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

　　 提要：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的从军运动，是中国教育界献身抗战建国事业的壮举。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对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从军活动，关注的还很不够。这里，旨在对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从军运动，做以尽量全面的梳理。同时，拟就不同阶段的从军意识、动员方式、服务特征等问题进行必要考察。这既有助于表现这所大学战时从军活动的全貌，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抗战与建国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关键词：西南联大　战时从军　战地服务　译员征调　青年远征军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从军运动，既是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引以自豪的一页，也是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保家卫国、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尊严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史学界对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研究，大多围绕1944年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内容基本停留在国民政府开展这次运动的背景、动机、实施及其意义等方面。但是，知识青年从军贯穿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全面考察不同阶段的从军活动及其特征，显然很有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在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对其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做以尽量完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动员方如何认识、如何响应、如何实践等问题做以初步探讨。相信这有助于进一步表现这一群体的爱国情操和献身精神，也有助于加深认识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战时从军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和实践。　　 

　　 一　湘江岸边的从军热潮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爆发后，由平津沦陷地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一所战时高等学府。这所学校最初设在长沙，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全校的第一次从军热潮，就出现在湘江岸边的长沙。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战火遍燃的1937年11月1日开学的，当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开学不到两周，日军就占领了上海，接着又占领了南京。都沦陷的消息传到学校，师生们心情难以平静，大家齐集学校所在的圣经学校广场慷慨陈词，高唱抗战歌曲，“到前线去”、“参军去”的口号响彻校园。投身前线，参加抗战，当时是摆在每一个青年面前的急迫问题。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说中，号召青年“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①]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徐特立，也在临时大学发表过同样内容的演说。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长沙临时大学同学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热情。“这次对外全面抗战，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青年人尤其“应当认清自己，认清环境，克尽自己应尽之责”。战争爆发后曾在家乡江苏武进做过乡村宣传工作姚梓繁同学这样说。姚梓繁根据个人体会，认为投入最迫切的“训练民众与组织民众”，是青年人的使命和责任，因为这种工作并不亚于前线的战士。[②]不过，更多的学生则希望直接参加战斗，他们有的去了前线，有的到了军校，有的奔赴延安。不到两个月，临时大学至少有295人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至于未办手续就迳往前线者，虽未见统计，但仅南开大学一校，“这时投军者约70多人，内包括参加武汉救亡总会训练班5人，湖南国民训练班17人，湖南战地服务团13人，空军学校22人，军政部学兵队7人，军事工程4人，参加第13军、14军及第181师工作5人，还有一些学生去临汾、西安、郑州、开封等地”。[③]当年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代表会主席的经济系同学洪绥曾（洪同），说他那时“和学生会的同学整天拉起欢送同学的大旗，热烈欢送他们走上前线”。[④]

　　 临时大学当局对学生们的从军要求给予了积极支持。12月10日，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29日，又决议将这两个机构合并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⑤]几天后，常委会还决议：“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对于志愿从军的教职员，也规定“其所服务机关不能担任薪水时，本校得按在校服务薪水支给之”。[⑥]这些措施，解除了离校师生的后顾之忧，体现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宗旨。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生们的从军去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各部队。约在当年8月，清华同学杨德增、胡笃谅、张厚英、吴业孝、梁伯龙、黄茂光、李天民、吴敬业8人向长沙集中途经南京时，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校――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他们于9月初开始受训，次年2月末结业，除女学员外，均分配到陆军第二○○师，可谓临时大学“史前期”从军者。[⑦]该校第二期学员中也有不少临大同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前夕，机械系主任庄前鼎教授对同学们说：“昆明暂无实习工厂和实验室，要学专业可介绍去交辎学校，主要学汽车和坦克的构造、修理和驾驶，六个月一期，期满即可分配工作，直接参加抗战。”于是，该系除5人外，均去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同他们同到这所学校的还有电机系的几名同学。[⑧]据有关记载，这批到陆军交通辎重学校的临大同学共29人，其中有章宏道（章文晋）、吴仲华、陈乃能、王瑷等。他们作为第二期学员，受训8个月后也分配到陆军第二○○师，担任战车或汽车部队技术员。[⑨]于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前后两批青年，在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里会师了。

　　 上述从军同学中，有些是大学三年级同学。以清华大学1934年入学的第十级为例，他们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但是战争这时爆发了，全级“二百八十七人中，实际在一九三八年毕业的不过一百余人”。[⑩]其中，有些人就是投笔从戎，据有关记载，清华大学第十级毕业前从军者有名有姓者便有30余人，除前述加入陆军机械化部队者外，张去疑、汪复强等加入了空军通讯部队，郑学燧加入工兵部队。至于毕业后从军者则更多，如居浩然参加步兵，卢盛景、黄雄盛担任空军飞行员，亢玉瑾、钟达三、万宝康担任军队气象工作，田长模、王玉京、张传忠、陶家征、梁瑞骐、林世昌、萧汝淮、叶上芳、孙方铎等从事航空机械工作。一位十级同学说，就他所知，这一级同学从军者“接近六十余人，占全班总额七分之一强”。[11]有人回忆，这一时期先后到中央军校及分校的还有郎维田、刘维勤、林征祁、马毓泉、夏世铎、周应霖、廖伯周，到工兵学校的有张慕凯、罗绍志，到空军学校的有区伟昌，以及到军委会军令部的白冲浩，到军委会政治部演剧二队的徐萱，去石友三部队的吕明羲。[12]而这些，不过只是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的一个侧面。

　　 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第二种类型是参加各种战地服务团，洪绥曾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长沙一位女作家以湘雅医学院护士长身份，号召从南京撤退到长沙的军队医院医生、护士组织起一个随军服务团，她们希望大学生也能加入这支队伍，共同到前方做些军民桥梁、军民合作、军中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于是，洪绥曾选定了从淞沪之战撤退到武汉整补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胡宗南部队，与一些同学组成“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计划到军中服务。这批同学于11月12日出发，全体身着军装，佩带符号，搭乘军车从长沙驶往武汉。到武汉后，他们受到胡宗南的欢迎，但是胡宗南认为大学生是国家栋梁之材，还须加以锤炼，不可率尔走上战场盲目牺牲。同学们虽然觉得这种说法与当初想像的到后方做民军桥梁、到前线抬伤兵送子弹等有些距离，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随同胡宗南部队到西北整补训练。[13]这些同学后来加入了湖南青年第三战地服务团，全团50余人中，长沙临时大学的同学达30余人，他们是吴承明、沈宝琦、熊汇荃（熊向晖）、向仁生、池际尚、刘以美、赵泽华、傅国虎、张镇邦、王霈、李忻等，洪绥曾还担任了该团副团长。

