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大学的理想主义过去与未来

一、当前的任务

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州正在从长达数年的金融灾难中站立起来。在这期间，我们目睹了公立高等教育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的投入缩减，而伯克利最终挺过了风暴的打击，化险为夷。历尽艰难之后，为恢复正常秩序而庆幸是容易的。然而过去几个月里，在与伯克利这个共同体中的成员们——教师、学生、工作人员和校友——数不清的交谈中，我听到了一种不甘于现状的决心。这种决心不是仅仅遵循我们挑战现状、摈弃陈规的光荣传统，而是在立足过去的基础上，重新想象未来。对公立高等教育、特别对于伯克利而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同时也充满无限可能的时刻。我们能够、同时也必须把握这个时刻，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相信，伯克利的使命不仅在于对抗怀疑主义，更为了重树公众对于教育价值的信念。由于我们面对着最复杂而严峻的全球挑战，我们得以在公共事业的意义上重新展望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前景。所谓公共事业，指的是它建立在一个历久弥新的价值和深刻信念的基础上，即加州公民、美国国民和世界公民作为个体的三重命运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中没有任何一人能凭独力完成这项事业。我们急需统筹一切资源，团结政府内外的所有支持者，以使那联接我们与我们为之服务的公众的纽带重新焕发活力。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再次唤起那些乌托邦式的理想，正是这些理想曾经照亮了这所知名学府的全部历史。

今天的演讲伊始，我首先拒绝采用那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名词来描述我们面对的巨大挑战。我拒绝在下面这些概念之间做出生硬的划分——包括，在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在私人利益与公共产品之间、在服务地方的责任与角逐全球的雄心之间、在学科内的专业化与多学科的合作之间、在我们对入学率和多元化的承诺以及对知识的追求之间，在学院的目标与大学的志向之间。我深信美国大学能够取得名副其实的成功，其原因在于兼有上述特征之所长，而非将他们各自割裂开来。

我认为，在本科的文理教育（liberalartsandsciences）中，各种有关知识和道德上的追问是其固有内容，而这部分教育对于形成和捍卫有关“大学何为”的理念至关重要；我认为，值此大学作为面向未来的机构正遭到严厉质疑的时代，教师群体在合作治理（sharedgovernance）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所有高等教育提供了典范；我认为，大学肩负着公共使命，而我们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也是一种公共产品（pulicgood）；我认为，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不仅将推出更好的商品，药品、科技和政策，也会产生更高质量的教育，惠及更加广泛的公众。我认为，一所卓越的公立院校，既能够在迎接挑战时引领方向，同时也能培养和造就一批善于解决问题的领导者。我还认为，一所大学要想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公众，就必须做到不仅使我们的教育成为全球的楷模，而且我们本身就应是一所最成功的真正的全球型大学（globalinstitution）。

我坚持主张，这些核心的任务事实上为我们——无论是作为一所大学、一个社会还是个体——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土壤，以此为基础，面对公众对教育根本价值和公共事业的效果丧失信心的尴尬，我们才能力挽狂澜，重振人心；也正是由此出发，我们方能够带领这所学校迈向一个充满期许的新时代。

为了重新规划一所伟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未来蓝图，我相信我们必须拓展和修正我们对伯克利所负使命的理解，它应该包含三大基本要素：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在其中每个领域，我都意识到有必要采取综合性的行动计划（comprehensiveinitiative），与此同时，我履任校长后的首要工作，将是构建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战略（inter-connectedpillars），它们分别是本科教育、全球型大学以及跨学科的、涵盖基础与应用的研究创新。

我将围绕这三个核心战略来描绘我希望推动的几项行动计划，以此支持我们的公共使命，以及我们持之以恒的改变世界的决心。在此之前，既然归根结底我是一名以研究过去为业的学者，我将首先尝试在这所杰出大学的历史和传统中来阐述我的观点。

二、大学的历史

我的眼前有一串长长的先贤名单。纵然逝者如斯，面对145年前加州大学初创时那勇敢无畏的理想，他们从未失去信念：伯克利应力求成为一所“完全”的大学，它怀揣着将新英格兰的大学移植到西部的梦想，并与新的理念——这所西部的大学应瞄准对实践性的实用科学和道德教育的探索——相结合。1872年，这所刚成立不久的大学迎来了其历史上的首次校长就职演说，时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lGilman）重申了林肯总统向《莫里尔法案》[3]（MorrillAct）致敬的话——他说:“大学应追求‘民有、民享’（ofthepeopleandforthepeople），林肯此语没有任何贬低大学之意，相反，他是从人民同知识与幸福之间最崇高的联系上来定位大学”。自此以后，来自东部大学源远流长的传统融入了西部大学的果敢与坚毅，正如同来自耶鲁的蓝色汇入了加利福利亚的金色。

