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不过是把旧神学“独断论”的宗教主义原则重新确立为一种极端形式的理性形而上学，虽然它们在思想上为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集团，建立起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但是仍然在思想文化形态上趋于保守化和教条化，逐渐形成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或者休谟的彻底怀疑主义理路，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自由发展造成了新的禁锢。而康德的批判哲学突破了这种“新独断论”束缚，开创了一场意义伟大的新的哲学革命，批判地奠定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第二个文化轴心时代。它的这种批判精神在哲学发展史以及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的思想启蒙意义，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民主意识的迅猛发展，并在政治层面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之理想王国提供了智力支撑，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一次高度的理论总结，为此后黑格尔建立一个庞大的市民社会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铺就了一个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其次，康德批判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语）。康德哲学像其他任何哲学体系一样，也企图倾听时代声音，顺应时代潮流，拨动时代风向并搭建时代的精神家园。西方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主体形而上学具有明显的理性弊端，其极端性的思维造成了对形上本体的真正遗忘，其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也内在遮蔽了近代启蒙精神的哲学真义，堵塞了人类理性通往自由王国的发展之路。哲学急需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以重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康德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激烈变革的时代，诸多极具世界历史意义的精神性事件纷至沓来且方兴未艾。康德以其独特的思辨语言和批判风格，把握并表现了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诉求，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康德哲学不仅成为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而且对整个20世纪特别是对当代新世纪的哲学发展，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康德哲学虽然最突出、最鲜明地体现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思辨色彩，但是这种概念性的辩证法毕竟超越了近代思想体系所特有的知性思维的片面性、极端性，从整体上和内在本质处把握到了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需求；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康德哲学将理性视野与现实关切紧密结合起来，其思想体系的现实感、历史感比以往任何哲学体系都要开阔得多、深厚得多。正是这种理性的超越、辩证的综合、开阔的视野与厚重的时代感，才真正恢复了形上理性及其主体性原则的昔日灵光，将西方哲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并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9。再次，康德批判哲学是向形而上学顶峰发动的一次最后冲击。康德以批判者的姿态初登哲学论坛之日，恰逢近代哲学陷入全面危机之时。他承继了近代哲学形上致思的传统，又以折中方式将之推向新的阶段。他在哲学上发动的颠覆性革命，从根本上扭转了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可见，他在哲学历史上，既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近代哲学的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论争陷入僵局，因各自都偏执一隅而走向死胡同，都不能为一切知识体系奠定可靠而统一的理性基础，未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使理性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严重动摇。二是科学理性与自由价值发生严重对抗，科学理性至上与自由价值梦想不可能在近代启蒙主义中都得到成全。理性主义及其科学事业快速发展，非但不能确保人们摆脱种种外在束缚与限制而走向自由，反而与自由价值背道而驰，使人们陷入机械决定论和自然因果律的钳制之中，人和人类社会统统自然化、物质化、异己化了，人丧失了其独特意义、价值与尊严。