　　 到敌后参加抗战是长沙临时大学从军的第三种类型，马继孔便是其中之一。马继孔是清华学生，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不久就与清华曹望舜（曹一清）、孙继祖、刘庄，北大左平、刘庆予、徐兴国（徐晃）等，共同发起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参加抗战问题。会后，刘庄、徐兴国去了延安，刘庆予到了郑州一战区，马继孔和曹望舜、孙继祖、左平四人则决定回乡。后来，他们在山东寿光组织起一支游击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马继孔任参谋长，左平任后勤主任，在家乡开始了游击战。[14]

　　 与马继孔相似的，还有1937年11月去山西临汾国民革命军部队的宋延平（宋平）、陈舜瑶等。1938年1月又有13人（含两位清华实习工厂的工友）到了山西临汾，其中6人随后到了位于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另外，还有一些人去了冀中地区，他们在那里运用所学特长，制造出大批急需的炸药、地雷。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对他们的工作有生动记录。书中写到：1938年春夏间，大批平、津、保青年学生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其中有清华大学的胡大佛、熊大缜、李广信（李琳）、门本中（阎裕昌）、汪德熙等。为了制造急需的炸药，他们创办工厂，进行科研和生产。有一次，爆破队用他们生产的炸药炸日本军车，一下子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他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他们制造的飞雷像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130-150米，专打敌人的堡垒，美国观察组见到后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15]1939年春，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河北省唐县大悲村约见已担任供给部长的熊大缜时，对他们的工作大为赞扬，嘱咐他一定要争取更多的科技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二　协助空军的战地服务

　　 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1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了配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作战，西南联大开展了第二次从军活动。

　　 1940年5月，应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受蒋介石、宋美龄之托，回国购买了一批飞机，招募了一些飞行员，当他1941年7月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一些后勤人员。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成立（对外称“中央飞机制造公司”），12月20日这个大队的第一、二中队在昆明上空首战告捷，遂被誉之为“飞虎队”。飞虎队的建立，需要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为此军事委员会于1941年秋成立了“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习称“战地服务团译练班”，因班址设在昆明，故又称“昆明训练班”。该班班主任是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但他常在重庆，于是向西南联大推荐潘光旦、闻一多、吴泽霖三人，请求从中选择一人主持具体班务。[16]学校后派刚自大夏大学调到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吴泽霖教授担任副班主任，同时派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参与工作。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受邀出任训练班教员，如赵九章讲授“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授“英国概况”、袁家骅讲授“英译中”、莫泮芹讲授“中译英”、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17]

　　 1941年10月17日，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一期在昆明西站美军第一招待所正式开班，全班35人。[18]这一期是个别招收的，由于人数不多，供不应求，需要扩大规模。尚在该期开办前一个月，教育部就要求西南联大等校选调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应征充任翻译，10月15日西南联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本校应征学生在受训或服务期内补修课业办法”，规定充任译员者工作一年后可回校复学。[19]11月9日，学校召集全体同学开会，进行征调动员。报载：“近日来昆各部盟军日渐增多，通译人才之需要异常迫切，联大梅校委特于昨日上午十时召集全体同学训话，勉励各生应以所学，踊跃投笔从军，为国服役。”[20]后在航空委员会英文翻译室任译员的经济系1944届学生程耀德，对梅贻琦在动员会上的讲话印象很深。他记得梅贻琦当时说：“近日来当大家要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听到不断的飞机声音吧，那是从印度飞来的运输机。它每天带来几十个盟军的军官和许多军士，他们是来中国服务的。但是他们现在有几百人因为没有通译官不能到各地去工作。我们同学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都是受了相当教育的人。平时我只恨没有好的、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能亲自经历这伟大时代的多变的新奇的赐与。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地需要着你们，希望同学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最好这两天内有50人参加，到寒假后有500人参加。”会上，梅贻琦还介绍了有关充任译员的规定的条例，说：“我希望同学参加，但我不得不对同学们说，这工作是艰苦的，而且是有危险的。如果同学经过仔细考虑后，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不怕危险，那么到教务处去报名。我认为你是联大的好学生。” [21]许渊冲、罗宗明、万兆风、朱树飏、卢福庠（卢静）、吴其昱、黄维、查富准、于丕哲等二三十多位同学，就是在此感召下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二期。[22]

　　 战地服务团译训练班第二期办了不到两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接着中国战区于1942年1月2日成立。随着中国战区的成立，美国政府除了决定加强美国志愿航空队外，还派遣了一批援华人员和供应一批作战物资。这样，翻译需求量随之增加，以致译训班不少同学没有结业就提前分配。

　　 离开译训班的同学，马上分配到各个部门。西南联大一些同学到了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所在的昆明巫家坝机场，其中在机要秘书室工作的许渊冲，主要任务是每天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给指挥空军作战的陈纳德，陈纳德根据这些情报，为所属两个中队的P40飞机分配任务。[23]有一次，许渊冲翻译的情报上说日本军舰何时到达海防，登陆士兵若干人，日本飞机若干架将进驻河内机场。这个情报引起他的警觉，立即送给机要秘书林文奎。[24]林文奎马上召集分管侦察、作战、轰炸、驱逐业务的参谋进行研究，认为日军很有可能对昆明进行空袭，要许渊冲火速把情报译成英文，并派专车送他去陈纳德指挥部。陈纳德与中国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少将分析了许渊冲面呈的情报，认为日本空军很可能为配合这次行动对昆明实行行动，于是迅速采取对策。果然，第二天日机来袭，已有准备的飞虎队不等敌机飞入市区，就在滇池上空进行截击。[25]由于许渊冲工作认真，功绩突出，陈纳德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昆明译员训练班只办了两期，共培养译员70余人，其中大半是西南联大学生。[26]不过，由于人数不多，记载有限，进一步的情况尚有待继续挖掘。　　 

　　 三　支援反攻的译员征调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被动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苏联战场，歼敌150余万人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成为苏德战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转折点。美英联军也于同年在北非战场一举歼灭德意联军25万余人之后，于9月初登陆意大利本土，迫使意大利政府投降。亚太战场上，美国海军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一役中击沉日本海军4艘航空母舰，1943年2月又取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开始了太平洋战区的全面进攻。

