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婚姻悲剧的文学伦理学概述

摘要：《一位女士的画像》是亨利•詹姆斯早期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自强、自信、富于幻想但涉世不深的美国姑娘伊莎贝尔的婚姻悲剧。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视角探究主人公的命运，可以发现主人公所处的伦理环境及自身的伦理意识是造成其婚姻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伦理环境；伦理意识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87（2016）02－0081－03

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16）是19世纪美国继霍桑、麦尔维尔之后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创作对20世纪的西方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1881年出版的《一位女士的画像》情节跌宕起伏，内容引人入胜，是詹姆斯早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也是他最佳作品之一。小说叙述了自强、自信、富于幻想但涉世不深的美国姑娘伊莎贝尔被虚伪、贪财、好色的长期侨居意大利的“艺术家”奥斯蒙德骗婚的故事。婚后她发现了事情真相，虽痛苦万分，但仍强作欢颜，对外人隐瞒了婚姻不幸的实情，并对亲朋好友劝她离婚的建议不为所动。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视角，从伊莎贝尔生活的父权制社会伦理环境和她错误的伦理意识两个层面可以探究其婚姻悲剧的根源。

1父权制社会的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从伦理学的立场解读和分析文学作品，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各种文学现象。“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1]在这部小说中，伊莎贝尔住在富有的姨母家，姨父是伦敦屈指可数的金融巨头和大银行家，“财产多得数不清”，一家人衣食无忧。虽然过着优越的上层阶级生活，但以伊莎贝尔为代表的女性深受整个父权制社会伦理环境的压迫。小说创作于1879年，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处于传统的父权文化统治之下，男性是准则，居于统治地位；女性被看作“他者”，被视为从属性别，处于社会生活主流之外的屈从地位，是被边缘化了的群体。“真正的女性”被社会主流思想大力鼓吹为应该具备虔诚、贞洁、顺从、持家等基本品质。广大妇女被禁锢于家庭之中，被束缚于男性的控制下，按照男性的意愿扮演父权制社会所规定的乖巧女儿、温顺妻子和慈爱母亲的角色。这种无形的枷锁严重限制了妇女个性的发展和解放。小说中无论是主人公伊莎贝尔，还是她的姨母杜歇夫人，抑或是英国贵族沃伯顿勋爵的两个妹妹，甚至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梅尔夫人，都没有正式工作，平时的主要生活就是喝茶、赏花、散步、骑马以及探亲访友。像梅尔夫人这样没有地位、没有财产的女人，仅仅是因为会弹琴、会绘画，“能从事精美绝伦的刺绣”，就使大家对她另眼相看，认为她具有高贵的气质，把她的地位和贵族联系起来。正是在这种父权制社会的伦理环境中，女性形象弱化，人权无法得到实现。已婚妇女在其婚姻生活中的伦理身份充其量只是一个性伴侣和母亲，扮演着不拿工资的仆人的角色，最神圣的职责只能是充当“家庭天使”。丈夫作为家庭财产的所有者,是家中至高无上的领袖，是妻子的主人并理所当然地享受其服务。女权运动先驱西蒙•波伏娃曾经指出：“无论妇女具有多么非凡的天赋，她不得不将自己奉献给丈夫，并且将养育孩子作为她职责和命运的安排。”伊莎贝尔即使饱读诗书，具有当时女性身上不多见的民主进步思想，也同样无法逃脱男性对女性的潜在压制，沦为男性权威的顺从者。作为具有浪漫主义思想的传统女性，伊莎贝尔认为自己在婚后的伦理身份应该是并且也只能是让丈夫诚心满意的妻子，对丈夫的所作所为必须默默承受，不然就是大逆不道，违背社会传统道德，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和世人的唾弃。因此，尽管婚后她发现自己被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欺骗，也没有萌生过要离开这个一无所有的男人的念头，而是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心态，茫然地过着百无聊赖的婚姻生活。伊莎贝尔对家庭的坚守意味着她向父权制社会的妥协，她认为作为奥斯蒙德的妻子和他女儿的母亲，她对这个家庭的完整和幸福有着无法推卸的伦理责任，背离这份责任会让她感到羞耻和害怕。

2错误的伦理意识(www.xing528.com)

