂。革命前，“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洪门会籍……与洪门合作无间”。可是革命后，洪门从革命派中分化出来，与入民国后改为宪政会的保皇会一道，“出于个人及党派间的争执或政治主张的不同，反对国民党”[18]。
“自民国成立以至对日抗战，加拿大洪门与国民党之处境颇为尴尬，彼此不与谋，即言论上亦时起冲突。”李东海写洪门致公堂与国民党长达30余年的摩擦和对立时，委惋地指出“影响侨社若干公益与救国运动不能顺利进行。……人与人之间虽能衷诚合作，但党与党间门户之见迄今仍无法消除”[19]。
辛亥前期，孙中山提倡排满革命，曾倚仗北美洪门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利用报纸，启发海外洪门重拾“反清复明”之宗旨，推动建立洪门筹饷局，利用洪门筹得巨款。民国肇始，洪门反清目的已达、国体已更，洪门宗旨乃更为稳固共和，共谋发展。《大汉日报》刊头一直印有“本报为加属致公堂总机关，今已驱除满虏，建立民国，当谋稳固共和政府为主”字样；改为《大汉公报》后，刊头文字为“本报为加属致公堂总机关，前为我大汉人民除束缚，今为我大汉人民谋幸福。”都以谋民族共同发展为宗旨。民国元年四月，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发行国民捐，温、域两地洪门踊跃认购，支持共和政府渡过财政危机。民国四年(1915)二月起，在与日本二十一条签订之前，温、域及加拿大各地洪门联合各宗姓会所发起华侨救亡会，捐军款、认购公债以备对日宣战。(17)
海外洪门对民国开国贡献至伟，而功成后却未获民国政府崇德报功之荣勋。以革命党一方的角度，革命前与洪门只为暂时的联合，“民国肇建，满清既亡，会党的革命宗旨已达，任务自了，因而也就失去了它的功能”[20]。尽管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时，曾命冯自由任稽勋局长，专来表彰革命期间为革命作出贡献的个人与团体，但是事实上加拿大及海外各洪门从未得到甚至一纸旌义状，更遑论偿还筹饷了。孙中山、冯自由、胡汉民饱受洪门人士诟病(18)，昔日为革命毁家纾难，不避艰险之忠贞同志，误以先生为不念旧情，有人私自怨怼。(19)
民初海外洪门致公堂对国民党的不满还有组织上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洪门人申请身份的转变，由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社团注册立案未获批准；(20)后于1913年12月26日袁世凯批准“云哥华、域多利、蓝顿、钮威市缅士打”四地立案。之二是改堂为党事，孙中山要求各地洪门加入中华革命党引起洪门人士不满，认为这是消灭洪门，改变洪门的宗旨。(21)这第二点，是导致海外致公堂在民国成立初年尤其是二次革命后与孙中山的国民党产生了分裂的主要原因。
有史家指出：“加拿大和美国致公堂大佬们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怨恨，似乎是致公堂与国民党摩擦的初衷，这些摩擦在1911-1923年期间尤为激烈，在随后的若干年内定期反复。”(22)现存的1914-1915年的《大汉日报》，记录了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反对中华革命党、民国维持会及三次革命等言论。当年的旧金山洪门五洲致公堂，革命后曾与孙中山临时政府有短暂的蜜月期，成立了中华民国总公会，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分裂，与加拿大洪门的影响不无关系。
冯自由是革命前的《大汉公报》主笔，时在加拿大、美国旧金山，以洪门前辈高级职员的地位发动两地洪门人士、为革命筹得巨饷。而到了1915年6月，旧金山全美洲洪门总堂革出冯自由，与国民党分裂。(23)崔通约评论说：“冯为反复无耻小人，何足与道，吾甚望唐琼昌、黄三德、赵昱诸君，再进一步，抛弃倒袁政策，毋为黄兴、林森之浪客所误，相与提携，同谋救国之策。”(24)6月30日，《大汉日报》照登旧金山洪门布告《洪门宣布冯自由被革之罪状》，重申洪门“维党救国”之责任。[21]可见当年不仅温哥华洪门致公堂，包括全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对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继续革命主张最终不予认同。(25)
