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学：寂寞与自由

谢志浩：大学：寂寞与自由

　

一

 

大学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修养和科学。重温洪堡的教导，有助于对陷入泥沼的当代大学进行必要的反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先生，对德国的大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研究。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大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负责人期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大学的传统渊源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岂偶然哉！

 

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在1809年—1910年间，写出《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普鲁士教育掌门人的身份和洪堡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阅读洪堡文献，那种紧张可以说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意无意间，流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蕴藉。

 

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机构才可望实现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寂寞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

 

陈洪捷先生指出：“洪堡虽然强调寂寞对大学的重要性，但对寂寞的含义并未作明确的说明。”洪堡对“寂寞”的含义，为什么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大概在洪堡看来，大学充满“宁静”和“寂寞”，这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近代意义的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世界史大家阎宗临先生指出：“自西罗马灭亡（476）至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语之为中世纪，意义非常单纯，仅欲说明连接古今，承上启下而已。”

 

十字军东征，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两大关节都与大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千年中世纪，充满着宗教氛围，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时代。千年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十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欧洲，若没有罗马教皇的“大一统”，也许就不会是黑暗的中世纪了，这只是近代欧洲人出于自大的一种浪漫想象。

 

依照这种“傲慢”的思路，在“黑暗”中世纪的中心地带——修道院，诞生近代大学，岂不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据说，早期的大学，往往由市镇的主教充当庇护人，教团司法官是大学的校长，神甫是教授，僧侣是学生。遥想当年，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世俗的力量，比如说朝廷，在教廷面前，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没有能力干预大学事务，大学的神圣性，最早来自于神权，大学的独立性，其实，也来自神权，既然大学是一种宗教组织，那么，在王权面前，不必表示谦卑。也许，这是欧洲大学最早的一种初始值吧！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高门大宅由于具有经济实力，慢慢掌控了部分地区的教会，顺带把大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总之，大学与社会之间，还有很大一块缓冲地带。具有超凡色彩的大学，才能成为象牙塔，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市民社会，没有足够的能量，不能对大学发号施令。“神学生”驻守着大学，在古老的修道院，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古色古香的老楼旧屋，无一不在暗示着，大学自身洁身自好，保持“象牙塔”的纯净。具有传统的大学，怎能没有一点老楼旧屋呢？

 

在中国，寻找与西方辈分相当的“大学”影踪，怕是就要穿越到宋朝的书院了。伴随着西学东渐，传统书院被格式化，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代中国高等学府，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只是西方大学的简单移植。

 

北京大学所在地，是燕京大学的故地，别看燕京大学主事者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聘请设计师擘画燕京大学，具有很深的悟性，总想着借鉴中国传统的园林之胜，整体上确实做到了古色古香，但对中国文化毕竟是模仿。燕园建筑，最遗憾的是没有显示出巍峨的气魄。当年，钱穆先生来到燕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毕竟是外国人设计的，临摹的很认真，欠缺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意。不过，天地翻覆之后，北大在燕园“筑巢”，图书馆与“静园”仅有一路之隔，两相观照，建筑意严重不足的“静园”，反倒古色古香，尽显古典园林之美。1998年之前，尚未经过百周年校庆包装的北大图书馆，执行勤俭建馆的方针，一派寒酸破陋之相。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机缘巧合，在下做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行在未名湖畔，一种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百年风云，涌上心头，临湖轩、斯诺墓、博雅塔、未名湖，不禁浮想联翩，穿越到了司徒雷登时代的燕京大学。随着燕京大学的消逝，北大师生也告别了红楼，来到燕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慢慢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快好省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盖了不少粗鄙不堪的房子，2003——2004年访学时，毗邻治贝子园、俗不可耐的第三、第四教学楼，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杰作”，从这里不难窥见大学品味的丧失。院系调整之后，燕园集中了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三位美学大家，不唯如此，燕园还是美学家的摇篮，涌现了李泽厚、刘纲纪、叶秀山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未名湖畔进行美学散步时，面对如此不堪的新建筑，不知如何承受这份视觉的折磨？

 

大学建筑乃大学精神的一种表征，大学丧失一股书卷和古意，大学师生的领地如此粗鄙，但是只要灵魂在高处，时时勤拂拭，还是可以克服的。以大学为扫荡目标的政治狂澜，不断冲刷和席卷着校园，大学师生又当如何自处？

 

