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蕴涵生存哲学的解析

乡土小说蕴涵生存哲学的解析范文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主要被世俗化、商业化元素所占据的时候,葛水平的小说给了我们一些不屈从潮流的独特感受。她擅长乡土题材的小说创作,主要写山西太行山民生活的喜怒悲欢。她力图呈现乡村的严酷现实和底层人俗世的热闹和沉潜,是那种相对于文明的粗俗但是更加真实的存在。而如实描摹出太行山民的存在形态并非葛水平的终极艺术目标,我们感受至深的是她在小说中传达的那种向上的力量:擅于从“无望”的生活中看到希望,看到生命的坚韧和魅力,在那种大爱大恨中体会到人生的真谛;相信人性的美好,她笔下的人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看到的是各类人对于“善”的信仰。她说,“我想村庄里的人对生活绝不是敷衍的,他们的寻常生活是具备音乐的韵律的,他们过着石阶上最平淡本分的日子,无拘无束,他们也滋生一些死去活来的故事,但是他们不屑与人表述。”显然,她的小说创作并没有走当下底层写作的路子, (当下底层写作很容易引起道德上的拔高)其意图并非只在强调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她的突出表现在于对底层人民生存之道的解读和反思,这体现了其对生命和生存的独特理解路向,这种哲学式的发现与思考也是其小说的灵魂所在。

一

葛水平对于生存的哲学思考是从她熟知的山西太行山民的生存方式中激发出来的。她曾发自内心的说:“是记忆恩养了我的性情。我从乡人无休止不断重复的语言里知道了什么叫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也知道了什么叫敢爱、敢恨、敢悲、敢喜”。儿时的生活经历让她有足够的乡土经验和乡村情感来诠释乡下人俗世的悲欢。而且,她是随性创作的作家,她的创作从来不预设主题。虽然这会引起主题模糊的非议,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这种无预设的写作方式,恰恰能够从本体意义上对人类的存在形式作最真实的展现,避免因为某个特定的主题而有意无意的对作品作必要的修饰和渲染。也就是说,她从不避讳乡间的藏污纳垢性以及人性的复杂,她笔下的乡村现实、残酷,而人们的生活平凡而粗俗。她不会像沈从文那样去用自己的理想粉饰乡村,她接纳的是一个完整的乡间,而且能够在那种自然、俗世的热闹中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她深谙乡民的习性,就如池莉对于小市民的了解。但是,我们从池莉的小说中所感受到的,是她对市民世俗生活的极大体认,以致认为自己就是小市民中的一员,拒绝用情感加以渲染和拔高。而葛水平更加侧重的是从人性善的角度来提升小说的格调,用大爱的心态去俯瞰底层和民间。

诚然,现如今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乡间总是给人一种没落和衰败感,因而乡间似是危机四伏,在城市的比照下它总是处于低下和落后的地位。虽然任何事物都并非一无是处,但是面对文明的强大立场,乡间就是处于无法言说的失语处境。而葛水平基于她对乡土和乡民的深厚感情和深刻理解,写出了乡村人眼中城市人的虚伪和无情,打破了人们容易持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体现了她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之深。《喜神》中毛伲戳破了眼睛需要住院,但是县城的医院只认钱不认人,并且挂号处医生的话“不就是一只眼睛”所显出的冷酷让城市间的人情显得寡淡,甚而缺乏人性。《守望》中米秋水一家去城市谋生,但是就像文中讲的“乡下人来城市,一点不懂得拉关系”,她卖菜不知道缺斤短两而赚不到钱,不知道贿赂市场管理员而被驱逐。她无法懂得城市人生存的潜规则,她的淳朴和厚道显得无的放矢。这里,城市也就无法以“文明”二字一以贯之了。再有就是《比风来得早》这篇小说,它主要揭示的是身在城市身不由己的乡下人的伪饰,他试图为官出人头地,所以活得小心翼翼,不敢爱不敢恨,努力让自己显出文明的姿态,但是他在官场中挣扎小半生终而一无所得,反而丢掉了自己的喜好。她在文中说,“俗世的热闹的最大好处是脸上的七窍都能动,有嘴能说话,有眼睛能看人……”言外之意,她推崇的是那种自然的、虽然世俗但是随心所欲的生活,提倡作本真的自我。因而可以理解,葛水平小说中所呈现的城乡对照体系也并不在于说,城市人的生存之道就完全是错误的。她意在说明的是,现代文明带给城市的并非单一的美好,人也并不会因为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而摆脱俗世的悲欢,因而城市人自认为高乡人一等实在是一种自欺行为。所以乡民的生存之道相对来说就显得更为自然和朴实,他们活得真实而灿烂。

