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年，探寻70年前的生活痕迹

　　 抗战胜利已经70年了，回顾70年前的青春岁月，唤醒那些已经在记忆中逐渐消磨的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一）身在沦陷区的心情  1945年我在上海伯特利中学读书，同学们几年来虽然身处日伪统治之下，但都很关心抗战的形势。我当时住校，比较闭塞，有些走读的同学常把听到的消息带到教室里来，悄悄地告诉我们。同学们往往会因不同形势而引起情绪的波动，或伤感、愤怒，或兴奋、激动。有一次听说，在静安寺附近街上张贴着一幅"衡阳陷 中国坍"的大标语，同学们既失望又气愤，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多年压抑的心情为之振奋。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胜利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同学们兴奋而不安地期待着、渴望着胜利的信息。

　　 （二）无效的抗日传单  就在这焦灼地企盼着好消息的日子里，有一天，比我大一岁却低我一班的同学郭朝赞到我的教室里来，对我说，他在外面见到有一个地下组织张贴的传单，内容是庆祝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敦促傀儡伪政府投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等等。两人谈得兴奋起来，觉得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做。于是便商量着要用一个什么青年组织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由我起草，他去散发。我起草的具体内容已想不起来了，大体上是"驱除挞虏，还我中华""配合国军，光复上海"之类。我用钢板刻出后印了几十份，交给郭朝赞去发。他起初对我说都已经发了，过了几天后对我说，他不敢发，传单都扔在一个公共厕所里了。

　　 （三）朱德的劝降书  我不记得当年是怎么知道抗战胜利的。当时上海伪政府封锁消息，但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和接着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还是经过当时少有的无线电收音机，口耳相传，迅速扩散，走在街上，可以感受到人们喜悦轻松的气氛。我有一次外出，路过一个弄堂口，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大布告，好像是我在上小学时常在一个石印作坊看见过的那种石印制品，标题是《命令冈村宁次投降》，下面的署名，居然是"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不禁大为骇异。过去我很少听到有关解放区的消息，但共产党和朱德、毛泽东的名号，却也有所耳闻。他们要日本侵略军向他们投降，那置国军于何地？不要因为抢着接受日军投降再打起来吧？回来时想再仔细看看，那布告却没有了。

　　 （四）欢迎国军却扑空  就在那几天里，郭朝赞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告诉我说，第一批国军要进入上海，有一个军，军长叫牟廷方，明天将在真如举行入城式。他约我明天一起到真如去，看看国军如何威武雄壮。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瞻仰国军的机会，第二天一早就同他奔向真如。不想到了真如，却扑了一场空，既没有国军，也没有丝毫举行什么仪式的迹象。显然，郭朝赞得到的是个假信息，我们只好懊丧地走回学校。

　　 过了几天，郭朝赞投奔国军，好像是去了一个什么训练班。但过了不久，就因为忍受不了那里的过于严酷的生活，逃回学校。第二天来了一个宪兵要抓他，他逃到学校办公的主楼二层。但在这种情况下，校方也难以庇护他。那宪兵追到二层，当着师生的面把郭朝赞押走了。我看着他被宪兵推着走的情景，一种莫名的凄怆感涌上心头。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但他被宪兵押走的那一幕景象，却恒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70年了，依然深刻难忘。

　　 （五）救济总署的救济  我所在的伯特利中小学暨孤儿院，属于伯特利教会，伯特利的名称出自圣经《旧约·创世纪》，意思是"神的殿，天的门"。这个教会系统创办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办人是美国传教士Jenny. V. Hughs 和我国第一个留美女医学博士石美玉，几十年来，她们办有福音堂、神学院、医院、护士学校、孤儿院、中小学等宗教性慈善性的机构，除上海外，事业遍布香港、河北大名府、山东黄县、贵州毕节和独山。这些事业后来由石美玉抚养培育的胡美林、蓝如溪接班负责。抗战开始后，中小学和孤儿院一度曾迁往香港，1941年回到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美国的经费断绝了，胡美林、蓝如溪都不在，中小学和孤儿院全靠上海一地的教友接济和招收走读生的学费，所以生活非常艰苦。抗战胜利后，胡美林、蓝如溪回来，从善后救济总署要来一些衣物和军用食品，分发给大家，我也分到了两件西装上衣和不配套的两条裤子，还有一些铁皮罐头装的早餐、午餐、晚餐和饼干。这些东西太好了，我不舍得吃，每次发来后，总要放上几天，才恋恋不舍地吃掉。

