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这人读书慢得惊人。林贤治一套2004年修订版鲁迅传记《人间鲁迅》曾读了两个月，而在五月下旬接到他新出版的《五四之魂》后，也还是花了多天时间才读完。说读一两本书要花较长时间，当然并非指一天到晚都在读书——除读书外，人毕竟还有更重要的生活。一个只会读书的人，无论如何是活不下去的。

　　眼下，但凡识字者，恐怕没几人会不知道，中国二十世纪初发生了一场对中国人来说，注定要不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而2009年，即是这场运动的90周年。别看在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我们也搞了所谓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别看从2007年底至今全国由南至北好像又掀起新的一轮所谓“解放思想”的“高潮”，其实，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远不能与那场运动相提并论的。

　　这一点，林贤治很清醒。即使13亿人都知道又仅限于知道这样一场新文化运动，又如何？“在中国，从颟顸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武人到遍身油污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这名目，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的兴趣。”（《五四之魂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第3～4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6月版。下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不知这是否要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悲哀，抑或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民族的悲哀；要不，也就只能拿“宿命”来解释了。之所以会如此，大概只能归功于我们伟大的传统——传统伟大到国民已经没了接受新思想新精神的能力和“兴趣”。而况对于保古家而言，也不希望中国以外的什么思想精神来“打扰”，最好就这样一直“僵尸”地保存下去。即如作者引马克思的话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第6页）

　　这场被泛称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要挣脱传统，反对继续保存一个马克思所说的“旧中国”；要从西方引进民主、科学——而这两样正是古老华夏所缺。作者曾在其鲁迅传记《人间鲁迅》中谈到当时，用了一个诗一般美的句子：“外来的思想成群结队飞过中国的天空。”（上卷21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现在想着，都令人振奋神旺。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能再真切地感受“成群结队”的“外来思想”了。

　　什么叫“思想解放”，翻翻五四时期的历史就不会糊涂。当时报刊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这些报刊所宣传的各种思潮也令人目不暇接。虽说大多数报刊都冠以‘传播新思潮’的名义，实际上宣传的思想十分庞杂。有的提倡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如北京高师的《工学》月刊；有的宣扬新村主义运动，如上海‘新人社’出版的《新人》月刊；有的致力于合作主义的宣传，如上海复旦大学的《平民》周刊……。这大概也是在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出现的必然现象。”（《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而现在被我们当作“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称作“激进主义”。

　　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国亟待大批战士出现的时候，相当部分战斗过来的前驱者却退下阵来，以调和、闲雅、幽默的态度同旧世界对话。”（见林贤治《守夜者札记》第222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五四之后不久，一群知识分子虽不能说即作鸟兽散，却也是自行分化瓦解，五四之人后来不是向左“转”就是向右“转”，抑或向后、向别的什么方向“转”了；就连鲁迅，也是徬徨得很（可也仅限于徬徨）。不然，这场新文化运动也不会给后来的人们有“稍纵即逝”之感。但无论如何，这场运动本身是革命的，是引中国进步的，是要为中国人争民主争自由争个人权利的。

　　作者曾对那场运动说过如此肯定的一段话：　　

　　“所以说五四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除去客观环境不说，单说被称为‘五四人物’者的素质，便无与伦比。一，他们学贯中西，知识资源十分深厚，有一种‘支援意识’。二，他们都各各有着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主义，几乎一人一个主义。他们那么忠实于时代，却又那么忠实于自己；如果不是出于真理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不退让的。三，他们富于创造力，连‘打倒孔家店’这类破坏性口号，其实也是一种创造。二千年来破天荒第一次喊出来的声音，从无到有，这样的革命精神就是创造精神。四，他们的心态是自由的，健康的，无所顾忌的。”（《守夜者札记》第31页）　　

　　因此，要说反对、仇视，只能是那些专制主义者、封建主义者，那些“保古家”们。可估计连鲁迅都不会想到的是，在近百年后的中国，我们的知识分子不仅没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优良传统，将民主（含自由）、科学的大旗高高擎起，反而对那样一场对中国人民有着空前启蒙意义的运动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指责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张扬个性而“胡言乱语”，就连一些在中国“思想界”有头脸的人物也在文章的字里行间认为五四不该“激进”，不该全面背叛传统，掀起一股“告别革命”的潮流，进而大讲特讲应如何“宽容”如何“容忍”。可且不说在我们这样一个至今都不能说彻底扫除了封建、专制意识的国度，在我们至今一提“社会批判”都是紧张兮兮甚至不能容忍的社会，要告别五四，告别革命，大谈宽容，大谈容忍，又意味着什么——就是今日奉为上宾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未必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当然，也许有人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可稍微有点头脑者都会明白，今天无论如何，都绝不能把这些看成是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罪过”，从而转嫁在五四的头上。