报界，曾经是辛亥革命前维新、革命两派宣扬政治主张的主媒介，武昌举义，报界担负起了启发民智、唤起海内外兴亡忧患之角色与责任，功不可没。革命后的海外报界，如戈公振所言：“华侨报纸之言论，大率在前清分为维新与革命两派，光复后，维新、革命，均失其标帜，色彩渐淡。未几，洪宪事起，乃又分为拥袁与倒袁两派。”[22]《大汉日报》是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洪门的拥袁立场直接影响了《大汉公报》的倾向性。同时，崔通约本人对于革命的态度、立场的转变也直接造成了《大汉公报》的倾向性的改变。
崔通约本人于革命前后立场骤变，在革命后成为了共和党人。(26)他思想的转变与离开《华英日报》赴美旧金山之后的两事相关联，故将二者简叙于此。
一是“芋头风波”，他在《中西日报》时，曾与保皇会报纸《世界日报》有关基督教是否为政党展开笔战。两者“始之以笔战，继之以斗殴”[23]，崔通约举例说对方记者梁朝杰抱残守缺，如出产芋头的台山人食“芋”不化。梁理屈词穷，便故意将崔氏的攻击说成是对整个台山新宁人诋毁，怂恿新宁宁阳会馆要求《中西日报》停刊，崔通约因此被迫辞职。不仅如此，他们甚至纠集250人暴力围攻《中西日报》报馆，致使警察出动并逮捕了其中8人。很快此事获得澄清，新宁人反而因此看清了保皇会的真面目。最终《中西日报》获胜，崔因而获得了革命“芋头崔通约”之名。(27)此事固然如他本人所言“我所异于革命派者，独醉心于基督教”，以捍卫基督教为己任。[24]但另一方面，可看得出崔通约对于中国最终要进行民主革命、走向共和制的激进立场。
二是所谓的海外革命文字狱，被同盟会革出一事。崔通约是在1910年2月孙中山来旧金山组织同盟会时就加入其中的，也是《少年中国晨报》的编辑，并与朱卓文参加过全美各地游说、为革命筹款的活动。有感于筹饷活动中，“此间同盟会员，人数渐众，品流杂糅，参差不齐，浮浇之人，因利乘便”[25]，他写了四章七绝，表达失望与不满：“话到党人姓字香，一年忙过一年忙，英雄竞澯莲花舌，是否纷争利市场。”“生平不喜因人热，到处都称作客凉，领袖何时生我土，国亡种灭倍心伤。”“怪我天生血肉躯，几分意气未消除，茫茫归去殊难忍，冷眼双双望太虚。”“桑港流离四载余，深闺作嫁负居诸，牢骚欲吐终何用，莫若时还读我书。”[26]今日重读崔通约的诗文，从中可见，崔通约对于当时筹饷局中人滥用筹款谋己之私、孙中山的个人崇拜以及同盟会组织松散等有看法或不抱希望。因此当年发生了所谓“海外革命文字狱”——旧金山同盟会开除了崔通约。
崔通约与孙中山早已相识，同龄之人，都已近不惑之年。此时他看到孙中山“最利用无阅历之少年”，发动的是李是男、黄伯耀一班年轻人，而孙中山对崔通约也心存戒备[27]，因诗之故开除崔通约固有之，又有怀疑崔为清廷的密探之借口。时任《少年中国晨报》另一编辑伍澄宇称“究未能证实其为此报告，不过是一种怀疑而已”。而孙中山最终仍登报开除了崔通约。(28)“同盟会对于犯法党员，重者判处死刑，并无摈逐之例，有之，自崔通约始”[28]。孙中山的处置办法不依旧盟规，是”以示薄惩”[29]，似也说明此事的证据不确凿，理由不充分。表面上看是崔通约违反了盟规，实际上却反映出崔通约本人与孙中山的分歧之处，即所谓的崔通约的革命“宗旨不正”，这才应是真正的原因。(29)
崔通约旧金山一反一正的活动经历，应成为他思想转变的现实基础。1912年中国共和党成立，崔通约成为党员，他曾声称：“本党以共和命名，除乱党外，如致公堂、宪政党等，必当融洽……内外地之共和党，皆恪守一致之稳健党纲……政党必须以监督政府指导舆论为前提，所持破坏手段，则失去政党资格矣。”(30)因此，作为共和党员，他对袁世凯的拥护，希望袁世凯借“实行军国主义”的实力，维持稳健，主张建设：
仆于项城无所爱憎，但佩服其能从实地做功夫。绝无伟人之空虚理想，卓荦中若维持秩序，注意军备、整理财政、振兴小学教育，皆治我国今日之最大急务。其最受党人及趋重外潮者所轰击，莫如引用旧人一事。……仆虽未敢如何主张，惟在前清时代，对于政府持消极的观念；在今日时代，对于政府持积极的观念，无他，一则绝望，一则无限希望也。……欲救此垂危之中国，舍实行军国主义外无他途，此记者之深契项城、鄙中山、鄙所谓民党之真意也。[30]
此段议论，与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中阐述的拥袁缘由异曲同工。(31)与当时主张用非继续革命的方式来建国的民主派的观点相同。
冯自由记崔通约：“民二年秋各省讨袁失败，崔乃挟嫌唆使致公堂中人反对民党以媚袁世凯，而致公堂中人未得南京临时大总统府颁给旌义奖状，早怀不满，致使遂为佥壬所惑。”[31]将区区旌义状之事及个人私怨，来放大崔对于加拿大洪门的影响，不仅矮化了洪门与崔两方在政治势力中的独立、平等地位，也回避或试图掩盖二者与孙中山在政治立场问题上的真正冲突。崔通约强调：“辛亥以前，仆所认定者，革命是而保皇非。……辛亥以后，仆所认定者，建设是而破坏非。曩虽同志，今则不屈不挠而宁愿以身集矢者，有所由也。”(32)这是崔通约和洪门在革命后对于中国政治时局的看法。应该说，二者是殊途同归：肯定辛亥革命，拥护共和国体，反对二次或三次革命。这形成了《大汉日报》的办报宗旨与倾向。
