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学界中众多学者的批评声音也从未断过。
商业化教育丧失了教育最基本的、应有的品质？面对大众化教育，传统的精英教育有无一席之地，又如何实践？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回到现代教育的理念产生初始的西方经典著作中，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回到18世纪
《中国科学报》：学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不断，您也曾有相似的观点。现在您是否有了不同的想法？
刘小枫：我这两年时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把当今教育的败坏等同于现代教育的商业化是否有道理，换句话说，教育的商业化是否本来就符合现代教育的要求。我的意思是，要充分理解当今的教育状况，还得搞清楚教育的现代理念——对此我们其实还很模糊，所以，对当今教育状况的批评难免会陷入混乱。
《中国科学报》：您重新思考的坐标是什么？
刘小枫：可能需要回到18世纪去看现代教育理念出现时的情形。教育史研究通常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家，我更关注的是影响广泛的思想家，比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
《中国科学报》：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家，只是在著作中提到了教育问题，他们与纯粹的教育家有什么不同？
刘小枫：如你所说，这些人通常被看做政治思想家。但是，他们的著作里都谈到过教育问题，而且提出了现代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理由。这些理由可能比西方的职业教育家的具体理论更有影响力，甚至是职业教育家实践的精神源泉。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家关注教育问题，从来都与政治制度的问题联系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都是和它的具体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教育是政治制度的基要部分。考虑教育问题，必须把它纳入政治制度的整体来看。我们知道，18世纪后期，是现代民主政制理论的上升时期，其中包含对教育改革的看法。如果我们不从民主政制的品质来看现代教育，很多问题恐怕看不透。
现代教育的专业化
《中国科学报》：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国富论》被称作经济学开山之作，很少有人提到他与现代教育的关系。
刘小枫：亚当?斯密不是经济学家，当时还没有经济学这门独立学科，他的头衔是道德哲学教授，但他的确写了一部如今堪称经济学经典的著作，这就是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其中从现代商业生活方式的角度论述了政治制度包括教育的问题。
从前，人类的劳作主要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劳动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为了赢取生活所需之外的利益。崇尚并追求财富的生活是一种完全现代的生活，也就是所谓商业化的文明。商业文明完全改变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看法：追求超出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外的财富，教育也被要求为此服务。
《中国科学报》：亚当?斯密的意思是古代的富有与现代追求财富是两回事？
刘小枫：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以丰富的学识和广阔的视野，通过比较来讲解什么是经济的生活方式的原理。他以当时欧洲刚刚出现的商业生活方式的萌芽为支撑点，不但与古代欧洲比较，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也与17世纪的中国作了平行对比。他说，本来中国这个富有的帝国，欧洲没法比。后来，由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劳动分工和工资制度，欧洲的富有程度和国家积累财富的程度就大大超过了中国。由于中国没有建立工资制度，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从资源来讲，中国的资源比欧洲丰富，但国民的财富积累却远远不及欧洲，原因就在于此。的确，严格来讲，我们中国进入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商业化生活方式和制度才仅仅30年，这就是改革开放的30年。
《中国科学报》：这说明了什么？或者说导致了什么结果？
刘小枫：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制度的关键是必须推行劳动分工，同时建立起劳动工资的制度。古代就有基本分工，比如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也就是所谓自然分工。但亚当?斯密说的是技术化分工。举一个例子，以前的裁缝，从裁剪、缝纫到做扣子都是一个人做。技术化的分工意味着，裁剪的只管裁剪，缝纫的只管缝纫，做扣子的只做扣子，这就把一件事情分成不同的职业。分工使传统的劳动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工是现代生活方式、工作的最基本格局。现代的大学，专业分得很细，明显是技术分工的需要。
《中国科学报》：也就是说，教育也从传统全面培养人变成了培训单项技术的人？
刘小枫：是的。读了《国富论》我才明白，如今的大学为什么要搞学科划分，文理工农医，再往下是各个具体专业划分。可以说，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可以解释如今大学的基本格局和品质。
分工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明显。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越来越细致的专业划分。可以对比一下，现代大学里各个科目的设置和上世纪60年代，更不用说和上世纪30年代比，增加了多少专业。
