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90年：历史转折关头的战略抉择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司马迁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文革后诞生的“改革开放”，一眨眼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曾几何时，中国朝野对于“改革开放”具有高度认同；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乃至“现代化”，均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抨击。人们的心态变化了，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正在发生转折。在这种情况下，格外需要反思历史，正视现实，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作出战略研判和选择。　　

　　一、中国：现代化的连续与曲折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1840年代发生碰撞后，经过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又经过同光中兴（或者叫洋务运动）的二十年，到1888年的时候，现代化的基本路向已经确定。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这四者，分别是国家疆域和行政区划现代化、经济和交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

　　大致以三十年为一个时代，可以把一百二十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但是，从今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化是绕了一个大弯子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机会和时间。如果用现代性这把尺子来衡量，又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筚路蓝缕的三十年（1888—1918），误入歧途的六十年（1919—1978），拨乱反正的三十年（1979—2008）。　　

　　历史死胡同：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为什么说在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化步入了歧途？因为他们所推行的，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在逻辑上，这是一个悖论，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死胡同。凡是走上这条歧途的国家，最终都要回归主流、回归正道。

　　三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把“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旗帜。这表明国民已经普遍意识到，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成果不彰，远远落在了欧美和日本的后面。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差距，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对于毛泽东路线的“反现代性”，当时人们的认识还不清晰。进入19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者追随其在发达国家的老师，对现代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以致国人至今对“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缺乏系统的反思与批判。

　　现代性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转折。现代性的第一个特征是人的主体性，或者说人的解放。如果以压制人权、扭曲人性、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来追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表观性的现代化成果，就是典型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现代性的第二个特征，是从“共同体”到“社会”。人是群居的动物，但是经历了从小群体到大群体，从命中注定的“共同体”到理性建构的“社会”的演变。在现代公民社会，一个人可以选择参加多个社团，社团可分可合，成员可进可出。而不允许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结社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则是“反现代性”的。

　　现代性的第三个特征，是从“主—奴”结构的帝国秩序到主权国家的世界体系。德国纳粹主义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东亚新秩序”，都是与20世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潮流背道而驰的。

　　现代性的第四个特征，是世界化、全球化，从一国文明、地区文明到人类统一文明。无论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康有为还是李大钊，都已经阐明了这一点。而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违背老祖宗马克思的离经叛道之说。

　　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为了“赶超”而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国家，不论是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最终都竞争不过坚持现代性的国家。即使前者能够在短时期中占上风，也不是这些国家多数国民的福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不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俄国、中国，都上演了一出三部曲。先是向现代化先行者学习，因为步履维艰而怀疑而放弃；然后是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成为“世界革命者”；最后是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区别在于，德国和日本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主流；俄国和中国则在回归途中，还不那么心甘情愿，还在走走停停。

　　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　　

　　四个时代的上升曲线：国家基础设施和国际地位　　

　　梁启超时代的历史功绩是建立“新中国”，熔铸大“中华”。所谓“新中国”，一是指从由本部和周边藩属混合而成的传统王朝转变为具有明确边界和领土范围并获得国际承认的现代国家（这个转变是极为艰难的，与大清帝国并存的其他几个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都土崩瓦解了，只有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二是指从固守传统体制和习俗的保守国家转变为具有现代化导向新道统的进步国家。梁启超首创“新中国”一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共同打造了中华民国这个“新中国”。先于陈独秀和胡适，“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一手促成了“新的崇拜”。早在1902年6月，他就在《杭州白话报》写道：“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针对孙中山鼓吹“汉民族主义”，梁启超提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当提倡“国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正是在梁启超的倡导下，“中华民国”的大“中华”取代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小“中华”，国族观念开始超越于种族观念。

　　蒋介石时代开启了城市纪元。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这个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

　　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是实现和保持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以及在前两个时代“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的基础上，将政府行政组织延伸到城乡基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行政机器。在中国皇权统治后期（从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清季民初，就已经开启了“政府下乡”的进程，但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基层政府构建工程。凭借国家行政系统的强制性动员能力，毛泽东时代得以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取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内外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只有3.0%；按名义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从1978年1.8%上升到2007年的6%；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44.9%；如果考虑到在城镇中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早已超过了50%，也就是说，两千年的“乡村中国”已经转变为“城市中国”。

