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大学的基本特质,大学：反思与重建

谢志浩：大学：反思与重建

　

引子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乃西学东渐的结晶。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算起，历经百年风雨。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教育家，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确立了蕴涵“包容、民主、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形成了中国大学的良风美俗。

 

1949年以后，中国大学传统通过院系调整，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格式化了，自此，中国大学走上一条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的独特路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学进行院校合并。院校合并看似与院系调整分道扬镳，实则殊途同归，思路相通，这次“整合”，并没有对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进行必要的反省，可以想见，对中国大学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后果。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主事者寄予厚望，希望北大等著名学府，用不太长的时间，争取2010年前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展开，此后，“争创一流”与“院校合并”捆绑在一起，成为促进中国大学“做大做强”的两大助推神器。

 

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中国大学，处于新的历史节点，很难沉静下来，回顾所来径，进行初步的反省：目的与功能、激励与约束、调整与合并、路经与选择、速效与比慢、教学与研究、一流与底线、重点与普通、校长与书记、国立与私立、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改革与守护、世俗与神圣、独立与依附、包容与褊狭、科学与人文、大楼与大师、校庆与纪念、喧嚣与恬静、社团与讲座。大学值得关注的，当然不止以上这些问题。

 

本文的主旨，意在回到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先贤那里，温习大学的传统与精神；阐释“院系调整”与“院校合并”的背景与理念；规劝大学主事者，让“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回到理性的轨道，建设大学的底线。

 

一

 

中国现代大学作为晚近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文化单位，自有其世界大学的一般性。欧洲大学以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为早，这些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风韵，又都有着共同的大学理念与人文关怀，正如肖雪慧老师在《大学之魂》中指出的：“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

 

学术界公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的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先驱是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但中国大学并不仅仅是西方大学在中国的简单移植。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诸位先生，并没有在留学欧美时把中国文化传统格式化，作为亦新亦旧的一代，他们努力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行融合。

 

梁治平先生在《法辨》中指出：“虽然中国的进入现代社会不得不以学习西方开始，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传统结束。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

 

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大学中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为现代大学提供本土经验。中国现代大学的圣人——蔡元培先生是一个具有古典情怀的士人。蔡先生深厚的国学底蕴，不仅不是先生形成现代大学理念的阻力，反倒是一种推动力。百年中国大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先贤——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守先待后、文化自觉，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形成了中国大学的文化风格和精神传统。

 

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就是现代中国大学的绝好注脚，堪称百年中国大学史上的经典篇章。梳理中国百年大学史，惊喜地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不论是教会大学，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定型之后最不济的也达到了现代大学的底线。何怀宏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一书，不无沉痛地指出：“民国时期的伦理学还是保持了一个较高或较纯粹的学术水准，即便较差的研究也不会太差；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多年里，伦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几乎被政治而且是被时政、被政治运动与斗争所淹没，即便较好的研究也无法太好。”

 

这番话，是何怀宏先生针对北大伦理学学术史的情况所说的，将何怀宏先生这段话放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除了考古学，大体不差。如果不进行纵向比较，意识形态造成的学术断裂和脱臼，尚不明显。随着民国学术著作的不断翻印，往书店和图书馆一摆，高下立判。

 

何怀宏先生保持了可贵的理性和良知，民国学术著作即便再不怎么样，也保持了一个基本的水准。某种程度上也从侧面回答了：民国大学再不怎么样，也有底线。民国大学风神潇洒，气韵生动，原因在此。

 

蔡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让人感念的地方特别多。老人家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但蕴育了一种自由的风气。北大百年庆典，自然又引发了对老人家的怀念。遗憾的是，这种怀念仅仅停留在庄严的仪式中，老人家的大学理念和人文关怀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所好大学，必有好校长。好校长是好大学的灵魂，回顾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先生如何当校长，当今大学校长作何想！？一所好大学，必然有出活和好玩的教授，翻看一本老大学校史，大学教授的神采和个性，跃然纸上。

 

20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有趣的教授，如过江之鲫，哪怕被人诟病为“学店”的野路子大学，也不乏光彩照人的教授；20世纪下半叶，有趣先生何处寻？有趣教授日渐稀少，与“大气候”和“小气候”，也即大学的外部和内部两种生态，有着莫大的关联。环境是一个大容器，这个容器对“个性”和“风采”有排异反应。

 

知识分子应该是大学的守护神，人文知识分子在大学有着重大的使命和担当。张斌峰先生提出：“中国大学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营建中国新文化”。郑也夫先生说——“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社区”。“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群体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应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社区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冲突，追求一种更博大的文明，那么这一社区只能是大学的校园。”

 

当代中国，有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着大学，使之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社区，这样看来，蔡先生所开创的大学传统突然被“格式化”，也不再令人费解了。

 

有一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对“法学硕士考试模式”向“法律硕士考试模式”靠拢表示不满。学院召开座谈会，没有一位老师赞成这一实用化的考试取向，老师的呼吁不仅改变不了现状，而且，加速了向“法律硕士考试模式”滑动的进程。贺卫方先生十分愤怒：“即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是这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式乃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旨。这样的情况表明在有关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二

 

1949年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与之相适应，中国大学建立了新的格式。细细品味这“新”的一页，中国大陆有教育行政而无教育事业，有教育政策而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错了，而是没有教育思想。“言有易言无难”，不过，于光远先生此说，启人深思。有教育思想和无教育思想，两种有分歧的说法并存。若说有教育思想，那么这种教育思想的内涵是什么？若说没有教育思想，手头一套《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八卷写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说“教育”？关于这个问题，分歧可就大了，有人以为“启蒙”是教育，有人以为“蒙启”是教育。这种“教育思想”，与古今中外比，确实比较奇特——泯灭教育，以前种下某种“因”，现在不收成某种“果”，那才是反常的。