　　 在这一态势下，已于1942年7月编入美军部队序列的飞虎队（即美国第二十三航空大队，亦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在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队，并于同年11月成立了中国战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随后在昆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作战司令部。与此同时，美军与中国军队也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联合作战，为训练中国士兵使用美式武器，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及不同种类的训练班，亦相继在昆明成立。为了接待大批来华美军，昆明一地设立的美军招待所就达19处之多，为其服务的英文翻译量瞬间剧增。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需要，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制定了一个三千人的译员培训计划，蒋介石旋令立即实行，教育部遂向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分派了译员征调名额。

　　 这次译员征调之初，教育部指定西南联大的数额为100名，并需经过考试方能录取。[27]但是，1943年10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再次入缅作战后，从指挥部到基层作战营连均派有美军顾问，这使译员分配捉襟见肘。于是，教育部又要求西南联大等校1944级全体男生，无需通过考试，只要体检通过，就全部征调译员或服兵役。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改隶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培训工作由军委会外事局负责，名称亦改为“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简称“军委会译训班”。军委会译训班的培训分别在重庆、昆明两地进行，在昆明者简称“军委会昆明译训班”。军委会昆明译训班共开办九期，第一期始于1943年11月，第八期于1945年7月8日行结业礼，第九期是7月22日举行招生考试[28]，但因抗战胜利，未结业就停办了。

　　 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军委会译训班的培训工作，昆明训练班改隶外事局后，黄仁霖不再担任班主任，其职由吴泽霖接任。为了加强军委会译训班的力量，学校派北京大学教务长樊际昌教授担任教务长（后任副班主任），派办事能力很强的戴世光教授主持业务训练和工作分配（樊际昌出任副班主任后，其接任教务长）[29]，教官则由学校军训主任教官毛鸿上校充任。至于授课的讲师，也多由联大教授兼任，如蔡维藩、王荣、鲍觉民、杨业治、王赣愚、刘崇鋐、姚从吾、查良钊、葛邦福、孙毓棠、沈昌焕、陈序经、莫泮芹、陈雪屏、罗常培、闻一多、潘光旦、汤佩松等教授，都曾或为译训班授课，或做过专题演讲，以至有人说“译员训练班工作的全班人马，都由联大包下来了”。[30]

　　 在云南省档案馆“西南联大档案”中，保存着一份当年西南联大参加军委会译训班第一至第九期的同学名单，其各期数字与当时报纸刊登者不甚一致，当是更为准确的统计。其中第一期90人，第二期255人，第三期5人，第四期6人，第五期26人，第六期15人，第七期15人，第八期8人，第九期17人。[31]上述437人，只是军委会译训班的结业学员，未包括战地服务团训练班受训者。

　　 译训班的生活也是紧张而卓有成效的。每天七堂课的聚精会神不用说，早操过后就到传来见练习英语的声音，午睡时有人仍在查字典、背单字、读军语，而晚上自修室里闪烁的灯光下，大家继续温习着当天的功课。有人说，在这里学到的知识，等于在大学里主修了一科，因为“中西文化”、“社会建设”、“伦理建设”、“美军概况”等课程，都是教授们多年研究的心得，“你听了之后，至少能对这问题有轮廓的了解，与系统的概念”，“所以每星期的小组讨论会，当一个专题发下，便相互研讨，热烈辩论自己的看法，自己意见”。译训班的工作效率，与战时环境下的节奏是一致的。最后一次考试有二三百人参加，考试刚结束，教务处便宣布漏夜完成试卷评阅，且把平时成绩一齐结算清楚。训导处接着就安排美军与学员谈话，谈话后马上揭晓结果。然后，学员便准备启程，总务处则整理什物、打扫住所。整个程序衔接紧凑，“的确像一部机器的灵活，迅速而周到”。[32]

　　 关于译员的派遣情况，这里仅以第一期为例。1943年12月底公布的分配名单，去向大体以英语水平为依据，除6人去印度远征军，8人去航空委员会，6人去战地服务团外，其余均向昆明美军总部报到，再转派到滇西的各美军联络组。[33]分配到作战部队的同学，有去指挥机关与作战部队两种，前者如在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工作，后者则配属到师、团、营、甚至连队。他们中间，有的为担任主攻缅北重镇八莫的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八师当翻译[34]，有的在史迪威将军总指挥部任翻译[35]，有的从事各种情报的中英文互译，有的任美军专家组与远征军间的联络翻译[36]。在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同学，还曾与敌军展开过面对面的战斗，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37]

　　 1944级的男同学，并非全部担任译员，按照教育部规定，这次征调可以到其他部门服役。当时，驻扎缅北的新编第三十八师，正在招募工程技术人员，于是电机系吴铭绩、蒋大宗、梁家佑、李桂华、李循索、费纪元，机械系宁奋兴、陈柏松、江今俊、曾善荣、方为表，土木系王伯惠、孙致远、戴祖德、张世珷等15位同学，未经培训就直接运送到印度北部小镇列多，在清华校友孙立人任师长的部队，开始了一年多的丛林生活。由于翻译人员异常缺乏，有些虽然分配到军械处、通讯营等部门，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仍以翻译为主，而有的人更是直接分配到了翻译室。[38]这次征调不曾做过译员的只有少数人，如成都要突击修建可起落B－29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机场，土木系一些同学便被抽调参加了这项紧急军事工程。[39]电机系十几名同学则去了陆军最大的通信工厂――军政部电信机械修造厂，其中有的人承担印度加尔各答至昆明、重庆间“驼峰航线”的无线电修理工作。[40]航空工程系1944级大部分同学也没有担任译员，而是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第十一期高级机械班，经过短期培训，有的分配到成都原国民党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41]，有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学习驾驶，驾着DC－2、DC－3客机和C－47货机，穿越在一望无际的野人山上空[42]。可见，掌握了紧缺知识的青年，在战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　奔赴前线的印缅远征

　　 “中国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远征军”或“青年军”，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动员知识青年入伍组成的一支特殊部队。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在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遭到巨大挫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责难。政府当局把军事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兵员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太差，于是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8月27日，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动员鼓励知识青年从军。10月11至14日，国民政府召集“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通过知识青年从军方案，规定凡年满18至35岁、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都可作为应征对象，服役期为两年。10月24日，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嗣后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与组织规程，及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等。

　　 1944年的云南，早已不再是后方了。自豫湘桂大溃败以来，昆明街头处处可见从湘桂沦陷区疏散的难民，人人感受到形势的万分紧张。云南的青年从军运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11月11日，云南省党政机关召开联席会议，议决组织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省政府主席龙云为主席，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均列为委员。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西南联大于11月15日成立“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11月24日，西南联大召开第七届第三次校务会议，议题主要围绕如何实施劝征事项。

