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有着广泛动员和群众基础的集体行动。作为一场由外交引发而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社会运动，观众成本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分析框架。在笔者看来，观众成本是影响集体行动效果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中介变量。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在于它面临极高的观众成本。观众成本的构成不仅包括公众参与的数量、媒介与舆论的强度，也包括权力阶层内部的异质力量和国际受众的态度。国家政体及国际体系是影响观众成本的两个重要变量。国家越民主，则国内观众成本越高，国家越开放，则国际观众成本越高。“观众成本说”不仅为我们理解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视角，对于我们思考今天全球化时代的集体行动和国家决策也具有启发意义。
90多年来，对五四运动的分析与评价众说纷纭，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在政治家和政治史家看来，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场“空前的民主运动”；在思想史家看来，五四运动被视作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启蒙运动”；在文化史家看来，五四运动则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出现的一场革故鼎新，狂飙突进的“文艺复兴”或 “文化革命”。[1]周策纵先生说：“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很少有像五四运动这样人们对之讨论得如此之多、争论得如此之烈，却又论述得如此不充分的事件。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运动标志着一种民族复兴或解放，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场民族灾难。即使对那些对之讨论最多或者欢呼最热烈的人中，其观点也是殊为分歧的。”[2]可见对五四运动的理解见仁见智。在笔者看来，“五四运动”可以视作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所谓集体行动指的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的政治行为。”[3]五四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首先，它有大量的群众参与，参与规模大，范围广；其次，它有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抗议行为及广泛的社会动员和信息宣传；第三，它是反对政府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如果对照社会学家邱泽奇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即“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了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的、有明确诉求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4]我们会发现，“五四运动”也是一起典型的“群体性事件”。
作为近代史上著名的“群体性事件”，五四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成功的标志是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正如朱一鹗所说：“这是吾国政府屈服于民众势力第一回，而国民表示政治运动的能力第一幕了。”[5]那么，在五四运动中，为何政府会屈服于民意？同样是针对外交问题的群体性事件，为何1895年的“公车上书”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五四运动的成功是一种偶然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哪些中介因素促成了运动的成功？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要探讨的核心内容：国内的集体行动何以又是如何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观众成本理论”对此加以解释。
一、“观众成本理论”是理解“五四运动”的一把钥匙
观众成本理论（theory of audience cost）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外交和国际合作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被称为“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6]这种视角关注国内的政治力量和舆论对国际交往中的政治家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国际事件具有公开性，领导人的行为就会受到国内外公众(也即政治观众)的注视和评判，在国际交往与互动中因此存在着观众成本。观众成本的存在能够影响国家间的互动，在国际外交和国际合作中发挥着影响力。[7]
按照观众成本理论主要研究者费伦(Fames Fearon)的观点，之所在国际危机中会产生观众成本，在于国际危机是一个公开事件，通过媒体的报道或其他公开渠道，这一危机直接呈现在国内政治观众（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面前，国内观众可以直接观察到领导人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并据此来判断领导人的表现。如果领导人表现不佳或不符合公众的预期，那么就可能遭受国内政治观众的惩罚，这种惩罚包括受到批评谴责、支持率降低、声誉受损甚至被直接罢免等等，就是所谓的国内政治成本。与此同时，如果领导人的表现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则还会对国家形象、国际声誉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观众成本。[8]这种两种观众成本构成了对领导人外交行动的约束和影响因子。
观众成本理论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笔者看来，观众成本理论突显了国际外交的几个特性：一是国际外交的“公共性”。在这一理论看来，国际危机也好，国际外交也好，首先它是公开的，可视的，因此会受到“可视性”及其范围的影响；二是外交与内政有着密切关联。这一理论宣布了以往国际关系研究中将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的假设是错误的。观众成本理论让我们看到，一国的外交不可能不受内政的影响。虽然不同政体的国家其外交决策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会有不同。但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海伦.米尔纳（HelenV.Milner）所指出的，“国内政治很少只有单一政策制定者的完全等级制，即使非民主体制也是如此。”[9]不论什么国家，它的外交总会受到内政的影响，总有观众成本的存在。因此，观众成本理论成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一把钥匙。我们也可以用这把钥匙来解开五四运动的成功之谜。