此外，中国共和伊始，弱国政府又遭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两种情势。党争不止的乱世又掺入民族救国图存的危机。其时加拿大温哥华埠的华人也组织起救亡会，呼吁爱国募捐。同时，《大汉日报》呼吁停止政见之争，一致对外。希望借此次战争契机，中国民众能上下一心，消弭党争，共同抵御外侮。崔通约自言：“记者由破坏而建设，以提倡革命最激烈之人，一变而为反对革命最激烈之人，岂有他哉，诚以外患岌岌，更不容有革命二字以自促其亡也。”[32]他还选登惟心的文章“凡政争之于国家，将生绝大之危险者，则两方面各弃旧嫌，握手联欢，共维国家之大局”[33]，“五九国耻”后，又有“国民……而忘国家之大耻奇辱乎”[34]，他认为此时革命动荡，无异使国家雪上加霜、创巨痛深。
1911年10月10日，国民党的机关报《新民国报》在域多利创刊(33)，随即与《大汉公报》展开了长达数年的笔战。今查《大汉日报》1914年8月21日《乱党如其稳健何》等文，可窥当日延续数年的激战。“记者日接乱党匿名恐吓之书，盈筐累匣……今乱党一日二十四时，无时无刻不痛骂者，不外袁黎正副两总统，记者自况，益自勉矣，安得乱党机关，日日有记者崔通约三字乎？予日望之。”即使如此，崔通约还是坚持：“吾人为爱国故，拼铁肩以担任之而已，夫又何辞？”[35]他在《呜呼！妖报》一文中也说“虽笔枪墨枪所不辞也”[36]。
此时孙中山与日本密签条约之事也被揭发出来，崔通约心怀忧惧：“以时局如此艰难，国家如此危急，而其党人顽迷闭塞，终底不悟，真不可思议矣。”[37]1914年9月2、3日又发译论专栏，援引东京时事新报、上海德文新报、北京英文京报，用加大黑体字强调：“凡革命恶果，如举国破产，列强瓜分之惨祸，概置不顾，是得谓之爱国乎？”“为孙黄较袁总统更能体察民意，岂有此理乎？”[38]并且揭发《新民国报》毁人私德，谤人家事。在《孙文卖国之信谳》、《咄咄卖国书竟为日人齿冷》等篇中，他写道：“只有两言可以概括……日骂政府、骂对党而已。求其能推倒现政府，虽卖国于人亦不辞，求其能压服彼对党，虽同种相残亦不惜。”他还将党魁比成朝鲜的卖国贼李完用，“一则甘效高丽之李完用，一则为李完用无数之应声虫”[39]。崔通约凌厉的辩辞风格，从中也可感受一二。
温哥华的中华会馆在冯自由时代曾经借选举安插同盟会员，1914年8月5日中华会馆国民党员刘儒堃等人又一次当选，故《大汉日报》与此届中华会馆新董值刘儒堃借印刷错字而互相发难，10月14日又以《本埠中华会馆之责任何在》[40]、《中华会馆开除本报选举何故》为题攻讦。[41]
崔通约对于国民党人的报战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国民党人的“暴民”革命手段，崔通约对国民党的攻击，不仅批评其“知破坏而忘建设，只爱党而忘国家”[42]，同样也在抨击其民主素质低下，正如发起筹安会的杨度所认为的革命党暴烈有余，成事不足。(34)虽然表面上看，此次笔战与以往的报界风格一样，依然情不自禁地回到了党争的老路径上。但是，在崔通约一方，还是以笔为枪应战，然而国民党人一方则在笔战之外，还组织一系列手段暴烈、行动极端的事件。
在温、域二埠的国民党党员，大多数是年轻人，或是土生华人的新一代，很多是同盟会前身击楫社成员。[43]《大汉日报》多次报道了他们在街头演讲，或捣毁袁世凯派驻官员等会议现场的暴力事件。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后，年轻的国民党人在街头公开演讲，《大汉日报》以《暴徒演说为警官驱逐》为题，称：“本埠有国民党之暴徒，往往聚众滋事，煽惑华侨，藉名谋叛政府，实则从中敛钱，各饱私囊”以及“妖言惑众者可诛”[44]。
甚至在崔通约在温哥华与基督教人士合作创办的中国基督教会中的年轻人也成为了反保守亲革命的另一力量。这些年轻人，多是主张革命、反对传统的。1914年9月16日温、域两地中华会馆、致公堂及同姓会馆为袁世凯生辰志庆，但是域多利致公堂的长红标语被泼墨涂污，并书“杀猿”二字。(35)后访查到是域多利某教会信徒所为，而且此教会“多附和同盟会者。”[45]
崔通约的处境也因为激进的国民党人的攻击而难堪。他委屈地倾诉《大汉日报》“不图外人亦目本报为袁总统机关耶”中，“日本字报不骂海外其他汉字报，而独向本报责备”[46]。可以想见的是，他这次重任《大汉日报》主笔的经历又成为担任《华英日报》主笔时期的翻版，以及海内外报界在民国成立之初纷争不休的典型一例。
一战的温哥华，经济萧条，华工大量失业，被迫回国谋生；《大汉日报》1915年也由十个版面改为四个版面，这些都导致崔通约于1915年8月辞职回国。在《沧海生平》中，崔通约总结自己的回国原因：“少年报说我四面楚歌，我在大汉报直答以八面楚歌，不为豪强，不是卑怯，虽大汉报至今仍存在，但当时不幸欧洲发生大战，华侨工商界一落千丈，大汉报处此非常的恶劣环境，安得不受影响……予所以略筹些船费，于民国四年六七月间……离坎拿大而归国作上海寓公。新闻事业，暂告结束。”[47]1915年8月5日，崔通约在报上发表声明回国，并于1915年8月10日离温。