　　 发给我的西装，我很快就穿起来了。第一次穿时，竟在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块小磨刀石，约有10公分长，两公分宽，只有两毫米厚。大概这裤子的主人是一位工人，捐出裤子时忘了把这块小磨刀石拿出来，却给我带来意外的喜悦。文化大革命时我在杭州第七中学的校办农场工作和劳动八年，这块磨刀石就派上大用场了。每年夏秋两季我都要带几个学生割草喂羊，还要晒干一部分留作冬春饲料。每次出发割草前，我都要用这块小磨刀石磨几下镰刀，有时还帮学生磨。1979年底回北京时还带着它，十几年前搬了两次家，不知道怎么竟弄丢了。这块小磨刀石后来虽然用不着了，却是很有价值的纪念品，失去了实在可惜！(www.xing528.com)

　　 （六）战争纪录片的启示  除从救济总署要来衣物食品外，胡美林还联系了美军的电影放映队，给我们放映太平洋战争的纪录片，就在主楼后的水泥小广场上，架起幕布放映，什么《塞班岛大战》、《血战硫磺岛》等等，共放了十几场。每次放映的观众，除住校的二三百同学外，还有一些走读的同学和外校学生。为了有所限制，管生活的蔡勖奇老师让我刻印"入场券"，他派同学在门口售卖，有时我也到那里凑热闹。票价很低，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几角钱。这几场电影对我印象至深，美日两军的陆海空大战，炮火纷飞，尸横遍野，战争的惨烈，使我深深地感到，胜利来之不易，那是多少血肉之躯的牺牲伤残才取得的；由此也萌发了反战的观念。

　　 （七）两类地摊  过了不久，在静安寺附近的一些空地上和马路边，出现了大量地摊，摊上出卖的，主要是两类东西：一类是美军的食品，除曾经发给我们的那种罐装早餐、午餐、晚餐和饼干外，还有咖啡、牛奶的罐头。有的摊头还摆上桌子椅子，当场冲饮牛奶或咖啡。我颇为羡慕那些喝着咖啡牛奶的顾客，很想自己也能那么"奢侈"一次，但最后也没有享受成。这类地摊大概整个上海到处都有，持续了一两个月才逐渐消失。看来美军为战争准备的物资非常充足，以致战争结束后还有那么多富裕的食品需要处理。据说这些剩余物资是由救济总署统一处理的，但不知道怎么会到地摊上去。

　　 地摊上出卖的还有一类东西，是将被遣返的日本人那里流出来的家庭用品，什么都有，大的如桌椅沙发、书架衣橱，小的如碗筷茶杯、书本杂志、手巾鞋袜，而最多的还是各式各样的和服西装。但摊主都不是日本人，大概是他们从日本人家里廉价收购得来，再摆摊出售的。我一次在一个地摊上看到一个照相册子，约有20 X 30公分大小，厚厚的黑色封面上，有一串串红色的葡萄突起，显得庄重大方。我打开相册，整本完好，只有前几页有撕去照片的痕迹，一问价钱，十分便宜，便把它买下来了，贴上我自己的几张相片。后来陆续加上在北京大学上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时的照片，一直保存到现在。

　　 （八）悲喜犹太人  伯特利中学在沪西极司非而路，我二哥的家在虹口华德路寿品里，我每次步行到他家去时，都要经过提篮桥的一条小街，路长不到一百米，两边都是玻璃橱窗的店铺。听二哥说，那里住的都是犹太人，原来挺热闹，太平洋战争起来后就冷落了。我每次经过那里，都感到异常的萧条，街上渺无行人，橱窗里空无一物，有的干脆上了门板。偶尔遇到犹太人，都是神情冷漠，胸前挂着一块布条，上面有个大字"J"。据说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都要挂上这么个标记，上面有他们国籍的第一个字母，如美国人是"A"，英国人是"B"，犹太人就是"J"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给这些犹太人也带来解放。我再经过那条小街时，景象就大不相同了，有些店铺开门营业，街上行人颇多，最触目的是在街旁商铺前，还摆了几个食品摊，有卖牛奶咖啡的，有卖面包的，有一个摊上还放着炉子，大平底锅上煎着面包熏肠一类东西，摊主一面用锅铲敲着平底锅的边沿，一边喊着："Hot dog！Hot dog!"我经过摊前时，就闻到一股烤面包的香味，却忍住没有买。后来想起还懊悔不已，吃一次犹太人的"hot dog"，就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可是我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1948年寒假期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春节后的一天，到十六铺送我大哥大嫂上船去美国，只见码头上和旁边路上站满了犹太人，原来当时正处于以色列复国高潮，这些犹太人都是乘这艘轮船到美国，再转以色列的。我想：这里面会不会有提篮桥的犹太人呢，祝他们一路顺风，胜利复国！

　　 （九）民心向背  抗日战争胜利后，久处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市民，无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地迎接正统的合法的国民政府。但那些接收大员们上演的"五子登科"的丑剧，却伤透了民众的心。这就开始了民心向背的转变，1945年是抗战胜利的一年，同时也是国民党政府开始丧失广大沦陷区民心的一年。民心向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如此剧烈，成为后来国民党丢失大陆政权的一大根由。

　　 2015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