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存论之学理取向及现实价值

国内生存论之学理取向及现实价值范文

2010 年中国西南大旱是指发生于中国西南五省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重庆的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近几年，在传统的北方旱区旱情加重的同时，南方和东部多雨区旱情也在扩展和加重。与此同时，旱灾影响范围已由传统的农业扩展到工业、城市、生态等领域，工农业争水、城乡争水、超采地下水和挤占生态用水现象越来越严重。关注人们在新世纪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生存方式和生存质量等根本问题，已成为哲学工作者的主要研究视域。随着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的担忧的加剧，“可持续发展”观念已日渐深入人心，并在学术界引起了高度重视。哲学界虽然也投入了相当的关注，但以往的研究只是将这一问题纳入经济哲学或纯粹的自然哲学视野考虑。其实，这一问题本身直接关涉到整个当代哲学的主题。当代社会，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成了普遍的呼声和行动。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哲学主题也随之发生转换，生存哲学已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从整体上以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哲学，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正如学者张曙光所说，哲学在“每一个时代有一个主导理念，在古希腊是‘存在’，在中世纪是‘上帝’，在19 世纪是‘社会’，在20 世纪是‘生命’”［1］( P54)。

一、生存论的学理路向及现实意义

要把握当代生存论的理论内涵，首先必须理清其学理路向。一提到生存论哲学，人们就会想到基尔戈郭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的生存主义或存在主义哲学。从哲学发展史上看，生存论哲学是继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之后出现的哲学的第三大发展阶段。雅斯贝尔斯在《生存哲学》一书中指出: 所谓生存哲学，虽然不过是惟一的古老的哲学的一种形态，但目前以“生存”二字当作标示哲学特征的语词也并非偶然。生存哲学新颖点，在于强调了长期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哲学任务: 从本原上观察现实，并且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亦即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生存”指向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是存在在这里，而且我们已被赠予我们的实存，已被赠予作为实现我们本原的基地［2］( P1)。

当代生存哲学的维度，是以生存、意义、价值等理念构成的，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话语背景及其哲学趋向。这种维度或者是趋向应当首先被看成是一种哲学批判。这种批判活动在清理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审视西方当代哲学的主题转换及其问题时，真正把焦点聚集在人的生存之域。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都各有自己的特征和强项，在它们之间应当且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在全球科学技术、经济、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和多元化取向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加强它们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从而准确地找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生存”概念正是中西马三大哲学域共同的范畴和主题，因而可以成为它们沟通和“综合创新”的基础。

人类在当代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从根本上说，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生存论取向开启了一个时代性的新论域，从新的视角考察人的生存状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生存领域出现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哲学生存论把当代人类实践中凸显的问题转换为一种哲学主题，并做出反思性的解答，从而构建生存主体间多元对话的话语平台，回应时代最实际的呼唤。因此，当代哲学的生存论取向，是在特定的历史氛围和环境下产生，并具有为此环境所赋予的意义指向性。

二、生存哲学体现的“价值论”意义

人的存在是此在的生存或生活，因而，生存问题是人类始终要面对并要永久加以解决的问题。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统称为生存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一切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生存哲学的价值论意义在于以“生存”和“生存方式”问题出现。人的生存问题即指生存方式问题，即人“靠什么”生存和“如何”生存的问题( 所谓“活法”) 。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其反思的主题大都以人的生存方式所出现的问题为基础。“自觉而充分地体现哲学的生存论维度并真切地把握住人的本真生存或生存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哲学，就是‘生存哲学’”［1］( P58)。生存哲学认为，人是具体的、历史的生存者，生存是每个人生命的体验活动。传统哲学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现代生存哲学看来，“生”、“死”问题才是根本性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过是“生”、“死”问题在认识论维度上的体现而已［3］。因而，生存的根基不仅在人的生存之中，即: 人的生命发展的过程，更取决于人在生存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发展。生存哲学体现了现代哲学的范式转换:不再作为超验的终极尺度外在地审视和裁定人的生存、生活，而是自觉地作为人的生存、生活的内在要素发挥其反思功能。生存哲学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整体对于局部更加优先，整体的稳定和平衡是局部存在的基础。思考人存在的意义，是此在的存在，而非彼在。简而言之，人活着且有意义的活着，即体现了生存哲学的旨趣。但生存哲学并不能洞察一切，也不是预知未来的“绝对真理”，正如马克思所言: “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4］( P64)。生存哲学对我们自身的生存进行反思和思辨，这就是生存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域。