崔在离任前，从7月24日起到8月10日止，《大汉日报》先后刊登出了《域埠致公堂送崔通约》、《记者在域埠致公总堂之演词》、《予果何罪于坎拿大梓里乎》、《崔通约与孙文断绝关系之原因》等消息与文章，有回忆，有辩解，有性情抒发，大致回顾了自己从《华英日报》到《大汉日报》的历程，给予加拿大之《大汉公报》生涯以终句。(36)崔通约本人回沪后，曾站在筹安会的一边。后在上海兴办中华基督教会。1928年他再次赴美，主持《中西日报》笔政。1929年出任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公论晨报》主笔。1932年再次回上海直至1936年逝世，报界以“革命先进”、“元老”冠之。他于1935年出版了自传《沧海生平》，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自传中，他对于《华英日报》时期记录颇详，但是涉及《大汉日报》的文字却言辞谨慎，只提及了洪门恩怨。[48]《大汉日报》在他回国不久，于1915年11月6日停止使用《大汉日报》，正式更名为《大汉公报》。(www.xing528.com)

　　 三、结论

　　 从《华英日报》到《大汉日报》，究其办报宗旨的转变，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及其两任主笔的崔通约在辛亥革命前后对于革命看法的变化分别为其主、次原因。同时，崔通约的政治抉择，也鲜明地反映出那一时代的海内外知识精英在探索和拯救国家命运时的摇摆与复杂的思想历程，但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与爱国热忱。无论革命与保守，有识之士，正因为处于当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的形势下，“念国家之阽危，懔然有栋折榱崩之惧”[49]，一为申张一己一党之见，一为唤起国民心智，使得一纸媒介，扮演了时代变革中的一个大角色。　　 

　　 注释：
①本文略去了1910年5月至1911年7月冯自由任《大汉日报》主笔的情况。
②其后《大汉日报》的地址有所变更，据1914年的《大汉日报》影印件，地址已是卡路街443-445号(443-445CarrallSt.)。1939年9月1日，迁入片打东街1号(1Penderst.E)直至停刊。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70页；参见沈云龙：《康有为评传》，传记文学丛书之三十五，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69年，第44-45页。
④KayAdnerson提到1894年温哥华出现了第一份华人报纸，ChineseTimes，由YingWangBoPublishingCo.出版发行，未知其来源。KayAdnerson,Vancouver’sChinatown,Quebec: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1991,p.79
⑤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03-104页。后引此著，不另注版本信息。关于推荐人，崔在《沧海生平》中自叙为中西日报记者黄梓才推荐，见崔通约：《沧海生平》，上海：沧海出版社，1935年，第83页。后引此著，不另注版本信息。
⑥关于崔通约的逝世时间，应为1936年12月28日(其出殡时间为1937年1月3日)，非时下学界认为的1937年。参见《申报》1936年12月29、30日第三版。
⑦崔通约：《沧海生平》，第1页。但据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记述，崔参加同盟会时间为1910年。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66页。
⑧冯自由在《华侨革命开国史》五《美洲之部》提到，崔通约当时虽为同盟会员，但对孙中山成立洪门筹饷局募捐一事不满，写诗于报刊，故被同盟会开除。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68页。
⑨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说他“性情反复，生有恶癖，到处为人摒弃”。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68页。“恶癖”，应指崔的蓄童之癖。崔在自传中也提到并有辩解，见《沧海生平》，第34-38页。