　　前些年有本书在我们这里颇流行，这就是早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去世的美国作家房龙的那本《宽容》，不知有些人后来大谈宽容是否受了此书影响。《宽容》当然是本好书，可惜我们有些人好像没有认真读完。房龙在书中一再讲了社会、宗教应该宽容异见之后，在最后一章《最后一百年》的末尾指出：　

　　“我们的历史学家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们大谈史前时代，告诉我们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胡说八道什么想象中的黑暗时期，叙事诗歌颂扬我们时代无上的光荣。

　　“……

　　“这一切听起来很悦耳，但不是真的。……

　　“……

　　“只要这个世界还笼罩在恐惧之中，谈论黄金时代、现代和发展只能是浪费时间。

　　“只要专制依然是我们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就是犯罪。

　　“当专制像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一样成为遥远的传说时，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就到了。

　　“这或许需要一万年，或许需要十万年。”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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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些话足以表明，我们这里有些人大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错位的。十九世纪英国典型的自由主义代表约翰•密尔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论自由•引论》中这样说道：“即使在最富宽容的国度里，在几乎一切宗教人士的心中，对于宽容的义务的承认还是带有暗含的保留的。”（第9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而俄国哲学家、思想家洛扎诺夫说的是：“福音书中到处都是，每当发生被人打了脸这样的‘小事’，基督总是给人一些空洞的安慰，殊不知，他其实是害了别人，……实际上，‘正义’和‘惩罚’乃是人世间一种普通和正常的东西，没有它，尘世便会失去平衡。”（见《隐居及其他》第24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且不说像林贤治在《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这篇文章中所说：“见到‘斗争’的字眼，便感到恐惧，或厌憎到要呕吐，除非把自己置于如鲁迅说的那类‘万劫不复的奴才’的地位里去；不然，只能说明了我们从来未曾像鲁迅，或像张志新遇罗克顾准们那样斗争过，只是一味挨‘斗争’而已。”（第126页）说来也真奇怪。中国当下众多知识分子原本就没有斗争过，却厌恶斗争；原本就没有激进、反抗过，却憎恨激进、反抗，于是中国剩下的又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宽容”只能是“容忍”了。可有些人不明白，所谓讲“宽容”讲“容忍”，主要是针对社会无知的暴政和宗教对异端的迫害而言。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宗教，如果对异见不能宽容，对反对者皆视作异端，那么，我们对这个社会这个宗教恰恰是不应当宽容而应当进行批判的。遗憾的是近十几年来，我们在原本就缺乏批判精神的国度，却还要滥用宽容，对原本就应当极为珍视的极个别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如鲁迅等却不能容忍，而对真正需要进行批判的社会却又在有意无意间地宽容了容忍了。真是该讲宽容的却要批判，该批判的却又在容忍。

　　如此说来，我们就明白了，有些人今天之所以会“反思”出五四运动时不该彻底反传统，并斥之为“激进”，说白了，正因为这些人缺乏那种彻底批判精神。不过，这也正好证明，今天有些专家学者，不应该还被称作“知识分子”，不然，也只能被看作林贤治所说的“幕僚知识分子”，即“统治集团的管家”。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是人类的良心，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是真理的发现者，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批判者。当年，马克思在给别人的信中甚至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林贤治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也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是变革的先觉者，先天地具有问题意识的人，是精神的创造者，价值体系的阐释者和批判者。”而胡适曾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中说：“科学之最精神的处所，是抱定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凡无真凭确据的，都不相信。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与威权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怀疑的目的，是要胜过疑惑，而建立一个新的信仰。”（《胡适文集•3》第4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可见，我们一些也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不仅不能理解鲁迅，就是对胡适这革命的一面也隔膜得很。

