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是新人文主义者吗？福柯改变了我们思考权利的方式

    （吴万伟 译）　　

　　1975年和1976年,福柯(Michel Foucault)出版了两本书《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和《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单枪匹马地重新扭转了人文主义的研究方向。因此，福柯完全改变了我们思考权力的方式。

　　几个世纪来，权力一直是与否认或者禁止联系在一起的负面的能力。用空间的术语来说，权力被看作垂直轴上的顶点。这个看法与我们对从上到下的政治主权现象的现代观念一致。一般认为权力是由君臣关系组成的，表明了统治者审查和控制被统治者行为的能力。这种传统权力模式在福柯的开拓性著作中遭到强烈挑战。正如他非常简明地指出的，“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分析中，我们还没有砍掉国王的头。”福柯说，由于仍然依赖早已落伍的权力概念，仍然不理会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流动和特征，人的科学无法辨别扩散的，阴险的“生物权力”（biopower）：现代社会中几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权力，采用公共机构来管理和约束个人行为---通过统计数据，公共卫生指导，墨守成规者的性规范---往下直到最基本的微粒层次。

　　福柯问到，如果我们把权力看作在水平轴上来运作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传统上把权力看作从上到下的统治权，支配权，法律是牵制性的，转移注意力的，这是否导致我们错误地确定权力的真正趋向和范围呢？如果权力的确定性本质上是生产性的，而不是负面的压抑性的呢？那样的话，权力的独特性就在于其影响，改变，约束自我参数的能力，有可能一直到无穷小的微粒层次。从笛卡儿（Descartes）开始,我们就被普遍灌输这样的观念，人人都是可以自主支配的，自由的中心。但是如果自主性实际上是虚幻的，隐藏效能的，非常复杂的支配人的机制呢？

　　这是福柯在他谱系学后期阶段提出的假说。尼采（Nietzsche）在《论道德的谱系》（Genealogy of Morals）中试图揭示西方关于善恶的观念来自弱者的性格，尤其是“奴隶反抗”（slave revolt）在道德上对抗贵族社会。同样的，福柯试图表现现代“臣民”屈服妥协的源头。在他看来，自主性的幻觉掩盖了更深层次的束缚。所谓的“臣民”不过是福柯理解的极权主义的“监狱社会”（carceral society）中流出来的东西。从童年时代开始，臣民就接触或者被灌输福柯贴上“正确的培养手段”标签的东西：散布在公民社会的公共机构如学校，医院，部队，监狱等里面的无所不在，精心设计的行为规范。

　　这样，福柯大胆的颠倒了我们已经习惯于当作平民自由不断增加的证据的“社会进步”的现代概念。也就是说，用福柯的视角来观察，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实际上产生了社会控制的更有效机制。福柯大胆的观点正面挑战了关于洞察力和思想解放关系的标准的启蒙思想。传统上人们认为知识让人获得自由，实际上只不过让我们陷入无所不在的“生物权力”的大网中不能自拔。著名的福柯术语“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说明不含价值判断的知识的现代理想根本就是幻觉。相反，知识永远意味着权力关系的维持和再创造。生物权力的脉络得到多种学科如犯罪学，医学，行政管理学等的支撑和强化。而且，在福柯看来，启蒙运动推动的人文科学是罪魁祸首。作为所谓人的科学充当恶毒的“有纪律的社会”的侍女，为它提供统治阶级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所需要的数据。奥威尔式的技巧将公民变成适应变化的，合作的“顺民”。难怪在被称为法国反人文主义宣言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不加掩饰的欢呼“人的死亡”，隐含的意思就是社会人消失之后，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与黑格尔的观点真理并不屈服于“绝对的知识”（absolute knowledge）相反，福柯在1977年的采访中说真理必须被概念化为“有严格顺序和过程的体系，来生产，管理，分配，传播，和实施观点。”因此，真理与“权力体系建立起循环的关系，不断产生和保存权力造成的影响，并扩张权力。”在他倍受推崇的文章“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中，福柯把这个分析往前推进了一步，声称“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追求知识的动机是恶毒的，（一种残暴的，谋杀的行为，和追求人类的幸福相反）。这个观点争议很大。

　　在《性史》中，福柯提出了关于“常规化”（normalization）危险性的警告。他说，人应该具备正常的性认同的观点证明了生物权力的作用。这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强化正统的性行为，同时把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都视为犯罪。在福柯看来，1960年代威廉•莱希（Wilhelm Reich）和诺尔曼•布朗（Norman O. Brown）提出的性解放观念只不过是常规化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在性解放的幌子下，我们被“专家”指导采用积极的，明确的性认同确定我们的身份。但是，作为标准，所有这些概念从定义上说都是限制性的，排他性的，根本上说是压抑性的。福柯赞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说法，认为对抗常规化陷阱的唯一方法是激进的“违犯规章”（transgression）的理念。

