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的分析介绍

　　 1952年的一天。美国密西根大学。一位曾在中国停留多年的名教授正与一位中国留学生讨论该生的博士论文选题。忽然，教授提高了嗓门：“什么！你说你要写‘五四’运动，不行！博士论文怎么可以写学生暴动？……什么？说这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思想革命？简直胡闹！你若是坚持写这个题目，我们就取消你的奖学金！”这位中国留学生愤然而去。

　　 几年后，周策纵顶住多方压力终于完成论文，接着他将论文扩写成五十五万字的《五四运动史》，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此书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一本材料详实、内容丰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读者不可缺少的指导性参考书……这书把历史细节和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织起来，造成一种完美的有解释性的关于中国的研究，实在是前所未有。”（美国《东方学会学报》）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学史或传记的著作，几乎例必征引《五四运动史》；大英百科全书再版时，特邀《五四运动史》作者补写“五四运动”条，使中国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成为世界知识的一部分。

　　 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因成绩优秀，留校主编校刊《新认识》（月刊），并指导后期在校同学的写作和文化运动。由于他才华出众，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先生的赏识。陈果夫到校演讲，每由周策纵记录。

　　 一年后，时任重庆市市长的湘人贺耀组（贵严）经人引荐，邀请周策纵去市政府担任专员、秘书，后来又兼编审室主任。这段时期，贺的许多文章、讲稿和一些重要提案，多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周策纵学识渊博，又能吃苦耐劳，贺耀组十分赏识，连一些对外活动和重要会议也委托周策纵代他参加或主持。能者多劳，周策纵此间还兼任过重庆市政府主办的《市政月刊》总编辑、重庆行政学院的教育长。一个大学才毕业的青年，被委以如此众多的重任，可谓破例又破格了。

　　 抗战胜利之初，屯兵新疆的宋希濂函电邀请周策纵前往担任其部少将政治部主任，且任命书已寄到，但此时陈果夫、陈布雷、萧自诚、曹圣芬等已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秘书）。周策纵只好辞谢了宋的盛情，前往侍从室为蒋介石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接见记录等事宜。连续两三年，周策纵与陈布雷、徐复观、陶希圣等出入于重庆曾家岩和南京黄浦路的“主席官邸”，他因此接触了许多高层人物，也了解到不少内幕。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执笔的。

　　 回想那段仕途，周先生细说当年：

　　 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身居“最高官邸”的周策纵以自己的才华和恪尽职守的精神，赢得了上级和同事们的一致赞扬，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走上辞职自费出国留学这条道路的呢？请看他后来的回忆：

　　 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以后才成行。

　　 周策纵要辞职出国留学，各方反应不一，“果夫先生对我责备颇严厉，布雷先生却担心我的生活。”与周策纵亦师亦友的顾颉刚先生却手书《世说新语》一则为周送行，全文是：“支公好鹤，往剡东山印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有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及也。因书《世说》此节，以壮其行。卅七年三月顾颉刚书于白门。”周策纵对顾先生的好意铭感不忘，这幅墨宝他一直珍藏并收入他后来主编的《民初书法》一书中。

　　 1948年5月，三十二岁的周策纵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在上海公和祥码头登上“美琪”号邮轮。海轮西去，波涛滚滚，周策纵心潮逐浪高，他喃喃吟出一首《去国》诗来：“万乱疮痍欲语谁，却携红泪赴洋西。辞官久作支床石，去国终成失乳儿。谠议从违牛李外，史心平实马班知。吴门倾侧难悬眼，碧海青天憾岂疑。”自注云：“陈布雷先生临别于私室赠言，以予湘人，殆有曾文正公自立事业之志，故不可强留。因忆文正《漫兴》诗有云：‘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信予情之更切于曾也。1948年5月10日于美琪轮上。”

　　 尽管身在异国，但周策纵的爱国、报国之心未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富强，如何吸收西洋的长处，推动现代化。他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写《五四运动史》。周先生向我侃侃谈起他研究“五四”运动的动机：

