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高校改革和理论,高校改革之殇

邹恒甫：高校改革之殇

几年前(2005年3月28日)，我在人民大会堂首届人文社科长江学者大会上感言：我们这些搞经济、金融科学的，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蒙代尔一起受聘为首届人文社科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本人羞愧难当！

先从故事开始，2003年11月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我受武汉大学委托，特请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和蒙代尔参加这一活动，另外，我一辈子崇拜数学高人，我特写了两个电子邮件给了新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IAS（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Voevodsky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到武汉后，我的麻烦可多了。第一，他不愿意见人。武汉大学领导只好到他酒店的房间里拜访了两分钟不到。 第二，他每天早晨三点要跟动物在一起玩。我安排了几位学生陪同，他不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三，他要花三天到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去玩，并要看如狗熊和至少是狼一类的动物。这下把我和武汉大学外事办的人给急死了：动物伤了他或吃了他怎么办？幸好，他活着回来了。

我有太多的机会同他聊如何把中国的数学搞成世界第一流，他回答得非常简单：学IAS，把几个年龄不大的大数学家像他那样养着，中国一定会留下世界上最好的几个数学家。 他也感叹俄罗斯的好数学家都到美国和欧洲去了， 因为俄罗斯也没有条件养这样的大数学家。

大学需要大师，武大郎开店是阻碍学术进步的极大障碍。中国当然有钱养几个IAS里的国际大数学家，可悲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大学或科学院做这样的事情。2003年北京大学搞改革，我跟张维迎说了类似的建议：只要请四位真正世界一流的，不超过四十五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学请个世界级大师，微观经济学请一个大师，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再各请一个大师。只要有这四位大师级人物，许多亚洲青年学生就会到中国留学了，而不会选择去英国和欧洲了。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和林毅夫都只能当服务员了，我们几个北大经济学一级教授都趴倒在地——我们不趴倒在地，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就永远不能达到世界三流。如果不摒除武大郎开店的陋习，再好的改革也不过是三教九流的人轮番登场瞎唱主角罢了。

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也是能做到的。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我们出了那么多有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今天，我们应该建立起类似的研究机构，办几所名符其实的高等研究院。我们也有这个财力，养得起一批士大夫。

那么，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呢？ 我们从普林斯顿这个小城镇当初如何办起高等研究院 IAS 得到一些启示。1933年，班伯格兄妹捐了500万美元，办起了日后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刚开张时，该院只请了五个人。他们是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接着是戈德尔，后来是数学家亚历山大，再后来是数学家沃尔布伦。结果，靠这5人普林斯顿的IAS名声大噪。

对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大家并不陌生，也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中国二十世纪，几乎每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和理论物理的科学大师都与普林斯顿小城里的高等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年，院里要把陈省身先生留下来，让他当数学联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主编；华罗庚先生在普林斯顿小城里的IAS写了不少论文；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丘老师成桐先生也在那里得了菲尔兹奖。

长期以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只有无用知识，才是最终最有用的。科学巨匠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科学研究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踏踏实实坐冷板凳、扎扎实实搞学问的人。

我们做学术缺钱吗

100年前（奇迹的1905年），爱因斯坦作为一专利局的小职员，在非常一般的生活条件下，居然写出了划时代的五篇论文。我们现在的长江学者和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比爱因斯坦和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的生存环境要好多了，我们却做不出小成就。哪里是没有钱？我看是钱太多了。

就我所知，我们中国许多所谓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就只知道到处赚外快，那有心思做学问。在国外念了经济学博士，便去投行做出卖中国的勾当?我强烈建议：我们所有这些长江学者把李嘉诚的这点钱捐出来办义务教育。

我们中国在基础教育，免费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府支出的人均水平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是非常低的。我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

十多年来，我们在武汉大学就是自己拿钱办形而上的学问班。 现在国内可以摸钱了，我们大家便都跑回来了。这是哪种德性呀！还口口声声说是爱国爱校。荒唐！我们有多少小孩子上不起学？！我们有多少穷人看不起病？！ 我们有多少退休工人和老农民完全没有社会保障？ 我们好意思把钱带回国外吗？羞耻啊！

美国高校是怎样的

我在此只用几个例子说明两点，我们看看美国是怎么办的。

第一点，在职的政府官员在美国大学里是绝对不容许兼大学教授的，除非离开政府机关之后可以，如有名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PAUL VOLKER就当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他没有事干，到处玩。他在中国北京和上海玩够了，便要我安排他到武汉大学讲座并游三峡。武汉市政府还认为我了不得，能请这样的大人物到武汉！其实，他只是想看看武汉大学的风景和三峡的风景）。

但是，基辛格在1960年代既想当政府官员，又想保留哈佛的兼职教授。哈佛校长说：没门！基辛格同班同学布热津斯基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MIT的经济史学家罗斯托以《经济成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一书而成名。由于他在政府里混得太久，关系太深，MIT 的萨缪尔森和索罗等人便不要他回MIT了。他后来只好去德克萨斯的奥斯丁分校。罗斯托的故事我就留给中金公司的上市专业户杨昌伯和丁伟讲给你们听了，因为他们两个都在德克萨斯的奥斯丁分校呆过，他们也曾是我们世界银行的运作部的高级经济师。学问是不做了，跟胡祖六，谢国忠，李山和蔡京勇 们一样进了投行。萨缪尔森说他一辈子最荣耀的是没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睡过一夜，而我们中国的明星经济学新闻工作者离开北京就睡不着觉：当然在外地养二奶除外。弗里德曼说得比较温和：年轻人，花点时间在华盛顿吧，但是不要超过两三年。巴罗说得较尖刻：两三年在华盛顿都太长了！?