在笔者看来，五四运动是一个典型的“国内-国际”互动事件。五四运动源于巴黎和会的不平等协议，本质是一场针对列强和中国政府外交行动发起的抗议。作为一场国内社会运动，它因国际外交事件而引起，最后又对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影响。我们因此可以用观众成本理论来分析五四运动中的集体行动与政府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五四运动成功地迫使政府拒绝了列强的不平等协议。在笔者看来，政府决策发生这样的“逆转”和当时政府面临巨大的观众成本是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正是五四运动所造就的巨大的观众成本，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改写了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也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舆论对运动走向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观众成本”和民意或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观众成本”是一个联接国际与国内的关系概念，它旨在从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中挖掘出影响政府决策的中介变量，对于我们理解集体行动与政府决策的关系比单纯地强调“舆论因素”更为全面和准确。再者，“观众成本”并不等于民意或舆论。第一、就集体行动而言，观众成本包括了一切可视性的信息，既包括言论信息，也包括公众参与，如游行示威等社会行动。而舆论仅仅是以媒体为中介的言论性信息的总和，并不是观众成本的全部内容。第二，除了公共舆论，政治场域中的反对党或利益集团的主张和行动等一些非舆论信息也是观众成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就政府的外交政策而言，舆论有支持性的，也有反对性的。而只有那种让政府或政治家感受到压力的舆论才构成观众成本。[10]因此，理解观众成本的构成和影响，对于理解五四运动十分重要。
二、五四运动中观众成本的构成及影响
在费伦的经典论文中，观众成本是指在外交危机中决策者向国外行为体“公开”发出威胁后退却下来所遭受的“政治惩罚”。[11]实际上，这种基于“观众围观”而形成的对政治家的“惩罚”成本不仅存在于外交危机事件中，也存在于常态的外交决策以及内政决策中。在笔者看来，只要政治领导人的言论或行为是为广大民众所能观察的，就会产生观众成本，政治家不可能无视“众目睽睽”下的曝光、监督、批评或抗议。观众成本对政治家或政府因此主要表现为一种“负向”的信息或行为：包括监督、议论、批评，也包括表现为反对态度的抗议与示威等行为。
就五四运动而言，大量受过新知识新思想启蒙的精英和群众是五四运动的基本观众，比起前一代“观众”，他们更有文化和参与精神，也更知道反抗。更为有利的是，通讯手段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他们能够集体行动，集体发声。他们的示威游行、抗议请愿等行为，以及媒体的呼吁与反对等社会舆论构成了政府外交决策中的主要观众成本。这些观众成本深刻地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
（一）为数众多的新式“观众”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文人论政型的“集体行动”，但很少有群众基础。五四运动亲历者陆懋德说：“在东汉，北宋及晚明，皆有大学生聚众打倒卖国贼之故事。然而，近三百年来，学界青年敢在天安门开会聚众，并打倒卖国贼，此为北京所见之第一次。”[12]的确，相比于同样旨在反对签约的1895年的“公车上书”，五四运动具备的群众基础更为广泛，不再仅限于官僚集团内部或少数知识精英。这与这一时期大量的“新式观众”的出现直接相关。
中国“新式观众”的培养壮大是一个逐渐累积的结果。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各种新行业开始出现，工厂、报纸、高等学校、法院、银行及其他专业化的新机构出现了，社会也开始形成新阶级——教育家、律师、工程师、报人、现代商人和银行家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各种行业协会（法团），如商会、律师协会、银行家协会等，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整合的趋势，形成了与政府的新型关系。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取代传统士绅地位的新的舆论领袖也得以产生。[13]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构成“舆论来源”的主要力量。在周策纵先生看来，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成份，他们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与发起者。这一阶层是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虽然1862年中国就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但西式的教育制度直到1907年才大规模实行起来。在这期间，通过学校教育，中国涌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西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从1912年到1917年的五年间，大约有550万在校或者毕业的学生。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约有1000万受过某种新式教育的人。这些人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沉默的顺民”，而是有着新思想的新公民，他们构成了五四运动的中坚和新式观众。
表1：1905-1919年中国新式学校的统计数字（包括全部高等和中、小学）[14]
除了受国内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留学生也是一种重要的“生力军”。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留学日本、美国和欧洲（尤其是法国）成为一种风尚，留学生人数与日俱增。1906年，约有1.3万名学生在日本学习。1915年，仅在美国就有1200多名中国学生在各类专门学校和大学里学习。[15]这些留学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及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先锋作用。
随着大众教育发展的是新闻业的发展，报刊的发展使全民的阅读率和识字率逐渐提高，也培养了潜在的知识人。在1911年前后，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村人口和劳力阶层几乎全部是文盲。但是随着新式教育和新式媒体的扩张，这种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在城市，出版物的发行量增长迅速，培养了一大批的读者，这也成为后来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在20世纪初的北京，一项对于325个家庭1217人的统计调查显示：报纸订户约占受调查家庭的26%，即订阅报纸的家庭有86个，还有3个家庭同时订阅了2份报纸。调查中的这些家庭属于较高收入的家庭，这些家庭成员的识字率大约为75%，而一般家庭也达到了20%的识字率。[16]
正是随着教育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识字率的提高，知识人群的比例迅速提高，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开始成型，这部分人群逐渐成为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五四运动中，参与示威游行的北京学生达到数千人之多，许多运动领袖都是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就在运动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知识分子的参与和示范作用还唤醒了更多的人加入其中。终于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社会运动。林语堂先生写道：“五四运动不仅意味着民国时期中国学生第一次积极地参与政治，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意志的一次蔚为壮观的联合表达。”[17]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19年5月这样报道了当时的形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百万农民、商人和工匠有史以来第一次谈论起国家和国际大事，甚至当他们被最近几次革命鼓动起来时，也还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对此发表意见。不论你走到哪家饭馆，不论遇到哪一伙工人，你都能听到他们在谈论这些事情。茶馆里‘莫谈国事’的招牌已经过时了。这些年轻的斗士们（学生们）所作所为真了不起—也许中国真正的苏醒了。”[18]这些新式的“不服从的公民”构成了观众中的“基本盘”，在五四运动中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与请愿
