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在其新著《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一书中说:“我们会由此和竹内好一道想起李长之的话来,‘鲁迅的根本思想,是人得要生存。’”[1]“人要生存”,是人进行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基础,是社会维持发展、推动进步的根本。鲁迅对自己的这一“根本思想”的论述是系统、充分、全面的,据王得后先生的《鲁迅与孔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2]一文统计,鲁迅著作中论“生存”的共有86处。其中很多重要意见前后一致,一以贯之,足见鲁迅经过慎重考量,坚持不变。例如他在《忽然想到(五至七)》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 《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3]他又在《北京通信》中说:“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他还在同一文章中,对上述意见做了解释。他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话;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4]54鲁迅在《论秦理斋夫人事》中又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5]鲁迅的这些重要意见,贯穿在《野草》的全部“生存哲学”中,是研究、探讨鲁迅“生存哲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
《野草》里的生存状态如何呢?我们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用两种生存状态危机来概括。《野草》里的第一种生存状态危机涉及到压迫、剥削、杀戮,涉及到居住、饮食、工作、布施等社会物质生存内容。第一种生存状态危机关系到愤怒与仇恨———一种无处不在的、充斥于心头的反抗心态。《过客》中的“过客”说:“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在《复仇》中具体写到了“杀戮”、“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两将要拥抱,将要杀戮。”在《复仇(其二)》中,则具体描写了“杀戮”耶稣的全过程:“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了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是的,这就是《野草》描绘出的第一种生存状态危机!它像油画似的醒目,像油画似的色彩鲜艳。在《野草》里,也还有不少工笔画似的描绘,它精雕细刻,细致灵动,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具体描写了“奴才”的住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颓败线的颤动》写到了“吃”:饥饿中的两岁女孩儿说:“妈!我饿,肚子痛。我今天能有什么吃的?”“奴才”也说到了“吃”:“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梁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野草》还写到了“奴才”的工作情况:“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野草》还写到了穷人和富人的“求乞”和“布施”。“求乞”是穷人保持生存的一种求生手段;“布施”是帮造别人度过困难的一种慈悲方法。鲁迅在《求乞者》中描写了孩子的“求乞”与“我”的拒绝“布施”。“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而“我”呢?“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鲁迅还写到:我将如何去求乞?我将得到什么?“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而结果呢?“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野草》描绘的生存状态的图景:是压迫剥削,是贫穷困苦,是冷漠无助。鲁迅描绘的痛苦,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物质性的生存痛苦。
这是《野草》描绘的第一种生存状态的危机,与此相应的词语和意象是:《过客》中的“坟”、“憎恶”、“眼泪”。《复仇》、《复仇(其二)》中的“利刃”、“干枯”、“仇恨”、“痛楚”、“咒诅”。《颓败线的颤动》中的“饥饿”、“苦痛”、“痉挛”、“杀”。《失掉的好地狱》中的“地狱”、“魔鬼”、“呻吟”、“油一样沸”、“刀一样铦”、“火一样热”……。这些成了文章的“关键词”,成了诗篇的“主旋律”。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充斥于心头的反抗心态。
《野草》描写的生存状态危机,与佛文化“四圣谛”“苦谛”里的表现形状非常相似。“四圣谛”为佛教人生哲学理论,“苦谛”是“四圣谛”之一,是对人生现象的价值判断。人生是苦,这苦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结果。“苦谛”表现人生的痛苦,有二苦、三苦、四苦、八苦、一百十苦,无量诸苦之说。一般采用八苦说法的较多。八苦包括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取蕴苦。佛文化认为:“苦”是人生永恒的命题。在八苦中,都是个体性的痛苦,前四苦,是个体性的物质痛苦,后三苦,是个体性的精神痛苦。“五取蕴苦”则是前七苦的总结。“蕴”又作“阴”,意谓累积。佛文化认为:人是由色、受、作、想、识“五蕴”和合而成。其中色是指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指精神现象。这个五蕴的和合体,生灭变化无常,盛满各种内心痛苦,故称“五取蕴苦”,意谓人的自身,正是诸苦的集合体。它既有物质痛苦,又有精神的痛苦。《野草》描写的第一种生存状态危机,其中写到的压迫、剥削、杀戮,以及涉及到的居住、饮食、工作、布施等物质内容,与佛文化“苦谛”中揭示的生苦、老苦、病苦、死苦非常近似。不过,《野草》表现的是社会性的物质痛苦,与此相关的反抗词语和反抗心态,也是社会性的物质性的反抗心态的反映。而“苦谛”表现的则是个体性的物质痛苦。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
(二)
《野草》里的第二种生存状态危机涉及到“彷徨于无地”的“影”(《影的告别》);涉及到“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的“过客”(《过客》);涉及到“徜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中的“我”(《希望》);涉及到“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雪》);涉及到不愿留下“冻灭”,而要走出去“烧完”,最后与“大石车”同归于尽的“死火”(《死火》)……。这里不涉及物质生存内容,而纯碎是一种精神生存的逼迫。第二种生存状态危机是一种潜伏于人们内心的强烈情绪。汪晖博士把它们称为:“这种情绪似乎没有具体的对象,也不是来自某一方面的原因,但却如深山迷雾,如远海伏波,无处不在。”[6]258充斥于作品中的,是一种“‘我’对自身的根本性忧虑”———一种萦缠于心的“无家可归的惶惑”[6]258。这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心态。
