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和科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对于“五四运动”如何认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

　　有人说：“五四”在文化路向上走了极端，采用“今天”或“西方”的文化来批判和颠覆“古代”或“中国”的文化。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而主张“拼命往西走”（胡适），因此要“打倒孔家店”（吴虞）、“不读中国书”（吴稚晖），结果是几乎要了中国文化的命。把“五四运动”妖魔化者有之。

　　也有更多的人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从五四之后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这篇小文里不可能谈论关于“五四运动”全面评价的问题，我们单就“五四运动”对传播现代科学方面说几句。

　　鸦片战争后，中国屡屡败给西方列强，促使中国人思考救亡图强的道路。一开始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后来又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说法。不过那时人们认识的西学，只认识到西人的“船坚炮利”，基本上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于是最早形成的洋务派，主要忙于引进买枪买船和造枪造船的事物。这种情况是基于：“盖时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而为了引进西方与“兵”有关的产品和技术，首先就要培养翻译人才，北京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的“同文馆”1862年应运成立。

　　然而，翻译有了，还是连进口的洋枪洋炮的说明书也看不懂，不得不1867年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班。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1895年开办的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也只是设立了采矿、机械、冶金和土木等急用的工程系科，而涉及科学的系科一个也没有。至于，科学在中国的提出和逐步传播，这是五四前后的事。

　　真正认识到西方的科学的是严复和陈独秀等人在五四前后的提倡。严复说西学的精髓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集》第1册，第17页）。严复在1896年翻译《天演论》序中说：“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这里，名指逻辑学，数指数学，质指化学，力即力学。可见严复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精髓，已经把握得比较准确。这是最早中国人认识到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的论述。严复的这些话中已经包含了民主和科学的内容。

　　到五四前夕，陈独秀则在《新青年》上概括提出德赛两先生，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出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 流血，都不推辞。”(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新青年》)

　　这些认识，显然比起清末洋务派的认识深了一层，它已经将科学独立于技术单独提出，不仅如此，随后的一场在知识界的关于科学的大辩论，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是在五四前后，中国出现了民间科学团体，北京大学于1913年创办了数学系和物理系。一些有识之士，投身到学习科学，研究科学和科学教学与宣传活动中去了。

　　民国年代，尽管有连年内战，还有抗日战争，外患内乱不断，我们还是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就以近年来获得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励的学者来说，其中大多数还是1949年以前培养和成长的。1949年以后培养和成长的只有王选一人。

　　然而，五四开辟的科学传统的影响，总是不断被干扰。中国人具有很深的“学以致用”的传统，这里的“用”，一般被理解为爵位的晋升和财源的开发，对于大自然运行规律的认知一般来说是没有地位或地位很低的。几千年来这种传统被一再强化。

　　五四开辟的科学传统第一次被干扰，是20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我们且不去谈论这个运动所要和所解决的问题，而考虑它对科学精神和学术研究上所带来的副作用。在以《改造我们的学习》，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旗帜下，简单地把学习理论的作用归结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注：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经验主义”在哲学史上，本来是唯物主义的另一名称，列宁就把唯心主义称为“经验批判主义”，可是自那以后在中国的理论家的笔下，“经验主义”成了很强烈带贬义的名词，混淆了正确和错误的界限。当时树立的这种“有的放矢”的学习和研究态度，实际上就是后来林彪提出，并且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前奏。整个“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可以说就是不同派别根据自己的特别需要，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大打派战的历史。历史学科，本来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的科学，自那以后，我们的历史学科就充满了违背事实而为某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注解为目的的“事实”。

　　随后的发展，我们将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地提为“科技”，这在实际行为上，是为一种以技术取代科学的政策做了庇护。自1949年以来，我们一直是把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我们经常说的科技，如果仔细考究其内容和含义，实际上指的是技术，而一点也没有科学的内容。我们很多学者，夸耀中国古代的科技，实际上大都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实际上，将科学和技术不加区分地称为科技，是对五四提倡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倒退。因为，科学不仅是一种认知成果，也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态度，一种精神。这种提法，即使对科学而言，也使人们过多地关注科学的结论和成果，而忽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带有明显实用特色。

　　五四开辟的科学传统被大规模干扰，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时虽然还是可以喊“科学”这个词，但学校中作为科学的系科被批判得臭不可闻，整个社会不仅普遍认为“理科无用”，而且达到了谈理色变的地步。所有的学校、研究单位、学报、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一律停止，中断达十年之久。

　　在谈理色变、万籁俱寂的“文革”中，我们能够听到的唯一的为科学而呐喊的声音是周培源。他不能忍受不允许开展理论研究的大棒。1972年7月20日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指出1956年科学规划中基本理论问题和基础科学规划基本上都没有落实，指出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大部分花在搞任务上，“以任务带学科”，任务搞完了学科并没有带起来，指出每一次运动来了，受冲击的首先是基础研究，指出教师“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研究，怕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此外，他出席教育部理科座谈会发言，他发表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到处呼吁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他的这些意见虽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但却遭到了批判和围攻。有的批判文章矛头看起来是批判周培源的实际上曲折地影射周恩来总理。

