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五四运动90周年了，各方纪念文章很多。对于五四精神、价值、意义的诠释，早在1919年当年就有人申说，以后解释权更被官方接收、垄断。人们熟知的五四精神的经典描述为“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又被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干部准备。这一说法并不违背史实，但却过于狭隘。

众所周知，对五四运动的解说向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而引发的那场发生在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随后波及全国和社会各界。广义的五四运动则包括此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运动，在西力西学冲击下，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化转型过程中，社会变革由器物而制度，至五四时已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以“五四”为符号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实有着长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到民国八年即1919这一年，已是各种主义竞逐，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学界或以“启蒙”二字来加以概括。所谓启蒙，说通俗点就是解放思想，挣脱一切精神禁锢。

五四现今已被北京大学作为校庆日，而民国初年著名的国民党人蔡元培能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标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大成为当时各种主义、思想及学潮的策源地。军阀政府抓军权抓政权，对思想却不加控制，教授们各拿出工资的百分之五，就可以创办一份新报刊，除少数鼓吹过激暴力而影响到社会秩序的报刊会遭取缔外，出版、结社都可以自由。陈独秀、胡适们可创办《新青年》、《每周评论》，鼓吹白话文和“德”“赛”二先生，吴宓、胡先啸们也可自已集资创办《学衡》，鼓吹新人文，尊孔维护传统，与胡适他们对抗。五四时期有激烈的反传统，但也有人顽强地维护传统，故反传统不能代表五四精神。五四时期左、中、右各种主义都有，各种论争不断，有激进也有保守，而每一种主张，那怕是最偏执的主张，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进步或从正面或从反面起到了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五四可谓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出现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

五四时期不仅有“百家争鸣”，而且能“兼容并包”。胡适与李大钊同为五四健将，在北大为同事好友，但不久出现思想分歧，进行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论爭，然主义不同论争过后仍然是好朋友。后又有“科玄之争”等，也都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进行，异端思想也有发言的机会。思想多元，尊重论敌，互相启发，共同进步。政府不介入思想文化论争。

五四精神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蔡元培先生说的那八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没有这八个字，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宣布对全国施行“训政”，强行以“党文化”取代五四自由多元的文化，思想控制日盛一日，言论自由受到箝制。什么是“党文化”，就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信条下，除执政党奉行的主义外，不允许其它的主义存在，五四新文化开始凋谢。虽然胡适、粱实秋、罗隆基等五四启蒙思想家进行了抗争，呼吁思想言论自由，争人权求宪政，但日本人的入侵危亡的时局，使得救亡压倒了启蒙。(www.xing528.com)

当然，国民党的统治能力有限，思想强制有些力不从心。到1949年，一种更强有力的“党文化”也就彻底取代了五四文化，学界有所谓革命压倒启蒙，整风压倒启蒙说，从整风到反右，自由思想被整垮，谁还敢对党说个不字？五四也被“党化”，说成为其“思想和干部”的“准备”。五四运动确实为共产党培养了干部，但也为国民党培养了干部，如段朋锡、罗家伦等，也为青年党准备了干部，如左舜生、曾琦等。五四涌现出了一大批时代精英，左、中、右都有，五四的精神特征就是百家争鸣，本不属于某一党某一派。各党各派尽可以对五四精神作出自己的诠释，但不一定全面中肯。

五四精神最全面中肯的概括应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换一句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容忍异见。90年过去了，我们纪念五四，发扬五四精神，不应再停留在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上，来“反帝反封建”，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深入地搞好改革开放。政府则要更加开明，至少应比北洋政府开明，放松思想控制，放弃党文化，容纳百家，海纳百川，在“兼容并包”中求得和谐。 

200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