⑩参见沈云龙：《康有为评传》，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69年，第44-45页。
(11)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出版地不详，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第289-296页，同时参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9页。1908、1909年间，徐勤因与同党刘士骥争夺广西天平山矿产，遂派何其武刺杀刘，刘士骥1909年5月27日于广州被刺。
(12)崔通约当时也以此事作为攻击保皇会的武器之一。1915年9月13日的《大汉日报》第一版上崔自记两事：“一则工党毁埠(1907年9月7日始的排亚暴乱(anti-Orientalriots))，当时华英报主镇静的立场，反对迁离Chinatown旧址。一则刘世骥为广西振华公司招股，华英报决其利尽祸见，新报(《日新报》——笔者注)为之尽力揄扬，在当日华英报之人微言轻，宜乎多数梓里皆见我为罪矣。”
(13)崔通约：《沧海生平》，第73、83页。参见《予果何罪于坎拿大梓里乎？》，《大汉日报》1915年9月13日，第一版。
(14)崔通约：《沧海生平》，第13、73、83页。参看曹建武编著：《洪门参加辛亥革命史实》，《大汉公报》1978年10月27日，第三版，连载二十七。
(15)崔通约《沧海生平》说他为正张编辑，李是男为副张编辑，见该书第84、94-95页。参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五《美洲之部》，第68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卷四《美洲革命党报述略》，重庆：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34页；《大汉日报》1914年7月30日第一版、1915年8月2日第一版。
(1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10月台八版，第365-366页。两者在北京参议院中议席都不够半数。其时还有小党派统一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统一共和党后与同盟会化合成了国民党。而民主党、统一党后又与共和党联合成立了进步党。
(17)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出版地不详，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第460页。参看《大汉公报》1915年4-5月。
(18)刘伟森主编的《全美党史》记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只发给了旧金山黄三德、李是男、黄伯耀、郑占南等最优等旌义状，台北：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319页。另简建平《中国洪门在加拿大》也记此事，温哥华：中国洪门民治党驻加拿大总支部出版，1989年9月初版，第24页。又吴伦霓霞、陈胜粦、郭景荣、罗立新编：《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中记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获旌义状。香港：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该书无出版日期，第146页。
(19)刘伟森主编：《全美党史》下册，台北：海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319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卷四《美洲革命党报述略》言：冯当时已开列名单呈总统签盖发给，由庶务科长朱卓民邮寄各地。闻朱于临时大总统府解散时尚有多纸未予付邮，各地致公堂者谅也在内，以是有数处致公堂借口有功不赏，起而指摘。大汉报所以为崔愚弄，即以此故。温高华致公堂于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变产助饷，厥功至伟。竟以奖状积压细故，改变初衷，一旦前功尽弃，殊属憾事。见冯自由：《革命逸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34页。《革命逸史》卷一《自序》中也提到了此事。见冯自由：《革命逸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页。
