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回顾与反思

摘要：麦金太尔一生致力于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影响。他的美德伦理学以“美德”为核心概念，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合理性提出怀疑，并展开了对规范伦理学和道德情感主义的激烈批判，从而实现了伦理学在20世纪的一个转向。然而，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不断遭到道德情境主义的挑战，麦金太尔教授为此不得不对美德存在的合理性予以回应，最终捍卫了美德伦理学的价值和功能。在当代中国社会，深刻领会和把握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应有的、特定的价值，在道德教育中更加有效地以美德伦理思想为指导，使一代又一代人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充满希望。

关键词：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道德；规范

伦理学麦金太尔是当代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国内学界在谈论美德伦理学时曾一度只讲麦金太尔，颇有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味道。美德伦理学（VirtueEthics，也称之为德性论）似乎也被认为是当代最好和最有代表性的道德哲学理论，因而成为最近50年来道德哲学理论取得的两大重要进展之一。对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揭示其辩证发展规律，深刻把握当代社会中美德伦理学应有的、特定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推进美德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能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思想

麦金太尔美德伦理思想的代表作为《追寻美德》，在该书中麦金太尔教授对当代人的道德境况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和说明，而且原创性地指出了克服当代人道德危机的办法：既不是回到现代，也不是回到后现代，而是回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德性伦理学传统之中。综观全书，麦金太尔教授集中笔力，论证了如下三个问题：当代人的道德状况如何？“启蒙方案”为何会失败？如何走出当代人的道德困境，是选择尼采还是选择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的基本论证逻辑如下：当代人的道德境况十分糟糕，但这种糟糕现状还没有走到令人绝望的地步。因此，分析这种道德现状的根源是十分必要的，在麦金太尔看来，出现这种道德境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启蒙运动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抛弃，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克尔凯郭尔、康德以及休谟，都试图消除道德合理性论证中的目的论，使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中的三维论证变成两维论证，法则和人性相互支持。在麦金太尔看来，启蒙运动所作出的一切道德合理性论证都是失败的，它引发了当代社会深刻的道德危机，注定会破产。既然启蒙运动的道德论证都是失败的，既然启蒙运动与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那么，如何走出现代性的必然困境呢？麦金太尔追问，尼采抑或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麦金太尔选择了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体系中，偶然所是的人与实现其本质性而可能所是的人之间有一种根本的对比。伦理学就是一门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们是如何从前一状态转化到后一状态的科学”。[1]67如同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卢梭、尼采以及海德格尔都以批判的方式推进了现代性，面对现代的道德困境，我们不能对尼采有太多的奢望。[2]因此，麦金太尔倡导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传统之中，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源来应对当前存在的道德危机。在麦金太尔看来，美德之所以值得提倡，是因为它有助于实现人类的生存目的——幸福（well—being）或美好生活（goodlife）。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明确指出：美德是使一个人获得幸福所必要的品质，它是人类在后天所获得的，“拥有和运用它，会使我们能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善，若缺少了它，则会严重地阻碍我们获得任何诸如此类的善”。[1]187可以看出，麦金太尔认为，只有获得实践的内在善，才是卓越的实践方式；而要获得实践的内在善，就必须借助美德。进一步的，在他看来，能够决定实践的内在善的，其实是行为者所处的道德探究传统及其拥有共同善的生活群体。因此，美德的运用，根本上是为了揭示和把握这种道德传统，也是为了推动和实现这种群体生活。

二、麦金太尔眼中的现代西方道德哲学

在麦金太尔对西方伦理学史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他认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完全背离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传统，这一发端肇始于启蒙运动，其典型代表是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中的道德情感主义。麦金太尔试图证明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失败，当代道德语言的无序和深刻的道德危机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直接后果，要想深刻理解现代道德，就必须了解西方的道德传统，更确切地说，就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美德伦理体系当中，于是麦金太尔展开了对规范伦理学和道德情感主义的激烈批判。