北京大学的围墙，相对完好的是西墙和北墙，这些历经沧桑的围墙和古色古香的西门，绝对是北京大学的“门面”，象征着一所学府的尊严。但，门墙再高，大门再厚，也抵挡不住政治风浪的侵袭，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拔白旗、四清，无役不从，至于文革，北大则是“发祥地”。

 

北大保存完好的西门，乃燕京大学的旧物，后来建成的南门，与不少学校的大门雷同，不能与西门媲美，显示不出北大厚重的文化底蕴。1993年3月，主持工作的吴树青，力排众议，拆除北大南墙盖商场——据说这是北大“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正确姿态。自此大学沦丧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奴婢，一仆二主。

 

欧美学府多散落在幽静的小镇，这是因为西方大学多渊源于修道院。哪里有修道院，哪里就有高等学府。中国大学虽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很快适应了中国土壤，展示大学的中国性格——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中国的行政级别划分古来有之，但在1949年之后得到空前加强，哪怕是和尚道士，也都有行政级别。县长一般为“处级”，偶尔也有“厅级”，像北京的密云、怀柔，属于“正厅”级。普通大学校长是正厅级，有一些985大学校长属于副部长级别，这样一来，只有将大学安置在省城和地级市，才不至于因为级别不够而受到担待！这一点，从985大学和211大学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看得出来。

 

2000年秋，张清华先生应邀在海德堡大学讲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大学普遍设在大城市，欧美学府多设在边远小城。东西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是由历史和传统造成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来说，中国与欧洲之间，“宗教”、“城市”和“大学”三种文明的样式，迥然不同，判然有别。

 

中国学人来到异域进行学术交流，大概首先映入眼帘的，莫过于大学“居住方式”的不同——中国在“繁华都市”，西方在“穷乡僻壤”。针对西方“隐居的大学”，张清华先生发生感慨：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是地方。

 

2003—2004年在北大访学期间，最亲切、最喜爱的还是那些略显沧桑的老楼旧屋。未名湖畔的博雅塔，百年大讲堂后身的燕南园，无声地诉说着燕园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升腾与坠落、喜悦与忧伤。从燕园访学归来，发愿编辑一本有关大学的书——《守望大学》，多年过去了，这本《守望大学》的纸质打印本，还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河流里。编选《守望大学》时，师生切磋的乐趣自不必说，关键是做过一回“选家”，对大学的方方面面，诸如渊源与流变、制度与安排、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了绝非泛泛的思考。

 

比较而言，西方大学是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国大学则是文化移植的产物。西方大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何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大学能否接上中国的地气？有朝一日接上了，日益中国化了，才可以说中国的大学，否则，只能说大学在中国。

 

省思西方大学移植中国的历史全程，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文化传统，在大学的移植过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还是不够多，这是不能苛责前辈的。一方面，晚清七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博弈日趋紧张，大学在中国的落地，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节拍。中国大学的设立，既然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那么，首要的目标，也是完成富国强兵的使命。这样，大学的使用价值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大学自身的价值，长期被忽视，以至于隐而不彰。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在中国落地，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历史没有给中国大学一个自由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试想一下，欧洲大学近七百年的自然发育，在遥远的中国，浓缩在一二十年完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中国大学的诞生，主旨不在知识的增长、真理的发现和学术的好奇，而是为了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现代大学的使用价值，从一出生，便压过了它的价值。因此，不可能像西方学府或者中国书院，在幽静的地方盖房筑屋，荒江老屋之中，二三素心之人，抚素琴阅金经。

 

中国大学一出生，便设立在大城市，与变法相伴生，与国运相激荡，属于器物——制度——文化变革三部曲的有机构成。如此生态，如此格局，天然决定了中国政府“提携”大学的生态，大学在接受“提携”的同时，免不了受到政府过度的“干涉”，无一例外，每一次干涉，政府都认为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皆依托于政府，既想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还不愿意与政府距离太近，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何曾有过呢？

 

百年中国，曾有三位“大儒”建立了性格鲜明的“书院”，他们是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张君劢先生在云南大理创办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三位先生别有怀抱，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而创设书院，三大书院的人文理想，决定了其从一出生，就天然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大基地”。虽然在艰难的国运中，三大书院命途多舛，但，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三位先生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片赤诚，天地可鉴。

 

