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尔夫教育中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调适

李文鸿：我国高尔夫教育中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调适

高尔夫运动进入我国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随着这一运动的迅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随之增加，因此，90年代末，高尔夫相关专业在我国高校中应运而生。高尔夫教育对提升高尔夫产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促进产业的内涵发展和转型升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整体来看，高尔夫运动在高校的发展并不十分乐观，大环境下政府对高尔夫硬件建设的政策紧缩、校企合作的利益冲突、教学及课程的脱离实际等，致使高尔夫教育始终徘徊在理想状态的大门之外，难以真正成为高尔夫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尽管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多种应对困境的策略，但笔者认为，高尔夫运动进入校园之所以遭遇诸多发展的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未能深入思考高尔夫教育深层的文化冲突从而进行及时的“文化调适”。本文在陈述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高尔夫高等教育面临的文化困境寻根溯源，试图根据高尔夫运动的特点将“文化转换”落实于高尔夫教学的方方面面，以实现高尔夫教育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和专业教育的良性发展。

1 产业背景：“异化”的本土化

在中国市场结构日趋合理，经济包容性和互动性加强的背景下，1984年第一个高尔夫场地落户中国后，高尔夫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以高尔夫文化为依托，以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业形式为体现的新兴的并具有高附加值的社会产业，吸引了以高收入、高学历的男性中青年为主的大量“高尔夫人口”。[]，[]

尽管高尔夫有着本土化推广和发展的广阔空间，但“大跃进”式的发展也使其逐渐异化。第一，居民消费意识跟不上，加之宣传力度不够，文化严重缺失，使其变为大众眼中的“富人的游戏”。第二，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中，我国的高尔夫运动因其符号消费象征意义超出了其运动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从休闲体育异化为阶层和身份象征的工具。第三，随着商业资本与政府权力的结合，高尔夫逐渐“变味”，从休闲运动变相为房地产开发和滋生腐败的温床。

尽管因高尔夫“与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不相适应”[]、“破坏生态环境”[]等饱受指责，甚至出现“斩断高尔夫扩张之手”[]的呼声，但其蕴含的巨大商机及巨大的经济附加值，[] 以及展现出的“个体对高雅、文明、健康的文化消费方式的心理诉求和价值趋向”[] 等成为推动其发展至今的“正能量”。

2 困境寻根：高尔夫教育中的文化差异

在当代高尔夫传入中国受到的欢迎和遭遇的抵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的同时，高尔夫教育也随之面临巨大的困难，究其根源，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文化差异使然。

2.1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隔

首先，作为一种成形于贵族阶层的休闲运动，高尔夫的背后是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1984年广东的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由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及郑裕彤等投资兴建而成，足以说明此项运动之“贵”。有资料表明，广东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昂贵，少则十万，多则上百万，这就在经济上设定了高门槛，将普通大众排除在外。 其次，我国高尔夫文化积淀过于单薄。贵族文化是长期积淀的结果，绝不仅仅表现于外在经济上的富有，与欧洲相比，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和贵族文化的积淀，加之“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下，贵族更无生长土壤。今天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市民社会”也尚未形成，无论是高尔夫人口（俱乐部会员为主）还是投身于高尔夫专业学习的学生均十分缺乏高尔夫运动特有的文化精神。因此，高尔夫的“小众化”必然是难以逾越的过程。通俗的讲，在少数人尚未玩好、悟透的情况下，无视尚未实现全面小康的国情而追求大众化（普及高尔夫观念、大量兴建练习场等），无异于缘木求鱼。高尔夫不应该只是身份象征的、符号化的消费，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尔夫必定难以摘掉符号消费的标签。

2.2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鸿沟

校企之间的文化鸿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教育非营利性与企业利益至上的矛盾首当其冲。众所周知，大学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殿堂，培养人才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量化的“文明其精神”的事业，努力与物质利益始终保持着距离。高尔夫教育过程中难以绕开的企业却有着与教育迥异的目标，追求经济利益是其终极目的。因此，高尔夫教育中的“校企合作”之难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精神化育”与企业的利益追逐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其次是学校育人之“慢”与企业快速盈利的矛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不断地摸索和实践中积累经验，培养人才，而企业却是时刻面临来自市场竞争对手的挑战，以时不我待的心态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利益才是立足之本。此二方面的“道不同”就足以令校企双方爱恨交织。

2.3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分歧

尽管不少学者大谈高尔夫球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契合，极力为高尔夫在国内的发展张目，但笔者认为一味唯心地“粉饰太平”反倒会误导人们对现状的评估，因此，客观认识二者的差异更为紧要。