（一）麦金太尔对规范伦理学的批判

自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产生以来，就和规范伦理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以边沁、密尔等人为代表的功利论和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展开了众多论争。任何阅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阅读过规范伦理学的人，一定曾为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触动，规范伦理学“都是‘徒见规，不见人’。只是简单地为行为建立规则”。[3]以康德为例，他将道德律令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例如，“你勿说谎”就是一个道德的律令，一个不管现实中的任何例外而普遍正确的命题，即使一个杀人犯在追杀一个无辜的人，而那个无辜的人正在向你跑来，当杀人犯询问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无辜的人时，你也不能对杀人犯说谎。因为道德律令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违背的，虽然没有人一次说谎就会不停说谎，但假如他再次需要说谎，他就会记起他曾怎样成功地说过谎话，他会诉诸他过去的经验，以同样的方式行动，这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因此，规范伦理学十分强调规则在道德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规范伦理学的道德理由是崇高的、清晰的、确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接受的，但问题在于一个凡事基于规则而行动的人总有些不近人情，道德生活的复杂和道德动机的微妙，要高于任何规则所能设想的程度和所能涵盖的范围，这就导致规范伦理所提供的道德理由（这种或那种普遍法则）在某些情境中不成其为（充分的）理由。麦金太尔说：“一旦变成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就会找到好的理由以反对功利论和义务论。后果主义之所以是不可接受的，就在于人们发现，在任何旨在获得共同善的生活中，由无条件承诺所建构的关系必定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些承诺原本就是自然法的观念，即便有时情况复杂，但也绝无例外。康德主义伦理学之所以不可接受，则不仅是因为，我们对那些观念的敬重是建立在它们能让我们获得我们共同善的基础上，而且因为，康德主义的‘实践理性’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践智慧’”。[4]何谓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智慧？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美德总是两个极端（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中道。例如，勇敢是一种相对于怯懦的正常状态，是怯懦与蛮勇之间的中道；节制是一种相对于感官痛苦的正常习惯或状态，是放纵和无欲（或冷淡）之间的中道。因此，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最大优点就是具备灵活性，能够面对、处理不同的社会情境，社会的复杂性。麦金太尔意识到规范伦理学中纯粹理性的人是没有的，道德不是一位高居万民之上的君主或一种不可控制的“内在声音”的专横命令，它的本质是着眼于人、成就人的，而不是强制人、约束人的。

（二）麦金太尔对道德情感主义的批判

道德哲学领域中充满了分歧和争论，道德分歧的持续存在，会使人丧失解决的信心。谁应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在这个问题上，麦金太尔的矛头直指元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emotivism）。在他看来，面对道德差异的现实，情感主义放弃寻求道德共识的努力，转而认为“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具有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特征而言，都无非是偏好的表达、态度或情感的表达”。[1]14这种对待差异和分歧的漠然态度，导致人们对所有的道德话语不屑一顾，听之任之。道德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素、艾耶尔、卡尔•纳普、莱辛巴赫、史蒂文森等，例如，艾耶尔（AlfredJ.Ayer）就把道德的概念当做不可分析的“伪概念”，当“我对某人说：‘你偷钱是做错了’，比起我只说‘你偷钱’来，我并没有多陈述任何东西。我只是表明我道德上不赞成这种行为。这正如我用一种特别的憎恶声调说‘你偷钱’，或者加上一些特别的惊叹号写出这个句子。”概言之，“有关的伦理的词的功能就纯粹是‘情绪的’”。在道德情感主义看来，道德判断是主观的，以道德判断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没有客观性与真理性，其后果是把道德知识边缘化——甚至是把道德知识“去知识化”。在麦金太尔的观念中，任何一种能够称得上理论的理论，都不会是无关乎现实的纯粹理论，理论和现实总是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不应当存在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历史，一种是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的历史。因为不存在两种过去，一种仅仅由过去的行为所构成，一种仅仅由过去的理论所堆满。每一种行为都是那些或多或少承担着理路内容的信念与概念的载体和表达；而每一种理论和每一种信念的表达，也都是一种政治行为与道德行为”。[5]在伦理学中，善离不开真，离不开客观性。道德判断作为价值判断，似乎如情感主义所说，是主体主观情感态度的表达。对于同一道德现象，不同的评价主体会有不同的判断，这些判断之间甚至可以大相径庭。事实上，公道自在人心，人心是一杆秤，心心相印；在非常时期，不同肤色不同语言者之间，仅仅凭着最简单的真诚与善良举动本身，就可以相互沟通。诸如此类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在人类生活世界中，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效准性的道德内容。或者说，这种似乎是主观性的价值判断以某种客观性为基础，我们必须直面并寻求这种客观性。麦金太尔指出，情感主义作为一种从当代西方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学说，必定有其特定的社会内容，这就是，它蕴含着对操纵的社会关系与非操纵的社会关系的真正区别的抹煞。也就是说，既然它把所有价值和价值判断都看作是情感的表达，那么，它或者完全忽视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上述两种社会关系在价值目的上的根本区别；这也意味着，情感主义与当今其它道德理论一样，也不是一种纯粹观念性的理论建构，而是在现代以来西方人的社会现实和行为方式中有其客观源头。归根结底，它是西方现代以来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秩序在道德理论上的一种突出表现。道德价值观念一致性的丧失，是现代性中的最深刻亦最危险的危机。如何在现代多元社会背景下，寻求一种基本统一的价值观念，寻求一种具有普遍公度性与效准性的道德价值精神，这是现代性的拯救事业。