　　 但是，与前三次从军相比，西南联大同学对这次从军分歧很大，这一点后面将做介绍，此处从略。总之，经过动员，全校形成了从未有过的从军热潮。当时报载：西南联大从军征集委员会以突击方式发动全校学生从军登记，“一日间之成绩，超过以前两周中登记人数之五倍”。郑华炽、陈雪屏教授自晨至晚，办理登记9小时，郑天挺教授“每隔半小时发出一张从军号外”，学生方面也临时张贴出从军壁报，使这次从军运动达到热潮。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其独生子已经担任了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联大读书的二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了名，[43]，他们的带头作用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1945年1月3日，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务会议报告这次报名情况，说：“本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共318人，其中有因年岁不足或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应减除外，计检查体格合格者246人。”[44]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在昆明乃至云南全省起到了示范作用。云南《民国日报》甚至为此特发表了题为《联大师生踊跃从军》的社论，称西南联大澎湃汹涌的从军潮“是西南联大的光荣”，并希望其他学校也如联大一样，“造出照耀全国的成绩”，“共享这个无上的光荣”。[45]

　　 当然，体检通过者并未全部从军，其后当地报纸报道到：“西南联大志愿从军男女三一八人，除入空军学校及译训班，政训班，以及因病或体格年龄不合格及女生未入营者外”，实际“入营学生计有二二四人”。[46]此则报道列有入营的同学名单，当较为准确。当时，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分配给西南联大的应征人数是100人，西南联大从军人数大大超过了这一配额。西南联大的这次从军运动，无论是发动规模还是报名人数，在联大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1945年1月28日，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沉痛的纪念日――沪淞抗战14周年。这天早晨8时，从军学生在图书馆前集合点名，9时10分，分成八路纵队出发，欢送者包括常委梅贻琦，训导长查良钊，教务长杨石先，总务长郑天挺，三青团干事长陈雪屏，以及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教授、职员、学生，还有西南联大附属小学的学生，共约3000余人。队伍在第五军乐队前导下，经过文林街、青云街、华山西路、华山东路、圆通街等繁华街道，在省党部门前接受云南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赠送的书有“投笔从戎”、“闻鸡起舞”两面锦旗，然后向入营地北校场行进。沿途，燃放鞭炮，军乐吹奏，十分壮观，于10时左右到达入营地。[47]

　　 这批从军同学后编入青年军第二○七师炮一营补给连，军衔二等兵。他们于2月5日乘机飞抵印度汀江，大部分同学编入服务营第二连。不久，他们来到中国驻印军大本营和训练基地的蓝伽。在这里，他们进入训练处汽车学校学习汽车驾驶，不少同学仅仅八天便可独立开车。3月26日，全连学员同时毕业，无一人不合格，这在汽车学校是一个新纪录，是由西南联大同学创造了。[48]结业的同学，随即编入汽车一团，并经加尔各答、雷多，来到野人山下，等待接受运来的汽车。多雨的7月里，同学们终于奔驰在史迪威公路上，驾驶着汽车驰过浩荡的伊洛瓦底江，驰过缅北一望无垠的平原，驰过奔腾的怒江，穿过江上的惠通桥，经过5天1059英里的奔波了，于7月底到达昆明西郊。[49]

　　 前文所引梅贻琦在校务会议上报告中所说全校学生报名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者中有“投考空军及译训班者共40余人”，指的是除了参加青年远征军的学生外，有些同学在这次应征中报名参加了空军。当时，空军兵种兵种中有一种为“甲种领航”，条件除体质标准与飞行员相同外，还规定学历在大学理工科二年级以上，录取后要先派往美国受训，学成后分配到大型轰炸机上担任领航任务。这个兵种引起西南联大工学院不少同学的兴趣，方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与同班何焕生经过多次商议，认为这是一个杀敌报国的好机会，于是在1944年11月一起参加了考试，12月中旬发榜时，二人都被录取，遂于12月26日在昆明中央航校入伍。联大工学院同时入伍的还有邓庆泉、章俊杰、张彦等，理工学院考取的则有邓频喜、王克弟、冯志坚、徐步镛、韩济群、郝启民、廖俊梅、李广济、赵球等人，只是他们是到四川铜梁入伍的。[50]上述诸人虽然参加的不是青年远征军，但也是在这次从军运动中加入到抗战的行列。

　　 参加青年远征军是西南联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军运动，这次从军征集工作结束后，西南联大当局于1945年2月电告重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对全校从军情况做了简要总结。关于从军人数，电文中称：“西南联大志愿从军报名人数三一八人，经体格检查者二六六人，业经呈报在案。现除最近参加空军及译员等工作六五人外，其余二零一人。统计如下：（一）性别男一八八人，女一三人，计在昆二零七师入营者一七八人，赴渝参加政训工作者九人，参加□营养研究者一人，待命入营女青年一三人。（二）年龄十八至二十三者一四八人，二二四至三十九者五十人，三十至三十五者三人。（三）籍贯苏三二人，浙二三人，备粤二二人，鄂二十人，湘一九人，川一七人，冀一五人，皖一三人，鲁七人，闽七人，滇　六人，豫五人，赣五人，晋二人，陇二人，辽二人，吉一人，黑一人，热一人，黔一人。（四）学历专科以上一九六人，中学五人。（五）职业学生一零九人。（六）党员八人，团员五二人，非党团员一四一人。”[51]

　　 西南联大的从军运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光荣一页。投身抗战第一线的青年，不仅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谱写中国知识青年保家卫国壮丽诗篇的同时，也为西南联大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增添了光荣。

　　 1937年底从长沙临时大学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经济系学生何懋勋，曾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在1938年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躯，年仅21岁。[52]黄维是军委会战地团昆明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结业后原被分配到美军机场，当时正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他要求随远征军去缅甸。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黄维在随军撤出缅甸途中渡怒江时落水殉职。现在耸立在云南师范大学里《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从军学生题名”上，镌刻的第一位为国捐躯者就是外文系四年级黄维同学。