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通过自己的行动表达不满和抗议，这给了政府以极大的压力。这种行动有两类：一类是表达性的，如示威、游行、请愿、通电等，主要是一种表达不满的象征性行动。另一种行为则是带有暴力或破坏性的，如“火烧赵家楼”，以及学生的罢课、工人的罢工以及商人的罢市等。这些行动通过不同城市的串联、不同社会群体的接力以及媒体的大量报道，形成了巨大的行动场与舆论场，对政府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迫使他们调整内政外交政策。
学生们通过多种手段来表达诉求。游行示威、演讲通电、宣传公告以及罢课等都是他们的表达与抗议方式。1919年5月1日，一些北京大学的学生在获悉巴黎和会中国的正当要求被拒的消息当天就开始采取行动。5月3日晚，经开会协商后，北京大学学生决定立即采取如下措施进行应对：第一，联合社会各界力量一致力争；第二，通电巴黎专使，呼吁不在和约上签字；第三，通电各省于国耻纪念日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第四，决定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学生的决定通过“通电”得到了公开传播。
这种“通电”起到了动员和告之的效果。到了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超过3000名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他们冲破重重阻挠，手持传单和横幅，发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呼吁。游行学生还要求惩办出卖国家利益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以及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等人。当学生游行队伍行进到曹汝霖家时，他们闯进了曹宅，将藏身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了一顿，学生中的激进分子还用火点燃了曹宅。这一行动随后遭致军警的镇压，他们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然而政府的高压政策并没有使学生退却，反而使抗议升级。上海、天津相继成立学生联合会。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布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商会、农会、教育会、学校、工会以及报馆等发出罢课宣言。北京学生的行动和宣言迅速受到其他省份和城市学生的响应支持，多地发生学生罢课和抗议事件，这些行动又不断遭到当局的镇压。6月3日，军警逮捕了北京参加运动的学生170多人，4日又逮捕了800余人。学生被捕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
除了发表宣言和通电外，学生们也通过“街头演讲”来动员群众，这也是五四运动时期一种新兴的群众动员的方式。集会常常伴随着演讲。陶希圣在他回忆五四的文章中说他当 时住在先贤祠宿舍，却到西斋和马神庙及松公府等处的一些集会去“问消息，听演讲”，演讲者以“湖南口音居多”。[19]当时出现了很多演讲团体，直接面向群众宣传。演讲团体中较为有名的是1919年3月23日由北大学生廖书仓、邓中夏、罗家伦等人创立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五四前后，这个讲演团在城市和农村作了无数次的演讲，宣传科学知识、爱国主义和其他社会政治思想。[20]
学生们也通过传统的“上书”模式和请愿模式来表达政治观点，影响政府决策。如1919年5月19日，北京罢课学生就给总统徐世昌上书称“谨于五月十九日起，暂行停课，借图挽救。伏望我大总统本全国人之公意，对于青岛问题，出不签字之决心，以固国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以除国贼。”[21]与此同时，人民的愤慨也通过来信每天像潮水一样涌入总统府。
学生的抗议和遭遇也引发了社会其他群体的广泛关注，他们也开始接力参与这场运动，主要的方式有请愿、罢工和罢市等。1919年6月1 9日，山东请愿团80余人到达北京, 随即向总统府和国务院提出拒绝和约签字 废除高徐及顺济铁路草约、惩办国贼等三项请愿条件。21日、23日、25日，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和大总统徐世昌被迫接见了请愿团代表 [22]。工人和商人则采用罢工罢市的方式响应学生。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波及各行各业。由于近代交通、通讯手段的改进，上海的“三罢运动”很快波及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产生了巨大的连锁效应和“观众成本”。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曹、陆、章三人相继被罢免，总统徐世昌也提出了辞职。面对这种“看得见的”的压力，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三）新式媒介的组织动员与呼吁抬高了观众成本
要产生观众成本首先要使特定事件或决策可见,而公共媒体则是提升社会能见度和设置社会议程的重要工具。美国社会学家吉特林(Todd Gitlin)在《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一书中指出，所有的运动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政治运动和媒体相互需要。”[23]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规模，并波及全国，除了一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之功，也离不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特别是媒体的报道。媒体的报道使政府的外交决策“人人可见”，也使社会运动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形成呼应聚合之势。没有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媒体的大量的报道，五四运动也无法动员起成千上成的普通群众参与这场社会运动，其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因此，媒介技术与媒体报道是形成观众成本的重要的共鸣器和放大器，起到了有力的组织作用和宣传鼓动作用，它使全国、全世界都能够听到中国人民的呼声。
首先，电报的作用使五四运动的宣传与动员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集体行动。
电报在晚清传入中国，逐渐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发挥作用。中法战争结束后，中国电报业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据《中国近代邮电史》一书统计：从1881年到1908年，中国商办电报线路共计建成41417华里，地方官办电报线路共计建成49480华里，总计为90897华里。官办电报局155处，商办电报局239处，共计394处。除西藏地区以外，电报通信机构已遍及全国。[24]随着遍布各地的通信网络的建立，电报也逐渐成为一种新式的政治传播与政治动员工具。早在1895-1911年间，民族危机就为社会精英借助“公电”表达政治意见提供了机会。“公电”又称“通电”，是一种以众多受众为目标，发给多个接收人的公共资讯。因为通常或是用明码电报拍发，或者是被刊登在报纸上，在甲午战争后就开始被当作表达政治立场的工具，用于公开表达对某一问题的特定立场、看法或声明。第一批公电在1895年才在《申报》上出现，在之后的20世纪初开始被广泛使用，“逐渐在近代中国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传播和动员的工具。”[25]五四运动时期，公电成为各界人士表达观点的最好媒介。巴黎和会期间，可以说是电报横飞。民间各界通过电报发出声音，表示抗议。1919年5月3日，在知悉巴黎和会列强的决议后，国民外交协会立即发表“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的通电[26]，该通电分送各省省议会、商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及各报馆等，并为报纸所公开刊登，在全国起到了民众动员的效果。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关心国事的军政界名人、社会贤达以及各类社会团体等也都通过发表通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或爱国立场。如山东的请愿团就通过电报发出了“东人死丧无日，急不能择？誓死力争，义无反顾”的呼声。更有直接将电报发到巴黎代表的。据说巴黎和会期间，有5000封电报发给出席关于山东问题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这些发到巴黎的电报，大多来自学术界或中产阶级人物，但也代表了公众的呼声。[27]
