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抗日总动员：“抓壮丁”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军”

　　 提到“抓壮丁”，不少人会联想到那部操着四川方言的实景剧《抓壮丁》。剧中以王保长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到处抓青壮男丁充军，鱼肉乡里，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闹剧。但若提及“十万青年十万军”，让人看到的又是青年学子慷慨激昂，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的热血场景。难以想象，这两幕截然不同的场景都出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国民政府的战时征兵制度。

　　 势在必行的战争总动员

　　 成年男子曰壮丁，在抗战期间，这一词多指农村的男性青年。从1937年开始，抓壮丁的现象就普遍存在于西南地区，但要了解当时为何要抓壮丁，首先得了解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兵役制度。一般情况下，兵制分为“募兵制”和“征兵制”两种，顾名思义，募兵制是指以金钱为报酬招募的士兵，征兵制则是要求在一定条件下的国民，必须有其从事军职的义务。例如秦朝时法令规定从16岁到60岁的男子，无论贵贱，都必须服兵役两年;西汉初年就规定年满20岁的男子都要在官府登记，从23岁起服兵役两年，这些都属于古代征兵制的范畴。

　　 近代中国，自晚清开始实行的就是募兵制，无论是朝廷的正规军，还是地方编练的民团武装，招兵买马都是以金钱为手段，当兵的人也无非是冲着军饷和吃粮而去投军。例如清末时袁世凯编练新军，因部队待遇远高于其他军队，报名者趋之若鹜，袁世凯也设置了相应的考核系统来选拔官兵。到了民国初年，军队沿用的依然是募兵制，尤其在后来军阀混战之时，谁有钱谁就是有兵，有兵就是大帅，就可以当割据一方的土皇帝。这种现象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发生变化。

　　 北伐战争之后，中国的形势已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尽管此时蒋介石在形势上统一了中国，但军阀割据，中央政令不通的现象依然存在。不过对国民政府而言，更为致命的是日本的步步紧逼。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1933年爆发长城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为应对未来的战争，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1933年6月17日发布的《中华民国兵役法》——这部兵役法的第一条即为“中华民国男子，服兵役之义务，依本法之规定。”(1936年正式实施)这意味着自清代以来的募兵制走向终结，征兵制即将开始实施。

　　 不过以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而言，大多对民族、国家等概念的认知非常模糊，在此情况下实行征兵制必然会引起民间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另一方面，征兵制又是在中日之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它更像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战争总动员”。

　　 抗战初期，经过了淞沪、太原、南京诸多大战、恶战之后，中国官兵损失44.7万人;从南京失陷到徐州会战，官兵损失接近60万人。仅在抗战第一年，兵员折损就超过100万人。国民政府精心编练的调整师(德械师)也在抗战的前4个月里几乎伤亡殆尽，巨大损失远远超出国民政府的预计。战事仍在继续，并且必然是一场持久战，为补充兵源，国民政府需要在抗战大后方发起一场“战争总动员”。

　　 百万壮丁从何而来

　　 抗战时期的征兵宣传有很多种，但大多简单明了。例如最常见的征兵令上就简单明了地印着“家有壮丁，抗日出征，光宗耀祖，保国卫民”十六个大字。此外征兵宣传海报也是以图为主，文字为辅，因为在当时的兵役法中，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暂缓兵役，故而不在征召之列，征兵对象主要还是农村青年。在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中国，吃苦耐劳、身体健壮的农民是兵力的主要来源。不过宣传与动员是一回事，实际收到的效果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参军，逃避兵役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便有了“抓壮丁”的现象。

　　 193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兵役法》中，第三条规定：“男子年满十八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这条法令就是国民政府抓壮丁的主要法律依据。当时华北及华东已沦陷，抓壮丁的现象基本发生于西南地区，而其中又以人口最多的四川一省最为普遍。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介绍当时四川抽丁的情况说：“当时是家里面两丁，两个儿子去一个，三个儿子三丁抽二，去两个。五丁，五个儿子抽三，去三个，就是这样去的。”据蒋纬国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显示，抗战八年，全国总共征募壮丁13558493名。其中，四川八年总计征得壮丁2578810人，居全国各省之首，为全国同期征募壮丁总数的1/5以上。除四川外，云南、广西、贵州等大后方省份均以超出征兵极限的负荷，为前线补充兵源。