卢卡斯是最尖刻的之一，他从不到美国国会和白宫来。我在武汉同巴罗吃了许多次中，晚饭。 有一次，他看见我同几位中国人都在桌上，他马上回到了他的白玫瑰酒店的房间。一会儿，我的学生（也是巴罗的助手）王鹏（现在NYU 念博士）来了。王鹏问我那些人是干什么的。我说，你告诉罗伯特，他们也是书呆子。果然，巴罗一会儿又哈哈地回来了。(www.xing528.com)

第二点，如果大学教授要到政府里去当官，保留两年教授资格。两年一过，必须回学校报到．否则就开除。1983年，我一到哈佛，费尔德斯坦叫苦地从白宫回到了哈佛。他刚干了两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相当于部长级的）工作。他是系里极少数的里根共和党的成员．而系里大多数民主党教授非常希望费尔德斯坦不回来或把他搞到另外一个学校，如保守的芝加哥大学或斯坦福大学。

给费尔德斯坦在白宫当高级经济学家和小顾问的是后来有名的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校长萨默斯。在没有获得哈佛博士学位之前，萨默斯已经是ＭＩＴ经济学的终生副教授．在他从白宫回到哈佛后，萨默斯才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并同时得到哈佛大学正教授的头衔．萨默斯当哈佛校长后，还是改不了他大嘴说话的习惯。一次，他居然说女生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能力生来就比男生差一点点。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哈佛董事会马上任命了一位新的女校长。

中国大学弊病的根源

关于这一点，丁学良分析的最到位。中国大学在1952年以前是与国际接轨的，1952年以后中国学的就是斯大林的模式，斯大林模式主要不是要办大学，其实质是要办高等技术专科学校，这就把中国从20世纪初期的以来一个伟大的、本来和国际上最好的大学的体制接轨的主流的大学的传统中断了。

1952年后中国大学的办法就是把所有不同的大学的膀子全部砍下来，把所有这些膀子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大学，然后把所有的大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大腿集中在一起，也变成一个高校，然后把所有的小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小腿拼起来，作为一个高校，最后把所有其他的部位砍下来，分隔开，变成一个个同类的高校。采用这种模式，如果是这个国家二流三流的高校这么搞起来则问题不大。但1952年的时候一刀切，中国的最好和最伟大的大学，都这么干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严格意义上讲，从1952开始，中国就没有国际主流意义上的这种综合型的大学了，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有几次大动作， 1980年代对被文革破坏的高校进行了恢复性工作，1990年代对高校的投入大幅增加，但是都没有考虑恢复到1952年以前的与国际接轨的大学体制，并且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对高校进行全面的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做法。高校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科学的规律的机构，有着特有的性质。我们没有把精力放在研究高校怎样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以及为了这样的目标高等学校应该怎么管理这些方面，没有把高校作为一个特有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而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衙门来进行管理，所以中国高校现在变得非常糟糕。2000年以后的高校合并，有朝向综合性大学、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但是斯大林式办学模式以及中国高校行政化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我本人没有能力提出如何解决中国学术界行政化，官僚化和腐化等问题的方法。目前中国一些高校学习国外大学在陆续建立董事会制度，但是到现在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大学里有真正的董事会制度，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建立董事会制度是要靠很多很多直接或间接的法律条款来保障的。看看到现在为止中国的企业的董事会制度建设得怎么样，我们就知道建立董事会制度是多么的难，有些公司有些企业也有董事会的形式，但其董事本身起不到董事的作用，不懂也不管事，这样就有了董事的意义上、地位上和身份上的所谓的冲突。

真正的大学董事会是一个多元组合，国外的公立大学的董事并不都是由行政人员来担任的，中国公立大学的董事也好或者什么委员也好如果还是由行政人员来担任的话，那依然是行政部门的附属品。国外公立大学的董事会更多的成员是来自于其他高校的非常著名的教授或管理人员、在商界非常成功而且是在社会上具有很高声望的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们，也有可能包括在文化界、演艺界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们，也可以包括在社会上很受尊重的律师们，或退休的官员们，还包括非常重要的民间机构——有的关心环保，有的关心弱势群体。

国内高校的一些董事会，完全由出资者垄断，国外为大学进行捐款的那些商界人士，他们在学校的董事会里也有代表，但学校不会让出钱的人来完全垄断一个学校董事会，不然大学的社会功能就要受到影响。中国高校到现在为止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没法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大学来处理。

关于大学学者操守

看到今日中国大学之若干现状，不能不让人回忆起西南联大这个草创的新大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2007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的文章《珍视西南联大的遗产》中说：西南联大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摒弃了行政化官僚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时光荏苒，今天的环境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但在飞速发展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部分高校贪大求洋，多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少了对大学精神的传承；部分教师学术研究浮躁之风盛行；高校官场化，学术行政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话应当成为所有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学者决不能成为任何权势、资本的附庸。一些在海归，在国外很老实，一到国内就开始癫狂，癫狂还不要紧，更有甚者成为了某些利益主体的代言人，几年前的郎顾之争中，有多少经济学者如张维迎为顾雏军辩护过？

我常说，经济学家不能一切都变成经济人，而一定要有道德、有正义感、公平感。我们知道，斯密的《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他的《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亚当·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事实上，我们现在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如果《国富论》的经济人的思想占主导成分的话，就永远无法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因此，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要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而且一定要右手为大。这就是我对国内经济学者的一点期待，或许可以扩展到所有学者身上。

（载《西部论丛》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