　　 1944年6月18日，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戴荣钜同学，驾驶飞机掩护轰炸机轰炸长沙，途中与敌机遭遇，不幸机坠。[53]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的王文同学，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54]与王文同在空军第三大队的吴坚，则是1945年初在与日机作战时，因机件失灵堕毁身亡。[55]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在空军部队任译员的外文系同学缪弘，是在迎接抗战胜利曙光的时刻，在一次空降后的进攻中英勇牺牲的。缪弘是二年级学生，不在译员征调之列，但他积极报名入伍，参加军委会译训班第七期培训，训练仅六个星期，就和20多位联大同学志愿去OSS.OG[56]，分配到中美混合的伞兵突击队。1945年7月，缪弘随部队向南平附近的丹竹机场发起进攻，冲锋中被敌狙击手击中要害。[57]1945年9月27日，全国译员联合会在昆明举行殉国译员追悼会，灵堂悬挂着14位殉国译员的灵位、遗像和简传，其中就有缪弘。[58]

　　 有些同学虽然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中，却或在训练中罹难，或有非常情况下失踪。征调到航空委员会的外文系1944级朱晦吾同学，和电机系1945级沈宗进同学，就是在穿越野人山上空时失踪的。[59]崔明川同学也于1943年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同样在美国空军受训的李嘉禾也是由于事故殉难。　　 

　　 五　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西南联大从军运动的分期问题

　　 长期以来，包括西南联大校友，均认为学校八年半历史上先后掀起过三次从军高潮。即：第一次是抗战初期的1937年末到1938年初的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第二次是抗战中期1941至1942年为美军配备翻译的征调时期；第三次为配合中印缅战场的应征青年远征军时期。这种分类是以时间为标志的，但若从服务对象的性质上说，则第二次从军实际上包括两种性质，其一是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服务，其二是为中国远征军中的美军服务。若根据这种划分，则西南联大的从军活动，实际上视为四次更恰当。

　　 这样分期的关键，在于对美国志愿队的性质认定。表面上看，美国志愿队以美国退役军人为主，但是这支空战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国航空委员会出面招募的雇佣军。这支雇佣军的统帅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抗战爆发前夕来华担任国民政府空军顾问，任期至1937年10月。合同期满后，国民政府未与其续签合同，但陈纳德仍以个人身份留在中国继续参加抗战。1940年，苏联空军援华人员陆续撤走，5月下旬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请其回美国争取作战物资。在美国，罗斯福总统被其游说打动，于1941年4月签署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任命陈纳德为大队指挥员。“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这一名称，表明其雇佣军的性质并未改变，而蒋介石给陈纳德授衔上校，也是中国的军衔。这样来看，为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充当译员实际上是为中国军队服务，因此这次征调在性质上与为中印缅战场的美军服务是有所区别的。有鉴于此，本文将西南联大的从军运动分作四次，即将人们习惯视为第二次的从军运动划为两次，一次为1941至1942年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的战地服务，一次为1943至1944年支援印缅战区盟军反攻的译员征调。

　　 （二）不同时期从军运动的特点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战争爆发之初便开始广泛征募青年入伍，并将他们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充当普通战斗员。而国民政府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上，大致是为了配合形势需要，实行一种非常规性的临时措施，因此除1944年为赴印缅作战组织青年远征军外，并未对知识青年实行大规模的从军动员。由于这种政策，西南联大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也呈现出若干不同特点。

　　 长沙临时大学的从军运动，完全建立在自发基础上，学校虽然给予积极支持，并成立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动员学生从军，更没有进行过从军的组织工作。满腔热情的学生们，完全是在全国抗战的热潮中，主动投奔到抗战第一线。这一点已为人熟知，勿庸赘述。

　　 为支援美国援华空军和入缅作战时期的两次从军运动，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从军运动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这次从军运动起初由政府当局号召，并要求学校动员学生入伍。后来，动员改为行政命令，并且是强制性的，还给西南联大分配了从军名额。从学生方面讲，一些人从个人发展角度考虑，对这次从军不如此前那么积极，工学院、经济系内部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60]这次征调的对象主要是1944级，而西南联大1944级是很特别的一个，他们入校时，正赶上日军侵入缅甸，云南形势严峻，教育部下令西南联大再次迁往安全地带，于是这批学生第一年是在学校设在四川省叙永县的分校度过的。现在，又让他们从军入伍，难免内心有些抵触，中文系汪曾祺、法律系李模，当时都有这种念头。[61]当时，为了逃避征调，有的人把辣子粉涂在肛门上，引起痔疮复发，希望不能通过体检。[62]还有人虽然进了译训班，可不几天就跑了出来，后经冯文潜教授再三说服才返了回去。[63]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响应政府号召，勇敢地走上战场。

　　 与此前从军运动相比，西南联大在最后一次动员参加青年远征军时，出现过很大的分歧。从动员机制上讲，这次从军运动由国民政府发动，中央和各地均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蒋介石还发表了《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国民政府控制的所有宣传机器，纷纷为这次从军运动大张声势、极力鼓吹。西南联大当局积极响应这次从军运动，10月末，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常委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热烈拥护。电文云：“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奉读钧座告青年书，不胜感奋，知识青年从军，增加抗战反攻力量，确立现代建军基础，关系抗战建国前途，万□重要，伯苓等当竭诚鼓励，尽力推动，并已集合全校教授，统筹推动办法。教授同人，切望此举发挥最大效果，曾贡献意见，以备采择。除另即奉陈外，谨肃电闻。”[64]与此同时，西南联大遵照教育部指示，成立了“西南联大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并由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梅贻琦担任主任委员，杨石先、施嘉炀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查良钊、郑天挺、陈雪屏、姚从吾、郑华炽、袁复礼、陈福田、李继侗、伍启元、阎振兴、马大猷、宁榥等，由郑华炽任总干事。[65]

　　 但是，皖南事变后就意识到国民党反共政策不可改变的进步青年，则担心这支部队最终沦为国民党反共的武装，而在西南联大影响很大的中共地下党掌握的民主青年同盟，也不赞成学生加入青年远征军，甚至不惜与他们尊敬的师长展开激烈辩论。西南联大为发动这次从军运动，接连组织过四次演讲，即10月20日请原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叶公超讲“战时之英国”；22日请驻缅远征军新一军高级参谋蒋镇澜演讲，28日请指挥收复腾冲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讲“腾冲之役”，11月17日由出生在夏威夷的陈福田教授讲“美国之战时青年”。[66]其间，11月13日西南联大举行建校纪念周活动期间，亦请三青团中央干事刘健群做了题为“太平洋战局”的演讲。[67]经过上述准备，1944年11月29日西南联大罕见地停课两小时，进行全校从军动员。