《中国科学报》：这种发展之所以为当时及后来的人接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刘小枫：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认为，人类生活方式经历了四个阶段，从狩猎方式，到畜牧方式，到农耕方式，再到商业方式。这四个阶段显然和特定的政制联系在一起。四阶段论隐含着人类进步论的观点。从狩猎方式到商业方式，人类才越来越文明。“文明”这个概念在18世纪出现的根本性意义是与商业化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严格来讲，启蒙哲学家认为，只有商业生活方式才称得上文明，不追求商业生活方式，就不文明。随着商业生活方式的出现，自然会出现新的制度。现代教育就属于这个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一项，用农业生活方式的教育观念来批评现代商业生活方式的教育，当然没法行得通。
《中国科学报》：《国富论》中有没有专门谈教育的内容？
刘小枫：篇幅不少。《国富论》第五卷第一章有120页，谈国防费用有18页，谈司法制度有12页，谈整个公共财富有90页，其中50页谈国家应该为教育提供的服务。《国富论》从商业生活制度的角度来看教育问题，他的观点是，国家要承担国民教育的职责。
《中国科学报》：听上去像是现代的义务教育。
刘小枫：的确如此。19世纪的德国首先推行强制义务教育，但18世纪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谈到义务教育的必要性：让每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必须获得教育，为的是每个人在进入劳动年龄时有能掌握劳动分工所要求的技术的最基本的能力。现在人们还说，中国的劳工比譬如说印度或越南的劳工素质高，因为中国的义务教育普及得不错……可见，基本的国民教育与商业社会劳动分工的原理相适应。这与传统教育非常不同，所谓国民教育其实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国富论》明确批评了当时的大学教育，亚当?斯密认为，当时的大学教育没有让青年学到应该让他们学到的各种实用知识，学的全都是些对商业社会发展没用处的东西。如今我们的大学纷纷追求实用，完全符合亚当?斯密的要求。
《中国科学报》：他的提法是否针对当时大学的特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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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当时的大学有点儿像我们的旧学，教的主要是哲学、伦理学、神学，以古典语文比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为基础。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些课程都是为了培养牧师的，因此，传统的教育科目根本不适合在商业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亚当?斯密主张，大学要为经济生活服务，应该教给年轻人今后的生活有所准备的事物，让他们去学习获得财富、积累财富所需要的知识。
《中国科学报》：也就是说，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商业文明论，还是国民教育的观点，都指向现代教育的品质？
刘小枫：可以这么说。亚当?斯密主张，国家提供的教育，应该成为商业化生活制度的一部分。亚当?斯密给旧的大学和现代的大学划出了分水岭，如果可以把他视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大理论家，那么，也可以把他视为现代国民教育的大理论家，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大学应该传授实用技术性的、有利于商业化的知识。现代大学的品质就是商业化，因此，我们没法说，现在的大学品质变坏了。亚当?斯密当然也看到，专业化分工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人的生活和职业会变得非常狭窄、单调。但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大学的事情，而是教会的事情。
少数人的传统教育
《中国科学报》：18世纪的思想家对教育还有哪些论述？
刘小枫：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到，不同的政治制度就会有不同的教育模式，因为教育的品质与政治制度的性质相一致。他区分了三种政治制度：君主政体，民主共和政体，专制政体。由此相应地有三种教育，君主政体的教育以培养荣誉为目的；民主共和政体培养的是爱民主、爱平等的美德；专制政体培养人的恐惧心理……但孟德斯鸠是就政治制度的品质而言的，他谈的并非大学教育。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如今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孟德斯鸠所要求的教育内容：教育国民要有政治美德，那就是爱法律、爱自己的祖国……亚当?斯密谈到教育时没有说到这些，因为他对道德观念的看法已经完全商业化。不过，《论法的精神》也谈到贸易、货币等商业文明的基本要素，毕竟没有谈到教育与商业文明的关系。因此，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刚好分别提供了现代民主政制的教育的两个最基本方面，从历史后效来看，他们也共同摧毁了传统教育的格局和教育品质。反过来讲，如果你要说当今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要不得，你就得找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算老账……
《中国科学报》：今年是卢梭诞辰300周年，谈教育怎么也绕不过他，《爱弥尔》被称作经典的教育著作。
刘小枫：《爱弥尔》这个中译书名不全，原文全名是《爱弥尔或论教育》。不过，卢梭在这本书中谈的教育问题水很深，无论就篇幅还是哲学深度，都不是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关于教育的论述可以相比的。严格来讲，这本书用叙述的方式谈的是现代民主政制的一个根本难题：如何把一个人教育成有德的公民。其实，卢梭在其处女作《论科学和艺术》中就已经谈到过教育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本书比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晚两年、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25年的小册子就是一篇教育学的经典之作，因为，按照其中的基本观点，推广或者普及科学与文艺必然是败坏而不是纯化道德风尚，这与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说法针锋相对……