三、美德伦理学所遭遇的道德情境主义的挑战

为了在具体情境中作出适度的感知和判断，美德伦理学强调行为者自身的内在品质和推理能力。所以亚里士多德经常说，一个有美德的人或有实践智慧的人将如何如何正确地行动，似乎“有美德的人”或“有实践智慧的人”足以解决各种伦理难题。然而，对行为者个人的信任在现代社会并不具备充分的可靠性。现代人很难相信世上有这种“美德之人”——只要他出手，就一定言行适度——存在。人们往往觉得，把道德对错的确认方式与标准置于行为者的内在品质或心理状态，简直就是向私人意见的妥协，因而是极不可靠的主观主义。批评者们十分怀疑，美德伦理学能否给出一种清晰公认的行为方式，能否提供发现正确行为的可靠理由，而不至于仅凭“行为者的美德”或“行为者对具体的感知”这类模糊的说法去掩饰自身摇摇欲坠的主观主义缺陷。情境主义者最常援引的心理学实验包括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1毛钱效应”实验和好的撒玛利亚人实验，这些实验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改变人们所处情境中与道德不相干的因素（比如，接受命令、捡到钱等），可以观察到人们的道德行为表现发生显著变化。这些实验结果显示出情境因素与伦理行为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亚里士多德式的不受情境干扰的品格并不决定行为。[6]也就是说，如果导致善行的是X，那么改变非X的因素，善行实施与否不会改变；设X是美德，那么在人群中做善行的比例不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发生变化；然而，实验表明，人群中做善行的比例与情境具有强相关性；所以导致善行的不是美德，而是情境。善行与美德的关系是目的论的因果关系。虽然我们可以说，因为张三有美德，所以张三实施善行；但是按照经典的美德伦理学观点，上述说法中美德是目的论的原因，是伦理缘由。这两种观点的冲突还体现为情境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者对善这个伦理价值赋予次序的不同，如下所示：亚里士多德主义：善人（具有美德）→善事情境主义：善事→美德（善人）在这一点上，面对情境主义的责难，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给予了有力的回应。麦金太尔指出，美德伦理学并非不讲情境，美德伦理学把每个情境看做不同，把每个行为者看做不同，因此认为各个情境拥有各自唯一确定的真实状态（适度之处）。不过，这首先是一种关于确定性的态度，或者说，首先是一种关于“真”的信念。它无非表明，坚持美德伦理学的行为者会抱着如下态度和信念去行动和生存——即，在当下实践情境中肯定有一个最适度的地方，在人的生存过程中肯定有一种最真实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美德伦理学从未放弃对确定性的寻求，从未对“在同一情境存在多个适度之处”的相对主义看法妥协。因此，我们可以排除美德伦理学的情境主义之过错。[7]

四、美德伦理学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www.xing528.com)

麦金太尔以一个道德哲学家的独特视角和理论深度，对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道德境况进行了清醒的反思。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不同，麦金太尔有更多的怀旧情结。虽然哈贝马斯认识到了现代性的诸多困境，他这些认识和反思性的思考并没有动摇他对现代性事业的信心。而麦金太尔却不同，他认为现代性本身就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试图在现代性资源之中寻求解救之道，只能是一无所获。因此，麦金太尔独具慧眼之处就在于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传统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发掘，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当代意义。仅仅凭借这一点，我们就足可以认为麦金太尔应该属于当今世界上对人类理智成就作出一流贡献的道德哲学家。美德是中华民族的灵魂，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复兴与论争为我国道德教育带来了诸多启示。

（一）重视美德品质的形成和培养

半个多世纪以来，伦理学界围绕“什么是美德”、“美德伦理学具备哪些特征”、“美德伦理学有怎样的得失”等问题展开丰富的研究，以至于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美德伦理学视为伦理学的当代主流之一。美德敞开了人性的光辉，它以本然心为土壤，深刻揭示了人的本质维度，并超越了近代理性启蒙之“蔽”。人类的至福建立在美德之上。没有美德，人性将失去光辉，生活将陷入困境。现代道德哲学的一个本质特点是把道德义务的概念设定为伦理学的中心概念，认为伦理生活的基本要旨在于遵守和服从我们认识到的各种各样的道德义务。而美德伦理学在于发现我们自己身上有一种朝向最终目的的指向性，也就是我们的实践所预设的东西，因为它让我们自己通过发展那些堪称美德的感觉、思想、选择和行动习惯而发生某种转变，如果缺乏这些习惯（即便是以片面的和不完美的方式拥有这些习惯）我们便无法朝着成为完全理性的行动者的方向前进。那些在人类数千年文明演进中所形成的美德精神，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不可遏制、无法磨灭的精神力量，它会引导社会克服既有的丑恶现象，廓清民风，淳化风尚，实现正义，进而使社会达于较为全面文明与和谐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美德精神自身也会获得新的理解并被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从更深远的意义而言，道德教育的任务在于谋求国民人格精神旨趣的提升与超越，重视学生美德品质的形成和培养是一项根本的长远的任务。