电报也是巴黎和会期间连接国内和国际的主要媒介，不仅北京政府和巴黎代表之间通过电报保持政令畅通，记者、知识精英以及“围观”的群众也用电报传递信息，发布新闻。正是电报的使用保证了信息传递的及时通畅，巴黎和会上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国内。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他以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资格前往欧洲。在巴黎和会期间，他通过电报与国内保持联系，及时传递最新信息，使国内媒体和民众得以知晓和会的最新进展。[28]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在获悉和会拟将德国原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电告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汪大燮和林长民等人，他们得到梁的电报后，立即在国内进行了传播和动员。可以说，是梁启超传递的这则电报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五四运动的结尾一幕也是依靠电报传递信息的。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则消息同样是通过电报传达到国内的。当时北京无线电台的收报员在第一时间接收到了这个来自巴黎和会的消息后，便立即通知了那些参加示威的大中学生，他们当时正在新华门总统府前静坐，听到此消息后群情振奋。[29]可见，正是电报这一新式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国际-国内联成了一个信息网，扩大了民意的聚合和民众的动员。
其次，新闻媒体对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报道营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了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率先批露了巴黎和会决定将青岛交付日本的消息。报纸一出版，就引起与闻者的强烈反应。《京报》社长邵飘萍在3日晚北大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学生团体召集的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讲，鼓动学生“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五四运动时期，媒体在形成公共舆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和清末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是是分不开的。美国新闻史家白瑞华的统计：1890年，中国共有报刊（报纸和杂志）15种，1898年是60种，1913年为487种，而到了1921年，这个数字是840种。[30]林语堂则引罗文达博士的文章对这一时期中国日报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在1895年前，中国仅有日报7种，到1895年，增长到19种，到1912年，已达500种，1921年增至550种。这个数量的变化是相当迅速的。
表2：1895-1921中国日报的增长[31]
与报纸的数量增长一道，通讯社的数量也在增长。仅1913年至1918年的五六年间，新创办的通讯社不下20家。[32]与这些媒体数量一同增加的是对时事新闻报道数量的增加和媒体对政治社会事务的介入。1919年4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报》等83家报纸在上海成立全国报界联合会，呼吁全国新闻界团结一致，消除歧见，“外为和会专使之后盾，内做南北代表之指导”，[33]明确表达了新闻界的立场。
在五四运动前后，各家媒体几乎都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报道巴黎和会和学生运动，绝大多数媒体都表达了反对和约，支持学生运动的呼声，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早在1918年12 月，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即被派赴法国采访巴黎和会。作为第一位出国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他的报道无疑十分出色，共向国内发回专电14篇、通讯4篇，即时丰富的报道为中国读者了解“巴黎和会”的情况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34]
《申报》有关“山东问题”的一组报道，从1919年1月一直持续到该年5月，是“五四运动”系列报道的先声。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申报》又大篇幅报道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发表了《北京学生示威行动之别报》、《学界风潮中各方面之态度》、《北京学生事件之余闻》等数十篇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35]《每周评论》在五四前就系统报道和评论国内外时事，组织和发动舆论。《民国日报》则自1919年5月6日起开辟了三个专栏连续报道五四运动的进展。此外，北京的《益世报》、天津的《大公报》以及上海的《新闻报》等也都投入了大量版面和人力及时报道这场学生运动，并配发了大量评论，总体立场上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36]
不仅中国媒体，外国媒体和记者也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同情性的报道，扩大了舆论的影响。与媒体报道相适应的是读报人群的增加。当时一些主要大报一份通常能传阅10-20个人，社会上出现了阅报室和租报、转卖和借阅报纸等业务，足见出报纸受众之广泛。[37]强大的媒体舆论起到了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也给了北洋政府强大的民意和舆论压力。
（四）五四运动巨额观众成本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五四运动中爆发出来的集体行动和强大的民意力量，既为公众所目睹，也为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所目睹。政府的所作所为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构成了政府决策中巨大的观众成本。正是这种观众成本，影响了北洋政府的外交决策，政府最后被迫拒绝在巴黎协议上签字。
有证据表明，如果不是因为五四运动强大的民意压力，北洋政府对于这个协议是会签署的。首先，北洋政府的软弱和贪腐无能决定了他们会这么做。早在巴黎和会前，中国军阀政府就曾于1918年9月24日通过谈判向日本秘密借款（西原借款之一）以修建山东的济（南）顺（德）、高（密）徐铁路，因此两条铁路的全部产权和收入便为偿付借款而抵压给了日本。借款同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腾新平男爵向中国提出有关山东问题的七点建议，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换文中答复“欣然同意，特此奉复”。正是这一秘密协定使巴黎和会上日本对山东和有关铁路的要求具有了法律根据，美国无法支持中国，中国谈判代表本身也无法“据理力争”。[38]。
据王芸生回忆说，在参加巴黎和会之初，北洋政府的态度是“原拟全约签字”。[39]到5月6日和会宣读对德和约草案时，中国代表团对其中的山东条款才声明有保留之义务。但权衡形势后，北洋政府还是选择了妥协。24日，北洋政府通电各省：“经熟思审处，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该通电还明确指出政府不能受舆论左右。“此次青岛交涉，群情激愤，举国骚然，政府如为曲徇舆论计，固不妨拒绝签字，后弊害迭见，势必归咎于主谋之不臧。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40]总理段祺瑞在5月24日的敬电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该电称学生运动和舆论阻挠政府签字会“误己误国”，是“借爱国以祸国”之举。6月4日后，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曾就是否签字问题向北京请示，政府的结论是：签字对中国更为有利。段祺瑞、安福系的国会、总统等对此一致赞同。徐世昌在其6月10日的辞职信中说：他辞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感到必须签订条约，公众舆论反对签约，在他看来是“昧于外交事实”。[41]6月24日，政府指示代表团：如果抗议完全失败的话，就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决定传出后遭到学生、工商业者及无数团体的痛斥。几百名来自各个团体的代表向总统请愿，在总统府门前站了两天两夜没睡觉。上海和山东的民众举行群众集会，威胁说如果政府在条约上签字，他们就脱离北京政权独立。在公众的这种压力下，徐世昌总统才于6月25日从北京打电报给巴黎，改变他原来的决定，“如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