(20)《大汉日报》，1914年9月16日至20日第三版全文刊载了温哥华、域多利等地洪门获准立案，起自1913年12月26日成为正式团体的公告。参看简建平：《中国洪门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国洪门民治党加拿大总支部，1989年9月初版，第30页。
(21)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旧金山美洲致公堂同时改名为“中华民国总公会”，至民国十二年洪门正式定名为中国民治党。
(22)笔者译自RonaldJ.Con,GrahamJohnson,EdgarWickberg,WilliamE.Willmott/EdithdbyEdgarWickberg,FromChinatoCanada：AHistroyoftheChinesecommunitiesinCanada.Ontario:Mcclelland&StewartLtd,1982.pp.103-104.
(23)《大汉日报》，1915年6月14日，第三版。1914年2月冯自由自言为了讨袁募捐、发动三次革命再度赴美任美洲致公堂(中华民国公会)会长、机关报《大同日报》主笔。在1915年7月4日，国民党美洲支部在1日金山举行第一次全美州恳亲大会前夕，冯自由离开。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90页。
(24)《大汉日报》，1915年6月19日，第三版。林森事指1915年2月至4月，国民党美洲支部总长林森与黄伯耀为讨袁募捐，周游古巴及北美东，曾驻足多伦多、蒙特利尔与域多利。见《大汉日报》1915年4月14日第一版。
(25)本文采访过多伦多洪门民治党吴培芳前辈，亦如是说。
(26)《大汉日报》，1915年7月5日，第二、三版提到他为温哥华共和党主席。
(27)参见ChenShehong,BeingChinese,BecomingChineseAmerican.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02,pp.27-31；崔通约：《沧海生平》，第83-84页；伍澄宇(平一)：《革命言行录》，南京：阳明学会，1941年，第14-15页。
(28)因当时崔与清廷的领事们平日颇有交往，孙中山就怀疑崔有告密之嫌。伍澄宇(平一)：《革命言行录》，南京：阳明学会，1941年，第14-15页；又见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6-60页。
(29)《崔通约与孙文断绝关系之原因》，《大汉日报》，1915年7月29、30日第一版。此文中记载了当时开会时黄伯耀草拟通告，但特意让孙中山亲笔抄录，以示效力。最后这张亲笔告示，又由当日排印的手民偷偷交给了崔通约，可见对此事处理上的不合规范。
(30)《大汉日报》，1915年7月5日，第二、三版，报道了崔通约其时为温哥华共和党主席，组织本地共和党进行了第三次清游活动，中国共和党成立于1912年5月，此是崔组织的第三次郊游，可见他早已是共和党的一员，由于《大汉日报》资料缺乏，无法确定他加入该党及组织温哥华分部的时间及经过。
(31)梁启超曾自述其拥袁理由：“其一日，在袁氏统治下之中国，其能进步与否虽不敢知，然苟无袁氏则中国现状且不能维持，前途更何堪设想。其二日，袁氏之为人，不能使人满意，固也；然国中能与袁氏代与者何人，其人是否能优于袁氏？此两种感想者，非惟外国人共有之，吾国人亦多有之。即鄙人数年来亦以怀抱此种感想之故，乃不惜竭吾才力，且牺牲一切，以谋辅翼袁氏。”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4-19页。
(32)《大汉日报》第一版本社论说，《抉乱党报谩骂之心理》，1914年8月31日，句中黑体字为原文加。
(33)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出版地不详，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第306页；笔者采访《新民国报》最后一任总编辑徐新汉，得到确实时间。
(34)参看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21页。
(35)《大汉日报》，1914年9月18日，第三版。旧金山中华会馆也遇到暴力袭馆，事见刘伟森：《全美党史》上册，第273页。
(36)据伍澄宇：《革命言行录》第55页。此篇曾于1915年秋在上海出单行本。崔在上海被薛大可以五千元收买而出版。　　 　　 