作为以关注现实世界中的人的生存状况为着重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现代哲学中较早地研究生存问题，而且是更具理论彻底性的生存哲学。因为马克思首先指出了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就是他们的社会存在，从而揭示了人的生存实践特质; 并以此为据，马克思透析了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进而批判地揭示人的生存异化及扬弃异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人的生存实践为起点，以人的生存的辩证法为核心，以人的自觉自由的生存为目的和宗旨而建构起来的［5］。以“西南大旱”为例，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平民百姓都在为此着急。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本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大力开发西部，曾是各级政府呼吁和努力做的事。西部的矿产在挖掘，西部的河流在开发，西部的原始生态林变成了桉树林、橡胶林，西部的荒原变成了城镇。当然，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及其居民也开始逐渐摆脱贫穷。但是如何保护西部脆弱的生态和珍稀物种，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变得日益严峻，稍有不慎，就很有可导致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张乃至冲突，最终导致自然对人的报复。“西南大旱”，是否与我们开发西部过程中的某些不当有关? 是否是大自然对我们发出的警告? 这既需要从科技理性的层面进行实证研究，更需要从价值理性的层面进行生存论反思。因此，要结合当代人类生存实践活动，形成当代的生存论哲学，以此从根本上理解和解答关于人的生存矛盾与困惑。而离开了马克思的生存实践哲学的视域，是难以真正构建当代生存论哲学。所以，后现代主义大师达里德才说，人类今天不能没有马克思，马克思是不可超越的。

三、“生存哲学”在中国语境的特殊使命(www.xing528.com)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根本转向，为开拓生存论哲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存论，去理解和处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生存论的立足点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具体的、现实的生命个体，研究对象是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的主题是生存，思维方式是整体性辩证法，其目的不仅仅停留在认识和解释世界，更应当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不断地促进人的生存状况的改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以，用实践生存论来关照今天我国社会成员的现实生存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变迁期，在实践中更应注重调整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更应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存哲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唤醒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这是基于中国特殊的理论和现实的两重语境得出的结论。就理论语境而言，基于我们长期的理论缺失，对“唤醒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是当代“生存哲学”所提出的一个迫切课题。从人们生存的实践来看，以西南大旱为例，反思农业水利设施建设，不能不说令人警醒。“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农业在以 GDP 为标杆的衡量体系中，重要性日渐下降，农田水利建设也积弊已久。抛开气候因素对这场旱灾结果的影响，我们自身的行为方式是否也应该反思呢? 事实上，从 2009 年年初的北方大旱到 2010 的西南五省区市大旱，暴露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前的水利设施严重不足。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我国掀起了一股“兴修水利”的热潮，先后修建了一批水库。但此后的时间里，一方面，水利工程的改造和扩展一直比较缓慢，很多地方的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严重; 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了许多，用水量也在增加。如遇天旱，出现严重缺水的现象就难已避免然。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却陶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喜悦之中，对日益老化的农田水利设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乃至在相当一部官员中，对那此不能增加 GDP 的建设项目缺乏热情。西南大旱及其后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唯 GDP 论”及其行为的报复和惩罚。恩格斯早就警告过: “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于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6］( P383)。这一警告，今天仍然震耳发聩，对于消除人类生存危机，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可喜的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对人类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评价，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7］( P24)。

“可持续发展”体现的是生存哲学的要旨和要义。以往人们对以牺牲人的生命价值为代价的“高速发展”投入了太多，严重制约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市场经济的生存论基础应该且必须是以“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作为前提和归宿。然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漠视人的生命价值的种种行为和现象，却与生存哲学的旨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基于此，使“尊重人的生命价值”成为全社会最基本的承诺，才能为今天中国的制度变革和创新提供哲学的辩护和根基，这是历史和现实向当代中国所提出的一个时代课题。

中国处在全球化语境下，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正是科技的运用不当所带来的恶果。所以，我们要转变思想观念，正确认识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当代高科技来造福于中国，同时又要始终保持科技的健康理性发展和利用，并在此过程中，要把当代中国生存问题与生存哲学的一般理论相结合。“生存状态是哲学的原生态基础，而哲学是生存状态的心声和本质的体现”［8］( P11)，“生存质量是哲学的归宿，哲学是使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8］( P172)。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用生存哲学的理念指导生产和生活，并构建真正具体把握人的生存状态和有利于不断改善人们生存状况的当代中国的生存哲学，无疑是十分重要和迫切。

纵观工业文明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展开历程，人类自身的危机才是生态危机的实质。为此，人类必须选择一种新的价值观取向，消解生态危机对自身的严重威胁，建立一个共同的普世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合作机制。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发展，只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部分，生态环境也是自然环境的一种，它们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从全球生态系统的大局出发，普及生态伦理价值，树立全球意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国语境中，构建当代中国的“生存哲学”，显得如此必要和迫切，并由此而彰显出其存在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