　　但是，有时候福柯描述的生物权力无底洞好像根本无法摆脱，是个整体，人们往往不知所措。毕竟，我们怎么保证某个特定的违犯规章的行为不是生物权力进一步诱捕我们的诡计呢？在《性史》的结论部分，我们看到的只是引人入胜的，但是让人沮丧的模糊不清的呼吁“身体和快乐的不一样的经济学”（different economy of bodies and pleasures）。

　　福柯生物权力的新概念在北美激发了新的研究模式，首先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和“酷儿理论”等方面。幸运的是，《性史》英文版1978年出版，就在女性主义者和争取同性恋权利者运动已经获得尊重和政治地位的时候。当时也是第一波或者以争取权利为核心的女性主义好像失去动力的时刻。拥抱和承认女性“特殊性”的第二波的女性主义开始填补这个真空。虽然自由政治思想擅长理论化基本人权，因而非常适用争取平等权利的第一波运动的需要，但是对于女性“自我实现”---女性如何实现作为女性的目标这个棘手问题就无能为力了。相反，福柯的生物权力范式连同其对“常态”“常规化”等的特有的不信任，更不要说对“边缘性的性行为”的同情就显得非常突出，尤其是在“特殊性”的考虑处于危险的地方。

　　在美国学术界，这就是福柯故事的核心。福柯被当作法国反人文主义的弥赛亚（messiah）先知来崇拜和认可：启蒙运动的激烈批评家，自由主义的隐蔽常规化倾向的强敌，一个宣称“人之死”（death of man）的勇敢无畏的预言家。

　　但是慢慢地，这个看法好像不对了，或者最多可以看作部分有道理。相当多的证据显示，福柯本人尤其在其晚年对反人文主义信条感到沮丧。他开始了所谓的学习过程，开始认识到在19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看作人文主义垃圾而拒绝的东西中很多仍然保存相当的伦理和政治价值。

　　对人文主义的重新评价增进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声誉。这来自深刻的无法否认的道德视角：如果一个人想成为极权主义的有效批评者，福柯当然曾经做的，“人”的范式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盟友。毕竟，试图镇压和消灭人性的人是极权主义者本身。作为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分析家和演员，我们的责任是让人摆脱那样的命运。

　　认为实际上福柯后来成为人权积极分子，与作为“身份政治”先驱的北美圣人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政治立场的观点不是一个错误。

　　两个立场的主要区别可以解释如下：人权强调我们作为人的正式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等），而身份政治强调团体属性的特殊性。问题是这两个立场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承认文化特殊性往往把着重权利看作抽象的，形式主义的障碍。因此，身份政治面临可能扭曲为“团体思维（groupthink）”意识形态的危险。或者，正如一位目光敏锐的德国朋友曾经注意到的美国文化战争：“身份政治：正是德国人1933年到1945年经历的事情。”他正确巧妙地指出除非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效忠得到彻底尊重法律和宪法赋予的基本自由，否则兄弟间自相残杀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拥抱了“柔软的极权主义”主张来描述现代西方的监狱制度。值得赞扬的是，他最终用同样的力度批评盛行于东欧的后斯大林主义极权形式。（在左翼倾向的法国知识分子中，真正的转折点和觉醒点是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的盛气凌人的著作《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 ）在1974年出版的时候。如果说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左派的英雄们在推动世界革命比如切格瓦拉（Che）, 卡斯特罗（Fidel）, 胡志明（Ho Chi Minh）,毛泽东,那么，在1970年代后期，不同意见开始流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 俄国物理学家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波兰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一系列不那么被称颂的反对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新旗手。

　　福柯敏锐地，满怀激情地登上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列车。因为1970年被选为声名赫赫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他越来越积极地把自己塑造成为激进的知识分子。70年代的时候，他刚刚继承了萨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engagé.）原型的衣钵。在这方面他的初步尝试包括为所谓的新哲学家，从前的毛主义者比如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居伊•拉赫多（Guy Lardreau）激烈地辩护。他们最后已经看到光亮，重新把自己定义为冷酷无情的左翼政治专制的批评家。在很多方面，新哲学家是福柯的思想上的后裔。使用他提出的概念工具比如“权力/知识”和学科监督之下，他们不过是把他的批评立场延伸到了苏维埃控制的国土下，用鲁道夫巴霍（Rudolf Bahro）的话说“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

