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哲学与外国现代自我的形成

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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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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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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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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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www.xing528.com)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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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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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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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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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体观中的国民自我

在日本现代化的历程当中，日本人的自我觉醒、自我主体的确定是个重要的思想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完成表现在多个领域，从哲学领域的启蒙、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宣扬，加之近代文学思潮的熏陶，都对个人自我的觉醒、民族主体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并且当然的，从他们所获得的历史的诸条件和诸环境内部中的自己出发”，在哲学的反省中，每个人总是要去认识受制于那个条件下自己所能追求的生活意义（个体善），要去认识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善）。“这样的研究能够确保每个人所追求的善的一般的类似性和一般的永恒性，使之合理化，并确保学问上的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作为生物，要与自然发生同样的物质代谢活动，进一步地，属于人类这样的同一的类中，人类的生活目的还是保持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同质性”［２］３５。个体的自我正是在意识到他人存在、充分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古以来，日本人习惯将“人”理解为社会的、群体的存在者，而鲜对人本身、人的个体性给予尊重。近代西方所带来的个人、权利、自由等观念就显得十分异常，因此，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最初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既肯定个体和个人自由意志，同时又主张对社会存在、公共利益的关注，其基本倾向是促成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并以消灭导致社会与个人相对抗的不合理现实为宗旨，这就使之具有了强烈的道义色彩。日本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性，这便使它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念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切合点。因为这样的社会观并不直接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结构相对抗；相反，它与日本神道所弘扬的社会－国家同一性的结构保持了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提供了有望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化解个人与国家矛盾的构想。同时，因其在理论上解决了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而受到了响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迎合了日本近代国民意识的生成。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了与日本人自我不相符合的内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将国民向国家的统一作为主导原则，倡导尊君爱国，这是日本近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但马克思主义虽然提倡集体主义、社会本位，却反对将集体或社会固化为特定的国家，而是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跨越国家界限的阶级共合关系占据了上风。由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唯物史观，构建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一种在保障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社会自由得到实现的理想状态。这一理想状态的设置就形成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否定意向。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性，使它自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将自己称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去分析日本宣称的独特的帝国体制，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努力废除天皇制，这就可能在日本革命者中导致一种身份危机，如此做，就意味着他将自己定义为日本政治、市民社会和精神共同体之外的异己者，因为上述三个方面都被缠绕在“国体”这一概念之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保持了对日本近代国体和国民观的理性反思成分。由于国体论在二战后受到严厉批判，许多人开始极力撇清曾与此的关系，但是，国体论虽有时代的局限，却是日本现代自我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人的自我并非宗教的精神自我，也非经济的物质自我，而是具有多层结构的社会自我，其中包括了对“日本人是谁”的文化自觉、“谁是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日本人怎样”的社会行动一体化、“日本人向何处去”的价值共同体生成等内容。具体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与国体论的关系，就包括了如下内容：第一，“阶级”概念传递了超血缘的、地缘性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启蒙；第二，“劳动”概念打破了传统职业中的身份差距，赋予各种劳动（特别是下层体力劳动）以积极价值，唤醒了因体力劳动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的自信和向上流动的热忱；第三，历史主义立场赋予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是自由，其社会实践的基础是劳动。“劳动带来的是快乐和痛苦的微妙交融，这就跟作为人类最基本生产行为的生育一样，都是快乐和痛苦的交融，可以说二者具有相同性质”［２］６０。正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通过自主自愿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也造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其本人也从中获得了价值实现，即我和我们（主体）在活动中享受生命（以及共同存在）的发现。因此，自主自愿的劳动既是自由的生命发现，也是对生命的享受。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将常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融为一体，实现社会意志与个人意志、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的统一。