　　“文革”过去后，邓小平抓科学，1977年开始搞基础科学研究的规划。起初力学并没有列入基础科学的规划中。谈镐生先生1979年10月15日直接上书科学院指出：当时的科学规划“提出了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基础学科，而把最具有基础性的力学学科漏掉了。因此在制定力学规划上发生了重重困难。”并且建议“至少在明年召开一次全国力学规划会议，并肯定力学学科的基础性（数、力、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分别制定全国性规划）”。他的建议，被领导批准了，并且在当年就着手组织制定力学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发展规划。以致在一个时期力学能够被官方认为是属于基础学科，力学界也普遍接受了力学既是基础科学又是技术科学的看法。

　　力学能不能被接纳为基础科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真正尊重科学的试金石。早在1883年，大科学家马赫在他的巨著《力学史评》中说：“必须把机械经验与力学科学区别开来，而后一术语的含义是我们现在要使用的。毫无疑问，机械经验是很古老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古代埃及和亚述的遗址，我们会发现他们用图画表现了许多种类的工具和发明；至于谈到这些民族的科学知识，则要么完全缺少，要么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在我们这里，就一直把力学划归于技术领域。只有在那次规划后，才形式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它既是技术科学又是基础科学。

　　不过，好景也并不长久，尽管是邓小平同志批示的，一个时期，力学被纳入基础理论，在力学界也达到力学学科既是技术学科又是基础学科的共识。但是，在急功近利的实用氛围之下，过若干年月，人们也会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的。近几年的事实表明，一些原来工程力学专业纷纷改名为某种工程专业如航空航天专业等。原来以基础理论为特点的力学专业也改名或归入工程学院。如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界的旗手周培源开办起来以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为主要特色的北京大学力学系，经过50年的艰苦历程和卓有成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后，北大校长特地从美国聘请来的一位周培源的学生担任工学院院长，把力学系划归工学院，并且改了系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件事标志着作为基础理论的力学学科在中国大陆上已经濒临于绝迹的境地。

　　五四过去90年了，这是一个不短的时代。五四开辟的民主和科学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今，可以说民主和科学还是没有站稳脚跟，它仍然是艰苦的事业，仍然需要我们后代付出巨大的努力。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我们现今一代青年肩负的伟大使命。

‍‍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对于“五四运动”如何认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www.xing528.com)

　　有人说：“五四”在文化路向上走了极端，采用“今天”或“西方”的文化来批判和颠覆“古代”或“中国”的文化。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而主张“拼命往西走”（胡适），因此要“打倒孔家店”（吴虞）、“不读中国书”（吴稚晖），结果是几乎要了中国文化的命。把“五四运动”妖魔化者有之。

　　也有更多的人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从五四之后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这篇小文里不可能谈论关于“五四运动”全面评价的问题，我们单就“五四运动”对传播现代科学方面说几句。

　　鸦片战争后，中国屡屡败给西方列强，促使中国人思考救亡图强的道路。一开始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后来又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说法。不过那时人们认识的西学，只认识到西人的“船坚炮利”，基本上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于是最早形成的洋务派，主要忙于引进买枪买船和造枪造船的事物。这种情况是基于：“盖时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而为了引进西方与“兵”有关的产品和技术，首先就要培养翻译人才，北京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的“同文馆”1862年应运成立。

　　然而，翻译有了，还是连进口的洋枪洋炮的说明书也看不懂，不得不1867年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班。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1895年开办的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也只是设立了采矿、机械、冶金和土木等急用的工程系科，而涉及科学的系科一个也没有。至于，科学在中国的提出和逐步传播，这是五四前后的事。

　　真正认识到西方的科学的是严复和陈独秀等人在五四前后的提倡。严复说西学的精髓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集》第1册，第17页）。严复在1896年翻译《天演论》序中说：“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这里，名指逻辑学，数指数学，质指化学，力即力学。可见严复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精髓，已经把握得比较准确。这是最早中国人认识到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的论述。严复的这些话中已经包含了民主和科学的内容。

　　到五四前夕，陈独秀则在《新青年》上概括提出德赛两先生，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出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 流血，都不推辞。”(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新青年》)

　　这些认识，显然比起清末洋务派的认识深了一层，它已经将科学独立于技术单独提出，不仅如此，随后的一场在知识界的关于科学的大辩论，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是在五四前后，中国出现了民间科学团体，北京大学于1913年创办了数学系和物理系。一些有识之士，投身到学习科学，研究科学和科学教学与宣传活动中去了。

　　民国年代，尽管有连年内战，还有抗日战争，外患内乱不断，我们还是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就以近年来获得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励的学者来说，其中大多数还是1949年以前培养和成长的。1949年以后培养和成长的只有王选一人。