　　1977年福柯在法国周刊《新观察家报》（Le Nouvel Observateur ）上发表文章毫不含糊地为格鲁克斯曼的反极权主义名单，大师思想家们辩护，称赞他们敢于向当权者说出真相。显然，福柯看穿了新哲学的许多修辞上的装腔作势，和浅薄的姿态。在他看来，真正处于危险状态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问题：给法国左派对马克思主义天真的迷恋最后的一击。从前，法国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合理化的网络证明左翼独裁的合理性。但是，看看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Pol Pot）在柬埔寨让人恐怖的暴行，这样的辩护越来越没有说服力。难道骇人的，恐怖的政治模式不是出现了吗？这样，福柯试图要他的左派同行摊牌。在他的评论文章“事实的狂怒”（The Great Rage of Facts）中，他尖刻地嘲弄曾经在左派中非常流行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能够战胜基本的人权和道德顾虑。(www.xing528.com)

　　远不是一次性的赌博，福柯充满激情的对反对极权主义理念的支持为他后来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定下了基调。1978年，人权运动积极分子和“无疆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创办人贝纳德-库施纳（Bernard Kouchner）和福柯联系要他支持解救躲避刚刚上台的共产党政府迫害的越南船民的活动。结果，救助越南船民的团体成立起来了，福柯是其中一个核心积极分子。和格鲁克斯曼，库施纳,萨特，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一起，该组织成功地说服总统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提高越南难民的移民配额。

　　与格鲁克斯曼，库施纳的结盟把福柯转变成为人道主义干预（le droit d\'ingérance）的热情鼓吹者，干预人权遭到系统地破坏的国家的内政是道德责任和义务。1981年，联合国总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人道主义干预的重要会议上发言。在演说中，福柯高度赞扬“国际公民”的责任，声称“意味着有责任起来反对任何权力的滥用，不管这个虐待者是谁，也不管受害者是谁。”他继续说“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儿童救助组织“人的土地”（Terre des Hommes,）和“世界医师联盟（Médecins du Monde）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成立的，个人有权有效地干预国际政策和策略。”如果福柯保存一点他早期的反人文主义世界观，那么在日内瓦的动人演讲中当然根本找不到了。

　　同年晚些时候，亚鲁泽尔斯基（Gen. Wojciech Jaruzelski）宣布在波兰戒严，残酷镇压东欧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多数西欧政治家的反应是震耳欲聋的沉默。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波兰的“内政”。他们担心煽动起冷战的火焰。(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刚上台时间不长。)国际共同行动见鬼吧，东欧国家的人民最好默默忍受专制统治的压迫。刚刚上台的法国社会党政府有额外的国内政治动机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该政府是和法国共产党联合执政的。对波兰问题发生争吵可能危及联合政府的地位。

　　应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邀请,福柯再次采取行动。两个知识分子泰斗共同起草了激昂的声明，敦促社会党人不要重复1936年可耻的错误，---拒绝帮助陷入内战的西班牙共和国---1956年的错误，支持华沙条约组织（the Warsaw Pact）对布达佩斯（Budapest）的野蛮入侵。这个声明在法国电台播出，签名者还包括格鲁克斯曼，库施纳，伊夫•蒙当（Yves Montand）,西蒙娜•西格诺雷特（Simone Signoret）。此后，法国政府突然态度大转变，对波兰宣布戒严提出强烈抗议。密特朗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发表声明支持被压迫的波兰人民。总理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突然取消了即将对华沙的外交访问。在福柯的领导下，法国知识分子站出来了。虽然不是像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但是毕竟是有意义的力量表现。

　　在1970年代末，福柯结识了著名的法学家罗伯特•本丹特（Robert Badinter）,此人对哲学家关于监狱和惩罚的著作非常欣赏。1981年本丹特成为密特朗总统的司法部长。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取消死刑。随后又有其他进步意义的法律措施：严酷的1970年反暴动法被废除，禁止警察监督同性恋者，让人恐怖的法国监狱的最大安全厢房被关闭。本丹特和福柯结成深厚的友谊。当然，司法部长的许多进步的法律改革思想是受到福柯的思想和信仰的启发。

　　但是福柯作为人权积极分子的新政治自我理解是否对他的哲学观点产生影响呢？当然是了。这是埃里克•帕拉斯（Eric Paras）的发人深省的新书《第二个福柯：权力和知识之外》（Foucault 2.0: Beyond Power and Knowledge ）(Other Press)的中心议题。帕拉斯熟练地，不辞辛苦地从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多数还没有发表）中挑选出证据。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他的研究预兆了福柯研究的真正的重大改变。