　　梁启超时代，中国在近代以来首次以战胜国身份跻身巴黎和会，但日本成为国际联盟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中国被排除在外，使国人深感耻辱。蒋介石时代，由于全国军民的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中国得以参加开罗会议和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罗斯福称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或世界“四警察”之一。毛泽东时代，拥有原子弹的中国虽然还不能与美苏两个核霸主平起平坐，但是“四两拨千斤”，中国的份量放在哪边，哪边就能占据优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与尼克松握手，是苏维埃帝国从扩张到收缩，从兴盛到衰亡的一个关键因素。邓小平时代，由于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从小于五到四到三再到第二位，这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一条曲线。　　

　　三个阶段的跌宕起伏：国家意识形态和公民社会　　

　　清末民初，虽然很多地方的底层民众还不开化，但中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知识精英，曾经有过高度的共识。胡适在1933年写道：“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在民国第一个十年中，公民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至今尚未能够超越。

　　五四运动之后，风向变了。胡适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五四运动后，国民党恢复了活力，共产党破土而出。胡适在1929年就给国民党定了性：“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维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种保守性。”“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进入1930年代以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地推行“党化教育”，压制言论自由和思想异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倒是打出了反对文化专制，鼓吹自由人权的口号。在驻华美国人眼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后者更廉洁、更有活力。因此，在国共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人先是当和事佬，后来则袖手旁观，司徒雷登大使还在被共军占领后的南京逗留了一段，准备与中共政权接洽外交关系。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中共掌权后，在“舆论一律”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年还能躲在租界里骂国民党的左翼文人，纷纷沦为被“无产阶级专政”“杀、关、管”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公民的各项权利乃至私生活和个人隐私，统统被剥夺了。民营企业和民间社团，受到犁庭扫穴式的荡除。在“大跃进”高潮时，连家庭都受到了冲击，毛泽东亲自鼓吹“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大多数农村吃饭在“公共食堂”，少数地方甚至实行夫妻分居，分别编入“营连排”民兵组织。到了文革时期，官方喉舌公然提倡“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恩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要求七亿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用胡适的话来说，“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文革已经“反动”到了极点。

　　四五运动标志着风向的再次转变。毛泽东去世后，“拨乱反正”成为新时代的口号。官方人士心目中的“正”，最初只是返回“三项指示为纲”的“治理整顿”，回到1975年；紧接着变成返回文革前“十七年”，回到1966年；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变成返回中共八大之前的“七年”，回到1956年。民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正”，则跨越了1949年，直指1919年。1980年代的“文化热”，所热衷的并非只是“文化”，实际上是借着文化的由头呼唤政治上的“德先生”，呼唤民国初年已经展现出蓬勃生机的公民社会。官方与民间两种拨乱反正理念的不协调，最终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碰撞。为了重塑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在1992年作出决断，一方面压抑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的回归。用上面所引胡适三条标准来衡量，邓小平时代都有拨乱反正的表现，但哪一条都还没有达标。

　　“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邓小平走得最远，超越了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和毛泽东。走统制经济的道路，并非始于毛泽东。1947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有“节制私人资本”的条款。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收了大批日本人和汉奸的产业，国营企业总资产在国共政权转换之际，就已经超过民营企业总资产。国民党是撤退到了台湾，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才转向市场经济的。但是现在大陆还留了一条尾巴，就是现行宪法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这是1980年代陈云“鸟笼经济”论的遗存。

　　“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要分为两个层面予以评说。在世俗的层面，譬如说现今普通人的“性开放”意识，以及“繁荣娼盛”的性产业，远非清末民初能够望其项背，更不用说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和毛泽东的“新社会”，或许只有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可以一比。在精英的层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既没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没有课堂上的教授自由和公众场合的演说自由。

　　“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邓小平直到逝世，坚持不肯把它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目标。拒绝“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是他的政治底线。当然，邓小平时代在政治上也不是没有一点进步。从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到“法治”入宪，一方面反对代议民主，一方面力图建构不偏不倚的国家公权力，类于施米特所谓“人民法治国”。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远离苏联模式，又不肯贴近英美模式，最雷同的是20世纪初的德国模式——“民族精神”、文化相对主义、国家主义等，还没有达到纳粹主义，但也相距并不遥远。　　

