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中西文化对话的意义,

　　张隆溪，四川成都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学教授。1998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今年2月3日获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文著述包括《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同工异曲》、《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等。

　　本报记者 彭晓芸 发自北京　　

　　对于1983年就赴美留学的张隆溪来说，谈论“五四”不可回避中西语境和中西对话的问题，而跨文化研究也恰恰是他的本行。张隆溪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得到钱钟书先生赏识，两人一直保持密切交往，这段经历在张隆溪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张隆溪以温和的语气谈论起“五四”，但其内在逻辑的坚定，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自省和批判精神则是毋庸置疑的。　　

　　从整个发展脉络评价“五四”　　

　　时代周报：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的年份，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史学界和民间都会非常活跃的年份，这一方面有习惯上的“大年”大纪念的传统，另外一方面，也和近年来社会思潮的变迁有关系，比如，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以激烈的情绪对“五四”全盘否定的言论也开始泛起。你站在中西文化对话的中间，你的看法对于各执一端的人或许会有帮助。

　　张隆溪：当今世界已经和100年前有极大区别，尤其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成为世界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大概都没有清末民初不改革自强就要亡国那种急迫的危机感，反而有了更多的自信和自傲。于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取代了自我批判的欲望，加上最新输入的西方理论本身有极强的自我批判倾向，即批判西方自己的倾向，于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就成为否定“五四”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努力的新锐武器。

　　有的人甚至把“五四”与“文革”联系起来。比如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一种独断式的思维，什么事情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问题，要把儒家思想全盘否定，认为这就是“五四”的特点。但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历史的发展比人的思维要复杂得多，不是那么简单的。“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这些年，大家还是继承“五四”的精神，重提“五四”尤其是“自由”与“民主”的重要性。我们这一代人最能产生共鸣的是关于“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提法，“五四”时期，不管是鲁迅还是胡适，都谈到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后来不提这些问题，把“科学”、“民主”作为“五四”的口号。当然谈“科学”、“民主”很重要，“科学”历来都是提倡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而“民主”，跟它有关系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妇女的解放、个人的解放，都跟人的尊严有关。当时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之节烈观》，把妇女受到的压制和男权文化的心态写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篇。所以，我认为“五四”对于中国的思想解放、确立个人的尊严是非常重要的。

　　时代周报：而对人的尊严的认可以及走出国门，与西方进行对话的愿望则是一个历史时期以来酝酿已久的，“五四”是一个历史呈现的契机？今天回顾“五四”，当时的历史情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张隆溪：确实如此。我们现在可以把“五四”精神推到更早一点，不是说打倒孔家店是唯一的“五四”精神，也不是说1919年才萌发出“五四”精神，而是在“五四”运动前就有很多思想准备。例如对西方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早在晚清洋务运动时就已经开始。洋务运动是在清朝帝制内的改革，虽然不成功，但是它奠定了基本的认识，而这一点与“五四”是密切相关的。“五四”还有一个贡献就是白话文运动，开创了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如今有人否定这一点，很多人动不动反思“五四”，觉得把鲁迅抬得太高了，传统被彻底否定了，要恢复对传统的自信，这不能不说是在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的确，毛泽东讲过鲁迅是中国“最硬的骨头”，后来几乎把他神化了。把鲁迅看作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但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中国的批评界“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我觉得这种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不是把他神化，捧得很完美，就是把他批得一文不值。这两个极端都是不理性的。评价“五四”应该从理性上来判断，应该把“五四”放在整个中国发展脉络上，而不是单独把它抽取出来。而且也应该看到当时世界的情形。中国的历史离开了世界环境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从晚清以来，研究中国不能只看中国，而应该看到日本、韩国、整个东亚甚至全世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能孤立地来看。

　　我最反感的就是把一些西方的理论机械地搬到中国来，我们姑且不论这种批判在西方是否有它的道理，可是把它放在文化语境不同的中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人认为西方在讲“批判”了，西方已经抛弃了现代性，可我们还在提倡“五四”精神，所以“五四”就是完全不对的，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五四”。这是糊涂的看法，毫不顾及中国自己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的背景，完全没有看到西方理论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错位。　　

