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现代性隐忧的心灵危机

摘要:伴随繁荣的经济大潮，现代中国人个体的生存机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和物化的困境带来“心”的空位和无助，内心的焦虑和精神的虚妄呼唤对新生活文明的探索。中国哲学以对和谐生活的倾慕、自在生活的憧憬、自觉生活的向往为精神气质，以明德积义、中和乐道、诚意正心为价值理念，力求挖掘与现代发展相契合的良方，借以治愈现代人心灵的顽疾。

改革开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革命，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仰赖从未间断的物质生产活动，形成一股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合力。在这场轰轰烈烈迈向现代性的征途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个体的生存机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人正处于享受物质富足与莫名焦虑的双重状态，泰勒将此视为现代性的“隐忧”［1］。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国哲学，依稀找寻排解隐忧的一味良药，借以治愈失落的精神家园。

一、中国哲学:现代心灵生活的追寻

哲学是对人生系统的反思。在中国，哲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乃至儿童入学启蒙教育都关乎哲学，如《三字经》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欢迎宴会上的致辞引用《道德经》中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来阐释亚太地区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中国哲学治国的出彩之处。实际上，“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它是生命的体验”［2］。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哲学，不难发现，无论是儒家的尽心知性，还是道家的虚心悟道、佛家的明心见性，“心”都超越了具体的器官，成为某种无以言状的灵性、情感、境界乃至精神家园。就中国现实而言，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为举国上下带来丰厚的物质财富，但随之而来的“心”的空位和无助则让国人深感猝不及防。中国哲学以对“心”的修葺追寻现代生活理念，体现如下精神特质。

(一)对和谐生活的倾慕

中国哲学自古崇尚天人合一、人际和谐。这既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培育的价值理想，又是一种浓厚民族文化积淀的价值情怀。和谐是调节分歧，是协调平衡，是融合和睦。《中庸》中有一章以情感角度解析“中和之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就是说，人的感情需要保持合乎分寸，内心便可达到一种平衡。现代生活无节制的物欲带来了压抑、焦虑和不安;碎片化焦躁的生活方式剥夺了专注、流畅和完整，人人似乎陷入弱肉强食的竞争体系，和谐的体悟尤为稀缺。如果说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生活意义问题，那么国人面临的社会转型期心灵被放逐的困境便不言而喻。“中和之道”不仅强调个人内心欲望和感情适度的满足与倾泻，同样强调有组织的社会中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理想和谐状态。“和谐”源于内心的呼唤，也是安身立命的生存哲学。

(二)对自在生活的憧憬

豁达率性的风格是中国哲学崇尚的自在生活方式。何谓自在，大约就是“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列子•杨朱篇》)。自在并非违背自然法则，而是超世的感觉，是纯真的行动，是与天地和谐、将自我融入天地宇宙之中的烂漫，是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的生活风格，也是优雅旷达、随性而至的脱俗。如果西方文化用“自由”来表征生活理想，那么中国文化更注重“自在”的生活理想。“自由”是以“有我”或“自我”的主体性文化为精神根基，而“自在”是以“无我”或“忘我”的圆融性文化感悟生命［3］。当前高效率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法则，现代人受制于渐进的奴役，逐渐失去出世的宁静，同时潜在的竞争威胁使生活脱下温情的面纱，成为无情冷漠与精致利己的牢笼。现代人似乎已然缺失“自在”的资本，不难想象，大面积的焦虑、抑郁、空虚席卷了现代生活，个体的压抑感有增无减。

(三)对自觉生活的神往

梁漱溟将人生态度分为“逐求”“厌离”“郑重”。“逐求”是理智务实地追逐物质享受;“厌离”最通透者为佛家;“郑重”则是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何为“自觉”，即与“非自觉”相对，大约是不同于依着外部欲求而追逐的功利性。儒家“慎独”一说便是与之契合的旨在内心隐蔽思想的自我修养，防止偏私及邪念，以彰显自觉自律的道德完善。新儒家周敦颐以“静虚”表达心中没有私欲的固有状态，强调内心的通透以及随之而来落实在行动上的大公无私和一视同仁。如此一来，便可心如明镜，自觉而行。反观现代性，强调所谓理性至上，一方面将人从愚昧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催生了人类中心主义。经济层面上，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费世界，以外力之躯引诱扩张性的生活，人类心中贪婪、剥削和占有被利用来满足自身获取更大物质财富和提升个人威望的欲望。精神层面上，外在的商品结构内化为物化意识，导致生活方式呈现明显的实利性，现代人便陷入了缺乏批判性的文化困境。