　　正如帕拉斯显示的，福柯的晚年明显对70年代中期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中进行的研究项目不再抱有幻想。在这些著作中对权力的处理被证明是太压抑了，坚如磐石的，让人窒息。对抗权力的想法好像都被排除了。

　　两个发展给予帕拉斯对于福柯的重大范式改变的假设最关键的支持。这个改变意味深长地预示着“人”和“主观性”的复兴。首先，福柯放弃了他在《性史》中概括出来的拐弯抹角的方法。《性史》集中在性作为“权力/知识”的手段延伸其不可告人的霸权。但是，在福柯的后期，他转向主观性更积极的概念，集中在古希腊和罗马的“生活的艺术”。福柯开始相信这种基督教以前的无信仰者的途径---自我培养的观念代表了非常宝贵的启发法---一个克服现代自我概念缺陷的手段。第二，“权力/知识”这个概念本身从他后期的演讲和著作中完全消失了，充分说明福柯是多么不满意自己早期途径的局限性。

　　帕拉斯对激进的，也可能引起争议的观点是关于福柯后来对于主观性概念的重新评价。在1960年代，作为典型的结构主义者，福柯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曾经欢呼“作者的死亡”作为关于“人的死亡”的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主题的补充。但是正如帕拉斯说的，也许我们非常了解福柯对于人的霸权的挑战，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对福柯放弃他的强烈的结构主义立场，和后来拥抱曾经大肆批判的东西如自由，个人主义，人权，甚至思想臣民（thinking subject）的过程就不那么了解了。”

　　《第二个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实际上，考虑到福柯在著作《爱护自身》（The Care of the Self）和《快感的享用》（The Use of Pleasure）坦率承认的对希腊罗马“自我形成”（self-formation）的技巧的着迷，完全有理由说其后期著作中主题的回归。正如福柯在晚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认为我们社会当今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观性有权显示自己的威力，并且说‘我不能接受’‘我不想’或者‘我愿意’等。

　　这个回归的证据是充足的。在好几本主要的后期著作里，福柯都表现出对他称为“存在美学”（aesthetics of existence）的坦率承认的着迷，一种取决于风格或者美学的考虑的自我克制的途径。按照福柯的说法（模仿尼采的观点），基督徒的自我克制的观念在自我放弃享乐，自我禁欲达到顶峰。相反，在古代，自我关爱集中在“美好生活的选择”。这里，自我管理，自主性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是美学意义上的，因此是积极享受生活的。正如福柯在接受采访时热情的话语“生活作为艺术的美学材料的观点让我着迷。”

　　在福柯看来，希腊罗马的美学自我培养观点和两个研究现代自我的主要理论家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尼采的核心观点融为一体。波德莱尔的“纨绔子弟作风”（dandyism）他的把自己的表面形象变成真正的艺术品的观点成为福柯后来的个人自我实现的积极模式就像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中著名的嘱咐---让自己的性格有特点---一个伟大而罕见的艺术。”正如福柯解释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我们的社会艺术已经成为与物体而不是与个人或者生活有关的东西，但是每个人的生活难道不能成为艺术品吗？为什么一盏灯或者一所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而我们的生活就不能呢？”

　　因此，福柯的著作好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在审美自我实现的标志下，福柯复兴和证明了主观性权利的存在。正如福柯坦率承认的，他的新标准的理想是“自我实践的形成和发展，其目的就是成就自我作为个人生活的美的创造者。”

　　法国批评家早就指出北美对福柯的接受表现出的中心矛盾：一个对冒险的积极政治诀窍非常挑剔的人，一个把身份认同看作陷阱或常规化形式的人能够被捧为80年代和90年代身份政治运动的先驱。正如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指出的，福柯已经放弃了公共承诺的目标支持“文化自恋主义”。帕拉斯的说法福柯是“新人文主义者”是有说服力的，也是证据充分的。人们可能纳闷北美的追随者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根据帕拉斯惊人的发现定位自己。也就意味着放弃对“身体政治”的时髦的着迷，放弃作为逾越的方式（mode of transgression）的过分关注“身体和快乐的不一样经济学”，跟从晚年的福柯，走人文主义的道路。　　

　　作者简介：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历史，比较文学和政治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非理性的诱惑：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法西斯浪漫的爱》（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The Intellectual Romance With Fascism From Nietzsche to Postmodern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重访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 (Routledge,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