　　“国学”并不等于就是“儒家”　　

　　时代周报：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现在“民生”、“科学发展”成为了主流话语，“自由”与“民主”倒是趋于边缘，不再被作为最核心的诉求，一方面是当代社会，个性的解放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说这样的自觉意识弱化了呢？

　　张隆溪：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科学或者说技术，晚清以来的历代政府都深刻体会到这是很重要的，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诉求。晚清就提倡自强运动，但总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跟整个文化背景脱离开，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人可以把这些技术发明拿过来，但是没有考虑这些技术发明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产生的，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目前中国仍然需要警惕这种情况。比如如今中国的学生数理化学得很好，出去国外考试成绩很好，可是其他方面，比如对于变革社会的愿望，对于民主自由的理性诉求，以及在人文素养的培育方面，都有很多欠缺，我觉得这点才是要反思的。

　　时代周报：科学力量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腾飞，让中国人开始有了底气，在这个基础之上，似乎有一种声音开始大力提倡“国学”，语境的轮回使大众的诉求开始有了变化，精英的意见也开始分裂，我们如何面对这种趋于多元的社会思潮？

　　张隆溪：传统文化受到重视不是问题，但我觉得“国学”的定义是很模糊的。笼统地讲，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都叫“国学”，文史哲都是“国学”的范畴。在学问的意义上来讲“国学”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是不能把“国学”看成就是“儒家”，认为中国的学问就是儒家的学问，也不能非常狭隘地去理解儒家的学问，尤其是把它视为民族主义的武器，认为是对抗西方自由学说的良方，比如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我是不赞同的。我也非常喜欢中国传统的学问，我做东西方跨文化研究，就是试图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中得到启示，但无论如何，偏执一方总是危险的。何况并没有真正的东西方截然对立的学问，比如相对于中国的“国学”，西方也有研究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学。学科分割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妨碍一个人成为通才，比如有的人修了历史又修哲学、人类学，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在西方学界非常普遍。而国学试图回到传统，试图摆脱学科分割带来的问题，却遭遇了新的问题。比如，没有一个“国学”的学位，实际上，国内几大国学院的学生，拿的仍然是文史哲各类学位。

　　对传统文化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去弥补“文革”时期曾经断裂的文化纽带，这样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各个社会群体必然会有自己的偏好，但是不能丧失自省和批判的精神。　　　

　　时代周报：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人与西方对话的新起点，这90年来，中国人在如何与西方恰如其分地对话这个问题上，可谓一波三折，从猛然惊醒、打开国门到再度封闭然后再度开放，这90年，对话的平台变化了，心态也变化了，中国人怎样才是更为从容的态度呢？

　　张隆溪：目前中西方对话有了更好的基础和平台，我们应该承认，近200年来中国是比较弱势的，而西方文化比较强势，到目前为止西方还是很强势。但是中国比以前却好了太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比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要好很多。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当然，我很反对那种“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姿态，这恰好是没有自信心、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确实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西方也愿意听中国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跟西方对话有了平等的机会和条件，跟“五四”那时中国完全处于被动接受西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恰好是通过跨文化的对话，通过各种不同的交流能够达成建设性的对话成果。我觉得现在的条件应该是最好的。如果中国再继续好好发展下去，这种条件会越来越好。

　　时代周报：近百年的历史到了现在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起点，但是在这个起点上，“五四”依然有宝贵的遗产值得继承？文化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可以续接得上的？

　　张隆溪：对。在西方当代文化语境中，“断裂”似乎是后现代社会或詹明信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但在中国，“文化断裂”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时期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都是中国文化发生巨变的断裂时期。然而在另一方面，文化和传统具有超越性的“韧性”，往往在断裂和激变的同时，又有延续和继承。“断裂”只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韧性”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具备这种韧性的。

　　现在从世界发展的形势来看，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比如西方的金融危机是非常危险的，是很大一个挑战，中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还在不断地发展当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提供了中西方之间对话的良好条件。可以说，百年中国，今天是中西方对话的好时机，所以中国人完全应该显得更加从容和达观，既不自卑也不要自大，而是更富于理性和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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