渐渐地，这所大学成长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习中心，其突出的学术品质很快便得到东部一流大学的承认。自1870年起——其时距加州大学创办仅仅两年——女性便成为伯克利学生群体的组成部分，来自外国的学生也迅速增加。其后，本地热心人士怀着让伯克利象征的伟大理念长久流传的理想，大力襄助校区建设。随着希腊剧院（GreekTheater），法学楼（BoaltHall）、主图书馆（DoeLibrary）、钟楼（Campanile）、南校门（SatherGate）的相继落成，一座知识之城在山上渐次成型。待到1910年，学校已经因为拥有同样拔尖的工程学和哲学教育而广为人知。到1934年，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CouncilofEducation）发现，伯克利拥有与国内其他一流高校同样出色的研究生院系。在二战后的岁月里，正是在伯克利的推动下，北加州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创造、发现和经济增长的中心。

万事俱备。就在此时，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克拉克·克尔（ClarkKerr）接受任命，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

三、克拉克·克尔

克拉克·克尔在他应邀于1963年出席哈佛大学“戈德金讲座”（GodkinLecturesof1963）时所作的精彩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他称之为“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概念，并揭示了这类新型大学的理想，即大学应致力于创造机会、搭建平台、拓宽途径，以促进每个个体的禀赋得到最大的实现。他提出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MasterPlanforHigherEducation）堪称20世纪关于公立高等教育最伟大的组织构想，并于1960年得到采纳。规划确认了其旗舰学校（flagshipinstitutions）应专注于一流的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同时又对州立教育体系——从遍布州内的社区学院到当时已堪与哈佛比肩的伯克利分校——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合。他的这项制度性设计，体现了美国式的民主理想与卓越和美德两种价值的融合。

在其就职演讲中，克尔提出，“大学的职责不应该满足于一届复一届的学生教育，或是提供种类繁多的公共服务。这些职能构成了大学活动的核心，但并未穷尽其全部的责任。大学乃是凭借它对于道德和智力生活所作的贡献，从而发挥其最重要的作用，履行其充分的义务。”六年后，作为一个即将迎来迅猛扩张和高速增长的教育系统的校长，克尔重申，由于大学将为未来奠定基础——用他的话说，将创造一个人类的黄金时代——因此，大学的角色至关重要。它通过知识的贡献，以塑造一个智慧与道德的前景，从而引领伟大的价值。

四、大学的未来

到1963年，克尔满怀信心地宣布，“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其第二次伟大的转型”，这一转型，据他说，“将延续二战后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大学被人们寄予厚望：不仅要培养空前数量的学生，同时还要回应激增的服务国家的需求。待到这一阶段临近尾声时，将会出现一所名副其实的美国大学，一所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它并不瞻望其他典范亦步亦趋，而是它自身就将成为其他大学效仿的榜样。”他是富有预见性的，也为打造这一世界性的模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然而，在时隔近40年后——此时距他遭到“自由言论运动”（freespeechmovement）的挑战以及因为1960年代加州州内政治势力之间的倾轧而去职已经很久——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克尔认识到他身处的年代仍然称不上是一个黄金时代。他担心，总体规划虽然仍然在延续，却已经大打折扣——存在于本科层次的教学与高层次的研究之间的张力，以及围绕公共资源的空前竞争，均削弱了总体规划。即便如此，在新世纪已经过去了13年后，坦白而言，我对那曾经让克尔最为忧虑的时代反倒抱有一丝怀念。

克尔当年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些问题和挑战，在他身后的岁月里没有缓解，反而以戏剧性的方式不断强化。在我接任校长一职的这一年，来自州的拨款仅占学校预算的12%，较2001年减少了35%。难以想象如果克尔对此身后有知，他会说些什么。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打算追随克拉克·克尔校长的真精神，我相信我们必须面向未来，坚持他所不懈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当我们试图在荆棘塞途的困境中摸索我们的道路时，它将继续担当我们的指引。