　　二、世界：霸权转移与世道轮回　　

　　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战以前（1914年以前），从一战到二战（1914—1945），从二战结束到越战结束（1945—1975），越战之后（1975以后）。这四个时期与中国的四个时代可以一一对应，中国的时代转变通常要比世界的转变慢半拍，这正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和从属地位。　　

　　从“英国世纪”到“美国世纪”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3年（1837-1901年）。她的光芒完全掩盖了她的子孙，因此，也可以把20世纪头十几年，视为广义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其世界霸权达至鼎盛。它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头号海军强国，全球均势的操盘手，制度创新的发源地。然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的霸权开始盛极而衰。工业生产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越，德国在拥有一支称雄欧洲的陆军之后，试图建立一支超越英国的强大海军。由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以后，英国由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变成了最大债务国，被迫同意美国拥有与自己规模相同的海军，在国际制度的创新上也落在了美国的后头。然而，由于美国民众坚持门罗主义的传统，还不能接受在国际上积极进取的威尔逊主义，参议院拒绝签署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条约；英国继续承担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直到1931年9月，英镑和黄金的兑换中止，国际金融和贸易的网络绷断。

　　由于美国抽身局外，英国勉强支撑的国际秩序面临着两方面的“世界革命者”。一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一是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同盟。国人面临选择：“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应当说，英美派和德意派在当时都是少数，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主流都是苏俄派。不用说孙中山追随列宁“以党治国”，鲍罗廷操刀的国民党二大宣言“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在国共分手之后，国民政府仍然坚持“革命外交”，把主要矛头指向英国，从而忽略了日本和苏俄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野心。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才改弦易辙，但为时已晚。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由三个体制构成。其一是雅尔塔体制，凭借军事实力划分势力范围。苏联通过间谍手段窃取美国核机密后迅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巩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恐怖均衡。其二是敦巴顿橡胶园体制（联合国宪章草案是由美英苏三国代表和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的）。由于规定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联合国的强制性功能很难启动（因为苏联代表缺席，“联合国军”得以参加韩战，是个令人生疑的例外），遂沦为空洞乏味的国际讲坛。起初，美国及其盟国的声音能够压倒苏联阵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加盟，联合国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反美论坛。其三是布雷顿森林体制。二战后的世界被分割为东西方两大阵营，西方的真正优势是在金融、贸易和经济体制上面。美元是国际硬通货，卢布只能作为经互会国家的结算货币。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不仅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还包括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已从西方经济秩序扩展为全球经济秩序，俄罗斯至今还在苦苦争取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上面没有涉及软权力——国家形象（包括对它的想像）、意识形态感召力、领导人决断力等。直到中苏分手，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还是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直到在阿富汗战场被美中联手支持的伊斯兰力量打痛，苏联领导人的心态才从战略进攻和扩张转向战略防御和收缩。

　　在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中，在苏美争相拉拢的有利情势下，毛泽东不听张东荪等人的劝告，毅然拍板对苏“一面倒”。其后果邓小平在29年后一语道破：“跟着美国的国家地区都富强了”，而中国……用数字来说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1.14倍（人均GDP的差距就不说了，用名义汇率计算则更加惨不忍睹）。在1955-1980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至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直到邓小平时代，城里人的消费水准才超过1936年，农民才解决最起码的温饱问题。

　　在军事上说，美国并没有被越南打败，但是越战导致其盟国离心，国内分裂。从越南脱身后，反而促使美国重新振作起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继威尔逊主义（十四点计划）、罗斯福主义（四大自由）之后，美国再次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里根上台使美国恢复了信心，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个党魁在两年四个月中相继离世使苏联丧失了元气。专制制度的特点是“气可鼓不可泄”，是凸点上的稳定；一泄气就撑不住了，就会从凸点上滚下来，再也无法复原。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而是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和里根革命——内源于主流现代化模式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打垮了深陷于“勃列日涅夫停滞”的苏联。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合军事力量（有的还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在拉美、中东、东欧频频出手，更凸现出“一超独霸”的世界新秩序。