《影的告别》中的“影”,既不愿去“天堂”,不愿去“地狱”,也不愿去“黄金世界”。他独自远行,孤独飘泊,“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面临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两难境地。他最后选择的是:“我独自远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属于我自己。”在《希望》里,“我”发现自己衰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手在颤抖着,而且,“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自己的青春失去了。然而,“我”还发现“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最后决定,“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诗人仍然充满着无家可归的惶惑,但他在苦苦地寻求着青春,寻求着希望。《死火》也是表现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的。我用自己身上的温热惊醒了“死火”,他面临两难境地:继续留在冰谷,将被“冻灭”;坚持燃烧,将被“烧完”。他最后的选择是:继续燃烧,最后“烧完”。正在这时,“死火”与大石车相撞,最后同归于尽。这是鲁迅反抗绝望的一声“呐喊”,反抗绝望的一种象征。这是《野草》描绘的第二种生存状态危机,与此相应的词语和意象是:《影的告别》中的“彷徨”、“沉没”、“独自”、“黑暗”、“虚空”、“远行”。《希望》中的“寂寞”、“苍白”、“颤抖”、“暗夜”、“衰老”、“绝望”、“虚妄”、“迟暮”、“渺茫”、“啼血”。《雪》中的“纷飞”、“旋风”、“蓬勃”、“奋飞”、“火焰”、“大雾”、“旋转”、“升腾”、“凛冽”、“精魂”、“孤独”。《死火》中的“冰山”、“冰天”、“冰冷”、“青白”、“冰结”、“黑烟”、“浪花”、“烈焰”、“凝视”、“焦灼”、“青白”、“遗弃”、“灭亡”、“消尽”、“婉惜”。这些成了诗篇的“关键词”,成了文章的“主旋律”。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无家可归的惶惑,一种焦虑、急灼的不平心态。这种“惶惑”,这种心态,不是物质原因,而是精神因素。
《野草》里的第二种生存状态危机,与佛文化“四圣谛”中“苦谛”里的后三种表现形态非常相似。这后三种“人生苦”是: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这都是个体性的精神痛苦。《野草》里表现的第二种生存状态危机,不是直接的压迫、剥削、杀戮,不是衣、食、住的物质困顿和工作条件的艰苦,而是一种直接的焦虑、急灼、惶惑,而是一种无家可归的精神逼迫。这不是当时社会个人性的精神痛苦,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群体性的精神逼迫。这是《野草》与佛文化“苦谛”中表现的后三种痛苦是个体性的精神痛苦不同的地方。(www.xing528.com)
(三)
鲁迅在《野草》里,用鲜活的艺术形象,表明了他的“生存哲学”。他从正面表现:人要怎样生存,怎样活着。鲁迅在阐述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时,特别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鲁迅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鲁迅还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好的故事》里描写的,正是这种和平、宁静、幸福、和谐的生存图景。“故事”里的主人公是“农夫和村妇、村女,……和尚”,这都是一些普通、平凡的人群。他们过着没有战争,没有杀戮的和平日子,他们过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宁静岁月。他们过着温饱的小康生活,诗篇里特别写到了“新禾”,这是吃饱的食物原料;特别写到了“晒着的衣裳”,这是穿暖的物质基础。他们有吃有穿,吃饱穿暖,但还谈不上丰衣足食,锦衣玉食,更谈不上豪华奢侈。鲁迅在《好的故事》里,重点不在写他们的物质生活,而在写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他们“美丽、幽雅、有趣”的故事。鲁迅采用景物描写的方法,采用景物变幻的方法,着重写他们生存环境,写他们的人际关系,写他们田园诗般的和平、宁静、幸福的生活氛围,写他们和谐、美好、温馨的生活图景。这里的确充满了“美的人和美的事”,这里的确是一个“美丽,幽雅,有趣”的“好的故事”。《好的故事》的确表现了鲁迅对美的理想的追求,对美的愿望的憧憬。不过,这种“美的人和美的事”只能出现在“昏沉的夜”的梦境里,醒来,仍然“只见昏暗的灯光。”而且,这种“好的故事”,这种美好的梦境,在《野草》里也只出现了一次,我们再也读不到这种描绘理想、描绘愿望的美好诗篇了。
(四)
鲁迅在《野草》里,用鲜活的艺术形象,表明了他的“生存哲学”。他从反面揭示:人不能这样生存,不能这样“苟活”。鲁迅说:“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4]54鲁迅在《野草》中,是从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去进行揭示的。
一是从群体的生存来揭示。《失掉的好地狱》揭示了统治者为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第一场斗争是磨鬼与天神的争夺,魔鬼取得了胜利。“天地作蜂蜜色的时候,就是魔鬼战胜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威权的时候。他收得天国,收得人间,也收得地狱。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而不愿苟活的鬼众们,“看见地狱的小花,惨白可怜,被大盅惑……,发一声反狱的绝叫”。第二场斗争,是魔鬼与“人类”的争夺,人类取得了胜利。人类象征着政治野心家,象征着一批新的统治者。人类一登上统治的宝座,“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用了人类的威严,叱咤一切鬼众”。鬼众得到了“永劫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这时,“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这是人类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这时,如果鬼众们群体地苟活着,群体地到了“活不下去的初步”,发展下去,诚如鲁迅所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是死亡。”鬼众们只有再发一声“反狱的绝叫”,起来斗争,才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二是个体的生存揭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揭示奴才苟活的悲惨情景。作品从饮食、居住、工作等方面,揭示了奴才浑浑噩噩,生存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里,奴才只知道诉苦,而不知道改革,更不会起来战斗。他只能一天天地苟活着,直至最后死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奴才就是这样一个可哀、可憎的对象。奴才可哀的是,当“傻子”真心实心帮助他时,他却和别的奴才一道,将傻子赶走了。奴才可憎的是,因为主子一句夸奖:“你不错”,他竟沾沾自喜,兴高采烈,认为生存有了转机,生活有了变化。诚如鲁迅所说:“如果从奴才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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