1949年，钱穆先生在滚滚的硝烟中，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理念主旨与三大书院相似。这四大书院，都是有“魂”的，这个“魂”就是“中华魂”。为中国文化招魂，乃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先生的大事因缘。

 

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四位先生，既是书院的掌门，也是“现代新儒学”四大家，岂偶然哉！四位先生办理书院的指导思想，君子不器，体用不二。深悲大愿是入读四大书院的前提条件。既然有志于成为君子儒，受苦、受累、受辱（高王凌先生语）则是一种必要的磨砺。拈轻怕重，贪求名利，岂能担得起来弘扬儒学的重担子！

 

反观设置在首都和省会的大学，就近方便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也免除了一种寂寞的心境。大学在西方是象牙塔，移植到中国，很容易来到十字街头，伴随着百年国运，载沉载浮。

 

欧美大学也不尽在小镇，哥伦比亚大学就设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该校与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和百老汇毗邻而居，周围有很多咖啡厅、书店、酒吧。一所学府处于这样的城市，位于这样的社区，依照中国的逻辑，可谓纸醉金迷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如何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置身纽约这种“巨无霸”城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拥有一份寂寞的自由，不会那么容易了……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如此热闹的地方，并没有丧失自我，也没有染上“喧嚣”的毛病。试想，没有寂寞的心境，怎么可能安静而从容地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呢？哥伦比亚大学有四所附属学院，其中两所为美洲犹太教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欧美大学即使没有神学院，也有一些老楼旧屋，令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古老的教堂，以及悠远的钟声。

 

欧美大学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开来的，众所周知，深厚的宗教背景是西方文明的底版。既然教堂是大学的发祥地之一，那么，现代社会中，大学祛除了教堂的神性，建立了现代的理性，但，教堂也不妨成为大学抵御庸俗市侩的一种标志性屏障，有利于大学师生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

 

大学的教堂是非常有趣的。也许通过教士的开导，面对圣母玛利亚进行忏悔，从而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吧！当然，大学的寂寞，并不仅仅表现为修道院的建筑，更多地体现在大学的心态。身处象牙塔的大学，还要面对现实世界，因为，欧美大学并没有围墙。

 

民族国家崛起之后，社会对大学寄予很大的期待。大学尽管往往脱胎于修道院，但相对于教会来说，大学依然是一种世俗的力量，象牙塔不是一个神性的国度，而是一个理性的国度。

 

大学正是生长在世俗与超俗、学袍与市镇、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生态之中。在这种多元生态中，大学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利用修道院的神权，抗击世俗力量的袭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让大学浸染了很深的民族文化性格，以便抗击神权的裁判。长此以往，大学在统一性与特殊性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世俗与神性之间，保持了一种适度的张力。

 

大学师生面对世界，更多地保持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内心充实的心境，就可以说是“寂寞”。“寂寞”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寂寞”，才可以成为象牙塔的“定海神针”。

 

大学对于世界而言，展示的是一种理性的心境。大学的理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这个纷纭的世界，进行冷静的思考。不是说，大学拒绝政治介入，大学介入政治，必然具有理性特征，体现大学的风格。大学教授即使身处十字街头，依然拥有象牙塔的理性，否则，大学就会异化成为一种政治组织。

 

纵览世界大学史，知名学府多为私立大学，不是偶然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自校友的回馈或者社会各界的赠款，校友和社会各界在捐款的同时，不可能轻易改变一所大学的规矩。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经费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欧美地区，厘定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界限，政府不可能因为拥有拨款权，从而“越界”对大学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但是在中国，既然经费来自于政府，政府也就拥有通过拨付经费、人事任命从而对大学拥有全方位干预的权利。如此一来，寂寞而宁静的心境，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大学在移植的过程中，没有将寂寞的情怀引进过来，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大学的创设，原本就是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利器”，大学对国家境遇有着高度的敏感。北京大学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北京大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民族国家的成长，贡献独多且大，这正是蔡元培先生赢得声誉的原因。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先生希望北京大学能够涵养一种精神品质、学术品格，蔡先生谆谆教导北大学生“为学问而学问”、“救国不忘读书”，但是，北京大学最终并没有服膺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反其道而行之——“读书不忘救国”。北京大学的传统，突出在“爱国”，使得北大成为一所高度政治化的大学。蔡元培先生具有中国大学保姆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这种传统，引起其他大学仿效，影响所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寂寞心境，一直没有在内心扎下根来。

 