三是形而上学因受到怀疑主义的质疑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怀疑主义质疑形而上学独断世界本体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认为形上致思的所谓超验的对象——世界本体，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乌托邦幻想，或者是人们的认识能力无法企及。康德诘难道，理性自身尚且不能提供科学所需的普遍必然性根基，又如何确保自己有通达超验对象的认识能力呢？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性及其致思本体的有限性，使之陷入困境而面临终结。康德深切感受到了近代哲学的危机，但又认为它的理性潜力尚未完全耗尽，启蒙主义与科学理性自身的困局仍然而且必须通过形上致思的方式予以解决，唯有向形而上学的顶峰发动一次最富有成效的最后冲击，才能挽近代哲学之狂澜于既倒。基于此，康德在其批判哲学的体系中试图用折中调和的方式最终化解近代哲学的危机，一劳永逸地解决高难度的时代课题。
二、对康德批判哲学之革命性质的重新定位
康德批判哲学具有彻底批判旧世界并为新世界阐发新原理的革命性质。首先，它在思维方式上的转换开启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无论经验的或然性，抑或观念的内在性都无法确保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机械决定论及其自然因果律要求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普适性，却泯灭了人性自由，形而上学及其科学思维方式遭遇非科学性的严正拷问，这三者既背离了近代哲学原初的启蒙理想又动摇了理性的合法依据，使之陷入自我坍塌的全面危机中。康德将这种危机概括为“人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并用折中调和的方式进行了求解，“使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2]161。在他看来，用传统的“知识必须符合对象”的思维方式（主体必须围绕客体转），哲学必然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知识只能来自于经验且必须局限在经验之内，经验归纳虽能提供新知识但只能是或然性的，无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知识形式的先天性倒是确保了它的普遍必然性，但又局限在观念内部不与外在事物相关，无法说明外在事物如何挪到意识中来，观念的内在演绎不能提供新知识。为了摆脱这种内在危机，康德主张，哲学研究必须彻底转换思维方式，即“让对象必须符合知识”（客体必须围绕主体转）。这样一来，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一方面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是经验的，它的确以经验为基础且局限在了经验之中，靠经验归纳使人不断获得新知识；另一方面就知识的形式来说，认识活动的主体在经验之先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主体将之赋予经验从而确保了知识的先天性和普遍必然性。人们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意味着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内在冲突就以折中的方式得以化解，不仅哲学能够为一切科学体系奠基而成为“科学之科学”，而且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破除了恪守自然法则泯灭自由的人学悖论，这种在思维方式上所开展的哥白尼式的翻转，成就了西方哲学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变革。其次，它对理性自我进行消极限制中却充满了积极的意义。将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赋予经验内容，的确以独特方式成功解决了知识合法性基础问题，彰显了主体性的地位与能力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转向，这种革命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然而，这种对象必须符合主体认识形式的主体性转向，却具有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如果任何知识都是认识主体通过赋予经验以内在形式而生成，那就意味着认识主体是认识之确定性的出发点，主体性成为确保一切知识之有效性的逻辑发端，事物作为认识对象总要受到认识主体的限制。不仅所有的认识活动只能滞留于主客体之间，深受主体认识能力与水平的制约，而且我们认识到的事物并非真的实际存在而只是主体构造的产物。哲学试图通过理性认识来把握形而上学之超验对象的美好愿望不仅要全面落空，而且就如自然因果律泯灭了人性自由一样，主体性的极度膨胀及其对一切知识体系在形式上的限制，也同样使人丧失了自由。康德深感主体性哲学存在这种自我限制的“二律背反性”，因此主张必须对主体性的认识能力进行限制。在他看来，通过主体认识形式而把握到的东西并非事物自身（“物自体”），而只是事物对我们的表现，主体缺乏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能力。这样一来，以现象为认识对象的科学知识，就证明是可能的，而以超验本体为认识对象的形而上学，则是不可能的。现象与“物自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限制了主体性能力的发挥，这恰恰证明康德哲学之革命转向具有完全消极的后果。但是，康德认为这种消极的限制却具有积极的意义。