其次，代表政府的巴黎和会的参会者明确表示受到了舆论的压力。顾维钧回忆说:“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这自然把中国代表团团长置于极为严峻的困境。陆总长当时已经在圣.克卢德医院住院多日了。”[42]代表们收到上千封来自中国民众和社会组织要求拒绝签约的电报，成千上万的在法中国留学生、工人还有华侨到代表们的住处抗议请愿，甚至威胁说如果他们签字就会遭到像北京学生对待曹汝霖那样的命运。顾维均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当时在巴黎的中国民众对代表团的影响。他说:“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 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43]对于陆宗祥最后从不同意到同意拒签的态度转变，顾维均写道：“陆总长本人起初赞同签约，甚至即使不允保留，可能也会赞同签字，但由于中国国内以及巴黎形势的发展，在国内舆论强大压力下，他最后同意我的意见，反对签字了。”[44]巴黎和会《关于胶澳问题交涉纪要》也称：“会巴黎方面各专使亦迭接国内数十处去电, 对于签字保留一致呼吁，异常愤激。各使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对于保留办法，坚持益力，顾会中仍不允认，于是不签字之局遂以实现。” [45]可见，巴黎和会与会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签对德和约，与他们受到民众运动及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有直接的关联。
观众成本理论认为，公众舆论为决策者制造政治赌注,既可推动决策者的对外决策,又可使决策者付出重大国内政治代价。公众关注外交政策的程度制约决策者对公众成本代价的评估，影响着决策者获取政治收益或遭遇政治风险的机率。[46]正因为五四运动这场集体行动范围之广，声势之大，使得北洋政府的外交决策面临巨大的观众成本，以致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能力，终于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变化。
三、观众成本的影响因素：政治分权与国际嵌入
（一）政治分权构成并影响观众成本
在观众成本理论看来，舆论只是构成观众成本的一部分。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反对与制衡也是重要的观众成本。Fearon认为：国内政治观众既包括了大众，也包括了政治体系内的反对党、竞争对手、国会议员、政治官僚和其他利益集团。这些反对与制衡政治势力产生的观众成本更能影响政府决策。[47]国际政治学家海伦.米尔纳（HelenV.Milner）也指出，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不必然将国家利益或国家生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妥协主导的结果。“尽管建立在单一行为体假设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仍认为行政部门主导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是行政部门并不总是占有优势。由于行政部门同其他国内集团分享决策权，因而政策选择，无论国内或者对外政策，都是内部行为体策略博弈的结果。”[48]权力制衡与多头政治必然改变观众成本的结构。就政府权力而言，内部唱反调的人愈多，则观众成本愈大。
我们可以发现，五四运动的成功，固然得益于舆论压力，统治集团本身内部分歧导致的观众成本更不容忽视。五四时期的国内政治是一种“多头政治”。美国学者齐锡生指出：从1916年到1928年是中国的“军阀政治”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缺少一个位于顶端的威权主义的中央政府，派系林立。中国国内的政治关系因而更像一种国际间的关系：合纵连横，变幻不定。“中国政治的分裂和瓦解是如此严重，以致几乎无法把这个国家看成有一个统一的政权。”[49]可见当时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是相当低的。实际上，五四时候国内有南北两个政府：北京的段琪瑞政府和广州的军政府（1917年9月-1925年6月），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奇观：两个政府互相制衡，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度。而当时的议会也为不同的党派所把持，这种分权使得各种舆论得以生发。在巴黎和会上，南北政府都派出了代表，南方政府派出的代表（王正廷）和北洋政府的代表意见不一,代表团的名字排序也几度发生变更。顾维均在他的回忆录中称：南方代表称北京政府为北方政权的发言人，不能代表民意。“在代表团内，特别是在以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先生为一方，以陆总长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纠纷。同时，在代表们开会时，我有时也成了批评目标。”[50]这种不一致加剧了政治分歧，众声喧哗的场面于是出现。“多头政治”也使国内舆论无法压制，舆论的解放反过来给政府决策施加了压力。
分权政治无疑增加了政府决策的观众成本。张玉法先生在《中华民国史稿》中指出：“当时国家建制和施政的大方向是立宪法、开国会，基本上是走西方三权分立的路……民国的建制不同于清代及以前，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皆无绝对的权力；舆论、社会运动者、反对党、甚至拥兵自重的军人，都是制衡力量。传统的统治术，用在民主开放的时代无效。”[51]这意味着在内政外交上，北洋政府存在着巨大的观众成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时很多不同政见的政党和社会团体都介入了外交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媒介管道发表意见或者呼吁。如南方政府极力宣传对日本和北京政府的恶感。进步党的领导人梁启超也反对段琪瑞政府的亲日政策，反对政府同意巴黎和约。更多的社会团体也出来讨论外交问题，并与政府“唱反调”：如“国际联盟同志会”、“国民外交协会”、“外交调查协会”等。而各种各样的为数众多的学生组织、留学生团体以及各种工商组织、工会等团体也通过拍发电报、通电、请愿等形式表达对政府外交的不同看法，给政府施加压力。[52]
即便当时皖系主导的北洋政府对地方诸侯都难以“统一口径”。当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 当时国内许多省份的督军省长们也采取和政府不一致的立场，没有“顾全大局”，而是“大唱反调”，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站在民意这一边。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1894年，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时，也曾引起国内的严厉批评。不但台湾人民强烈反对，许多同僚和学者都批评李鸿章父子卖国。如两江总督张之洞就强烈反对批准条约，在北京参加科举应试的数百名各省举子也几次联名上书清廷，请求清帝废除条约，迁都内地，继续战斗。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士子，起草了万言书，集结了603名举人的签名来抗议和约，督请清廷拒和。然而，清政府还是不顾这些严词抗议，于1895年5月8日和日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53]为何“公车上书”未能改变政府的外交决策而五四运动却成功了？这固然有时代的因素，例如社会心理的不同，“观众”素质的不同，媒介动员力量的差异等，但最大的不同是这两次集体行动所面对的政府差异：清廷是一个强势独裁的集权政府，而北洋政府是一个弱势独裁的分权政府。两种政体导致了不同的观众成本，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1912-1922年间的“北洋外交”是在一种特殊的国内外环境的约束下形成的。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集体行动是以“国民外交运动”的方式出现的，其背后蕴藏着复杂的政治分歧与斗争：北京政府内部的府院之争、在野派系的倒阁运动，南北之争以及直系与奉系为角逐中央政权所进行的权斗等。[54]正是这些“内部斗争”导致了北洋政府极高的观众成本，造就了民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国民外交”的出现。