二

葛水平对于死亡的理解是她生存哲学的重要方面。在加缪看来,生存哲学是“生”与“死”的问题,是值得不值得生存下去的问题。生存问题极具个体性,一千个人有一千人的生存问题。但是,生存总是相对于死亡而言的,对生存的哲学思考不能不关联于死亡。而在葛水平的小说中,死亡总是很容易降临在人们的身上。《黑脉》中,柳腊梅的男人为了能够养家糊口,生活得更富足,他虽然知道矿上的危险,亲眼目睹过矿上的事故,也只好心存一份侥幸,死人归死人,不落到自己头上就只能自欺的当作事情没有发生过。他还把身在异地的两个兄弟一并招来,为的是在矿上讨一份工资,将来能够娶妻生子,日子也就朝前走了。然而就是这样简单、朴素的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一场事故让兄弟三人全部丧命,把幸福看得重的人,来找活命的幸福来了,却找到了阴曹地府。《连翘》中,乡民在那个特定的季节靠去山上打山货来赚取吃食。而大山姓公,寻红的妈妈为了能在下雨前能打到更多的山货,为儿子赚取学费,终而被天雷劈中而亡。《守望》中米秋水一家进城务工,因为在城市中处处碰壁而无法生存,最后她决定卖淫赚钱,但那个民工却因长年压抑而导致性无能,最后将她误杀。等等。死亡说明了生命的无常和脆弱,而它在贫穷人的身上发生的更加容易和频繁。现代作家萧红也总是在作品中设置人物的死亡,以此来强调贫困人悲苦的命运,然而“死亡”在葛水平的笔下并非一个简单的行为或事件,她更强调的是继续活着的人面对死亡所表现的坚韧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她的笔下,我们看不到那些思考“值不值得生存下去”的人,他们都是为了幸福而尽力活下去的人。这种态度少了一份矫情,是简单的对于美好生命的向往。这体现了葛水平对于生命的一种虔诚和悲悯的情怀。

所以,即使小说中每每出现人物的死亡,我们读葛水平的小说还总是能感觉到一种温暖的气场。虽然,底层人民并不会因为穷而受到社会和自然界的悲悯,他们总会出这样或是那样的事。但即使是被生活逼到绝处的人们,也可以不怨天由人,坚韧的在绝处逢生。在面对生命中大的变故甚而死亡的时候,他们也并没有却步,也没有因而放弃对于生和幸福的渴望。活着的人依旧努力的生活着,卑微的生命里充溢着强大的精气神儿,他们依然会重燃起对于生活的希冀,用自己的双手和心性赚取一份喜从心底而生的幸福。《天殇》中,上官芳所嫁的王家本是大户,但是因为一桩事故弄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剩她只身领着两个半大的儿子,日子过得极苦还时常遭大伯家挤兑,但就是这样,她仍然不相信日子就会一潭死水,她要把日子过得活水流长。《狗狗狗》中的秋,面对被日本人残忍杀戮的廖无几人村庄,决定与死里逃生的小孩虎庆繁衍后代,而最后她果然像履行使命一般一直生育到五十二岁。这种坚韧的气度和深沉的表达透着一股强大的生命的力量。相应的例子还很多,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面对生活困境的不屈不挠的姿态,一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生命的坚强和韧性,一种达观明朗的心态。我想这些就是葛水平的生存哲学所负载的主要内容。正如她所说,“人天生是乐着活的动物”因而她的小说总能给绝境中的人们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总是能让人在困境面前保留一份希冀。(www.xing528.com)