五、核心战略之一：本科文理教育

关于文理教育是本科教育之核心的信念建立在一个独特的美国式理念上，其最初源自古典教育和宗教教育。多年来，践行这一信念的方式在于让学生置身于具有重大意义的人性论辩、谜题和话语之中，并以此为手段发展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他们成为我们世界的积极公民。

然而，今天却有许多人声称这种教育无关紧要、浪费精力甚至是危害，甚至还有人对公民权利的重要意义以及公共领域的观念提出异议。有关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生活”的思考，孔子对公共伦理的思考，洛克和马克思对财产起源的思考，杰弗逊和托克维尔对民主本质的思考，达尔文对人类进化的思考，杜波依斯对奴隶制遗留问题的思考，甘地对帝国之羞辱的思考，或者是波伏娃对女性如何被塑造的思考——在今天，让学生深入这些命题是否依然重要，许多人也表示怀疑。时至今日，我却仍然从早年一堂课的魅力中受到启发。在那堂关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课上，我参与了一场贯穿整个学期的辩论，辩论的一方是关于自由与人的能动性的理论，另一方则是源自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证据，命题的复杂性至今仍吸引着我。

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正在一步步地加深，不仅依靠它们来规划我们与身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凭借它们重新塑造和定义我们同经济、社会甚至自我的身体之间的关系。而我相信越是如此，对我们文学和艺术想象力的培养就越是不可缺少，我也相信，我们所有的学生都需要深入到科学领域古往今来的各种辩论和发现中，以直接地介入当前那些日益紧迫的问题。

值此艰难的时世——经济动荡、政府负债、针对众多公立机构的幻灭情绪在不断增长，我们所提供的教育也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检验。在高等教育费用持续攀升的情况下，这种检验不仅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要的。

我刚才所主张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即应该首先保证我们所有的青年都有适当渠道获得大学教育，让他们对负担得起学院的费用没有后顾之忧。当学生们背负着债务，又面对着不确定的工作前景从学校毕业时，也难怪我们被要求去评估一个学位实在的价值几何——能否找到工作，薪水多少。博雅教育如今时常像是一项只有精英们才负担得起的奢侈之物，甚至连精英们对此也持怀疑态度。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却关系重大，正如同民主自身的未来、公共领域的特性、我们想象力的广度，也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上述列举的问题事实上都不是奢侈之物，无论是追求美好的生活、公正的社会，还是创造一个高效生产的经济、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甚至一个可持续的星球，它们都是最基本的条件。

如果我们不能想方设法捍卫我们的公共责任和知识使命，我们就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来保护我们的大学，也不能从州政府那里，从校友和捐助者那里获取更多的资助（我想明确一下，这几者必须齐头并进，不可偏废）。我们决不能将精力耗费在内部的争吵上，以致失掉了主张。我们必须以新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并向世人证明一所公立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把本科教育放在我们研究型大学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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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将全力以赴为我们的本科生创造绝佳的机会。我们不应忘记一个振奋人心的事实，那就是伯克利学生中获得佩尔助学金（Pellgrant）的人数几乎等于常春藤大学获该奖学金人数的总和。但这当然还不够，我们必须通过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更好的咨询和能够服务更多学生的配套建设，以支持和扩大（学生社会阶层）的多样性。我们也将继续对本科课程保持持续和全面的关注，因为课程是博雅教育的核心，也是全体教员和大学最重要的职责。我们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为学生提供更加广泛的获取学术资源的机会，同时也在学生和教师、和担负起督导角色的研究生之间创造更加密切的联系。

我们本科教育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包括我们的“新生研讨会”（freshmanandsophomoreseminars），我们的“大创意”课程（BigIdeascourses），也包括诸如“伯克利联结项目”（BerkeleyConnectprogram）、让研究生参与到教学中的“学生导师项目”（SMART）等一系列创新行动计划。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到实验室和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中来，参与到覆盖广泛的、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的研究项目中来，正如我过去求学时曾经历过的那样。

六、核心战略之二：全球型大学

长久以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是一所面向世界开放的学府，无论是在其学术志趣、其联系网络、其教学模式还是其奖学金的开放方面都是如此。早在1872年，受惠于爱德华·汤普金斯（EdwardTompkins）的捐助，伯克利设立的首个讲座教席就是以“阿加西斯”（AgassizProfessorship）命名的东方语言文学教席。伯克利是全美首批致力于发展南亚研究和教学的大学之一，该学科的创立也使我后来追求这个领域的教育和学术生涯成为可能。我们对于开展全球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不仅如此，我们对于开创一个新的全球生态系统，实现与世界更加广泛的合作，也有着独特的优势。随着全球各地区之间彼此联系的速度不断加快，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这一使命也变得如此重要。除此对全球性知识持续增长的需求之外，因为全球化无远弗届的影响波及职业和生活领域，我们也需要对学生展开针对性的教育，让他们做好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