（二）发挥美德的实践功能和作用

美德不仅仅是通常所认为的优美灵魂——仅仅优美灵魂是苍白的，它更是优美灵魂的现实存在，是可感性化的。为此，麦金太尔对学院派道德哲学一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指出作为一种理性探究形式的当代学院派道德哲学被证明有着严重的缺陷，对于道德哲学的学习变得与对道德的学习或者甚至是道德本身相分离，这样一来，道德哲学自身与实践相疏远。要预先且持续地接触各种各样的实践，并对这种接触所涉及的内容予以反思性理解。缺乏这样的实践接触和这样的反思，就不可能充分了解评价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的范围和应用。对于那些渴望在道德哲学专业申请教学或研究职位的人的简历，我们应该要求他们有一些关于他们在农场和建设工地、在实验室和工作室、在足球队和弦乐四重奏、在政治斗争和军事行动中的相关经验的内容。[8]而我们没这么做，此为学院派道德哲学作为一种失败的探究模式的原因。如果美德伦理学表明，它比其它的伦理学更加纯粹地关注行为者的优良品质，那么，这种极具主观色彩的内在因素无法将美德伦理学打造成一种具有确定性和说服力的道德话语。因此，美德伦理学应该注重道德生活的实际状况以及人们对于幸福的现实期待，并在现实中提供更为踏实有效的道德方案。

（三）注重辨析不同道德哲学的价值

在一次讲话中，麦金太尔深刻回顾了自己走上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与收获，他说自己在曼彻斯特大学读书的时候非常荣幸被要求选修M.格鲁克曼（MaxGluckman）的人类学课程，由于他不同意格鲁克曼的观点，这驱使他去接触非常不同的人类学家的著作，比如F.斯坦纳（FranzSteiner），以及社会学家T.伯恩斯（TomBurns）和E.伯恩斯（ElizabethBurns）。如果没有这样的课程，那么他就不会足够意识到能够获得各种道德可能性。人们会被其成长环境所束缚。而这种束缚目前表现得特定形式就是，首先人们无法认识到，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道德只是诸多道德中的一种；其次无法认识到，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道德，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道德其实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处于一种断裂、震荡和矛盾的状态之中。[8]我国道德哲学的功能旨在灌输目前所确立的概念，即关乎道德哲学的任务及其过去历史的概念。由此，以确保那一思想的习惯被传播，因此，大体来说，学生追随他们的老师，假设哪些书或文章必须读或可以读，哪些书或文章可以别安全地忽视。确保年轻人认识到谁的论证可以被认真对待，谁的论证可以被蔑视，在何时对什么开玩笑，嘲笑谁或对谁表示谦虚是允许的。总之，塑造思想以便他们对某些观点开放，对某些观点封闭。只有向各种道德哲学敞开大门，比较其优劣得失，权衡其不同价值，才能使我们对各种道德学说更加明了，作出更加正确的判断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取向。

（四）美德伦理和规范伦理相结合

对美德伦理学来说，虽然与规范伦理学的辩难使它显得似乎不太讲究或承认道德规则，但在行动策略上，美德伦理学并没有盲目排斥规范伦理学的内容和思路。相反，在需要道德规则以便有效解决问题时，现代规范伦理学所提供的规则，将作为美德伦理学谋求当时情境之确定性的一种手段和资源而适时地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德伦理学并不是反对运用规则，而是反对将某一类规则普遍化、盲目适用于一切情境一切对象的做法。美德伦理学希望将不同类型的规则运用于它们各自匹配的领域里，使之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效用，最要的不是直接将规则带入情境并运用它，而是首先判断规则与情境之间的相关性，看看规则是否能够适用于当前情境，看看情境所需解决的问题是不是规则所能解决的问题。当规则有助于行为者把握实践情境的当下确定性从而减少道德分歧时，大胆而审慎地运用规则是完全可以在美德伦理中实现。因此，美德伦理和规范伦理相结合也是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要一代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充满希望”[9]。

作者：杨建兵 陈绍辉 单位：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