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研究范式及其沿革进程

如果将西方哲学史描绘成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的话，无疑近些年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为这幅油画添了点睛之笔。无论从研究的数量，即西方哲学史研究著作、论文、出版物的涌现，还是从研究的质量，即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推进和拓展，都使西方哲学史日益在国内成为“显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哲学本身的研究。在这一过程当中，无论从表层的叙述体系，还是从深层的研究范式都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转换———如果从真正的面向西方哲学史本身的研究来看，理论界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其进行的研究呈现为知识性、历史性和思想性研究范式，表达不同时期对西方哲学史的不同理解。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历程毕竟始于更早的时段，即便最早的研究仅仅是翻译或普及式的介绍，但也毕竟为西方哲学史研究在中国发展创造了契机。如果结合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是否可以按照中国人接受西方哲学史、进而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历程将其概括为肯定式研究范式、否定式研究范式和否定之否定的研究范式，以此概括为基本态度与知识性、历史性和思想性的研究范式相互映照，以凸现理解哲学史、把握哲学史与研究哲学史方式的相互一致，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一门历史科学。黑格尔曾经对历史科学有过这样的理解，历史科学区别与一切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在于历史研究所要完成的任务———历史的本质在研究的过程中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所以在历史研究当中对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对它的题材的理解就会造成片面性的责难，这就致使“历史本身必然成为一个游移不定的东西”。因此只有当我们能够提出一个确定的历史观时，历史才能得到一以贯之的理解，而历史观的相对稳定性是需要经历一个特殊的过程才能获得的，这就为哲学史的研究增加了困难。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也是一门哲学研究，我们常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研究无疑就是对哲学思想的把握，而哲学本身的思想性、深邃性和个性化特点也为哲学史研究带来困难，“如果对于哲学有了不同的概念，那就只有真的哲学概念，才能使我们理解那些根据哲学的真概念从事工作的哲学家的著作。因为在思想里，特别在思辨的思想里，把握哲学内容是与仅仅了解文字的文法意义，和仅仅了解它们在表象或感性范围里的意义很不相同的。”①因此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即使我们自以为清晰地把握哲学家的论断、命题和意见，且尽力地通过命题思索前提并推断解构，但是否我们就把握了哲学思想背后之意义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恰如黑格尔所说的“动物听音乐”———只能听到音调却无法感受音乐的和谐性和美感。西方哲学史更是“舶来品”——— “西方”的文化，它与我们与生俱来、熏染其中的中国文化的巨大反差使我们难以体味西方人的历史情境、感受西方人的思考方式、移入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中。“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是继母土和多立克样式、哥特样式的精神童年之后的理智时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中介，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②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是一种精神气质上和历史生成上的文明冲突，这就为文明冲突中另一文明的把握制造了困难。

如此一来，西方哲学史研究本身的诸种困境必然要以循序渐进、不断探索、与时俱进为其研究的基本特征，事实也是如此。纵观西方哲学史传入中国并进入研究领域的百余年时间，可以发现西方哲学史研究走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这一逻辑进路又与研究者的研究范式乃至思维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从外在的历史观点看来，便会以为理念发展的阶段似乎只是偶然的彼此相承，而根本原则的分歧，以及各哲学体系对其根本原则的发挥，也好像纷然杂陈，没有联系。但是，几千年来，这哲学工程的建筑师，即那唯一的活生生的精神，它的本性就是思维，即在于使它自己思维着的本性得到意识。”③黑格尔所说的理念发展的阶段正是现实世界变化的内在根据，所以这一变化可以概括为人的思维形式决定外在历史的变化，这一观点虽然有较为明显的“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痕迹，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内在关联，即人们在生活领域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行为方式又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当然黑格尔没有看到现实生活本身对于思维方式的影响）。以此观点看待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百余年历程就会发现，不同时期人们在生活领域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决定不同时期研究范式的关键因素。

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可以概括为肯定式研究范式。这一“肯定式”方式首先与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的时代特点使西方哲学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某一历史时期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良药秘方，肯定性自然成为对待西方哲学的必然态度。这一“肯定式”也与外来文化的接受过程紧密相关，一门历史科学，“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但是像这样一种空泛的要求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根据这概念就可以决定那些对它是最重要最适合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据事变对于这概念的关系就可以选择那必须记述的事实，以及把握这些事实的方式和处理这些事实的观点。”④因此对待一门舶来科学必然要从肯定性的接受概念、判断、命题、论证入手，才能谈得上研究，否则也就无法介入一门科学。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肯定式”研究范式也与人们的认识方式紧密相关，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是人们遇到未知事物的习惯性逻辑思维。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神话，在象征着人力图依靠自身把握命运的最初努力的神话“俄狄浦斯”的神话中，英雄在力图改变自身命运的过程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人是什么，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继续探求人的命运，人是什么是一切未知之谜的前提之谜。这一神话揭示了人的认识过程的必然逻辑。西方哲学史研究也是如此，在最初作为新鲜事物出现之时，“是什么”这一“肯定式”的认识过程是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必然进程的。