凭借着全球性的知识体系和创造美好世界的坚定决心，伯克利拥有他人所难以匹敌的优势，去做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我们拥有跨学科的哲学教育，为我们应对最复杂的全球问题——包括贫穷、不平等、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可持续的能源、有关文化和政治冲突的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所列举的这些挑战具有超越国家边界的特征，也只能通过没有边界的学术研究来加以解决。

当前，美国正在对由教育和科研所代表的公共和私人物品（publicandprivategood）表示质疑，而世界上的许多人，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的其他角落，却在寻求同美国大学建立伙伴关系，希望通过借鉴我们的成功模式，以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教育基础。我们既不能放弃世人所公认的我们标志性的长处，也不能坐失良机，辜负了这个时代。

身处伯克利，我们已整装待发，去推动新的以全球为基础的合作项目与行动计划：从我们分别与上海和新加坡开展的联合项目，到巴基斯坦行动计划，再到我们通过布鲁姆发展经济中心（BlumCenterforDevelopingEconomies）所开展的工作。当然，建立全球型大学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计划在全球的重点地区建立一系列类似于“驻外领馆”（consular）的办公室，通过这些办公室，在我们的师生、校友、职员与新的全球活动、网络和项目之间搭建桥梁。

我们还将商讨和辩论一系列对于提升21世纪的全球合作极为重要的议题，包括不同国家环境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其中涉及学术自由、政治权利及人权，重新思考大学有关学术与学科组织结构的需要，网络教育的角色，合作的性质，著作权与机构的隶属关系，掌握多种语言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同加州的关系，等诸多议题。总而言之，我们将在全球的层面上努力创造更多的福祉，并使之惠及全球的公众。

七、核心战略之三：研究领域跨学科的创新

一直以来，伯克利都是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重镇之一。我们建立了位于西半球的第一个地震监测站，发展了流感疫苗和核子医学,分离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组装了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发现了新的行星和新的元素，还证实了宇宙正在加速扩张。

伯克利的教师在大型合作计划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譬如在土木工程方面围绕桥梁、大坝和楼房建设的合作，又如在物理学领域、以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Lawrence）制造第一个回旋加速器为代表的工作，此外在诸如古生物学,语言学，分子进化以及基因组等领域，伯克利的研究人员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目前在信息处理、纳米科学、能源生物科学以及大数据技术等领域所开展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延续了我们在创新和研究中的领先地位，从而在理论和应用之间、同时也在多个学科之间搭建了桥梁，此外我们正在酝酿启动一项新的雄心勃勃的神经科学的计划。我们的创新传统同样植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例如“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cism）正是在伯克利发展起来，并最早透过《表述》（Representations）杂志而得到传播的。另外，在横跨医疗人类学到行为经济学，从表演艺术到应用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伯克利的教授们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当然，我们不仅需要正视来自州政府的研究资助不断缩减的后果，同时还要面对联邦和基金预算不断增加的压力，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但我们都知道，基础研究往往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推动医药或科技的进步，而应用研究则反过来促进我们对新的概念的理解。我们也知道目前募集经费的环境事与愿违，会反过来阻碍创新，也会以牺牲合作为代价。我将努力寻找新的支持形式，以鼓励在各个学科和领域之间持续不断的创新，并确保良好的研究环境能够在大学中不同单位之间搭建桥梁，这种合作关系将不仅针对基础科学广阔领域内的工作，也将发生在从工程到艺术、从自然资源到信息科学、从商学到社会福利的广阔领域。

我们的研究生对于我们履行研究使命至关重要，我将竭我所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确保，将研究整合到我们所有的本科生——无论他参与的项目为何，他的专业为何——的教育中，从而使在一所研究型大学中求学的价值得以真正体现，也使从事深入研究的能力成为我们所授予的不同层次学位的共同特点。