回首往事，也许个别教授具有寂寞的心境，但是，中国的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敏感反应，导致大学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呈现高度紧张，不能保持适度的张力。即使拥有围墙，都不能让大学成为真正的象牙塔，更别说将围墙拆除了，十字街头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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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唯政治和经济马首是瞻，独立品质成为一种稀有元素。要是在中国大学校园寻找“寂寞”的心境，怕是要失望了。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味的“喧嚣”，大学在“喧嚣”之中，获得的只是一种同质化的时尚，至于大学自身，已经迷失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林中路。

 

二

 

如果说寂寞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美好心境，那么自由便是大学的本质特征。身处十字街头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具有尊严的象牙塔，关键的因素在于——大学是自由人的自由组合。

 

在教皇眼中，欧洲最早的大学只有论证上帝存在的自由。说实在的，这不是一种自由，毋宁说是一种义务，如果任由此种情形长期存在，大学岂不变成了教会的附庸，神学的婢女？大学的诞生，与十字军东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长达二百年的征战中，天主教圣徒从穆斯林和拜占庭东正教徒那里，见识了天下之大，知晓了罗马文明之前，尚有一个希腊文明，希腊的发现，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从此以后，真理的探寻慢慢成为守望在修道院神学生的一种自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欧洲，也点燃了大学这盏灯。“神学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所不言，无所不思，以至于有一天，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学对自由的向往。

 

回溯欧洲大学史，“教会”是大学的一大源泉，“行会”也是大学的一大源泉。最早的大学，既体现神本主义，也流淌人本主义。神本主义来源于“教会”，人本主义来源于“行会”。脱胎于教会的大学，一般存在神本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上“三种主义”长期博弈，相克相生，相辅相成，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直到今天，大学也没有把“教堂”请出去，现代科学为信仰留下一定的地盘，正如历史上，信仰也曾为科学留一条生路。科学与宗教，有着殊胜因缘。

 

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大书：自由、平等、博爱。如果丧失了自由，大学还成立吗？在洪堡看来，自由是与寂寞相媲美的高等学术的两大组织原则。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自由是大学的本质。洪堡为了保证大学充分享有自由，从大学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两个方面进行厘定。谢学友将大学的外部生态，称之为“大气候”，将大学的内部生态，称之为“小气候”，相比洪堡，更加简洁。

 

就大学的外部生态来说，显而易见，一个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师生拥有寂寞的自由，无所不言，无所不思，总有一部分言论不合时宜，不可能全部符合社会主流时尚，有时候，还与主流意见相悖。哪怕甘愿做政府的智库，也不能一味迁就政府，什么好听说什么，更不可能政府出题目，学者得出的结论，正好是政府喜欢听到的意见。智库失去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能力，也许需要追究的，不是申请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人员的个人品性，更应该思考，少数人的权利是否受到尊重和保护，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得出有悖时尚的言论，是否得到社会的宽容。

 

自由的敌人正是专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有迫害言论自由的习惯。苏联在生物学领域长期落后，德国丧失世界学术中心地位，不是偶然所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正是思想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结果。

 

中国大学史上，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由来已久。这种情形，民国就有，于今为甚。可怕的是，持之以恒的干预，使得大学异化成为一种行政机构，权术胜过学术，某种意义上，学术已经成为“校园政治”的花瓶。只要具有“政治正确”，就可以获得课题，晋升职称，住上房子，得到票子。这种情形，所占比例不用有多高，只要有一点，就会鼓舞更多的人，依靠学术以外的力量，运用“政治正确”，分享“政治红利”。

 

如何将劣质的大学生态转换成一种良性循环？依托上级下指示、发文件，是不大可能的，依托于习惯看上级眼色的大学校长，怕是也不顶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劣性循环的一个推动力量。

 

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方兴未艾的博客、论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比方说，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以及由燕南、天益演变而来的爱思想，还有一度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为学术共同体的发育成长，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就大气候而言，难以说有多么乐观，但吾辈也不必悲观，抱有谨慎的乐观，不抛弃，不放弃，只要立志往正确的道路去走，路长些也没有关系，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从大学的内部生态，即“小气候”来看，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对大学师生非常关键。这种自由既受制于大学的外部生态，也受制于大学的内部生态。文明史上，“大气候”和“小气候”之间的关联十分有趣。如果抱有悲观的态度，“大气候”长期欠缺自由，“小气候”通过什么路径获得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此种情形长期困扰着大学，难道大学师生就不去追求自由了？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先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说有多好，有时候还很糟糕。蔡元培先生有何神力，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把北京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的大本营呢？