主体无法消解认识形式的限制，要超越主客体间的相互制约，深入到二者共同的内在本源处以通达形上本体的努力，只能成就一种“先验幻相”[3]542。这的确集中凸显了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也表明在认识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不受认识形式制约的无限自由的领域。这样，对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制，不仅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即实践能力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而使人的意志自由得到了理性保障，而且“悬设”一个不可知的本体领域，势必牵引人的认识不断超越有限而向纵深开拓。再次，它的哲学革命不仅是方法论上的而且也是世界观上的根本变革。康德的批判哲学扭转了旧形而上学的发展方向，在整个德国思想界乃至人类思想史上都造成了一种意义伟大而深远的革命，这种革命“不只是方法论的转变”，“也涉及世界观的转变”[4]257。这集中体现在：(1)他将理性的批判活动深入到了哲学的基础和前提之中，发挥一种独特的批判功能即以批判性态度对理性与自然、自然与自由、科学与宗教、文化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做出严格的审视和反思。(2)对排除经验限制而在各个领域具有普适性的理性形式及哲学主体性构建，进行自我省察与纠偏。(3)将理性的批判精神不只是枪口对外以分析经验事实，而是引向自身以避免独断论的发生，这不仅确保了理性前提的正当性而且激活了认识主体在批判反思中不断对之重构的积极性与能力。(4)康德借助理性这种自我批判所实现的哲学的主观构境与奋力开拓，不仅仅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它在人类思想史上也具有超越时空的理性价值，集大成地完成了对以往旧形而上学体系的总批判，标志着康德哲学所开启的思想革命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跃迁。康德发动的哲学革命，给我们彰显了一种无法抗拒的理论力量和无比崇高的敬畏情绪。但是由于其在理性批判中处处充满着二元性、唯心性的特质，又使之具有了很明显的不彻底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不仅造成了经验与理性、自由与自然、理论与实践、道德与文化等的二元对立，而且从根本上不能弥补理性内部的种种裂隙。由于外在形式的合目的（美）与内在目的论的合目的（文化），都不是终极目的，最后只有借助至善万能的上帝这种神学目的，才能实现最终统一。这样，康德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以及对人类自由的期盼，最后又不得不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实现。另一方面，康德的理性批判旨在清除独断论的迷梦，但是他对理性自身的纯粹分析，“似乎是发生在理性之外的活动，因而仍然存在着独断论的残余”[5]42，这表明它的理性批判本身还有待于接受自我批判。
三、对康德批判哲学之核心要义的理性分析
康德批判哲学博大精深，但其核心要义如下：首先，是对“知性为自然立法”及其必然陷入“先验幻相”的分析。康德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形成了由“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所组成的“批判哲学”。第一批判主要是对理论理性的分析，具体又分为“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先验感性论”认为，知识固然来自于经验，但若没有对经验进行主观统摄，知识也是不可能的。时空就是主体对经验统摄的内外感知形式，离开它，主体既不可能获知任何感性经验，也不可能整理自己内心的意念活动，既没有经验被给予、被显现，也不会有任何知识的发生。“先验分析论”认为，时空的这种直观感知力是先天的，由于不是对“物自体”的感知，因而不是物的存在方式；由于不是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理性，不是依据经验立法而是“依据理性（知性）王国本身的规则（时空因果）立法”[6]114，因而是超验的，不关涉事物之间的现象关系而只关注主体自我的内在构造。但是，感性直观只能接受经验而不能统摄经验，要整合经验并形成知识，离不开知性的参与，因为知性范畴是经验的先天条件，它具有对经验进行逻辑构造的构成性特质，康德称之为“先验统觉”或“先验我思”[3]548。“先验辩证论”又认为，通过知性范畴的统摄而获得的知识，只是关于经验的知识，理性对此并不满足，它要引导知识进一步深化、完善并构成体系，以揭示经验背后并使之获得统一的内在根据。而当理性要逾越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即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时，它不可避免地迫使知性范畴作超验的使用，于是由于没有经验的依据，理性就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先验幻相”中。这表明了形而上学致思本体的非科学性和不可能性。其次，是对实践理性之“优先地位”及其“道德自律”问题的分析。康德对理性超验使用必然导致悖理的分析，不是为了颠覆形而上学，而是试图为之另辟蹊径。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渴望超验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这对人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形而上学就源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它在理论理性之“先验幻相”中的终结，恰恰意味着在实践理性之道德领域的“绝地天通”。