八、行动计划

为了让我们的大学以充分地准备迎接一个神奇的新世界，我刚刚已经勾勒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几项挑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宣布、并启动一系列全校范围的行动计划，以在校园内外推动以上工作。我将牵头组建一个有关本科教育的工作组，并重点关注三个方面：我们如何巩固和扩展我们在学生多样性上的已有成果，我们如何评估和加强我们的本科课程，以及我们如何更加全面地支持学生的生活。

我将和我们广大的校园共同体成员一道采取措施，设计一项针对大学的新的全球计划。同时，在与共同体致力于提升和支持创新研究的过程中，我将高度重视发挥新建的里士满湾校区（RichmondBayCampus）的作用，以便为新的发展、新的合作关系与新的机遇提供空间。

事实上，我计划采取的一揽子行动计划，绝不限于此前描述的三大核心战略。例如，我将召集组建一个全校层面的委员会，为伯克利的艺术教育谋划新的远景，以保证我们的全体学生都能获得基础扎实的艺术体验。

众所周知，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将科技手段应用于教育的新纪元。为此，我将整合校园内已有的优秀资源和行动计划，让我们的共同体就下列问题展开思考：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大家需要的，有关新技术运用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围绕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的种种议题。

最后，我们的时代还目睹了优先照顾行动[20]（affirmativeaction）面临的挑战正在上升，而由于公投和法庭的挑战，为确保生源多样性而付出的努力也被削弱。鉴于伯克利的校园文化体现着我们州在伦理、种族、文化以及社会经济上丰富多彩的特征——我们师生中有非洲裔美国人、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拉美裔美国人，持有合法签证的学生以及非法移民学生，等等——我将促使我们的学校采取措施，努力在校园的各个层次和部分，巩固和发展这一特色。

九、结语

不久前，我们刚刚庆祝了我们的第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诞生，来自细胞生物学教授兰迪·谢克曼（RandySchekman），他也是我们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教授。他的工作既是基础研究重要性的生动写照，同时也表明这样的研究能够应用于拯救生命。兰迪最近宣布，他将捐出他的诺贝尔奖金用于在癌症研究领域设立一个教授讲席。在我们这所优秀大学里有着为数众多的公民，他们一次次地证明了他们贡献于卓越的决心，而兰迪正是其中的一位。

同样坐在今天的台下的，还有我们伯克利的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在你们身上体现了伯克利的精神气质。这其中有罗斯玛丽·华（RosemaryHua）,我们的一位本科生，同非洲加纳的同事们合作建立了一个志愿者项目，让伯克利的学生前往当地参与学校建设；有菲尔明·雷加达斯（FerminReygadas）,一名博士生，通过将紫外线水处理技术应用于墨西哥当地的家庭，赢得了“大创意”奖（BigIdeasaward）；有洛伦纳·瓦尔德斯（LorenaValdez），她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父母都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毕业后她留下来，尽其所能回报社会。今天，她指导着由她创立的、具有开创性的“转学学生服务项目”（TransferStudentServicesprogram），帮助和支持了伯克利校园内数以千计的转学学生。苏孟（MengSo）,另一位伯克利校友，重返校园成为我们非法移民学生项目（undocumentedstudentprogram）的第一位协调员；他从红色高棉的种族清洗中逃出来，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并在此状态下度过了最初的12年。如今，孟的项目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榜样，他今天未能到场，因为他正在密歇根大学同非法移民学生分享他的工作经验。

当然，在伯克利的教室里，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在求解知识和道德的难题，为的只是在离开这里之后，能够践行自己改变世界的承诺。

这就是我之所以对未来充满热情的原因。我们不仅要铭记和捍卫伯克利满载硕果的过去，更重要的是我们同舟共济，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座各位，我相信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时刻。

我们才华横溢、硕果累累的教师们，我们天资聪颖、意志坚定的学生们，我们勤勉忠诚、兢兢业业的职员们，以及我们为之骄傲的杰出校友们，在你们身上体现了加州人民的精神与眼界，你们憧憬着一所伟大的公立大学那高远浪漫的理想（theutopianideal）。

现在，我邀请你们和我一起，同心同德，去开创这所伟大的大学全新的未来。挑战固然艰巨，希望同样鼓舞人心。让我们携手保卫民主的价值，维护公共产品的理想，提升和支持知识和道德的罗盘，让它引领我们未来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理想的目标。此时，此地，我们都是梦想家。FiatLux！

（此为尼可拉斯·德克斯在就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十任校长典礼上的演讲。原题为“Utopianpastsandfuturesofthepublicuniversity”。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韩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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