　　然而，五四开辟的科学传统的影响，总是不断被干扰。中国人具有很深的“学以致用”的传统，这里的“用”，一般被理解为爵位的晋升和财源的开发，对于大自然运行规律的认知一般来说是没有地位或地位很低的。几千年来这种传统被一再强化。

　　五四开辟的科学传统第一次被干扰，是20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我们且不去谈论这个运动所要和所解决的问题，而考虑它对科学精神和学术研究上所带来的副作用。在以《改造我们的学习》，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旗帜下，简单地把学习理论的作用归结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注：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经验主义”在哲学史上，本来是唯物主义的另一名称，列宁就把唯心主义称为“经验批判主义”，可是自那以后在中国的理论家的笔下，“经验主义”成了很强烈带贬义的名词，混淆了正确和错误的界限。当时树立的这种“有的放矢”的学习和研究态度，实际上就是后来林彪提出，并且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前奏。整个“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可以说就是不同派别根据自己的特别需要，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大打派战的历史。历史学科，本来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的科学，自那以后，我们的历史学科就充满了违背事实而为某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注解为目的的“事实”。

　　随后的发展，我们将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地提为“科技”，这在实际行为上，是为一种以技术取代科学的政策做了庇护。自1949年以来，我们一直是把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我们经常说的科技，如果仔细考究其内容和含义，实际上指的是技术，而一点也没有科学的内容。我们很多学者，夸耀中国古代的科技，实际上大都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实际上，将科学和技术不加区分地称为科技，是对五四提倡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倒退。因为，科学不仅是一种认知成果，也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态度，一种精神。这种提法，即使对科学而言，也使人们过多地关注科学的结论和成果，而忽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带有明显实用特色。

　　五四开辟的科学传统被大规模干扰，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时虽然还是可以喊“科学”这个词，但学校中作为科学的系科被批判得臭不可闻，整个社会不仅普遍认为“理科无用”，而且达到了谈理色变的地步。所有的学校、研究单位、学报、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一律停止，中断达十年之久。

　　在谈理色变、万籁俱寂的“文革”中，我们能够听到的唯一的为科学而呐喊的声音是周培源。他不能忍受不允许开展理论研究的大棒。1972年7月20日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指出1956年科学规划中基本理论问题和基础科学规划基本上都没有落实，指出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大部分花在搞任务上，“以任务带学科”，任务搞完了学科并没有带起来，指出每一次运动来了，受冲击的首先是基础研究，指出教师“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研究，怕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此外，他出席教育部理科座谈会发言，他发表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到处呼吁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他的这些意见虽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但却遭到了批判和围攻。有的批判文章矛头看起来是批判周培源的实际上曲折地影射周恩来总理。

　　“文革”过去后，邓小平抓科学，1977年开始搞基础科学研究的规划。起初力学并没有列入基础科学的规划中。谈镐生先生1979年10月15日直接上书科学院指出：当时的科学规划“提出了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基础学科，而把最具有基础性的力学学科漏掉了。因此在制定力学规划上发生了重重困难。”并且建议“至少在明年召开一次全国力学规划会议，并肯定力学学科的基础性（数、力、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分别制定全国性规划）”。他的建议，被领导批准了，并且在当年就着手组织制定力学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发展规划。以致在一个时期力学能够被官方认为是属于基础学科，力学界也普遍接受了力学既是基础科学又是技术科学的看法。

　　力学能不能被接纳为基础科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真正尊重科学的试金石。早在1883年，大科学家马赫在他的巨著《力学史评》中说：“必须把机械经验与力学科学区别开来，而后一术语的含义是我们现在要使用的。毫无疑问，机械经验是很古老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古代埃及和亚述的遗址，我们会发现他们用图画表现了许多种类的工具和发明；至于谈到这些民族的科学知识，则要么完全缺少，要么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在我们这里，就一直把力学划归于技术领域。只有在那次规划后，才形式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它既是技术科学又是基础科学。

　　不过，好景也并不长久，尽管是邓小平同志批示的，一个时期，力学被纳入基础理论，在力学界也达到力学学科既是技术学科又是基础学科的共识。但是，在急功近利的实用氛围之下，过若干年月，人们也会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的。近几年的事实表明，一些原来工程力学专业纷纷改名为某种工程专业如航空航天专业等。原来以基础理论为特点的力学专业也改名或归入工程学院。如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界的旗手周培源开办起来以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为主要特色的北京大学力学系，经过50年的艰苦历程和卓有成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后，北大校长特地从美国聘请来的一位周培源的学生担任工学院院长，把力学系划归工学院，并且改了系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件事标志着作为基础理论的力学学科在中国大陆上已经濒临于绝迹的境地。

　　五四过去90年了，这是一个不短的时代。五四开辟的民主和科学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今，可以说民主和科学还是没有站稳脚跟，它仍然是艰苦的事业，仍然需要我们后代付出巨大的努力。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我们现今一代青年肩负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