　　 强征过程中，官僚与百姓之间难免发生种种矛盾，部分地方官，尤其是保甲长利用这一名目为非作歹、买卖壮丁、鱼肉乡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就让本身对征兵制有抵触情绪的老百姓更为反感，“抓壮丁”很快就成了贬义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抓壮丁》中有那么多讽刺官僚与当局的情节，对抗战的大背景反而鲜有表现了。在真实的历史上，老百姓对抗兵役制度的手段也更为残酷和激烈，为了让儿子逃避兵役，许多父母将儿子右手的食指砍断，使其因无法扣扳机而达不到征兵的“体检标准”，对于有的父母而言，宁可让儿子终身残疾，也不愿让他们上战场后一去不回。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选择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逃避兵役。相反，有相当多的“壮丁”是因种种遭遇而选择主动参军抗日。例如笔者所寻访的贵阳籍第8军老兵谭祖幼是因谋生的地方被日机炸毁，失去了饭碗，愤而从军;赫章籍的老兵陈友礼参军时年仅12岁，本不符合征召年龄，但他一方面受到抗日宣传画影响，一方面为了“有口饭吃”，故而选择参军;河南籍老兵谷克达本是学生，因家乡被日军占领流亡在外，有家不能归，遂从军抗日。在建川博物馆中，有一面震撼人心的“死”字旗，那是川军战士王建堂出征前，他的父亲送给他的一面白色的大旗，旗帜中书有一巨大的“死”字，右侧书“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书“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同样是四川籍的远征军将士吕金海，他牺牲后，日军从他身上搜出一封父亲写给他的家书，今日读之亦令人动容：

　　 金海儿：

　　 久未接信，是否有病，至以为念。在枪林弹雨之中，战死乃家门之荣誉，但勿因病而亡。家里自你远征后，承蒙村人之同情与支援，已渐次好转，勿念。昔时木兰男装从军十年，功成名遂，衣锦荣归。你是男儿，必须胜过她，勿输于她!因此，必须将日寇打倒，战功超过木兰。接信后盼即回信，并将照片寄来。

　　 战场上的每一封家书，都是那个年代“一寸河山一寸血”的真实写照，这位吕金海是否是以“壮丁”的身份入伍参军已不得而知，因为在他牺牲的1944年，国民革命军中已陆续加入了一个新的群体——学生军。

　　 十万青年十万军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是抗战时期广为人知的一句征兵语。号召一经提出，大后方校园里的学子们纷纷投笔从戎，仅西南联大就有800多人从军，其中包括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教务长张奚若的侄子等。在西南联大的旧址上，至今仍有一块800学子从军纪念碑。由于在抗战后期从军的学生中有不少被空运到印缅战场参加远征军，故而不少人认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与缅甸战场相关，甚至将其等同于中国远征军的征兵标语，实际上，这并不完全准确。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句话最早是吴铁城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初期提出的。淞沪会战期间传唱的《淞沪战歌》中也有“一寸血肉一寸山河，怎能不悲壮”这样一句歌词，可见由来已久。但它作为著名征兵口号却是1944年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进行了演讲之后。在那次演讲中，蒋介石说：“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www.xing528.com)

　　 这段讲话的时间为1944年9月16日，当时中国的形势可分东西两线来看。中国远征军的战区属于西线，印缅战场上，在兰姆迦训练基地整训的新编第1军在1943年10月就打响了反攻的前哨战，后经过胡康河谷、瓦鲁班、孟关、密支那诸役之后已基本歼灭了大部正面之敌。而滇西战场的远征军于1944年5月11日渡过怒江后，兵分两路，分别进攻龙陵与腾冲。9月7日，第8军攻克松山，解决了主攻龙陵部队的补给问题;9月14日，第20集团军光复腾冲，滇西日军的溃败几乎已成定局。与捷报连连的滇缅战场相比，国内的东线战场则是一溃千里，丧师失地。