 

有人将当今社会生态与蔡先生所处环境进行简单比附，这恐怕不大合适，因为两者之间不大具有可比性。把蔡先生身处环境理想化到一定程度，那么，是不是当代校长穿越到民国，替换蔡元培先生，依然可以干的很好呢？为了突出蔡元培先生的功绩，从而不顾历史事实，将其神圣化，未免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慨叹。

 

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态，的确至关重要。蔡元培先生能够发挥个人魅力，必然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先生所处时代还比较粗糙，环境能够容纳教育家的个人魅力。言外之意，当今之世，制度定型，不能进行自选动作，只能依照规定动作，因此，大学校长的空间有限，天花板太低，难以展示自身魅力。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面对一所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学，应该尊重大学的传统，在对传统的守持中实现大学的发展，而不是急于改变大学的传统，更不能任意摧毁大学的传统，因为，大学是一种长期的文化建设。如果一所大学正处于塑造传统的关键节点，一位真正的大学校长，肩负着塑造大学传统的光荣使命，择善而从，乘势而为，蔡元培先生正是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来到了一所至关重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蔡先生一生，乘愿而来，了愿而归。

 

大学的内部生态，由校长、教师、学生三方面的力量组成。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内部生态的养成，至关重要。蔡先生来到北京大学，雍容脾气秉性各异的教授，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蔡元培先生传承了德国古典大学观，主张大学应该是纯粹科学的研究，蔡先生心中的纯粹科学，指的是理科，至于工科，蔡先生以为属于理科的应用，不够纯粹。蔡先生断然取消了北京大学的矿科，将有关系科的师生转往北洋大学。

 

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却不能包容矿科，此举非同小可：一方面，奠定了北京大学以文理擅长的传统，另一方面，工科一直是北京大学的短板。1946年北京大学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到北平，短暂设置过工科，但是1949年以后工科又被转往其他大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进入战国时代，抢滩占地。2005年，北京大学决定设立工学院，在谢学友看来，北大要祛除“蔡元培限制”，塑造工学传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谈何容易！

 

蔡元培先生具有通才的视野，不受学科限制，伦理学、美学、哲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都为蔡先生所关注。不妨说，蔡先生也是一位具有浓厚百科全书情结的学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代通人，采取断然措施，致使北京大学失去了发展工科的传统。也许，蔡先生独上高楼，比凡庸之辈，站得高，看得远，能舍才能得，北大舍弃矿科，或许更有利于树立纯粹科学的传统。

 

1949年以后的大学史，具有大家风范的好校长，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但也不是一位都没有。匡亚明、朱九思、管惟炎、刘道玉先生，具有宽广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匡亚明、朱九思，属于政治家办大学，管惟炎的情况与竺可桢先生类似。有人把大学办不好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校长的工科出身。梅贻琦先生不就是学机电的吗？工科背景没有阻碍梅先生成为好校长呀！

 

问题在于，不具有梅贻琦先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境界，一方面私心作祟，另一方面，对各门学科，欠缺通识。这样容易造成一种局面，通过申报课题、申报博士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争取基金和项目，让校长所在的专业成为重点学科，从而获得跨越式发展。但这种跨越式发展，往往是以其他学科受到摧残和冷落为代价。

 

当然，校园政治可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另外一个专业拥有一位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校长就要对院士另眼相看。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院士是一种极其稀缺、特别昂贵的资源，只要打出院士的名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定灵光，大概只有中国大陆才可以看到如此奇异的景观——七老八十的院士，还在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此一来，学校里面没有院士的专业自然受到冷落，不容易得到基金和项目。杨振宁先生谦逊地说，自己早就退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反观大陆，还在宣扬八九十岁学者，如何老当益壮。

 

当然，老校长退休，新校长履新，受到冷落的专业或许会有翻盘的机会。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学科受到的是折腾，还指望着获得自由？在这种态势下，校长出以公心，拥有开阔的心胸就太有必要了。现实的情形是，与其由一位不具有公心和通识的专家担任校长，还不如由一位“政客”担任校长，各门学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

 