事实上，观众成本随政治分权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观众成本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假设是：不同国内政治制度在观众成本的产生上存在着重大差异，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容易产生观众成本。林民旺教授认为，民主政体之所以容易产生观众成本需要从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属性来解释。这些特征主要包括: (1) 民主政治媒体的开放性、透明性。 ( 2)民主政治运作的透明性。(3)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4)政治运作中的权力制衡. (5)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竞争性的、分权制衡的体制保证了决策的可视性，进而也对领导人的对外行为构成了有力地约束。[55]由于面临更高的观众成本，民主国家做出的承诺也就更为可信。
五四时期的政府政体虽然不能说是民主政体，却也是一种竞争性的分权体制，这为思想和舆论的多元提供了契机。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军阀们所造的国家混乱和不统一局面，却为思想多样化和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知识界的其他组织。”[56]周策纵先生也指出，五四运动发生时的环境是其取得成功的“极其有利”的因素。“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并未完全控制北京政府，他的势力多少受到以冯国璋和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和温和派研究系的牵制。此外，事件发生时的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是文职官员。他们的任职保持了各军职和文职派系势力的平衡。再者，当时整个国家事实上被分为南方和北方。南方的革命政府在新知识分子和公众中的声誉不断提高。新知识分子在事件中所以能取得胜利，其因素之一即这些政治和军事派系之间势力的平衡”。[57]这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平衡客观上使当时的政体具有了“分权竞争”的特征，五四运动也因此产生了巨额的观众成本，迫使政府做出让步和改变。这一特点也使得五四运动和之前及之后发生的集体行动有了根本的不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因“群体性事件”而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案例。这种“因缘巧合”正如周策纵先生所指出的：在五四运动中，“尽管段祺瑞因这一事件而名声扫地，且不久之后即被其他更强的军事领导人所取代，知识分子却再也未能找到比段统治下更有利的环境。” [58]
（二）国际化嵌入与国际观众成本
除了国内观众成本，国际观众成本在政府的外交决策中也十分重要。Fearon将观众成本分为国内观众成本和国际观众成本，前者指国内的观看者，包括民众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竞争者和制衡者等；后者主要指国家在外交危机中的对手以及没有直接卷入危机的其他盟友等，包括其他国家的政府和公民。费伦认为：对于领导人的决策而言，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内观众成本，其次才是国际观众成本。但如果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相互关联且可以通过媒体互相观察，则国际观众成本对于领导人的决策也十分重要。[59]安妮.萨特里 (Anne.E.Sartori)认为，在政府决策中，国际观众成本和国内观众成本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危机中表现不佳，或做出承诺之后却没有兑现,那么在国际观众看来，这意味着没有能力或者信用。决策者将为此付出了国际观众成本：轻则损失国家声誉和形象,重则给未来的外交带来更大的麻烦和损失。[60]
五四时代的政府外交不仅受制于国内力量，更受到国际力量的约束，因而具有较高的国际观众成本，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自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进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实现了一种笔者所称的“内部全球化”[61]，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无一不受到西方的影响。这种全球化使中国嵌入国际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内政外交上受到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约束，到五四时期达到一个顶峰。周策纵指出：“外国对五四运动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重要的影响，这与现代中国其他改革运动的情形一样，它们往往是由于与外国人接触而引起的。就五四运动来说，外国的举动和反应常常与运动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有时候甚至把它相向新的方向。”[62]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时期，北洋政府在内政与外交决策上，十分在乎其他国家的意见和态度。在山东问题上，中国既有对手，也有盟友，这些对手和盟友的态度构成了北洋政府的“国际观众”成本。
就巴黎和会上的对手而言，在日本的运作下，除了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都不支持中国的诉求，这使北洋政府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巴黎和会的签字问题上，北洋政府考虑最多的是“国际信誉”和“国际影响”。这从当时总统徐世昌的态度中可以见出，在他提出辞职的次日致各省的通电中，他说：“若因保留不能办到，而并不签字，不特日德关系不受牵制，而吾国对于草约全案先已明示放弃，一切有利条件及国际地位，均有妨碍。故为两害取轻之计，仍以签字为宜。”[63]只有当国内的反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北洋政府才“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了得罪列强而不是得罪国内观众，顺应了舆论。
在当时，不仅国内舆论，国际舆论对于北洋政府而言也是一种重要的观众成本。除了日本，当时在华的西方消息灵通人士几乎都是同情“五四运动”的。并且对山东问题和反日运动也持支持态度。当时曾在中国的英美记者和作家，从毕纳（Witter Bynner）、索科尔斯基（George Sokolsky）到杜威以及后来的罗素，都称赞中国的知识分子运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包括芮恩施、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以及法国公使庞皮（Boppe）等都以五四运动持同情态度，倾向于认为五四运动是一种表达自己意见的民主行为。[64]盟友的态度也可以从外国驻华记者和媒体的舆论中看出来。以美国《字林西报》常驻北京的记者甘露德为例，他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十分详尽。不仅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并且还参加了北大举行的集会，采取了支持学生的立场。另一位驻天津、兼任《大陆报》北京地区通讯员的美国记者约瑟夫.华盛顿.霍尔也在他的报道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抗议运动。美国《远东评论》的记者端纳，发表过长篇社论表达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和支持。[65]英国的《京津泰晤士报》在五四运动前后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它强烈反对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支持中国要回山东，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影响巨大。“许多上流社会的中国人都是《京津泰晤士报》读者。在长江以北，它几乎是无处不见，而且它在国外的发行量是近现代时期所有在华英文报纸中最大的。”[66]