　　 这次动员的第一个程序是全校大会。会上，梅贻琦首先致辞，劝勉同学多加思忖。钱端升教授继之向同学说：“现代战争是为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生产的战争，凡此均需现代化头脑现代化技术，此则非知识青年不为功也，故必须知识青年参加。现今最简要者，即期望知识青年直接参加战争，从军是也。”冯友兰也在会上讲了话，大意同样是从现代的武器，必须由掌握现代知识的青年，才能发挥作用。他还说：“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艰苦的时期，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担当了，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式武器、新式装备可供应之时，知识青年应避免其应尽责任么？”周炳琳教授则从青年对国家的责任讲起，说同学们在壁报上经常发表意见，发表呼吁，现在到你们行动的时候了。闻一多也阐发了青年从军的意义，说：“现在抗战已至最艰苦的阶段，知识青年此时实深应自动放弃不当兵的‘特权’，而在抗战最后阶段更应负起责任。许多人谈民主，若自己本身去焉责任，尽义务，那才真正有资格谈民主，而知识青年军也就是真民主的队伍。” [68]同时，他还从另一个角度动员青年从军，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众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69]

　　 会后，紧接着进入第二个程序，由各系组织同学谈话会，进行个别动员。为了谈话会有序进行，避免同学找不到地点，学校还印发了各系召集地点的通知。为了配合从军动员，冯友兰、潘光旦、陈友松相继发表《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论知识青年从军》、《从军去！》等文，从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形势需要、青年责任等不同角度，强调这次从军运动的意义和青年人应有的态度。11月20日，蒋梦麟还在昆明广播中央台做了面向全省的《知识青年从军意义》播讲。[70]

　　 西南联大在动员学生参加青年远征军问题上如此兴师动众，不能说不与学生们的抵触情绪有关。可贵的是，学校能够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因而接受了他们的一些要求。如前所述，这次从军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担心这支用美式武装组成的部队难免沦为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工具，这样自己就成了国民党制造国共矛盾的炮灰。西南联大当局认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况且这种忧虑在一些教授中也同样存在。尚在10月下旬，训导长查良钊教授便向记者透露，学校校务委员会常委会议已对这次从军运动加以商讨，并召开教授会议交换意见，均认为“兹事体大，不在表面渲染，重在实际推动”，故“教授会议已推定教授数人从事起草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意见书，一俟脱稿再经教授会议及学校常委会议通过后，即行建议中央，以供政府之参考”。[71]其后，学校在12月1日校务会议上做出两周内进行全校学生体格检查的决定[72]，在使用这种半强制性手段的同时，12月5日又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生们的要求。会上做出的四项决议中，前两项一为“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一为“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73]可见，教授会也主张联大从军青年能够摆脱党派之争，成为只是对日作战的部队。教授会这一建议的提出以及后来被政府当局接受后，人心才开始安定，从而出现了积极报名从军的热潮。不过，国民党当局显然对这些青年不放心，所以只让他们当了运输物资的汽车兵，而没有把枪杆子交给他们。这，倒也成全了西南联大参加青年军的同学，他们开着汽车回到昆明后，许多人脱离部队，回校复学。否则，他们有可能或被歼灭，或到了台湾。[74]

　　 （三）从军实践的若干感受

　　 如前所述，西南联大对于从军活动并非单凭热情，不同时期，他们的思考是不一样的。总体上说，他们赞成从军，认为是直接参加抗战的具体行为。但是，他们并不盲从，大家能够根据国内形势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西南联大坚持自由主义教育的效果，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在最后一次动员参加青年远征军中，不仅多数学生划清了“为党而战”与“为国而战”的界线，就是教授会也主张联大学生从军后应保持不党不派的独立性。冯友兰的认识，甚至比这还更进一步。他说：大反攻时期到来后，十万知识青年一定不够，“为要使更多底知识青年都到军队中去，最要紧底是我们的政治上社会上，都需要立时有几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这些事，包括抗战结束后的种种重要措施，“例如开国民代表大会，施行宪政等”，而且这些“只是诺言还不够”，因为“在青年热情高的时候，他易于信，在他感觉幻灭的时候，他易于疑，在他易于疑的时候，最好有事实叫他看，才能鼓舞他的精神”。[75]冯友兰的话，将青年从军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人们在更高层次上对抗战后期从军运动的思考。

　　 事实上，具有独立意识的西南联大同学，在部队很难避免非军事因素的干扰。如到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同学，就以缴纳党费扣除了一笔工资，数量虽然不多，却引得费纪元同学到军需处大吵了一场。[76]如果这还只是一个花紊的话，那么加入青年远征军的同学感受就大不一样了。尚在他们在昆明集中时，连里曾组织过一次讨论，当时的结论是“青年远征军是国家的军队，绝对不应该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党；并且唯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证我们的血不白流！”可是两三个月后，这个理想就破灭了。在蓝伽汽车学校，联大同学在国语、英语、讲演竞赛中都是第一，只有一次他们辩论放弃了，因为那次辩论的题目是“军队里需要民主吗”，联大同学很不幸，抽到“军队中不需要民主”。也是在蓝伽，杨宏道收到联大同学寄来的一份《国是宣言》，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就把它贴了出来，不料竟在半夜被宪兵架走。当同学云探视杨宏道时，卫兵恶狠狠地说：“你要看共产党吗？”后来他们到了雷多，指定他们住地是个曾经闹过很厉害霍乱的地方，营房本来已一把火掉了，可偏偏指定他们必须住在那里，当时担任驻印军副总指挥的郑洞国还说：服务营二连所在的汽车一团“比霍乱菌还可恶，必须隔离”。

　　 汽车一团原来有个叫“天声社”的团体，于是联大同学把这个名字加在自己所在连队的名称前面，简称“天声服二连”。就是这个“天声服二连”，后来也被解散了，原因是长官们认为他们常常议论军队的黑暗，是“捣乱”集团。同学们为了抗议，为这个连开过追悼会，甚至还读过祭文、念过经，还用一首歌的歌谱填入了愤懑无奈的歌词。歌词云：“‘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一帮学生，有书他不念。／投笔从戎，来把新军建。／环境恶劣，不容变。／到－－处，碰－－壁，／新军的新前途真是太暗淡。／不顾一切，直向前，／这里是天声服二连。／‘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初志未成，先被人改编。／诸位同志，多多吃饭。／一切闲事，莫用管。倒－－东，歪－－西，／长官的命令，我们照着办。／明哲保身，不多言，／这里是汽车第一团。”[77]这种亲身体验对同学们来说，真是太深刻了，加上回到国内不久就先是昆明政变，接着是“一二·一”惨案，于是这个连的150多位联大同学，打算继续留下来的只有二十几人，其余或返校复学，或转去当译员。