在理论理性中一切都受必然性支配，知性为自然立法，当然也为人自身立法，人必须服从自然法则，毫无自由可言；而在实践领域就不同了，人可以“克倒私欲”而按照理性自身的法则行世，故而充满自由。理论理性试图解决主体的认识能力问题，回答究竟有没有独立于经验而且对经验具有统摄作用的先天认识形式，而实践理性试图求解主体意志自由问题，回答究竟人们行动的动机完全受经验的限制还是由理性自身来决定的问题。通过对实践理性的分析，康德认为，人类的确具有超越经验必然限制，完全按照理性自身的道德法则去自己决定自己行动的意志自由。然而，“在‘实践理性’，康德同样追求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质的客观道德律令，要求与任何种类的主观准则区分开”[7]275。理性自身对意志动机的决定，不是只对个人有效的私人性的主观欲望（主观准则或者个人准则），而只能是先天地普遍存在的道德共设或者道德律令（客观法则或者公共法则）。作为理性存在体，人们必须将它的道德准则提升为不是依据经验材料（纯粹个人的幸福准则）而是依据先天形式（普遍有效的道德律令）而决定其意志的原理。这样，一个完全以理性自身的纯粹形式作为自己法则的意志，便是一个自由的意志，由于是自己遵循自己的法则，而这个法则同时又用作普遍立法的实践原则，因而，自由即自律，换言之，理性自己立法又自己遵守。在理论理性中，知性为自然和人立法，人受必然性支配而毫无自由，自然法是他律的；而在实践理性中，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又自觉恪守之，使人充满自律性的自由。可见，与理论理性相比，实践理性不能不处在“优先地位”，如果理论理性支配实践理性，那就无道德自由可言，而若让实践理性支配理论理性，则是可能的、合理的（所谓“有德者必有福”）。再次，是对“判断力”作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中介问题的分析。作为一种先天的立法能力，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从而表明人必须服从必然性的自然法则；而实践理性又为理性自身立法，从而表明人应该在自律中实现自由。二者分别关涉同一个对象、同一种能力的两个不同方面，理性的两种功能使之能够在同一个对象上具有两种不同的立法而互不伤害。但是，两个领域的划分，毕竟导致了不可逾越的内部裂隙。如果不能弥补这种裂隙，就证明理性不是统一的而是断裂的。康德认为，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应该有一个连接二者的中间环节，这个中介或者桥梁，虽然没有自身独立的立法领域，但它仍然不是经验的或者私人的，而是先天的或者公共的。判断力（规定的判断力和反思的判断力），就是先天地存在的、能够连接两个领域并使之协调一致和互相过渡的“调整性法则”。靠着这种主观内在的调整，将感性杂多归摄在理性所予的自然法则之下，使之构成一个统一的自然秩序，这就是规定的判断力；而自然中无限多样的特殊事物，不可能统统由知性的一般性的自然法则所完全归摄，一些特殊事物的特殊规律仅仅与偶然性的经验法则相关，规定的判断力就显得力不从心，这样就必须靠反思的判断力为特殊事物寻找特殊法则，并借助先验原理作为反思的基础而使之由特殊上升到普遍。这种先验原理就是“合目的性原理”，正是靠它能够将自然看作一个无限多样且互相递属的、从低到高进展的合目的系统，从而解决了从自然与自由之间的沟通问题。这种合目的又分为形式的和资料的两种，审美判断力批判研究的是形式的合目的性，而目的论判断力批判分析的是资料的合目的性。美由于是先天的主观的纯形式，它不受感性对象的限制，可以对自然进行毫无功利性的自由静观，从而成为嫁接自然法则之必然性与实践法则之自由性的中介。审美中介只是外在性的目的，它只是说明了事物之间的外在性关系，只具有调整性而不具有构成性。自然合目的系统中内在的最高目的，是理性赋予人的“对于各种目的的普遍适宜性”[3]573的自由产物即人的文化。文化是人自由地运用一切自然目的的能动的产物，是自然的最高目的和自然进化的最高层次，自然就在人的文化中都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实现，文化作为自然与自由相互结合的产物，构成了从自然向自由过渡的桥梁。
四、对康德批判哲学之中国意义的当代反思(www.xing528.com)
康德批判哲学及其主导的新方向对于构建中国当代哲学新体系，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康德哲学所弘扬的批判精神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学人的基本素质。在当代中国，康德哲学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巍然高耸在思想论坛上，其思想魅力持久地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作为在理论方面对近代启蒙运动及其批判精神的系统陈述，康德哲学最突出、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批判性，在他看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特别意义上的批判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要服从批判”[4]257。康德哲学对批判精神的弘扬，使主体能动性开始发挥其自我批判和自我建构的作用并使理性成为人类一切认识、道德和历史活动中的最高原则，这是“西方理性精神的一次飞跃”[8]，这种批判精神以一种崇高的情绪和思想的热忱，依然激动并震撼着当代中国学者的内心世界。