《中国科学报》：也就是说，早在18世纪，关于现代教育的大众化就出现了论争？
刘小枫：是的。只有了解卢梭的观点，才能清楚论争的要害在哪里。卢梭看到，即使在商业化的时代，人的自然天赋的差异仍然存在，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的不平等”，从而，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区分仍然不可避免。卢梭清楚地知道，良好的道德风尚，不是法律管制的结果，而是德性教育的结果。既然治国者和少数有才华的人是社会道德风尚的指引，按照世世代代的经验，教育好那些左右国家风气的少数人，让他们懂得什么是高尚的德性，才是教育的根本要务。无论孟德斯鸠还是亚当?斯密，都没有提到，更不用说重视这个问题。
《中国科学报》：卢梭否定了现代教育的商业文明论前提？
刘小枫：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卢梭的主张是针对谁说的。他提醒新派的启蒙知识人，不应该罔顾世世代代的经验：对于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说，好的德性才是根本。换句话说，卢梭认为，即便在商业文明时代，也必须注意对少数人的德性教育。甚至可以说，恰恰在以追求财富为至高目的的时代，更应该重视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区分。
教育的分化及解决方案
《中国科学报》：卢梭与亚当?斯密的教育观有没有相通的地方？
刘小枫：卢梭反对启蒙哲学家普及形而上学知识，这显得和亚当?斯密后来的观点相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因为，亚当?斯密并没有考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领导阶层的德性问题。孟德斯鸠谈到共和政体的德性问题，但他也没有谈到领导阶层的德性问题。
《中国科学报》：回顾18世纪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对今天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刘小枫：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卢梭所关注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中少数有才干的人整个阶层的品质都败坏了，那么，这只会证明我们的教育已经彻底失败，无论我们培养出了多少专业技术人才。
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当?斯密对教育的看法和倡议是非常短视的。经济思维的头脑自以为很会计算效益，其实，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就现代商业化生活方式而言，亚当?斯密的教育观固然有道理，但这样的道理完全出自技术化劳动分工的原理，而非出自人的教育的原理。
《中国科学报》：卢梭和亚当?斯密的观点都有道理。
刘小枫：从他们各自的教育原理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今教育问题的根本困难所在。办大学究竟是为了给国民提供就业前的职业准备还是为了培育人的基本政治德性，两种观点似乎相持不下。
可以设想卢梭与亚当?斯密牵起手来吗？亚当?斯密关注的其实是所有国民的大众化教育，但亚当?斯密说搞哲学研究的与贩夫走卒没什么差别，非把少数人的精神追求从高处拉下来与实用学科扯平，就彻底摧毁了教育的德性前提。严格来讲，学习实用技术知识，并非意味着受教育。
如今，大学的大众化、商业化、实用技术化已不可避免，从卢梭的观点看，这不能叫教育。如果如今的大学还要承担真正的教育，就得在大学中再办大学。近些年，我们的好些名牌大学争相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其实，这样的研究院并不“高等”，而是为了有别于已经大众化、商业化、实用技术化了的人文学院或文学院而已。这样的建制创新意味着，在现有的大学制度和大学发展的状况之下，只有通过实现大学的分化，才能保住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中国科学报》：您的意思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商业化是有道理的，但又需要对少数人进行精英教育？
刘小枫：准确地说，不是“精英教育”，而是“博雅教育”。如今，绝大多数上大学的人仅仅是为了获得最佳的就业机会，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便名牌大学文史哲各系的学生也大多是报考实用专业调剂过来的，因此，亚当?斯密的看法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按亚当?斯密的道理要求所有上大学的人只能为了获得最佳的就业机会而上大学。事实上，每一届大学生中，都有这类不是为了获得最佳就业机会而上大学的人。如果我们的大学已经不能为这样的青年提供读书的地盘，那么，亚当?斯密的道理就成了专制。
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每年招收的学生不超过30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办的古典学博雅班每年招生更少，才15人。与每届新生上千人相比，这个数目算什么呢？从他们学习的科目就可以看到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学年的课程仅仅是《诗经》、《左传》和古希腊文或古典拉丁文……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的主要科目不过就是读几十部中西方的传世经典而已。为什么这样念大学？道理已经由卢梭讲清楚了。
再说一遍，如今的大学日益大众化、商业化、实用技术化，这自有其道理，但是，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每个大学都有必要同时办一个每年招生不超过30人甚至不超过15人的博雅班，这同样自有其道理。
大学教育必须分化的道理，就来自卢梭与亚当?斯密的对峙。
刊载于《中国科学报》2012年9月17日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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