　　 【参考文献】
[1][22][4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19、252、117页。
[2][19][43]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出版地不详，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第38、252、298页。
[3]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03页。
[4][5][6][9][15][24][47][48]崔通约：《沧海生平》，上海：沧海出版社，1935年，第81-82、82、77、82、85-86、70、86、86页。
[7]冯自由：《革命逸史》卷3《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58-59页。
[8]冯自由：《革命逸史》卷3《香港同盟会史要》，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229页。
[10]崔通约：《沧海生平》，上海：沧海出版社，1935年，第13、73、82-83页。
[11]《予果何罪于坎拿大梓里乎》，《大汉日报》1915年9月13日，第一版。
[12]《崔通约与孙文断绝关系之原因》，《大汉日报》1915年7月29日，第二版。
[13]《崔通约与孙文断绝关系之原因》，《大汉日报》1915年7月29日，第一版。
[14]冯自由：《革命逸史》卷一《黄花冈一役旅加拿大华侨助饷记》，第329-330页；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105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卷三《加拿大同盟会史略》，第322页。
[16]《本报年来战胜乱党之回顾》，《大汉公报》1914年9月26日，第一版。
[17][18]HarryCon,RonaldJ.Con,GrahamJohnson,EdgarWickberg,WilliamE.Willmott/EdithdbyEdgarWickberg,FromChinatoCanada:AHistroyoftheChinesecommunitiesinCanada,Dntario:McClellandandStewart,1988pp.103-104,104.
[20]庄正：《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246页。
[21]《大汉日报》1915年6月30日，第三版。
[23]沈云龙：《康有为评传》，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69年，第44-45页。
[25][26]《崔通约与孙文断绝关系之原因》，《大汉日报》1915年7月31日，第一版。
[27][29]《崔通约与孙文断绝关系之原因》，《大汉日报》1915年7月29日、7月30日，第一版。
[28]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五《美洲之部》，第68页。
[30]《读甲寅杂志第一号通讯有感》，《大汉日报》1914年10月13日，第一、二版。
[31]冯自由：《革命逸史》卷四《美洲革命党报述略》，第134页。
[32]《三次革命乎？》，《大汉日报》1915年5月22日。
[33]惟心：《政见与国难》，《大汉日报》1914年8月26日，第一版。
[34]崔通约：《呜呼！妖报》，《大汉日报》1915年7月7日，第一版。
[35]崔通约：《呜呼！妖报》，《大汉日报》1915年9月9日，第一版。
[36]崔通约：《呜呼！妖报》，《大汉日报》1915年2月18日，第一版。
[37]《抉乱党报谩骂之心理》，《大汉日报》1914年8月31日，第一版。
[38]《洞见乱党真相之外论》，《大汉日报》1914年9月2日、9月3日，第一版。
[39]《华侨对于共和道德之沦丧》，《大汉公报》1915年2月16日，第一版。
[40]《本埠中华会馆之责任何在》，《大汉日报》1914年10月14日，第三版。
[41]《中华会馆开除本报选举何故》，《大汉日报》1915年9月9日，第一版。
[42]《时评》，《大汉日报》1914年7月30日，第一版。
[44]《暴徒演说为警官驱逐》，《大汉日报》1915年5月12日，第三版。
[45]《大汉日报》1914年9月26日，第三版。
[46]《大汉日报》1914年9月29日，第二版。^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