外国媒体营造的这种国际舆论对北洋政府而言构成了一种“国际观众成本”，尽管处于外围，但对北洋政府的“签约”和“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同样构成了一种压力，其作用因此不容小视。近代以来，外国媒体的植入在中国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之外营造出一个“舆论飞地”，政府无从压制，客观上提升了晚清和民国政治的透明度和可视性，并通过国际媒体和国内媒体的互动，放大了其舆论影响。曾担任英国《京津泰晤士报》主编长达16年之久的潘纳禄说：“外国的新闻出版，尤其是英国，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来自西方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承担了引领中国现代化和将中国带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任务…….一般来说，外文报纸都会支持看上去符合潮流的观点，而对于被政坛贴上反动保守等标签的观点便会嗤之以鼻。自始自终，外国新闻出版在广义上的任务就是西学东渐的媒介，并且借西方的评判标准来深化社会改革。直至今日，外文报纸仍发挥着这种作用，尽管现在这种自由的行使可能比过去要谨慎得多，但比起中国出版 物，它仍然拥有一种更加强势且有力的话语方式。”[67]可见，国际体系（包括租界、治外法权和外国媒体）嵌入中国，使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不仅面临极高的国内观众成本，而且还面临极高的国际观众成本，这极大地影响了北洋政府的外交决策。
显然，如果不是因为“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不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被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之内，国际观众成本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影响也不会那么大。这也是五四运动的案例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国家越开放，与全球化的契合程度越高，则内政外交的国际观众成本越高。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不仅民主国家的外交行为面临巨大的国际观众成本，主动或被动融入了国际体系的非民主国家，其外交决策也具有国际观众成本。如果国际-国内两个信息场域是相通的，有一定的联结机制，则国际观众成本或将传递和转化为国内观众成本，给政府的内政外交带来压力。
四、结论与思考：观众成本理论的启示
综上所述，观众成本是五四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变量。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下，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极高的观众成本促使了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改变。这种观众成本的构成不仅包括观众、媒介与舆论，也包括统治阶层内部的异质力量和国际观众的意见。决定观众成本的因素除了媒介与舆论这些直接动员的技术手段和载体外，更和国家政体及国际体系的情况有关，缺少了任何一个因素，集体行动的政治后果将变得不同。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改写历史，在于它幸运地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
通过对这一个案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将集体行动、观众成本和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用下列模型来表示：
图1：集体行动、观众成本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在笔者看来，观众成本是集体行动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中介变量。观众成本越高，则集体行动导致政府决策改变的概率就越大。国内观众的数量、素质、国内媒体的多元化程度以及媒体的报道量、报道影响等形成了国内观众成本；而国际观众的数量以及国际媒体的报道则形成了国际观众成本。观众成本不仅受到观众和媒介的影响，也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分权程度和嵌入国际体系的程度，前者直接影响国内观众成本，后者则直接影响国际观众成本。在特定的情形下(如全球化、信息化)，两种观众成本相互转化，共同作用于政府决策；反过来，政府的决策也会反作用于观众成本和集体行动。
透过五四运动这一个案，我们也可以尝试拓宽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和理解。在笔者看来，观众成本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外交问题，而且也可以分析内政问题。观众成本将集体行动的“可视性”置于一个中心位置。可视性及其传播是产生“观众成本”的前提，如果一个集体行动没有被媒体报道，没有被广泛传播，那么它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对五四运动的个案分析也能给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有益启示，加深我们对“负责任的大国”和政治合法性的理解。在观众成本理论看来：观众成本可以增强国家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因而能够增进信任实现合作。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看，在政治合作中，政治主体的承诺要具可信性，必须符合如下条件：（1）承诺的可见性（visible）；（2）承诺的可理解性（understandable）；（3）承诺的不可逆转性（irreversibility）。[68]只有这样的承诺信号才能够增进信任与合作，因为这样的承诺信号附加了极高的成本。事实上，观众成本增进信任的机制就在于它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信号”，它是公开的，接受观众监督的，这样的承诺一旦做出它就会反过来限制了领导人的行动自由，使他们无法出尔反尔，随心所欲。因此，高昂的观众成本虽然可能使领导人的自由度减少，却更容易在国际上建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形成国际信誉。相反，观众成本太低的政权(如为所欲为的独裁政权)，其在国际合作中的承诺可信度也会降低，难以建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回到五四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北洋政府顺应民意的内政外交不仅获得本国公众的认可，甚至收获了国际观众的认可，顺应民意的结果是提高而不是降低了其执政的合法性。五四运动开创的“群众性的废约运动”开启了一种“国民外交”的模式。[69]这个国民外交模式虽然限制了北洋政府在外交决策上的自由裁量权，却也为北洋政府的废约外交提供了坚强的民意后盾和合法性支持。在“五四运动”发生一周年之际，蔡元培说：“政府应付外交问题，得用国民公意作后援，这是第一次。”[70]更为意义深远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国民外交，世界各国也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也多了几份尊重。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外交主权在于国民全体，非复政府中少数人所能愚弄；中国民族既有自决之心，足为外交后盾，未可再加轻侮”，自此以后，“各国对于中国，一变其强权压迫之态度而为亲善诱惑之态度，实可谓外交上之一大转机。而嗣后修改不平等条约及挽回主权之运动，遂得逐渐收效，乃至间接产生于盛顿会议。”[71]北洋政府在“观众要求”和压力之下被迫做出的拒签之举，居然赢得了内外交赞，这恐怕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意赋予政府内政外交以合法性及其带来的正面效应再没有比五四运动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的了。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www.xing528.com)