第一，二者对和谐的理解并不一致。国人讲“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延续至今天即是讲求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而高尔夫球场的建设本身就是对和谐自然破坏的表现，也正因此才导致大众及学者的反对和责难。第二，此“诚信与公平”非彼“诚信与公平”。高尔夫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延续或表现，讲求平等与诚信，是广大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而我国文化是根植于农耕社会的以家族为单位的文化，国人所追求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式的平等，诚信亦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具有严格边界的“关系”之中，诚信领域人性沉沦迫近底线[]，形成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公平诚信观尚需时日。第三，中西休闲体育文化的差异。静与动是二者差异的外在表现。我国休闲体育源起于农耕社会，追求生产劳作之余的养生、娱乐，以心灵调适为主，是一种更接近在真正私域范围展开的“私域的身体文化”[]。西方休闲体育在人与人的竞技性互动中追求个性的张扬，以规则上的平等追求人性的自由，具有显著的竞技特征。

尽管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人与人之间哪怕再不相同，文化差异再大，也是可以达到相互理解的[]，利奇（E·R·Leach）在缅甸的研究证明，不同族群完全可以共享同一文化[]。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西休闲文化、体育文化、以及休闲与体育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差异性所形成的冲突与碰撞正在逐渐得到消解。”[]正确认识文化差异，有利于我们深化对高尔夫教育的认识，采取积极的文化调适之方。

3 破冰之旅：高尔夫教育的内外兼修

文化强调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价值，在概念的逻辑意义上文化是内倾的。[]发展高尔夫教育是引领行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面临文化上难以调和的现状，高尔夫教育应沿着由内而外的思路，主动以文化品位提升的“内修”和教学改革的“外练”承担起人才培养的责任，以高尔夫运动的“再本土化”实现良性发展。

3.1认清本质，确立路径

本质上，高尔夫教育应有的宏图大志是与教育体制外高尔夫人才争夺生存资本，实现高级专业教育人才对当前低端产业人才的替代。高尔夫“从业人员数量与质量倒置”[]的现状决定了高尔夫教育具有较为广阔的前景，但目前人才与用人单位之间却互不满意。一位研究者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启发意义：一方面高尔夫行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达不到学生理想中的要求，致使高尔夫专业毕业生转行另谋高就，造成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尽管球技和赛事运作人才稀缺，但人才质量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专业课程设置没有突出核心竞争力，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其实“忽视”实践能力，既有主观上人才培养模式落后、课程设置脱离实际等原因，客观条件（如办学软硬）与英美等国亦不可同日而语。[]进一步思考，之所以人才的实践能力不足，并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原因，没有对内在的高尔夫文化培育，技术层面提升的追求显得缺乏根基。因此，内外兼修才是高尔夫教育的根本途径和优势所在。(www.xing528.com)

3.2内修: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转换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们需在对民族主义浓厚的文化“原生性认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给予高尔夫这一运动足够的文化尊重，以对他者的“文化认同”重构“他者”，实现其“再本土化”的文化转化。

我们认为，欲实现高尔夫运动的文化转化，需经历三个阶段（如图1）。首先，高尔夫作为贵族休闲运动经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尽管我们并不赞同将高尔夫作为“身份集团”的象征，但埃利亚斯对文明进程的研究及约翰·斯梅尔对英国中产阶级起源的研究来看，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中产阶级的趣味引领者潮流，在大众的模仿中逐渐普及，随之中国产阶级发展出新的趣味或行为方式。我国“中产阶级”迅速增长但并未形成稳定社会阶层[]，这一国情决定了高尔夫贵族化的长期性。第二，高尔夫教育是实现高尔夫大众化的中转站。从生存资本的视角来看，受高等教育者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蕴含着获取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巨大潜力，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他们是最能够承担起高尔夫发展的潜在群体。第三，高级专业人才进行高尔夫运动贵族化的重塑。随着高尔夫人才对产业市场和竞赛市场的占据，他们会成为社会高雅休闲文化的代言者，至此，高尔夫文化便实现了从本土化到“再本土化”的改造。

高尔夫背景文化的通识教育是实现从文化认同到“再本土化”的文化转换的关键。从贵族的休闲方式，到中产阶级的体育活动，背后隐含的是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深刻的社会变迁，如若对社会变迁置若罔闻而单纯追求高尔夫技术和礼仪等，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流于表面。那么，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旨在加深对高尔夫背后的欧洲贵族及中产阶级文化了解的“高尔夫文化”课程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如乔纳森·德瓦尔德的《欧洲贵族(1400-1800)》、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奥维·洛夫格伦和乔纳森·弗雷克曼的《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均可列入其中，以达到提升专业人才人文社会知识素养之目的。“当一个人拥有了文化能力，意即拥有了用以编码艺术品的代码，一件艺术品对他而言才具有意义和旨趣”[]，高尔夫这一“艺术品”同样需要人们以强大的文化能力去对其实现“解码”，只有经过文化层面扎实的通识教育，才能在了解高尔夫“是什么”和学会高尔夫“如何打如何管理”之后，明白高尔夫“为什么是这样”，才能在内在文化的熏陶之后呈现出外在的“贵族风度”，从而真正热爱这项运动并融入其中。