二、现代性隐忧:现代生活的心灵危机

现代性的畸变有目共睹，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体制鼓励人们各尽所能，其携带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负面效应诱发世俗生活浓厚的逐利性和投机性，引发现代人精神家园的漂泊无依。现代性是矛盾的名词，是繁荣的物质，也是衰落的精神世界;是进步的科技，也是失落的内心信仰;是个人的解放，也是世界的普遍物化。现代性生活困境冲击人的精神家园、生态家园、社会家园，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危机无处遁逃。

(一)个人主义之隐忧

传统社会人们或多或少总是被禁锢在给定的位置，个人在等级结构的社会中，在隐形的链条之中似乎被赋予给定的角色，人们的行为受到规制，所谓的自我很难偏离逾越既定的秩序，如同一台安装精良、运转有序的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不同于经济地位、家庭模式和等级观念限制自由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个人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开始挣脱古老的权威视野和宏观秩序。人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事作风以及精神信仰。与此同时，现代人在追逐自我欲求不断满足的征程中，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链接似乎不断松弛，甚至断裂。一方面，自我成为了不依赖自然、社会和他者而孤立存在的东西，从而丧失了外在的牵制和束缚，成为自我占有、欲望之上的存在者［4］。由此产生狂妄和贪婪，对大自然无节制地掠夺和扩张，使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另一方面，仅仅对自身的关注导致人类行为的高贵目标感丧失和视野的狭隘肤浅。“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5］(www.xing528.com)

(二)工具理性之隐忧

理性标志着思想的启蒙，意味着人类不再盲目屈从于神的意志或任何权威。近代以来，人们仰仗逻辑思维和推理分析能力，取得了诸多惊人的成就。但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在不断入侵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同时，又步入自身创造的困境。社会充斥着工具主义理性的思维模式，即忽视存在物的价值意义，仅仅以最佳支出收获比率为度量尺度。全盘工具主义理性控制了我们的生活，似乎所有的生活目的都被“成本—利益”所蒙蔽，一切事物都成了精良算计的成果，一切社会行动都成了深思熟虑的精明考量。原本那些应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不得不让位于结果最大化的要求。人们在工具理性思维的支配下，夸大科学、技术的支配地位，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人们过分地迷信工具理性，陷入对金钱盲目的追逐与崇拜，人类社会中珍贵的温情被冰冷的利益洗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赤裸裸的赢利工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中心主义大肆盛行，自然不过是满足人类无节制私欲的对象。工具理性不过是对自身欲求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对外部环境无节制的征服，是人类对自我狭隘的关注，是人文价值的衰退，是“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

(三)物化之隐忧

“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6］在现代性的语境下，物化状况的加剧导致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畸变。一方面，商品结构成了社会的普遍力量和支配原则，昭示着我们步入物质挂帅的时代。人的精神信仰丧失了超越物化的批判维度，陷入快感体验和享乐主义的困境。“物化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和活动方式之中，变成一种物化意识，人从意识上缺乏超越这种物化结构的倾向，反而将这种物化结构当作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而加以遵循与服从，人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主体性维度。”［7］另一方面，物化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们对物质情感的渴求。相比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确是个更容易获得更好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难以保持内心平静的时代。现代社会如此重视金钱和物质的根源或许根植于我们需要正面的情感反馈，如荣耀、声望和名誉。于是一辆法拉利跑车超出了实用所必需的范畴，成为赋予你被羡慕、被尊重特权的载体。物化现象带来整个社会炫耀消费的倾向，同时，因无尽攀比而产生的压抑、平庸、困惑与焦虑折磨着现代人，物质的极大丰富竟然带来一种挥之不去且愈发明显的一无所有感。