[1]参见张雪萍：《2000年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热点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3期。
[2][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4]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5]朱一颚：《五四运动之回顾》，《中央副刊》第41号，1927年5月4日。
[6]有的学者如唐小松将audience cost 翻译为公众成本，也有的翻译成“听众成本”，林民旺教授则译为“观众成本”。他认为audience cost 能够产生的其中一个首要前提假定是，国际事件首先是一个公开的公共事件，因此有很多的政治观众和看客。audience cost 理论将领导人看作是舞台上的演员，而台下是诸多的政治观众，他们能够观察领导人的一举一动。因此他认为将audience cost翻译为“观众成本”或者“受众成本”更能够表达该词的内在涵义，本文采用林民旺的译法。参见林民旺：《国内观众成本理论与国际合作》，《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
[7] James D.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September 1994. pp．577－592
[8]林民旺：《国内观众成本理论与国际合作》，《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
[9][美]海伦.米尔纳著，曲博译:《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0页。
[10]在笔者看来，观众成本的大小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观众成本=反对政府的舆论或力量—支持政府的舆论或力量+围观者的力量。对于政府的外交决策而言，反对性的舆论或力量是观众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如政府的“秘密外交”或秘密决策，一旦信息“公开”本身会引致围观，围观因此也是一种观众成本。如同“曝光”及“示众”会带给个人压力一样，“众目睽睽”本身也会给政府决策带来压力，影响政治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很多时候关注本身也是一种观众成本。
[11] James D.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September 1994.
[12]陆懋德：《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城固青年》，1941年第1卷第2期。
[13][美]费正清主编，杨品泉、孙开远、黄沫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14] [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2-383页。
[15] [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16][美]白瑞华著，王海译：《中国报纸》，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17]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26页。
[18] Stanley High.China’s Place in the Sun.New York:1922.VII,PP.133-34.
[19]陶希圣：《从“五四”到“六三”》，参见陈占彪编：《五四事件回忆：希见资料》，三联书店，2014年，第127页。
[20][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21]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年，第194-195页。
[22]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409页。
[23][美]托德.吉特林著，胡正荣、张锐译：《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4页。
[24]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65页。
[25][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7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第182页。
[27][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28]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9]邮电史编辑室: 《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
[30] 白瑞华引用的是《中国年鉴》的数据，另外他提供的《申报》1921年统计的报刊数据为1134种，而另一位传教士吴板桥（Samuel Isett Woodbridge）估算1917年的日报总计为2000种。参见白瑞华：《中国报纸》，王海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
[31]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52页。
[32]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3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284页。
[34]王润泽、陆瑶：《胡政之对“巴黎和会”报道的特点》，《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5期。
[35]马庆：《“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再论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当代传播》2011年第3期。
[3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37][美]白瑞华著，王海译：《中国报纸》，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38][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39]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1年，第346页。
[40]章伯锋：《北洋军阀 ( 1912 -1928)》（第3卷），武汉出版社, 1990年，第1069-1070页。
[41][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42]顾维均:《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页。
[43]顾维均:《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207页。
[44]参见陈占彪：《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三联书店，2014年第52页。
[45]章伯锋：《北洋军阀 ( 1912 -1928)》（第3卷），武汉出版社, 1990年，第1067-1068页。
[46]唐小松：《公众成本理论与对外政策决策—以布什父子处理外交危机为例》，《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
[47]James D.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September 1994.
[48] [美]海伦.米尔纳著，曲博译:《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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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人文杂志》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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