　　对五四盘点之后即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中能自觉地意识到自身这一角色的人，除了鲁迅，实在很难找出第二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不合作”，就是“不满于现状”，就是要反抗，就是要批判“现存的一切”。我们今天只要读一读鲁迅1927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从他所说的文学家总是因感到对现状的不满而出来开口，就不难明白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正如林贤治所说：知识分子，“他无论如何不会与权势者合作，而是站在无权者一边，挑战主流社会；因此始终保持独立的身份，在言论方面，也持毫不妥协的姿态，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仍然得以曲折的形式，表达个人的基本理念和良知。知识分子操持的是批判性的个人话语，他们主要通过言论，而非组织的联络，在社会上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第130页）特别是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对现实不满，因此总是站在现存秩序相对立的位置上，施予严厉的批评。……他们不能接受权力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操纵，不能扮演别人分配的角色，不能屈从于强盗的逻辑和骗子的谎言。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美国著名批评家屈瑞林把具有这种性质的知识分子活动，统称为‘对抗文化’。”（第209页）

　　五四是激进的，是革命的，可唯有革命，才能进步。即使“改良”，也未必不是一种革命。至于激进，鲁迅早就“注解”过了：在中国，若想求得一扇“窗户”，就要让统治者觉得你是要掀翻整座“屋子”。正因此，五四在当时，除了一些保古家们的反对，才会那么轰轰烈烈，一呼百应。即使到了今天，即使知识界一些有头脸的人物早已不喜欢那场新文化运动了，还是可以设想一下，倘若没有五四的启蒙，没有对传统或多或少的背叛，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个什么样子？难怪林贤治就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又说，中国的这场运动“正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第4页）。尤其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场新文化运动虽然不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但对于中国，那种宝贵的精神却是不可或缺的。

　　说到精神，林贤治特别看重，并认定“历史是精神的历史”（第2页）。精神即灵魂。作者上世纪末还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平民的信使》，集末《论散文精神（代跋）》开篇就说：　　

　　 “人类精神是独立而自由的。

　　“精神寓于生命又高于生命。当精神潜伏着的时候，一个人无异于一头麂子，一只甲虫，一株水杉；唯有被霍然唤醒以后，人才成其为人”（第264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舒芜先生曾发表过一篇要“回归‘五四’”的文章。回归五四，说到底，就是要回归五四那种包括叛逆、激进、反抗、批判的精神。丢失或是抛弃了这些精神，五四也就真的成一场“闹剧”。在《五四之魂》这篇长文的篇首，林贤治引了罗曼•罗兰、罗素、爱因斯坦、泰戈尔、高尔基等国际知名人士当年在巴黎《人道报》上公开发表的《精神独立宣言》中的话：“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

　　巧的是，这篇独立宣言发表的时间仅仅在五四运动之后一个多月。

　　我们常常都会鹦鹉学舌地说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在林贤治看来：“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他的命运史。我们说俄罗斯精神、德意志精神、法国精神或美国精神，其实都可以通过精神现象的分析，破解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密码。”（《自序》）最初读到这些话，很有突兀感：作者为何竟会有如此认识？可当你把这些话与五四精神联系起来，或许就能咀嚼出作者的深意，就不难明白我们为何会有过去那样“一个中国”，而现在之所以又还是这样“一个中国”（胡适曾认为是祖宗及我们自己“造孽”所致※）。原来，一国，皆由一国的精神所造成。这样一来，就很好理解作者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这句话了。可一国的精神，又由什么造成呢？从前面所引作者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精神的创造者”来看，无疑，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正是由掌握了儒学的知识者所创造。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我们之所以有过去那样“一个中国”，正因为我们两千多年来一直秉承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之所以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除了因为有过去那样“一个中国”的“土壤”外，还因为在这“土壤”上生长出的，仍然是一批骨髓中残存着儒教思想故而缺乏批判意识、缺乏抗争意识的知识分子。《五四之魂》书名后紧跟着还有个副题，叫做“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尽管作者在书中没有过多的阐释，可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中国社会的现状应该是成正比的：即看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就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反之，了解了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也就了然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作者虽然指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可由此推开去，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足以解释一部中国文化史。