三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在葛水平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她对美好人情和人性的同样赞颂。乡间纵然是美丽和丑陋并存,但是乡人还是重“情分”的。葛水平在《甩鞭》和《喜神》中都提到了这个词,可见她对人们生活中人情和情分的看重。《甩鞭》中,王引兰的第一任丈夫麻五被秤砣坠死后,她带着棺材嫁给了贫农李三有,但是不久李三有也从悬崖上掉下去摔死了。在当时,穷人是买不起棺材的,而活着有棺材的人那是很了不得的。然而,家里穷,为了给丈夫下葬,王引兰最后决定用上自己的棺材,小说写到:她的决定有一种不争的气度,她懂得人处于世间的时候,情分的重要。是的,贫穷遏制不住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穷人虽然处于“一个很微弱的群体,但是它有自己的气场:善。”《喜神》中,毛伲眼睛被戳,从医院治好回到家后,全村人都来看忘,文中写道:乡下人还是懂得情分的,再冷清的人家,他们也懂得出了事情是要去看看的,看看表示眼中有这个人,不看日子长了是会积怨的,乡下人从来就不想和人积怨,都是摸爬滚打的人,愁苦中兼有那份活着的不易,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不出点什么事,欺负别人是祸,看得起别人就是看得起自己呢。再如文章的最后一段“大年节的,乡下人相信,磨难会在五畜六禽中激起残忍,而人的心间就应该唤醒良善,良善是人活下去的光明。”这些都表明了葛水平对于生活的一种通透的理解,那是一种一心向善的、豁达而不争的心态。

而就算是在描写抗战题材的创作中,那些四五十年代的乡人身上也一样满溢人性的光辉。《道格拉斯china》中,当维持会长马宝贵知道日本人要来扫荡村庄,找寻受了伤的美国兵时,他就冒着生命危险给美国人转移住处。美国兵本来在月月家住,为了满足他的饮食习惯,月月把自己喂给孩子的本来就不多的母乳给他喝,尽力维持和保全他的生命,而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放在第二位。而得知马宝贵为了不连累她一家,要转移美国人但又找不到更安全住处的时候,她却用农村人那点儿热情与质朴把美国人留在了自己的偏洞里,这种把人情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做法体现了作者对于大爱大善的表达和向往。这样看来,乡人的人性的美好是葛水平在小说中贯彻的一种思想,纵然,是乡间的一方山水和泥土养育了一种健全的生命形式,但是这其中也寄予了作者的一种人生理想,她想让健全美好的人性成为乡人必备的以致与生俱来的品格。

最早对于乡村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叙述可以上溯到鲁迅笔下的阿Q。阿Q虽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却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他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试图在自欺中寻得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然而同为叙述底层人民,我们从葛水平小说的人物中看不到丝毫狂妄的没有根据的自尊。他们虽然同阿Q一样,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但是他们也并不需要精神上的虚幻来满足自己物质上的空虚。相反,他们在努力寻找生存的活路,不管这样的路走起来有多艰辛,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都只有向前,与生存的现实作斗争,用最平实的希望来引领最切实的幸福的到来。而究其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想到这样一点:阿Q之所以采取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是因为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观念使他无力摆脱物质上的贫困处境,也只有寻求精神上的不实的富足。而葛水平更加注重的是乡村人面对苦难的坚韧和良善,是他们心里永存的是对生活和生存的一份真诚。诚然,精神胜利法在阿Q的时代甚至如今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切实改变人的生存处境,反而会使人落入更加虚幻的深渊,从而成为现实和困境的奴隶。而葛水平在小说中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摆脱奴性地位的生存方式,同时这也是她小说的意义所在。

沈从文曾说“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是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说的‘向善’这个名词的意义,并不属于社会道德那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而葛水平对于人生和生存的一份大气和从容的解读,无疑给我们呈现了另一种人生:一种坚韧、良善的,俗世但是本真的生命形式,一种对于生命的虔诚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