正是凭借这种批判精神，“康德对近代哲学进行了一次革命”[9]420，成功地应对了当时独断论和怀疑论对哲学的严重诘难，“吸收他认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中有意义的东西，而拒斥那些不能够在这些系统里得到辩护的东西”，从而“拓展了一个他称之为批判哲学的全新领域”[9]425。这种理性批判精神不仅在历史上成就了康德哲学永恒的功勋和无上的荣耀，而且自从康德以后，人类思想就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批判的时代”，批判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必要的基本素质，早已渗透在当代中国哲人的学术视界，引领并激励着中国学人不断对哲学自身的各类前提进行自我审视与批判，开拓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主体性效应。其次，康德哲学为当代中国主体性哲学的重构启发了新思路。康德通过特殊的方式拯救了形而上学，推崇理性的扩张和主体性的显现，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完成了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转换，同时他又通过理性的自我限制而开启了近代哲学走向现代哲学的通道，显然康德哲学铺就了近代哲学通向现代哲学的思想桥梁[10]。康德哲学做出了关于“物自体”和现象界的划分，将作为本体论对象的、不可知的“物自体”交给宗教去信仰，认为人们所能认识整理的只是主体的先验认识结构所建构出来的现象界。由于主体的先验感性形式和先验自我能够保证科学认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因而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与能力。这样，认识的客体便成了主体意识中的客体，主体不但意识到了客体而且还构造客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质上是主体与自身的统一。主体性的过度膨胀吞没了一切，造成了理性与自由的内在冲突，使形而上学再度陷入穷途末路。现当代西方哲学为了着力解决康德主体性哲学的这一困境，提出了非理性主义、主体间性、主体性的消解和重构等各种应对方案，然而终因局限于康德的“先验幻相”而收效甚微。而马克思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出发点和本体论基础重构了丰富的实践哲学，它的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原理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观点，就直接受到了康德哲学的理性启示。作为推动原则与建构原则的实践理性，克服了康德主体性形而上学与道德自由内在冲突的理论困境，为主体性的当代重构带来了新的思路。再次，康德哲学对理性的批判和对人的启蒙成就了当代人学的真实意义。在康德所展开的理性批判中，人的问题始终是最为核心的首要问题，通过理性的自我反思与批判而实现对人的启蒙，正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命意和根本目的[11]。康德在理性批判中所敞开的人的主体性和受限制性之“二律背反”思想，是他遗留给我们当代人学的珍贵遗产。在康德看来，“人是目的”，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真正的哲学其实是“一种关于人的实践哲学”，是最大意义上的人学。人是有限制的理性存在物，人存在于感性和理性这种“双重的世界”[12]中。人的这种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感性世界的现象，造就了人的经验性质，使人从属于自然法则并受因果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作为理性存在物，造就了人的超越性质，使人从属于本体世界并向往人性自由。人作为感性与理性的混合物，内在地注定了人势必要受自然因果律和意志自由律的双重限制。这样，“人永远不能摆脱好恶而达于‘圣洁’，也不会无视理性的决定而沦为动物”[13]463。人只能理性地对待自身这种半是魔鬼半是天使的双重品性，在直面人的理性之有限性的前提下确认人的主体性地位与能力，在领悟人的生存悖论并敞开真实的人生意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的理性自觉与自由。康德哲学试图解决在严格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以及有何自由的问题，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之概括为：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及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将哲学集中在对人之自由问题的讨论上，认为对人的“终极关切”即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才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可见，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与对人的启蒙，处处充满着丰富的人学语义和生存信息，内在关涉一个永恒无解的人学难题和生存悖论。我们今天对康德人学思想的重思，实际上就以特定的方式使康德哲学的生存真义“指向永恒”[14]178并获得再生，这就是康德哲学向我们后人昭示的其理性价值的崇高信念与永恒魅力。
作者：朱荣英 单位：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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