三、中国哲学:现代生活病症的治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摆脱了过往匮乏物质条件的约束，现代生活丰富而充盈。然而，国人内心的焦虑和精神的虚妄似乎成为难以治愈的现代病症，呼唤着当代人对新生活文明的探索。实际上，文化价值理想的重构是克服现代性困境的良方，传统文化的智慧是保持历史延续性、流畅性、系统性的载体。现代性的隐忧何以排解，现代生活何去何从，似乎可以从中国哲学这味解药中寻求与现代发展相契合的疗法。

(一)明德积义

欲望的无底洞带来现代人心性秩序的紊乱，既成的社会性格结构引诱规劝人们以逐利、消费、自我满足作为人生意义。现代人似乎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利”字当头迎合这个所谓的消费世界，普遍物化的社会关系导致社会成员间普遍疏离和淡漠。更有甚者，私欲缠身最终走向进退失守，行为失范。实际上，为避免个人主义无节制膨胀的欲求，重建某种“英雄”的维度，回归人类宝贵的情感价值，亟需打造安身立命之本。“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明德”便是对超越孤立自我桎梏、祛除私欲贪婪、重拾人类宝贵温情的呼唤，力求实现内心澄净、万物灵明的宏观情怀。“明德”是内心的体悟反省，外化为行动便是孟子提倡的“积义”。现代人的惶惶不安、追名逐利、人人自危的生存状态使得宠辱不惊、超凡脱俗的浩然之气早已荡然无存，“积义”便是重拾“浩然之气”的行为手段。“积义”并非否定合理欲求的追逐，而是强调仁义本是人的自然本性，人不断扩充自我，发挥本性是完善自我的应有之义。“积义”是受助相望，是乐善好施，是和舟共济，是履信守义，更是对社会美德与社会价值的终极追求，借此呼吁各利益群体共同追求和谐有序包容共生的理想境界。

(二)中和乐道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个体的感情和欲望表达合乎分寸，心无偏倚，自然能获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同理，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名实相符，各自承担既定的责任和义务，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则和谐一体的理想社会唾手可得。整个社会既井然有序、上下和气，又并行不悖、凝心聚力。个人既能从无边际和无常的焦虑、苦闷和压抑中释怀，又能树立安身立命之本，将个体置于更广大宏伟的视野中，脱离狭隘的自我主义，投身于更宽广的社会，以此重获生活的意义。至于“乐道”，则是不仰仗具体物质的生命感知的体悟，是至乐脱俗，是率性而为，是随性而至，是“鼓盆而歌”(《庄子•至乐》)的超然，是“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的随性，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的洒脱。“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当把个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于一体，那么世俗的纷扰便不足以扰乱内心的宁静，得失好坏也就不足挂齿。中和乐道是以自事其心的涵养激发现代人宏大的视野和深层的情怀，克服个体主义孤立的自我倾向，化解无节制物欲享乐的偏激，以内心的安宁与超然寻求“天人合一”的至美境界，治愈现代精神家园的失落。

(三)诚意正心

先哲口中的“诚”字的内涵已然超越现代普遍意义上个体的守信，更加突出天人合一的本然、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契合，被赋予一种成就万物的心灵状态与精神境界之义。“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诚”于此成为贯穿万物始终的脉络，是我与天地浑然一体的圆融，故“诚者自成也”，可见“诚”一字于心灵修养中功夫之深厚。反思现代生活，更多的是基于蔓延的个人主义、务实的工具理性和加剧的物化困境引发的心思纷扰，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压迫现代人无止境地追逐，扩展式地施力，形成向外用力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突出的占有式的生存方式仅仅着眼于施加对外的张力，忽视了反身内省、返璞归真的“诚”，欲念的牵绊难免使人心往往纷乱无序，私欲的蒙蔽使人心常常昏庸不明。在此，我们挖掘中国哲学中“诚”的内涵，则是试图提供另一种反躬自省的修炼，既要去自我之“蔽”，又要洞悉万物之通。“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原道》)当心境敞亮通透，则“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当人们对天地万物怀有诚意，对自己的言行有了自觉的良知，人心便归向于正，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