　　美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具备了问鼎的实力，但是由于民主国家的内向性，多数国民不愿意负担国际责任；直到接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美国才扮演起世界领导国家的角色。又由于美国民众和国会在没有面临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不允许美国政府擅自动用核垄断（二战结束后头几年）和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二战中美国动用了一千多万军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仅动用了几十万军队），所以美国在全球冷战、局部热战中捉襟见肘，国家形象大打折扣；直到苏联阵营自我瓦解，美国才算是坐稳了世界盟主的宝座。但是到了小布什执政后期，美国民众再次眼睛向内看，强烈要求从伊拉克撤军，表现出战略退缩的态势；2008年又出现了罕见的金融危机，而且已经损害到美国和世界的实体经济。美国是不是正在步英国后尘，其世界霸权盛极而衰了？这与其说是一个疑问，不如说是许多中国人的企盼。　　(www.xing528.com)

　　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福利国家　　

　　邓小平时代的拨乱反正，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孤立现象，而是全球性的潮流。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世界的霸权在英美之间转移，世界的道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市场的形成。学者指出，20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一点儿不亚于世纪末。卡尔•波拉尼把1914年称作是“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当时也还没有出台许多限制人员跨国流动的政策，譬如说，“粤港自由往来”，是到1950年5月才终止的。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各国纷纷筑起关税壁垒，以邻为壑。最近召开的“20国峰会”宣言则指出，在金融不稳定时期更应反对保护主义，反对为投资或商品和服务贸易设置新壁垒，反对采取新的出口限制措施或采取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刺激出口措施；要加强国际合作，保障国际贸易自由，支持市场竞争与创新，加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及监管机制。当代政治家的心态不同于其祖父辈，但与曾祖父辈相差无几。

　　源于“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民主主义，源于欧陆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社会民主主义，是19世纪的时髦思想，一战后则成为压在库底的滞销货。在1930年代，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是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影响到中国，不要说梁启超的门徒张君劢和张东荪抛弃了“代议制民主”，连胡适的朋友、留学英美的丁文江和蒋廷黻也成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反倒是已被开除党籍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经过反思后，斩钉截铁地指出：“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当时不仅中共和托派听不进他的话，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对苏邦交而禁其文章发布。到了21世纪初，晚年陈独秀再次作为时代先知而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尊崇。

　　胡适所说的三条，一个世纪之后重新成为主流思潮，信奉黑格尔学说的福山甚至说出了“历史的终结”。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进步观，历史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上升。沃尔夫冈•查普夫指出，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体制。一个世纪并没有白白过去，在竞争性民主和市场经济之外，多了一个福利国家。这是德国俾斯麦的首创，由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发扬光大。苏联模式也有所贡献，但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大，苏联长期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其集体农庄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即使里根的新保守主义也没有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全盘颠覆。从福利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少的国家之一，不要说欧美大洋洲，甚至不如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三、选择：超越“改革开放”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人感应”的观念。1976年，先是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然后是唐山大地震，再后来是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一个新的时代在天崩地裂中冉冉升起。三十二年后，又出现了汶川大地震，网络上、纸媒上随即出现“天谴”之说。这里对“天人感应”不与评说，只想指出，这种说法的流行本身已经表明了人心的浮动。现在人心思变的程度，即使还达不到1976年，至少不亚于林彪“折戟沉沙”的1971年。必须作出战略性的决断，才能重新凝聚共识，振奋人心。　　

　　“改革”，反改革，还是宪政<　　

　　1980年代那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相配套的改革，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就已经不复存在。朱学勤区分了“第一场改革”和“第二场改革”，1992年以后“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了邓小平意图的“改革”，“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结构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政府官员对此的“积极性是”“难以想象的”高涨，“千百万的民众”则“有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根据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不采取毛泽东那种反城市化和压抑民生的极端政策，“汉字文化圈”在城市化阶段均能获得快速经济增长。而且，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地方的政府是独立的、成熟的，不需要依附于特定的社会阶级，也就是说具有“中性政府”的特质。连战和宋楚瑜来大陆访问时，都强调了蒋经国的“均富”政策在台湾的成效。然而，“市场列宁主义”或者“市场斯大林主义”像它的母体一样，具有冲破传统的蛮力，由于王山所说的“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或者康晓光所说的“精英联盟”的形成，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很快就超过了台湾、韩国、日本，成为本区域内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翘楚。“改革”一旦成为权钱交易的盛宴，自然会被“千百万的民众”唾弃。这样的“改革”，不要说“帕累托改善”（在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连“卡尔多改善”（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社会福利的总体增进大于损失因而足以并可能将收益补偿受损者）也做不到，完全是从权势集团的利益考量出发的巧取豪夺。

