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万维刚先生的神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春藤的绵羊》火了。别的圈子怎么反应我不太了解，至少在我所在的常春藤圈子里，大多数朋友们都十分不悦，认为这是对常春藤的误解甚至污蔑。于是一时间微信朋友圈里风起云涌，大家纷纷口诛笔伐，好看煞人。我想任何人都会抱团，急了也都会咬人，万先生的文章戳到了常春藤人尤其是耶鲁人的某些痛点，引起朋友圈里排山倒海的反击本不足为奇。大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连我自己也是与有荣焉，而圈外的朋友则自然以为这是所谓留美精英群体遮羞布被撕下来之后恼羞成怒。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作为耶鲁人哈佛人，能不能不要一上来就摆出一个两军对垒的架势？而圈外的朋友们也能不能不要给我们扣上一大堆帽子？毕竟任何人都没有社会意义上的原罪，用民粹主义的方法将一部分人打入另册是典型的文革做法。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就写了这篇东西。
万维刚先生的文章是根据William Deresiewicz的《优秀的绵羊》一书。这本书我无幸拜读。但是因为这篇文章大量谈到了耶鲁的现状，我也就从我一年的耶鲁经验出发扯上两句。
老实说，刚一去耶鲁我很失望。我发现我之前对耶鲁学生的两大预设都错了。第一，耶鲁学生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用功；第二；他们也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有社会责任感，所谓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绝不是大多数人的理想。对于很多耶鲁学生，party比academics更重要，经常是酒吧里人满为患图书馆冷冷清清。我周末在图书馆苦读的时候，常常身边空无一人。而更要命的是，很多耶鲁学生出身优越，对东西不爱惜。走在耶鲁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吃剩的食品。惊人的食物浪费完全和常春藤标榜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而校方的很多做法的确助长了学生的豪奢之气：宿舍区的休息室（lounge）装修得如同十八世纪的巴黎沙龙，地下室里健身游乐设备一应俱全，耶鲁学生出行二十四小时都有免费专车接送，这种专车我就坐过好几次......对于我这种来自落后地区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说，耶鲁是物质主义的天堂。但是享受过后我不禁自问：这一切真得有必要吗？我们是否占用了本来属于其他人的资源？难道我们真得应该在非洲饿殍遍地的时候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
出于对耶鲁物质主义的忧虑，我给耶鲁校长Peter Salovey写了一封信。我提出耶鲁应该顺应环保主义的潮流，在校园里厉行节约，把钱花在刀刃上。我还写了几篇杂文，反复批评耶鲁学生对社会的冷漠，对学业的怠惰和对自己精英身份的自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万先生对耶鲁和其他常春藤学生的批评。可是我也认为把脏水泼在常春藤身上是不公平的。任何对美国消费主义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耶鲁校园里令人发指的铺张浪费不过是美国社会一大顽疾的典型缩影。而万先生不肯放过的成绩贬值（Grade Inflation）、刷简历、拜金等一系列问题，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通病。Andrew Rossi去年刚刚完成的纪录片The Ivory Tower就对这些现象作了深刻揭露，我建议任何对美国高等教育现状感兴趣的人都找来看看。可是万先生也许不愿意知道这个导演是耶鲁的本科生，然后去了哈佛法学院，最后却成了纪录片导演。在万先生的宏大叙事之下，商学院和法学院应该绝对是绵羊的重灾区，因此我不得不弱弱地点出这个观点的片面性。
我的一位耶鲁同学对万先生文章的评价是很中肯的：“所谓的理想难道一定要是人们所认可的无私而高大的？有这样的理想并能将它付诸实际本来就只属于少数精英中的精英。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这么多思想境界高人一等的理想主义者。”常春藤的学生们也要吃饭，也要买房买车结婚生子。如果一定要将常春藤的“理想型”定义为“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龙凤”，只能说明很多中国知识人的心理预期出现了偏差，而至于老贵族比今日新贵更严于律己更懂得服务社会云云，不过是毫无历史根据的陈词滥调，和中国人成天感叹江河日下世风不古没有什么区别。万老师是否应该反思一下这种挂一漏万的论述方式有没有道德绑架误导公众的嫌疑？我的很多耶鲁朋友们感到委屈甚至愤怒，难道是毫无缘由的吗？作为一名公知，大笔一挥，就有可能伤害很多人，因此还是恳请万老师今后笔下留情。