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1]伊莎贝尔面对婚姻作了不当伦理选择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于她内心深处错误的伦理意识。伊莎贝尔亲手造就了自己的悲剧人生，正是因为受到错误的伦理意识的驱动。伊莎贝尔是一个“知识贫乏，理想却膨胀，她的信心既是天真无邪的，又是专横独断的，她的性格既要求一丝不苟，有时又宽大无边。这是一个接近希腊悲剧的性格，有着一个英雄的品质和致命弱点”的年轻姑娘[2]。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思考美、勇敢、慷慨等问题上。她把世界当作充满光明的地方，“她抱着无限希望，认为她绝不会犯任何错误。但是她天真无知，固执己见，不知金钱和财富为何物，不知道人间有罪恶，甚至不知道‘痛苦’是怎么回事”[2]。伊莎贝尔特立独行，对自己的判断力非常自信：“我试图自己判断事物，我觉得，哪怕我的判断错了，也比没有自己的判断光荣一些。我不希望仅仅作羊群里的一只羊，我要自己选择命运，了解人生的一切，不限于别人认为我可以知道的那些。”[2]因此，她要自己决定一切，包括对她的婚姻大事做主。她断然拒绝了热爱着她的美国波士顿青年企业家戈德伍德的痴心追求，尽管他是拥有几十家纺织厂的商业巨子。伊莎贝尔认为他粗鲁率直，没有足够的教养，和自己生活的节奏难以协调。她还拒绝了表兄的朋友，英国青年贵族沃伯顿勋爵的求婚，他是当地声名显赫的大地主，拥有许多家业，又是品貌端方的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家，她的拒绝理由竟然是嫁给沃伯顿勋爵不符合她一向怀有的任何理想。她错误地认为这两位男人在她还没继承姨父的遗产时就爱上了她，她是被动接受的一方，不能得到自己所憧憬的“美、勇敢和慷慨”。而长年旅居意大利的美国人奥斯蒙德没有职业、没有名声、没有财产，只有“丰富”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素质，这一切在天真无知的伊莎贝尔眼中都成了闪亮耀眼的发光点。在她看来，奥斯蒙德先生落落大方、毫无心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就像乌菲齐宫桥上那长长的画廊中一幅精致的画，甚至连他的嗓音也是美妙悦耳、清晰响亮。她盲目痴迷于关于奥斯蒙德的一切，就连他从修道院培养出来带有欧洲风格的女儿帕茜也引起了她的怜爱。和这位“艺术家”的结合符合她一贯的幸福观，符合她憧憬中的幻想，能满足她自由探索生活的要求。而且奥斯蒙德不受制于任何社会体系，是最独立、最自由的人，嫁给他恰好迎合她的要求，意味着她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一个更自由的人分享自由。这也和她不想卷入到他人的生存体系中，而是寻找最能保持其独特个性的生存环境的想法相吻合。正是这些错误的伦理意识让她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陷入阴谋的圈套：奥斯蒙德的夸夸其谈和浅薄圆滑在她眼里成了“具有批判精神”；他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则是“修养高深的文雅表现”；他在精致、优雅、平静的“艺术”天地里特立独行，散发夺目光彩。在奸诈猎人煞费苦心的布局下，这位单纯善良的美国姑娘终于成为对方捕获的猎物，做出嫁给奥斯蒙德的错误伦理选择，从而失去了最根本的人生自由。

3结语

毋庸置疑，父权制社会伦理环境的压迫和伊莎贝尔错误的伦理意识导致了她的悲剧命运。天真浪漫、不切实际致使她的追求脱离了现实,男权压力的束缚迫使她不得不向贤良淑德的传统妇女形象做出妥协，盲目自负又使她漠视他人的善意劝告而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深陷别人蓄谋已久的婚姻陷阱。詹姆斯对伊莎贝尔赋予了超人一等的智慧、对理性的高度看重以及对自我的觉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位“思考型”女主人公的深情与伦理关怀。伊莎贝尔和詹姆斯其他多部作品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一样个性鲜明，同属既现代又传统的“新美国女性”群体。她们坚强勇敢，有着高尚的、进步的、领先于那个时代的思想，试图推翻父权制社会伦理环境烙在她们身上的“弱女子”痕迹，主动地选择自己的命运。尽管有的失败了，但她们强烈的自由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令世人动容。詹姆斯这种独特的女性观念和超前的女性意识在当时的唯男性角色为马首是瞻的文学创作潮流中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作者：黄宁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