　　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继续鼓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变，纯属拾人牙慧，就像毛泽东当年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要坚持几百年。这是邓时代没有完全摆脱毛时代劣根性的一个证据。现在还有人这样做，第一，表现出“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的恩荫观念；第二，表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懒汉思想。历史是有惯性的，只要城市化尚未完成，只要人口红利还没有吃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如果不改变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改革”路线，中国的贪官污吏就会肆意横行，两极分化就会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乃至革命情绪就会不断积蓄，政府就会永远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腐败的政治体制并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假设毛泽东活到邓小平的岁数，或者华国锋和汪东兴没有“背叛”毛，而是按照毛的既定方针由“八人帮”（在毛的遗体前曾照过一张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联合执政，可能就不会有邓小平时代。但是这样一来，国人将承受更多的苦难，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就像今日的朝鲜。

　　在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除了御用的学者文人，民间已经没有“改革派”了，不是“反改革派”，就是“超越改革派”。

　　全盘否定邓小平时代、呼唤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思潮，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露头，进入21世纪后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其言说包括：奉中共九大路线为正宗，为江青、张春桥平反，重新把邓小平定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头子”。其鼓吹者既有幡然悔悟的老红军、老八路，也有蛰伏多年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有面临“毕业即失业”窘境的青年学子。由于他们扛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金字招牌，所以他们自恃具有批判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合法性。由于体制内“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官员与他们在思想血脉上的亲缘关系，对于他们的网络言论、联名上书、结社行为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们具有其他反对力量不可得的活动空间。

　　“超越改革派”也可以称为“宪政派”。他们是1980年代“改革派”、“民主派”、“自由派”的延伸和发展。宪政派并不反对经济改革。他们主张市场化要通过宪政途径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私有经济部门要接受舆论监督、行业自治组织监督和政府监管；公有经济部门的垄断利益不能落入少数人腰包，要真正实现“民有、民享”。宪政派主张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渐进有序地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转型。

　　庙堂上邓氏“改革”的继承人，秉承了邓的“不争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屑一争，而是他们丧失了理论武器和思想后援，已经没有了“争论”的能力和勇气。与其说有“改革派”、“反改革派”、“超越改革派”三种态度，不如说只有“前进”和“倒退”两个方向。不进则退，得过且过地混日子，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　　

　　韬光养晦，揭竿而起，还是建仓增持　　

　　从盛唐的恢宏气度到明清的“片板不许入海”，“禁申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这是中国的悲剧。19世纪，道光、咸丰、慈禧在对外交往上反反复复，更是近代史上的悲剧。到了20世纪后半叶，“开放”竟然成为邓小平的一个“创举”，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笑剧。

　　1950年代的日本与阿根廷，1960和1970年代的台湾与大陆，198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现在的韩国与朝鲜，上述的对比无一不说明开放的经济优于封闭的经济。所谓“对外开放”，仅以本国为着眼点，是一种“中国经营”之策，眼界仍然不够开阔。发达国家早就实施了“全球经营”方略，中东产油国和一些太平洋、印度洋岛国，考虑到资源枯竭和国土海侵的危险，也已经未雨绸缪，对全球经营及早部署。近年来，中国由于能源和矿藏的短缺，开始在经济上“走出去”，这多少有些出于无奈，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应付之举，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战略筹谋。现在，关键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对世界开放，而是如何让世界对中国扩大开放。但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在“入世”问题上的争论，随着中国参加WTO后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长，似乎已经平息；但是，在如何因应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争论再起，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表明中国还没有确立21世纪的国际战略。