其实这种对西洋教育的过高预期早已是中国国民心态的通病。出于自卑和对中国大学的不满，中国的很多知识人转而吹捧西方大学。于是我们从小就知道哈佛图书馆凌晨四点灯火通明，可是后来才知道哈佛图书馆凌晨四点根本不开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反哺了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情结：原来他妈的常春藤也没什么了不起！“理想型”破灭之后转而将曾经的偶像变成发泄幻灭感的泄愤工具，仿佛儿子终究不能打老子，这实在是中国今天很多民族主义者共同的话语方式。在崇洋与仇洋，自贬与自夸之间作剧烈的过山车运动，这种文化疟疾症说明了我们还是多么幼稚。
我不得不郑重指出：万先生通过挂一漏万的“论证”，强行将耶鲁与清华“拉平”，这种论述完全违背事实而且十分得不负责任。而一味强调耶鲁校方的功利性而竭力抹杀任何理想主义的因素，这更是万先生的主观想象。我只举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吧。
第一，我绝不是万先生笔下的“新贵”。我现在在耶鲁享受着一年六万多美元的全额助学金。一所美国大学给一个万里之外的中国人这么多钱，难道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值得耶鲁投资的新兴经济体？耶鲁校园里有来自五十五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占耶鲁本科生院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百分之四十八的本科生可以至少熟练使用两门语言。这难道不是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认同与守望？试问国内有哪所大学能够做到？(www.xing528.com)
第二，我讲一讲我认识的第一个常春藤人，这就是现在就读于普林斯顿的Idir。他现在双修金融与数学，将来很有可能去华尔街。那么他也是绵羊吗？绝对不是。Idir可以熟练使用十门外语，是一个语言神童，在大学期间就在运营着自己的出版公司Northbook Publishing，而他的父母都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分别是驰名全球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这样一个人，无论从政从商从学，都会与众不同出类拔萃。而这样的人，在常春藤还有很多。任何专业都没有原罪，任何职业也没有原罪。我认为现在常春藤的毕业生一窝蜂去投行是不正常的，但是我更加反感像万先生这样将这些人统统划为“绵羊”，这是不负责任的语言暴力。
第三，我说一说我看到的耶鲁大学社团活动状况。我在耶鲁期间一直参加一个叫做ThiNK的组织办的活动。这是一个支持北朝鲜脱北者的组织，经常组织一些脱北者来演讲，也会请很多知名学者。这个组织完全由学生自治，每次活动都要租一个几百人的大会场，场场爆满。这些组织活动参与活动的人，大部分不是韩国人也不会说韩语，难道他们做这些事情只是为了刷简历？我曾经问过我的一个英国朋友Ivan为什么对ThiNK这么热衷，他给了一个很康德式的回答：Because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因为这是该做的事情）。为所当为，这个心态至今仍是耶鲁的主流。说耶鲁的学生服务社会仅仅是为了镀金，这真是从何说起！试问在清华办一个关于非洲饥荒的活动，可能几百人的会场场场爆满吗？
第四，我讲一讲我那封给校长的信的最终结局。President Salovey几天后就回信了，写得非常客气。而且他还特意通知了我所在学院的院长Dean Hill，让她好好跟我谈一谈。这并不是要请我去喝茶，而是让Dean Hill介绍我去耶鲁的社会正义中心从事校园改革的工作。我想这种“奇遇”在清华也不会发生吧。
我不想再讲段子了。我只是想指出，任何地方都有不那么高尚的人，绵羊永远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无论常春藤还是清华北大。可是万先生似乎想说，因为清华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耶鲁也有优秀的绵羊，耶鲁就和清华一样有问题，甚至有可能还不如清华。这个观点我想大多数清华人自己也不会赞同。所谓“中美大学有巨大相似性“，只是万先生的向壁虚构。中国的顶尖大学仍然赶不上美国的顶尖大学，理想主义情怀在美国高校也比在中国更普遍，这本来是常识，而以这个常识为出发点，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哈佛和耶鲁。如果不能反求诸己，中国大学将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可能退步。William Deresiewicz站在美国的发展阶段上，对美国高等教育提出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未必值得国人跟着起舞，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毕竟不在同一阶段。既不要盲目崇洋，也不要夜郎自大，告别文化疟疾症，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耶鲁大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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