如此一来，在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在研究范式上就体现为“肯定性”特征，因此在叙述方式上也体现为某种程度上的肯定性———以原著翻译实现西方哲学史面向中国社会的敞开、从历史的轨迹把握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注重对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当中前后继承关系的理解、以西方哲学特有的提问方式和思考方式警醒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为以后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西方哲学史的开始展现在中国社会面前，同时更以贯通的方式为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精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如果说肯定性研究范式是西方哲学史研究起始阶段的必然思考方式和研究范式，那么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思维领域的革命必然使否定性取代肯定性成为新阶段对待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合理态度。“否定”这一概念在亨利希看来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为实体化的陈述形式；其二为异在和它自身的他物。事实上以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来看待“否定”的双重定义，两者必然体现为内在的一致性：自身的他物并非在自身之外的他物，而是自身之中的他物亦即自我否定，这一自我否定必然导致在叙述领域当中的新的陈述形式。因此西方哲学史研究方式的否定性并非对西方哲学史本身的否定，而是作为区分、规定的否定性环节，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推动以往西方哲学史当中潜在的因素彰显出来。否定式研究范式对于西方哲学史研究意味着对自身研究的反思，体现为某种自否定的自由精神，力图通过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突围，表达某种生存论的欲望和冲动，“在人类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而把世界变成人所要求的现实的实践批判活动，它既是精神批判活动的现实基础，又以精神批判活动为前提。在观念上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并在观念中构建人所要求的现实的精神批判活动，构成实践活动中的理想性图景和目的性要求。”⑤，这是西方哲学史研究在新阶段发展的原动力。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来说，肯定本身就是否定。所以真正的肯定并非是ｘ＝ｘ，这是一种自我同一式的肯定；真正的肯定也非ｘ＝－ｙ，这是一种外在的对立；真正的肯定是建立在自我否定基础上的肯定，否定是肯定的必然环节。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哲学史研究必然要经历“否定性”研究范式阶段以道道对自身研究的肯定。

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第二阶段体现出否定性的研究特点。这一方面符合思想本身的否定历程，也符合时代本身和认识本身的特点。这一阶段中国摆脱了简单按照西方人、西方社会的思路改造中国的基本思路和基本主张，力图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洋为中用，始终强调是“中用”，“是什么”的问题已经进展到“为什么”，表达了中国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任何领域研究的重要且关键的因素，在西方社会中从最初的“纳西索斯情结”到之后的“认识你自己”无疑说明自我意识觉醒是哲学乃至哲学史研究的关键。中国哲学界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也是如此，没有鲜明的中国式自我意识，那么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只能是人云亦云的照搬照抄，只能是对西方文化的简单还原，只之其表，不及其里。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使西方哲学史研究真正立足于中国现实，体现出中国风采，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结合中国社会现实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开始有了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也使哲学史研究真正有了哲学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中国式风采为始终以有助于实现中国社会前途和命运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灌注了核心的哲学观和历史观———哲学史研究始终是服务于社会现实才使得哲学史呈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或“思想中把握的时代”，西方哲学史研究以此带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目光，对西方哲学史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典型地再现了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精神，并真正使西方哲学史具有了内在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指导。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才具有了“活”的灵魂。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也真正使得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精神深入中国社会，批判性和反思性应该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前一阶段的西方哲学史研究过程中仅仅局限于对思想的肯定式把握使思想流于无张力的线性逻辑，“被无限耽搁的实践不再是对自我满足的思辨进行起诉的法庭，毋宁说它是权力执行机构为徒劳地堵塞任何批判的思想而使用的借口，尽管变化着的实践需要批判的思想。”⑥而这一阶段的研究使西方哲学史所具有的这一特点较为鲜明地呈现在国人面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否定”式研究范式在为中国式的“大团圆”、“大一统”式思维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价值，启发了中国人乃至中国社会的思维，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以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为切入点，力图将其中的思想以革命性与反动性、先进性与落后性、个体性与阶级性因素以更加深刻的方式挖掘出来，以此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启示。中国社会体现为“斗争”的基本特征，这一斗争的方式不但体现在人们的行为领域中，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领域，于是西方哲学史研究以批判反思性的目光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个体性、阶级性的理解，力图从哲学基本问题入手挖掘西方哲学史上不同思想家的思想特点。这一研究范式一方面体现对西方哲学基本精神中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继承和把握，以辩证性的目光审视西方哲学史具有时代性和思想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西方哲学之“否定”性的把握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过分外在，而没有更多集中在自我否定的思想层面，如此一来思想上的否定就成为了政治意义上的“斗争”，而“斗争”对于思想的发展是不利的，西方哲学史的否定性研究范式在新时代条件下必然要求向着更高层次的肯定回归。