　　 金书铁券，百世流芳。今天，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到：“联大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这座石碑的阴面，镌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时所能收集到的832位从军学生名单[78]，这个名单并不完整，由于条件所限，有些从军者的名字未能列入。[79]对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曾有所纠正：“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全校）总人数的14％。” [80]这就是说，在先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8000多人中，每一百位同学里便有14人为保卫祖国投笔从戎，这对任何一所学校来说，都是很可观的比例。

　　 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和当时许许多多大学生从军一样，谱写了抗日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这种豪迈气慨，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对西南联大从军的同学有一个总的印象和感想。不论是在空军、陆军、军工等方面，不沦是在步、炮、坦克、运输等各兵种的前方战斗或后勤部门服务，他们大都以大无畏的豪情，战胜艰险和万难，完成各自岗位的工作任务。他们继承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并奉献出自己的心血和力量。他们无愧对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校训的教导。他们没有辜负校歌中‘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殷切希望。”[81]

　　 可歌可泣的西南联大战时青年从军运动，是祖国危殆时期大学生们保家卫国的伟大壮举，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组成部分。大学生的从军意义，在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与技能，补充了战时急需的知识资源，改善了军队的素质，提高了作战的能力，从而为战争的顺利运转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西南联大在当时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学科最为齐备，师资最为强大，学生人数最多，因而其显示的作用无疑尤为突出。今天，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斗争，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于大学师生投身直接抗战的了解和研究还比较缺乏。然而，人们不应忘记，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征途上，他们的贡献也为这个画卷增添了光彩。　　 

　　 【注释】

　　 [①] 周恩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193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8至9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②] 姚梓繁：《抗战期中的大学生》，汉口《大公报》，1937年11月18日，第1张第3版。

　　 [③]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第24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④] 洪同：《清华、清华人与我》，清华校友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43期，第2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⑤]《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三十三次会议》(1937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2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⑥]《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三十五次会议》(1937年12月2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30-31页。

　　 [⑦] 杨德增：《抗日从军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9期，2001年4月刊印。

　　 [⑧]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1995年10月刊印。

　　 [⑨] 杨德增：《抗日从军记·后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9期，2001年4月刊印。

　　 [⑩] 居浩然：《清华园中的十级》，《国立清华大学十级（1938）毕业五十年纪念特刊》，第12页，1988年5月刊印。

　　 [11] 孙方铎：《十级的回顾》，《国立清华大学十级（1938）毕业五十年纪念特刊》，第19页。(www.xing528.com)

　　 [12]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

　　 [13] 洪同（洪绥曾）：《清华、清华人与我》，《清华校友通讯》复43期，第27页。

　　 [14] 参见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

　　 [15] 转引自虞昊：《后事之师：科教兴国――二战中清华人科教贡献事迹简介》，清华校友总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32期，第60-6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

　　 [16] 潘光旦、闻一多、吴泽霖都是黄仁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朋友，黄仁霖还在闻一多参与编写演出的英文古装剧《杨贵妃》中担任了主角。

　　 [17]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第118-119页，三联书店1996年11月出版；许渊冲：《联大人九歌》，第278-28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18] 这一期译训班学员是招聘而来，为了和此后为训练征调译员设立的译训班有所区别，有人称其为预一期。

　　 [19] 《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一九四会议》(1941年10月15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204页。

　　 [20] 《联大梅校委勉同学从军》，《云南日报》，1943年11月10日，第3版。

　　 [21] 何宇整理：《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109期，第213-2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22] 据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第116-117页；许渊冲：《联大人九歌》，第278页；卢静：《夜莺曲·序》，《人世间》，1942年第2期。

　　 [23] 陈纳德指挥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共有三个中队，除第三中队设在仰光外，第一、第二中队均于1941年12月9日飞抵昆明。

　　 [24] 林文奎是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生，他的姐姐是《西南联大校歌》曲作者张清常的妻子。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6日，林文奎率领空军部队飞越台湾海峡接收日本飞机及设备，并担任台湾首任空军司令。

　　 [25]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第119-120页。许渊冲没有记录这次翻译情报的时间，但1942年7月4日美国志愿空军与中国空军合同期满后，他便回西南联大复学了，故此事应发生在珍珠港事变至其复学期间。

　　 [26] 参见余斌：《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滇池》2005年第12期。

　　 [27] 这次考试情况未见记载，但1943年8月2日《云南日报》刊登之《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英语译员启事》，云考试科目有：国父遗教、国文、常识、英文（翻译、会话、作文）、口试。

　　 [28] 《军事委员会云南区译员考选委员会招考译员简则》广告，《云南日报》，1945年7月14日，第1版。

　　 [29] 参见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联大学生自治会昨晚欢送应征同学，冯院长友兰等谆谆训勉》，《云南日报》1944年3月12日；《译员训练班昨行结业礼》，《云南日报》1945年7月9日，第3版。

　　 [30] 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6-47页；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2页。

　　 [31]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学员名单，云南省档案馆存，32-1-300。

　　 [32] 参见白君：《教授们底副业－－介绍译训班》，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9月10日，第3版。

　　 [33] 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7页。

　　 [34] 关品枢：《追忆一位不知名校友》，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6期，1994年10月刊印。

　　 [35] 于文涛、唐斯复：《身愈残，志愈高，楼虽小，天地宽――记陈羽纶和他的〈英语世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1期。

　　 [36] 何以中：《纪念母校建校60周年回忆往事随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三），第35-36页，1998年8月刊印。

　　 [37] 参见梅祖彦：《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8页；罗达仁：《遥想当年――战斗在中印缅抗日战场上》，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4期，2003年10月刊印；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3页；何宇整理：《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近代史资料》总109期，第219-220页。

　　 [38] 吴铭绩、梁家佑：《丛林插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457页，1995年10月发行；吴铭绩：《联大生琐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6期，1999年8月刊印。

　　 [39]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张之良：《滇西翻译官》，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第42页。

　　 [40] 张道一：《回忆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二），第38-39页，1997年3月刊印。

　　 [41] 邓振煐：《怀念丁维樑学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40期，2006年9月刊印。

　　 [42] 邓汤美：《叙永五十校庆话当年－－“驼峰”飞行和香港两航公司起义北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叙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即《西南联大在叙永》专辑），第68-69页，1990年9月出版。

　　 [43] 《联大梅校委子女三人从军，从军女青年今日体检》，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23日，第3版。