　　 1943 年，随着美军对太平洋诸岛的逐步占领，日军从东南亚到日本本土的交通线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欀一郎少将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开始酝酿占领中国河南、湖南、广西等地，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作战计划，即“一号作战”。对日军而言，“一号作战”是争夺生命线之战，因此其投入兵力之多，攻势之强在日本陆军史空前所有。1944年4月初，为这场大战足足准备了两个月的日本军队在豫北地区集结。4月17日，日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河南中牟县发起攻击，豫中会战一爆发，河南境内的城市就迅速沦陷。4月30日，日军兵围许昌，新29师师长吕公良在激战中壮烈殉国;5月21日，第36集团军总部在陕县张家河遭遇日军伏击，激战中，总司令李家钰牺牲……国军如雪崩般溃退，损兵折将，伤亡不计其数，至1944年底，日军已经攻占桂林并有小股部队入侵贵州。大后方遭遇前所未有之危机，这一年也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为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

　　 了解两个战场的概况后，再回到蒋介石发出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的9月16日，当时滇西的松山、腾冲都已被远征军攻克，云南全境的光复指日可待，形势一片大好。但东线的危机却已蔓延到广西，由此可知，他演讲中所提到国家的“紧急战时关头”和“先其所急”无疑是指国内东线战场。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原本是不用参军的，但因日军已由河南打到了广西，形势凶险万分，国民政府不得不动用最后一批年轻人投入抗战。

　　 为什么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十万青年十万军”是远征军的征兵口号呢?这要从国民政府修改《兵役法》说起。在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了新的《兵役法》，鉴于抗战形势日益艰难，新兵役法中废止了学生暂缓兵役的规定，并扩大了征兵范围，在鼓励青年学生参军的同时，也要求“各级学校兵役适龄学生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为消除学生对学籍问题的顾虑，兵役法中专门规定了学生在服役期间依然保留学籍。这项法令颁布后，许多身在校园，心系家国的爱国学子们便纷纷报名参军，当时恰逢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他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了“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之兵源”的要求，而新编第1军也正好在印度组建，需要大量懂英文的知识青年到部队中担任译员，如此一来，许多刚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就被空运到了印度兰姆迦基地，编入中国驻印军序列。为配合军中需要，政府也会给地方下达指标，例如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命令四川省军管区各县市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并要求如期如数完成。

　　 学子远征可视作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开端。这次《兵役法》的修订，虽没有明确强制要求，但也并非是完全自愿。笔者曾寻访过在远征军中担任译员的王新邦老人，据老人回忆，1943年底，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到贵州大学招考翻译，“外语系的同学都必须应考”，当时王新邦虽在矿冶系就读，但也去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王新邦老人回忆：“按当时的规定，国难当头，处于战争状态，凡经考取，即等于被征召入伍，如不应召，在校生即刻开除学籍，所以我只好应征。”

　　 到1944年9月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时，形势更为恶劣，而征招士兵的数量也远远高于1943年新《兵役法》颁布之时。除了征兵规模不同，知识青年们的去处也不同。1944年秋季征召的新兵中，虽也有少部分加入远征军，但大多知识青年被编入了新成立的青年军，“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皆为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蒋经国也是委员之一。同时，知识青年从军拥有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优待条件。