三

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肯定———双重否定的结果———应当象黑格尔在力图解释一切活动和自身运动的源泉时那样，能够作为本体论范围内的观点发挥作用，那么其前提就是：产生双重否定的肯定本身事先就已经作为本体论原理建立起来了。”⑦因此真正的否定应该是自否定，否定如果仅停留在外在对“他物”的否定关系，就只能是外在的、形而上学的，只有把它看做是否定自身的内在关系，所以真正的否定应该是ｘ＝－（－ｘ），也只有这样的否定之否定才能在否定中获得可能的限定，才能使否定性运动起来从而向更高的肯定性回归，“它是建立起来之有，是否定，但这个否定又把他对他物的关系折回到自身中去了，而且否定是自身等同的，是它自身及它的他物之同一，而且只有这样一来，它才是本质性。”⑧否定之否定是事物运动的更高阶段。

西方哲学史研究历程也符合这一规律，如果将西方哲学史研究和编撰看做现实人的实践活动，那么这一实践活动在现实化之前首先作为思想性活动存在，思维活动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恰恰符合这一思想性活动的发展逻辑和基本规律。当西方哲学史研究有了中国式思维，以鲜明的自我意识解读西方哲学之时，“－Ｘ”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也业已形成；如果这一“－Ｘ”代表批判性和反思性思维的话，那么仅有这种思维还是不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一方面应遵循西方哲学作为“历史性叙事”的自我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要对自我发展轨迹做出合理化的、中国式的理解和解读，更为重要的在于如何实现西方哲学史研究与中国现实发展的接轨，即如何通过对西方哲学思维之优势的肯定性继承，如何通过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否定性之批判，最终活动批判之后的肯定，也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我们“还能做什么”。这才能给予西方哲学史之意义，而不仅仅是空泛的研究外在于我们生活世界的某种思想，真正将西方哲学史研究置于中国语境，将西方哲学史转化为世界性的、人类性的思想，只有人类性的才是中国的。

按照这一思想本身的逻辑进路，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就成为思想历程和研究历程发展的逻辑必然，这一转换不是对原有范式的拒斥或抛弃，更多的是以否定的方式将其融含于自身之中。三十余年来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正是朝向这一方向不断探索，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著作的出版；无论是阶段性研究，还是通史的把握；无论是思想性研究，还是人物性挖掘都始终围绕着最为稳固的三角形的三个“支点”不断前行：其一尊重西方哲学史内在的发展轨迹，这一方面体现在对西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客观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体现为对西方哲学史发展逻辑的自觉揭示。当然对于其基本轨迹的把握不尽相同，有的学者从西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表象做出概括，有的学者从西方哲学史概念的流变做出阐释，还有的学者从思想性与时代特点的相互结合进行理解，这其中包含着不同研究个体性所形成的“哲学观”或“哲学史观”，即对“哲学史”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其二尊重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照。西方哲学史研究毕竟不是还原历史，历史无法还原，历史的故事无法“重述”，只能以各自的方式“重现”，而“重现”的过程就包涵着历史故事的叙述者自身的理解。如果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表达的语言以意义构成其庞大的潜在力量，那么包含特定意义的语言才能够成某种独一无二的叙述方式（参见维特根斯坦一文）。西方哲学史研究者所具有的中国化立场和中国式语境必然使西方哲学史研究本身形成两种历史语境的重叠和关照，近些年来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已经不再拒斥这一立场，力图在研究中摆脱固有观念，而是将两者的相互比照作为推进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新进路，也为西方哲学史在新时期的研究带来了新生机。其三尊重西方哲学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启示。细观三十余年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体现了一些突出的特征，即不再更多关注对史在贯通意义上的把握，而更多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特别是近些年兴起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现代性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等等问题的把握，既体现对哲学史微观的研究，更力图将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实现哲学“解释世界”进而“改变世界”的理想。即便是在对西方哲学史通史意义上的研究也总是灌注着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对西方哲学史发展历程和发展轨迹的把握，呈现西方哲学史的真实内涵，将其内在的意义发掘出来，“意义”说成为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新聚焦点，而意义本身是世界性和人类性的，西方哲学史界关于内在轨迹、思想逻辑、研究范式等方面的研究都意在如此。

我们发现目前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正处于范式转换的征途当中，这种转换远没有完成，而尚在进行；如何在这一征途当中，形成符合其发展轨迹，具有合理性的具体方式就成为理论界研究者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方式的选择性体现研究者们的思想力和创造性。历史永远没有终结，思想永远无法停止，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也就永远处于征途之中，正是“事业未竟”，才更具有无限可能。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