　　 [4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五次会议》，1945年1月3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1页。梅贻琦所说的“年岁不足”，显然包括年逾57岁的吴志青。吴志青时任西南联大训育员，昆明《正义报》为他报名从军，特在1944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条《联大师生从军热烈，五七岁亦从军》的消息。

　　 [45] 《联大师生踊跃从军》，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12月2日，第2版。

　　 [46] 《本市各大学及专校从军学生昨晨入营，联大师生欢送同学至营门》，昆明《扫荡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当时亦有报道说这天“联大入营者二百一十八名”。（见《联大云大中法从军师生昨入营》，昆明《正义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

　　 [47] 参见《联大云大中法从军师生昨入营》，昆明《正义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如茂：《风和日暖送入营》，昆明《扫荡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各大学从军员生三百余人昨入营》，《云南日报》，1945年1月29日，第3版。

　　 [48] 青年远征军编有第二○一师至二○九师，其中第二○七师为独立师，直属陆军总部。二○七下辖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及通信营、辎重营和警卫与卫生单位。西南联大学生加入该师后，大部被编入汽车暂编第一团。另，最近多家媒体报道《中国青年远征军207师通讯录现身湖南》，不知这本成书于1946年、近600页的文献是否记录了西南联大从军学生的名单。

　　 [49] 周明道：《由腊腊戍香港·更正与补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级联络站［北京］、原东北清华中学校友联谊会［鞍山］编《周明道回忆纪念文集》，第101-102页，2005年8月15日刊印；《西南联大盛会欢迎从军同学》，昆明《扫荡报》，1945年7月29日。

　　 [50] 方复：《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青年从军史的一点补充》，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9期，1996年4月刊印。

　　 [51] 《联大今上课，从军青年统计办竣》，昆明《扫荡报》，1945年2月19日，第3版。

　　 [52] 《抗战英烈，名垂千古》，清华校友总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32期，第55-5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

　　 [53] 转引自马豫：《缅怀在抗日空战中牺牲的联大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级通讯》终篇号，2006年8月刊印。

　　 [54] 武焜：《看程青学兄来信忆往事、话今天》，西南联大1944级北京联络站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毕业五十周年活动特刊》，第32页，1995年3月刊印。

　　 [55] 卢少忱：《悼念两位为国捐躯的校友》，西南联大1944级北京联络站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毕业五十周年活动特刊》，第35页。

　　 [56] OSS.OG是美军战略情报处作战组的简称，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一个情报组织，下设情报、作战、爆破等小组，总部设在昆明市郊，作战组在昆明岗头村和宜良县。

　　 [57] 罗振诜：《缪弘牺牲前后》，张闻博、何宇主编：《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第115-116页，1993年4月刊印。

　　 [58] 《全国译员联合会昨日追悼殉国译员》，《云南日报》，1945年9月28日，第1版。

　　 [59]　邓汤美：《叙永五十校庆话当年－－“驼峰”飞行和香港两航公司起义北飞》，《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68-69页。

　　 [60] 西南联大学生对征调译员的不同意见与论争，将另撰文介绍。

　　 [61] 李方训：《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

　　 [62] 刘裕中：《抗战期间应征美军译员的回忆》，《清华校友通讯》复16册，第114页。

　　 [63] 罗达仁：《缅怀冯文潜先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二），第71页。

　　 [6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致蒋介石电，转引自《智识青年踊跃从军，联大贡献意见以备采择，省征集委员会即将成立》，《云南日报》1944年10月30日，第3版。

　　 [65] 《联大今日开始登记从军学生》，昆明《扫荡报》，1944年11月15日，第3版；《联大志愿从军今日开始登记》，《云南日报》1944年11月15日，第3版。

　　 [66] 西南联合大学布告，云南省档案馆存，案卷号：32-1-21。蒋镇澜为在新三十八师基础上扩编的新一军高参，其讲演题目未有记载，但应与滇缅战役有关。

　　 [67] 《薛穆大使昨参观两大学，申论中英文化交流之重要》，《云南日报》，1944年11月14日，第3版。由于这次从军运动以青年这对象，故国民党饬令三青团主持其事，时刘健群因公经过昆明，遂受西南联大邀请与会讲演。

　　 [68] 《联大昨举行盛大演讲会，教授勉学生从军，每人应放弃特权尽责任义务，知识青年军是真民主的队伍》，昆明《扫荡报》，1944年11月30日，第3版。

　　 [69] 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第339页-340页，三联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70] 《蒋梦麟播讲勉青年从军，昨报名者五十二人》，昆明《民国日报》，1944年11月22日，第3版。

　　 [71] 《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联大将上意见书，推定教授起草建议中央参考》，昆明《扫荡报》，1944年10月28日，第3版。

　　 [7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会议记录·第七届第四次会议》(1944年12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00-501页。

　　 [73] 《联大全体教授会议决定全校实施军训，在校教授学生一律参加，报名从军达三百零三人，中央采纳联大对青年从军建议》，昆明《正义报》，1944年12月6日，第3版。西南联大教授会议的四项决议为：“一、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二、请由美国军事技术人员训练，至训练地点，最好靠近盟军所在地。三、关于提高知识青年军待遇一节，应对所有作战士兵，普遍提高，过去对于军需经理方面弊端百出，请予彻底改善。四、请统帅部延用优秀后进军官。”

　　 [74] 二○七师于1946年9月扩编为整编二○七师，编入新六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不久，改为独立师，部分在1948年9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歼灭于辽西。其余部队去了台湾，与二○四师和二○五师合编的二○五师，成为台湾军队的基础和骨干。

　　 [75] 冯友兰：《从知识青年从军说起》，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4年11月5日，第2版。

　　 [76] 参见吴铭绩：《联大生琐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6期。

　　 [77] 以上据周宗王：《“天声服二连”，提起真可怜－－青年远征军琐记》，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262、264、266－26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78] 这个名单有两人误列两次，故碑中实际人数应为832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云：“碑上列有834人，但曾仲端和王福振均列出两次，经对入学名单进行核对，并未发现姓名相同者，应属错列，故实际为832人。”（见该书第61页）

　　 [79] 李方训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不忘西南联大从军壮士》一文中，根据有关史料做过初步统计，列出未列入纪念碑的从军者一百余人。其文说：“联大从军人数不止834人，学生固未列全，教职工更未计入，但说‘联大从军壮士逾千’，则是完全可以的。”（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8期）

　　 [80]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修订版），第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81] 《缅北密支那战役追忆－－从军校友卢少忱的书面发言》，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8期（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一二一”运动60周年特辑》），2005年10月刊印。

PDF：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