一位好校长对大学的自由发展非常关键。近代以来欧美通行的大学理念，一贯是自由教育。大学老师自由的进行研究，自由的讲课，自由的讨论。学生的学习也是自由的：自由的转系，自由的选课，自由的读书。既然大学培养具有优美常识的通人，那么与自由教育相匹配的就是由通识课、主修课、辅修课、选修课组成的相辅相成的系统。

 

近代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洪堡指出：大学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因为在洪堡看来，国家是威胁大学自由的最主要因素。国家不是空泛的，而是由党派构成的政府政策来体现的，政府对大学自由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利用制定政策的便利，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直接在大学活动，出面控制大学。洪堡接着说，如果这种情形在大学出现，那么大学的自由便会荡然无存。蔡元培先生继承了洪堡的这一思想，坚信政府不能包办学术和教育。

 

“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

 

洪堡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迷思”，以为摆脱这种情形，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国家出面制止。一方面，洪堡要求国家尊重科学研究的特性，尽量避免对大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干预大学中有可能存在的门户观念和行会风气。国家与大学的关系设定中，国家被赋予的责任极大，但是权力极小。这样，要么由于国家尽量减少干预而出现放任自流，要么由国家出面避免大学里面的门户观念，从而顺理成章地对大学进行控制。所以，洪堡预设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毋宁说说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这种平衡。

 

学术发展史中，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避免“学阀”的产生，正如企业的发展和集聚，难免出现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一样。“学阀”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学阀”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自由生长的环境，怎么会成长为“学阀”呢？经过多年奋斗成为“学阀”，利用垄断地位打击异己，无疑会阻碍学术的成长。

 

“学阀”换一个名称，还可以称之为泰斗。泰斗的观点会受到极大重视，还不断强化。一位泰斗长期主持工作，即使泰斗处事公正，也难以避免压制异端学术思想的嫌疑。泰斗心胸狭隘，加以近亲繁殖，就会形成泰斗高高在上，门生众星捧月的态势。持有相反观点的学者与泰斗共事，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泰斗掌握学术资源，主持学术团体，编辑学术期刊，操控学术课题，长此以往，简直要成为一位“学阀”了。

 

1930年蔡元培先生为《教育大辞书》撰写“大学教育”词条：“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指出：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政治考虑的往往是现实问题，学术思考的往往是长远问题。大学教员自由表达学术见解，不受宗教或政党的拘束，这才可以说大学的外部生态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专制的。蔡先生成为近现代学术文化保姆，实在是一种“偏得”。蔡元培先生1912年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明确教育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要是不具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和高明的境界，恐难做到。

 

191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不论采取何种教育方针，都会对大学的走势产生深远影响。蔡先生如何办理北京大学，学界关注，万人瞩目。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师生喜遇先生蔡，蔡先生很快就交出了一份流淌着温情的答卷。

 

蔡先生回首平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总结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

 

1928年，蔡元培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直至1940年在香港逝世。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时，与主持北京大学时相比，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蔡先生秉持的理念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给蒋中正捎句话——国民党不能包办教育和学术。

 

1928年，竺可桢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就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对于蔡元培先生无为而治有着深切体会。1936年—1949年，竺可桢先生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所竺先生主持的“流亡大学”，被李约瑟称誉为“东方的剑桥”，绝非侥幸所致。

 

竺可桢认为“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竺可桢亲属中有不少政府高层人士，但竺先生坚定地认为，学术与政治总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胡适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先生和前任蒋梦麟一样，深受蔡元培先生大学理念的熏陶和濡染，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奉行的理念不外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蔡元培先生以及蔡先生事业的继承者表达一份温情与敬意。

 

结语

 

回首已是百年身。从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对欧洲和中国大学史的梳理，阐释和理解大学，何以具有寂寞和自由？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古典大学理念成为蔡元培大学思想的一大源泉，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成为大学中国化的一种有益尝试。梅贻琦、竺可桢、胡适，继承并光大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思想。

 

韩水法先生慨叹《世上已无蔡元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蔡元培先生被视为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这就出现了“蔡元培悖论”：既然是一座高峰，晚辈难以逾越，暗含了学习蔡先生的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尴尬的局面：一边把蔡元培先生推崇为一代完人，一边对蔡元培先生的理念弃若敝履。

 

200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0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一十周年，谢学友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记得题目叫做——《大学应有寂寞的自由》。

 

201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1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二十周年，谢学友以一本小书，纪念蔡元培先生，小书的名字叫做——《叩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