　　近些年来，看我们社会，一边总在梦想着新时期能有“思想家”或“大师”出现，因而也就仿佛评定似地而又不断变幻着地宣告“南×北×”，却一边又在助长着“犬儒”之气，认为胡适是“建设”，鲁迅是“破坏”；一边对眼前的情形极为不满，一边又在指斥着五四时期乃至1949年前一些知识分子对专制独裁的不妥协，甚至觉得应该将另一个专制政权维护下去。理由，就是相形之下，彼政权之下的自由度毕竟胜于后来的政权。然而这又与事实显然不符。除了早已被包括史家都认定的“‘百家争鸣’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地基本结束了”之外，“倘要治者‘无为’，除非因自身衰败而沦为弱势集团，否则不会放松控制。”（《守夜者札记》第7页）这就说明，不仅战乱之际容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凡王朝政府处于弱势时也是文化发展的大好时光。可见，偏爱某一专制集团的理由，不能成立。

　　还在几年前，曾有人在那给20世纪的“思想家”排座次：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并认为他们“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思想操练》222～22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道统”是什么意思呢？查一下辞书，解释说：“宋明理学家称儒家学术思想授受的系统。他们自认为是继承周公、孔子的道统的。”难怪鲁迅排不上，他一生与“道统”势不两立。可这四位中别人先不说，如果按这意思告诉顾准，他若地下有知，我相信绝不肯接受这么一顶“桂冠”。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中认为：“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的赞扬者。”而雅典精神就是民主、自由，加之“憎恨所有的神”。“憎恨所有的神”，出自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本中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之口，马克思喜欢，顾准同样喜欢。再读一读《顾准文集》中那些批判孔子的文字，就知道他是多么地憎恨“道统”。此外，就是胡适先生，后来即使倾向改良，也不见其在公开场合或是发表过什么演讲抑或出版过什么著作，说他自认为是继承了周公和孔子的道统的。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的反传统、反儒教、反理学，甚至就连他的猝死都与其曾批判传统有关。若是有什么人在今天还不知道胡适是一位反传统的“干将”，那么，即使不能说他是有意辱没了胡适早年的革命思想精神，也无疑可以说此人对胡适是一知半解了。

　　林贤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怀有一种崇敬感，从来没有因社会的诱惑而改变自己的坚守，而且面对一次次贬低这场运动的文化思潮，他一次次独自站出来“抵挡”。

　　他肯定五四的价值，尤其肯定这场运动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度的启蒙意义。更难得的是，他始终努力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反抗意识和独立批判精神。也正因为他自己一直保持着这些宝贵的东西，才对那场运动中所特有的批判和反抗精神乃至激进是那么倾心。而作为一个读者，每当我读到林贤治那独特的文字，就有目清气爽之感，一扫眼下知识界乃至所谓“思想界”（自己曾说过，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其实是没有这一“界”的。这固然有压制的缘故，但不争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逃不脱干系）带给读者的庸俗之气。

　　面对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至今不能理解五四精神，林贤治拿出了一篇又一篇重量级的文字，条分缕析而又全面地对这场新文化运动进行了阐释。如果还有什么人对五四运动抱有成见而又愿意听听别人的意见，我想，不妨看看林贤治是怎么说的。　　

　　2008年8月下旬　　　　

　　※　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中这样说道：“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罪孽的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而“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胡适文集•3》第491、492页）

　　当胡适发表了《信心与反省》之后，遭到了一些守旧者的批评，于是胡适又写下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进行反驳，没有丝毫妥协。他在《再论信心与反省》里针对自己“很不合时宜”的论调“引起严厉的抗议”说道：“可是我心里要说的话，不能因为人不爱听就不说了。正因为人不爱听，所以我更觉得有不能不说的责任。”于是他在这后两篇里又继续大放有些守旧者不爱听的“厥词”。他在《再论信心与反省》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了。”又“十分诚挚的对全国人说：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同上，第493、496、498～499页）。他在《三论信心与反省》里说：“……诗人颂为香钩，文人尊为金莲的小脚。我们走遍世界，研究过初民社会，没有看见过一个文明的或野蛮的民族把他们的女人的脚裹小到三四寸，裹到骨节断折残废，而一千年公认为‘美’的！也没有看见过一个文明的民族的智识阶级有话不肯老实的说，必须凑成对子，做成骈文律诗律赋八股，历一千几百年之久，公认为‘美’的！”（同上，第501～502页）

　　（《五四之魂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6月版，定价：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