　　 身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及政治转变，对近代的变局应有一通盘了解。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

　　 1931年沈阳事变，我正在读初中，曾与学生代表一起演讲，抵抗日本侵略。后来到长沙读的高中，即是毛泽东十五年前毕业离开了的同一校址（湖南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后改为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我颇为活跃，也是学潮和罢课活动的核心人物。当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自然感到骄傲和敬佩。那时我已写过上千首旧体诗，可堪注意的是：我第一首白话诗，题目就是《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这首诗曾在郭沫若和田汉合办的《抗战日报》上发表。1947年5月4日，我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第一篇研究“五四”的文章——《依旧装，评新制：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特征》，同一天还登载有胡适先生、该报主笔王芸生先生和中国农工党领导人董时进先生纪念“五四”的文章。那个时候，我就梦想有一天能写一本有关“五四”运动的书。可惜我那篇文章已非常含蓄，未能尽意，却已引起当局对我的警告，这反更增加了我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意愿。赴美之后，研究环境十分困难，西洋学者和图书馆多不知道或不注意有“五?四”运动这回事，所以海外搜集资料非常缺乏，或未加编目；而当时复印机又尚未发明，引用资料都要凭个人手抄。我把1915年至1923年间的报刊，直接间接、多多少少检阅过六七百种。(www.xing528.com)

　　 周先生还向我谈及著述《五四运动史》一书的宗旨：

　　 “五四”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的立场和人生观，变动得特别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非初料所及。加上“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加油加醋，畸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煞事实；或夸张减料，抹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有鉴于此，我决定大量采用当时人的谈话记录，透过这些原始资料，让当时的人和事自己替自己说话。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了。

　　 “五四”后的几十年中有关“五四”运动的出版物不少，可惜受政治因素影响，或语焉不详，或曲解史实。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以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分析、探讨“五四”运动既深且广的涵盖面，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五四”运动，周策纵先生在完成《五四运动史》后，又编辑了一本《五四运动研究资料》，于196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书中详列“五四”时期出版的近千种报刊及其它资料，注明其出版地点、出版日期、编辑人员及撰稿人名单，并包括中文及外文译注。

　　 1978年12月，哈佛大学出版社给周先生转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第二夫人桃娜?勃拉克?罗素的亲笔信，信中说：

　　 敬爱的周策纵先生：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寄到你处，也不知道你是否还在史丹福大学或哈佛大学，或者甚至你是否还活着﹖但是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我已从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后，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勃拉克女士的这封信确实具有特别的文化与历史意义。1920年10月，应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之邀，罗素携带他的情人，当时正值黛绿华年的勃拉克来到中国。在中国十个月的旅行和讲学期间，罗素和勃拉克目击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又见到中国人振奋自强的浪潮。后来罗素在回忆录中写道：“西湖的古文明，其绝顶之美，赛过意大利。一至此我才了解，文明的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人！”“与欧洲相比，我们觉得中国充溢着哲理的、平和的气氛。”“中国应当保存文明和礼貌、坦诚和谦和的脾性，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质，此外还需加上西方的科学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应用于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中国期间，勃拉克怀了孕，回英国不久，两人正式结婚。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勃拉克的中国情丝未断，诚如她自己所说，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她的皮肤，在中国吸收到她的生命哲学。这确实是勃拉克一生最深刻的人生经验。

　　 “她这些话，以这样年迈的西方妇女改革运动先驱者如此说来，真令人感动。这不但使我个人感到惶恐，它更可能是‘五四’青年一种意外的安慰了。”周策纵先生十分兴奋地说。

　　 由于《五四运动史》采取科学、民主和个人自由自主的立场，不合党派教条，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曾被视为“禁书”。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他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说：“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

　　 再后，《五四运动史》1979年终于在台湾公开出版，中国大陆1996年出版了中译本，岳麓书社1999年“海外名家名作”丛书，《五四运动史》列丛书之首。　　 

　　 来源：《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