　　 青年军包括新成立的9个师，即201师(师长戴之奇)、202师(师长罗泽闿)、203师(师长钟彬)、204师(师长覃异之)、205师(师长刘安棋)、206师(师长杨彬)、207师(师长罗又伦)、208师(师长黄珍吾)、209师(师长温鸣剑)。在青年军组建之前，国民革命军师一级的番号到200师就停止了(200师是中国机械化师的开端，属精锐中的精锐，故用此番号)，其间新组建部队只能授以新编师或暂编师的番号，但青年军的9个师却打破了这一常规，可见其特殊性。此外，还有一小部分知识青年成为中国的第一支伞兵，战争结束前夕，这支空降部队分别在广东、湖南、广西实施了空降作战(广西的部队为机降)，算是搭上了抗战的末班车。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抗战后期知识青年从军的几个主要去处。而无论是远征军、青年军还是空降兵，知识青年们所到的无疑都是当时最为精锐的部队。

　　 因“壮丁”而死的将军

　　 无论是“抓壮丁”，还是号召知识青年从军,都是国民政府战时征兵总动员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的待遇却有较大差别。正如前文所言，征收知识青年入伍充其量就是以“开除学籍”作为不应征的惩罚，还不至于像“抓壮丁”那样粗鲁蛮横。笔者所寻访的抗战老兵中，这两类人的参军回忆也有较大区别，属于学生参军的杨勤槐到达部队后，长官仍称他们为“同学们”，对他们也较为客气。而被抓壮丁的何绍清则不然，他与其他同样被抓来的人一同被囚禁在师管区的小木屋中，“几个月，顿顿都吃稀饭”。

　　 征兵的初衷虽是为守土抗战，但也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不少乱抓、买卖、虐待壮丁等违法现象。据兵役署视察室统计，仅“1942年2月至1944年2月两年中，全国就有2000多件兵役违法事件，而实际上还不止此数”。1944年7月，“虐待壮丁”的事件终于惊动了最高统帅蒋介石。起因是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向蒋介石汇报说，关押在重庆某处壮丁“境遇悲惨，备受虐待”。当时负责新兵征集、补充、训练等工作的机构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由程泽润中将担任。程泽润为四川昌隆县人，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第5期，在抗战前期曾在为中央拉拢四川军阀的事情上有功，同时，他也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主要幕僚，在国府军政界皆有影响。由于事关重大，蒋介石听戴安国汇报后决定亲自前往视察，结果这一去正巧撞见税警团军官虐待折磨壮丁的场景，那些壮丁骨瘦如柴的惨象更让蒋介石怒不可遏，他随即叫来程泽润，当场严厉训斥一通，据说蒋骂到激动时还以手杖怒打程泽润，可见此事对他刺激之深。

　　 “虐待壮丁事件”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开了著名的“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会上他痛心疾首地说：“如果因为我们个人缺乏责任的感觉，百事因循懈怠，以致整个国家和军队受到污辱，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军队的败类!……现在一般联合国已经看我们军队不是军队，看我们军人不是军人，看我们军事机关更不是机关了。由于我们自身种种腐败缺点的暴露，可以说他们到了现在，已经根本没有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这段讲话中的“军事机关”显然是指刚刚东窗事发的兵役署。

　　 至于程泽润，他于当日被蒋介石怒斥后即交付军法处审判，并在1945年7月等来了他的判决书：

　　 程泽润，军政部兵役署长兼兵役干训班主任，办理兵役舞弊多端，于去年六七月间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省工图利，经蒋委员长查悉，扣交军法总监部，审明属实，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于本月六日上午执行枪决!

　　 7月6日，程泽润被绑赴城郊桂花园刑场，执行枪决。他是自韩复榘、酆悌、梅春华、廖龄奇等人之后，最后一位抗战期间被枪决的高级将领，也是唯一因“壮丁”而死的将军。

　　 “抓壮丁”是抗战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实施征兵制及强征手段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难以定论其是非。作为后人，我们固然不能去过度指责逃避兵役的壮丁们“贪生怕死”、“不爱国”，因为很多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认知本身就是模糊的。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而前线将士伤亡与日俱增，募兵制已无法满足兵员需求的情况下，征兵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之举，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呢?

　　 (参考资料：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冯学荣《不忍面对的真相》、纪录片《大后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