二、世界中的日本自我

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是迈入现代化进程的日本人始终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以实现日本融入世界的目标，这自然要受到当时日本人对世界是怎样的以及支配世界的规则是什么的认识之制约。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发生于１６４８年的英格兰，其次是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它们促成了自由、民主观念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然而，上述观念在东方专制、封建国度例如中国、印度，都是完全未知的，资产阶级意识是强制地借助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从外部带入东方国度的。在日本也是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法则所倡导的“自由”被强制地注入，动摇了日本旧式生产方式，取而代之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地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但是，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概念包含了深刻的缺陷，但资产阶级自由所创造的人类进步却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殖民朝鲜、台湾以及全面的侵华战争，也是基于世界中的日本应该如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是极其错误的选择），支配这一选择的价值观包含了根本无视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许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现出了相对清醒的冷静。例如，三木清认为，解决“卢沟桥事变”不能依靠殖民地的统治或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的统一必须是各国平等的统一。“只有支那的现代化才是东洋统一的前提，从而是形成东亚协同体的前提。既然日本并非为了征服支那，那么当然就没有理由阻止支那向现代国家发展”［３］。他反复强调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持有新的世界主义。二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解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严格控制，开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左倾思想表达和行动的领域，在一系列立法和社会管理措施上采纳了更为民主、宽松的方式。例如，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赋予农民直接组织各种协会、合作性团体的权利，作为战后土地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这保障了农民作为现代市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为各种基于不同思想立场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理基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还是学院式的，与现实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关联比较间接。在步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即后工业时代之后，日本左倾阵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日共早期受到左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提出了独立自主的路线。１９６１年日共八大确立了和平、民主、合法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方式。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日共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和反省，在理论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做了调整，在党的文件中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前卫”等词句，并对党的性质做出了调整，以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使日共成为“日本国民的党”，而非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２００１年修改的新党章规定：“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的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进步的未来而努力，对所有人开放。”关于私有制问题，日共提出了“民主控制”的概念。放弃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允许私人资本存在但对其进行“民主控制”，不改变中小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及所有制形式。易言之，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否以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或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应该如何给出恰当的理论说明？此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正义性问题曾在运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府、夺取政权的阶段得到解决，但在和平建设年代以及民主代表制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也是一个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同情者越来越主张和平且合法的议会斗争。这也可以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学说中。在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中武装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越来越淡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强调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有相当大的关系。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呼应更强，这也可以说是战后很重要的一种表现。

三、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

“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日本时，它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为正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视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前沿理论”［４］。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学者，而日本共产党人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日本马克思主义更显示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大多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学者型的理论性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十月革命、俄国的影响。日本则不是。日本主要是来自西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就在欧洲蓬勃发展了。但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者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近代中国是在经历了拯救儒学、引入共和主义失败之后，“巴黎和会”对中国利益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热血人士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失望，才转向了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近代革命者力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掀起社会革命运动，避免走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弯路，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实现美好社会蓝图，救中国于水火。用如今时兴的词语，叫作“后发优势”。所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一点在日本并不明显。结果，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不断变化的实践命题所取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越来越具有书斋式文本批判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知识界而非工农大众的影响要比中国更加深入。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也得到了延续。明治以来的学者结社活动，虽然也遭到镇压，但还是保留下自由结社的习惯，相对不是很极端的结社得以存在。这些活跃于民间社会的各种社团，对新的思想理论的传播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它渗透进民间，对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当然，所谓社团不一定是有政治倾向的结党结社，各种自发的、松散性的自愿组织都可能看作是民间社团，他们通过办报办刊、举办讲座、开设夜校等形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并吸收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民间力量被调动起来了，理论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各种中间组织在民众生活中得到有效传递。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完全由政府来掌控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诸多力量综合造成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比中国更加细致和实际。日本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相对机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到更复杂的分析阶段，即对日本国情和特殊使命的独立思考。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即“日本经验”。各种人群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阐述“日本经验”，这些“日本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诉求，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不断确认国民身份的一种方式。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注入了“日本经验”而具有了地方印记，一方面，积极促成日本人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日本人的特殊情形而发生变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特殊国情的结合，更是日本的“肉身”与代表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学说所揭示的“灵魂”的相互对接。以内田弘、广松涉等人为代表的文本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日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状态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等，都受到了持续的世界性关注。

作者：李萍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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