　　遵循邓小平的教诲，韬光养晦，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仍然是官方的标准态度。中国领导人空手参加“20国峰会”，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建议，既没有带来惊喜，也没有带来恐慌。说得好听点，这是后排议员的举止；说得难听点，这是局外人和看客的心态。美俄之争，美欧之争，美日之争，只要能够“坐山观虎斗”，就是最开心的事；一旦人家联起手来，自己反倒不知所措了。

　　1980年代末，陈云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出挑战。邓小平后来反复讲“决不当头”，“夹起尾巴做人”，“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并非无的放矢。用何方的话说，这是“实际存在但被百般掩盖的路线斗争”。陈云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拥护者仍然大有人在。在这些人眼里，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中美必有一战。因此他们要求告别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回到毛泽东自力更生、准备打仗的战略上来。

　　第三种态度是把眼下的世界金融危机视为中国经济提升档次的机会，抄底买进，低位建仓，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制定规则权，相应地也承担起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责任。

　　上述三种态度，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两种判断：从长期来说，对现有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是“看衰”还是“看好”。韬光养晦，作壁上观，是对长期走势还看不清楚时的彷徨徘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国人缺乏正确的全球观，或者跟错了人走错了路（“走俄国人的路”），或者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已经吃尽了苦头。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教训是：凡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世界革命者”，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先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才有可能以和平禅让的方式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国家。　　

　　宪政体制，海权强国，天下文明　　

　　有一个政治笑话：桥上的人问淌水的人，在河里摸什么东西，后者回答，在摸石头过河。国人不能继续干这样的蠢事了。在21世纪，中国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回归世界现代化主流，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民主化这些“追赶现代化”的目标；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之后，才能在“继续现代化”中发力抢跑，为解决人类的生态、世态、心态三大问题作出较大的贡献。当前，除了经济上的全球经营战略，我们还要确立三个目标：宪政体制，海权强国，天下文明。

　　在西方，由于人权和自治是基督教传统中所固有的理念和实践，因此，他们更强调民主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当代中国，为了强调人权的优先性，强调私域与公域的划分，强调社团、社区和地方自治的作用，而不是片面地突出“多数决”，我们需要用“宪政民主”来取代“民主”，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

　　由“基本路线”保驾护航的“改革开放”，已经无法驶入全球经营的蓝水海洋。自由民主的水域拒绝“专政”毒素的污染。如果说“基本路线”曾经是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受干扰的铠甲，现在已成为束缚中国成长为经济巨人和政治领袖国家的紧身衣。王小东说：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个行列挤不进去，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永远会有离心倾向，海峡两岸的统一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世界领导者永远是海权强国。陆上霸主，依靠的是庞大的陆军，领土的扩张，中央的集权，户口的搜刮（人头税的来源）……。海洋强国，依靠的是机动的海军，海上通道的控制（制海权，现在则首先要有制空权），全球贸易体系，国际金融的运用……。中国要从大陆型国家转化为海洋型国家，既要换脑袋，也要强筋骨。陆军要减肥，海空军要扩充。在国际裁军体制生效之前，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只有当中国具有了宪政民主国家的身份，发展与自己国力相适应的海上力量，才不会引起世界的恐慌和联手对抗。

　　不论是“英国世纪”还是“美国世纪”，世界领导者的首要资质并不是GNP总量第一，也不是“船坚炮利”，而是制度创新的领头羊、人类文明的贡献者。我们要的是“世界的中国世纪”而不是“中国的特殊价值”。历史上凡是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力量，都是讲普世价值的；只有衰败者、颓废者，才会蜷缩在特殊价值的乌龟壳里以求自保。我们讲“天下文明”，就是要弘扬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给21世纪的人类文明染上更多的中国色彩；就是要在软实力的世界竞争中，把中国几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传统和几亿大专以上人力资源的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要跻身世界领导者，中国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经济危机的安全阀，成为保障世界人权的模范和建设国际民主机制的倡议者，成为具有远程投送能力的国际秩序担当者和世界警察，成为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和普世价值的输出国，任重而道远。21世纪的中国应当学习20世纪的美国，厚积而薄发，三顾始出茅庐。

　　我们祈望，2009年能够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元年。既是“改革开放”的总结年，又是“宪政大开张”的起始年。　　

　　2008.12

　　（载《商务周刊》2009年第10期，此处是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