3.3外化：从文化之“体”到实践之“用”

如果把高尔夫文化比作教育过程中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体”，那么，认清高尔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转换的思路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如何通过高尔夫教育实践之“用”实现高尔夫文化的外化。

3.3.1 营造文化环境，培育高尔夫精神

以“文”化“人”被学者认为是高等学校体育文化环境建设的基本原则[]，对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高尔夫教育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包含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两方面的内容。物质环境的建设可围绕以下方面展开，第一，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争取学校及相关部门的支持，打造符合教学要求的场地。第二，配套数字化场地管理与运营平台。第三，提供教学专用场地和设施。精神环境建设上，加大高尔夫背景文化及赛事文化宣传，在师生中定期举行高尔夫文化研讨会，加强学校高尔夫课程的对外宣传，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创新性的高尔夫校园文化品牌。只有在文化环境的营造方面“软硬兼施”、常抓不懈，才能为高尔夫教育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3.3.2培养精专人才，校企“无缝对接”

高尔夫是一项由场地维护、赛事管理、俱乐部运营等多个领域组成的专业性、操作性极强的项目，因此，人才的培养重在精专。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校企合作。产业发展先于人才培养的现状决定了高尔夫教育必然采取与企业合作的办学模式，但如前所述，校企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让渡利益，就成为教育一方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面对校企合作的困难性，高尔夫教育需立足自身，提高人才的自我培养能力。要着力追求内涵发展：结合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根据自身优势规划课程设置。在具备一定场地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增加下场实践，通过身临其境的练习促进理论学习的实践转化，以角色轮转模拟的“条件实战”式的比赛检验练习效果。鼓励自主创业，深化对高尔夫产业的社会认知的同时，提升自身经济资本，在经济层面与高尔夫接轨。

3.3.3坚持全面考核，提升综合能力

考核是把控和检验教学质量的关键，从高尔夫教育的特殊性出发，采取特殊的考核模式。当下考核模式，主要还是以传统的闭卷理论考核为主，且题目内容多为常识背记而少有侧重应用能力的材料分析、方案策划等。之所以采取传统的、相对容易的考核，背后是高等教育“应试化”带来的对分数的追求，但对实践性极强的高尔夫来说，分数远远不能代表能力。高尔夫是一项对综合处理问题能力要求极高的实用性课程，单纯考核常识只能与社会需求脱节，从而妨碍学生以后的发展。首先，技术考核与认证考试相结合，比如，可以以“世界高尔夫协会”所给出的量化成绩为据评定技能，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也获得了专业资格认证。其次，突出能力考核，可以将考核分为理论考核和实操考核（技术和管理）。最后，注重平时实习的考核，比如每学期有1-2次实习，则需教师对实习做出量化评价，最终计入考核总评。这样，考核就不仅仅是坐在教室里冥思苦想教材中的内容，而是动用了学校、企业两方面的资源，包含了理论、技能、实习三方面的成绩，真正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4结语

维特根斯坦在《札记》中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高尔夫运动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固然有硬件短缺、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校企合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我们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差异甚至误读造成的。盲目为高尔夫教育大兴土木、以急功近利之心态片面追求人才培养的数量和速度，事倍功半。因此，教育者和学习者从自身出发，从文化层面认识高尔夫运动本土化过程中的抵牾，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实现对高尔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转换”是当务之急。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无论是西方高尔夫文化的内化，还是对当前逐利性文化潮流的反拨，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高尔夫被纳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中，既是因应社会对休闲体育的需求，也是建设我国“中产阶级文化”的需要，兼具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被纳入“百年树人”的思想之中，尤其是在高尔夫进入奥运的大背景下，积极谋求高尔夫教育的新发展，努力打造新时期高尔夫运动的高校品牌，是高尔夫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国情、校情为出发点，在承认为化差异的同时更须坚定文化自信，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大胆尝试课程改革，探索校企合作的新途径，形成新型高雅的高校高尔夫文化，才能实现高尔夫运动的“再本土化”，从而促进高尔夫产业发展、真正适应“休闲社会”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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