 

20世纪下半叶，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大学传统被彻底格式化，用“专业教育”替换“通才教育”，用“技术至上”替换“大学之道”，大学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以往大学的独立品格不复存在，教育家被改造成党的教育工作者。这是彰显共性的年代，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将个性格式化。包容、自由改换成褊狭和专横，教授通过“洗澡”，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丧失殆尽。学生成为长不大的“巨婴”，既丧失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也失去对未来的想象力，以“螺丝钉”或“适销对路的产品”作为大学的培养目标。大学教育的价值理性降格为工具理性。包容的理念，民主的安排，自由的空气，对大学而言，已经很是陌生了。

 

1952年院系调整是中国大学的一次历史性转型。如果说蔡元培先生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通过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促进了中国大学传统的形成，那么1952年的院系调整，则是对大学传统一次彻底的格式化。

 

1952年的转型，抛弃了20世纪上半叶的传统和积淀，塑造了一种新的大学生态。百年中国大学史分成两个时段：1900—1949年，1949年迄今。前一个时期全面向欧美学习，第二个时期向苏联学习。事实并非如此。194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表面上向苏联学习，实际上蜕化为一种“以吏为师”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全控主义。

 

理性审视中国的大学，在全控主义统辖下，大学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制度安排侵蚀着大学的机体，大学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双重附庸，并呈现着三个症候：没有尊严、理念狭隘、操作僵死。王元化先生指出：“与过去相比，今日大学已成官场，大学不再以学者为荣，举行校庆时，竟以官阶相炫。”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学合并，依然延续政府做主的传统。当然，在主事者看来，此举属于正常的管理。既然大学属于国家事业单位，那么政府履行职能，进行正常管理，乃题中应有之义，再正常不过。

 

1994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主持“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确定了“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合作办学、协作办学、转由地方管理”等五种形式的改革方案。1997年明确提出了“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的“八字方针”。

 

主事者以为，大学小而全，对不起党和人民，就应该扩大规模，只有扩大了规模，才能提高层次。实行了“八字方针”之后，大学动不动就达到两三万人，从规模上确实达到了“世界一流”。遗憾的是，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从扩大规模开始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现代大学理念，还非常陌生。这样合并起来的大学，很难做到优势互补。大学没有独立精神，大学合并体现了党的意图，并由政府来实施，哪里容得下大学的理性考量和独立判断？再者，严重政治化、行政化的中国大学校长，谁又愿意由“婆婆”变成“媳妇”呢？所以凡是经历合校的大学，都曾经受磨合的难耐和痛苦。

 

当代中国大学的生态格局是20世纪50年代通过院系调整形成的。主事者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有名望的综合性大学拆开，分出诸多系科。清华大学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师生，调整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顿添多位名教授，成一时“盛事”。但，北大并没有因为名教授的到来而更加繁荣。

 

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大陆所有大学的哲学系，奉命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哲学系一时成为全国唯一的哲学系，汇集了汤用彤、胡世华、贺麟、郑昕、容肇祖、汪子嵩、任继愈、邓艾民、齐良骥、王太庆、黄楠森、晏成书、杨祖陶、王维诚（北大）；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张岱年、任华、王宪钧、邓以蛰、周礼全、朱伯崑（清华）；洪谦、张东荪、吴允曾、王毅（燕京大学）；汪奠基、李世繁、王锦第（辅仁大学）；许宝骙（中法大学）；黄子通、周辅成、江天骥、张世英、陈修斋、石峻（武汉大学）；宗白华、何兆清、苗力田（南京大学）；朱谦之、马采、李曰华、容汝幌、方书春（中山大学）等四十五位学者。

 

吴湘在《北大哲学系1952年》序言中说道：北大哲学系就像得到一笔“横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吴湘先生遣词造句，很有分寸，既然是“横财”，试想会有美好的结局吗？汇集在未名湖畔的先生们，没有获得寂寞的自由，生不逢时，生正逢时，横遭不幸，饱受摧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体存在三种大学类型——教会大学、国立大学、私立大学。20世纪下半叶，“时间开始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伴随着批判《武训传》的声浪，化“私”为“公”，私立大学的双壁——南开、厦大，正式成为国办大学；民国年间的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进行深入的拆分，最后成为仅剩文理两科的“综合性”大学；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而“关停并转”，学校被关，校址被占，人员遣散，迎来无言的结局。

 

院系调整之后，诞生了许多专科学院。舞蹈学院、电影学院、戏剧学院、音乐学院、政法学院、财经学院、民族学院、工业学院、农业学院、林业学院、钢铁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邮电学院、气象学院、航空学院……主事者相信，这些学院可以更快更好地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计划经济、国家分配、建设者和接班人，三种力量的作用之下，大学生成为螺丝钉。(www.xing528.com)

 

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诞生的当代中国“大学”，若在民国，大多不具备大学资格，只配称之为“学院”。很长一段时间，新中国教育主事者，也让这些学院保持了“低调”，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些学院不甘寂寞，纷纷将“学院”改成“大学”。

 

文科和理科之间被割裂得非常厉害，文科和理科各自的学科之内，也不通音问，邻里相望，老死不相往来。至于视野狭隘，思路闭塞，宛如平常一段歌。江晓原先生指出：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分工日益细密的必然后果，但在中国表现得特别严重。多年来强调将人加工成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以便被拧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心智的开发、人格的养成，往往被抛到一边。

 

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主导院校合并，主事者恍然以为，添加一点文科，就成为综合性大学了，如此一来，“中文”、“新闻”、“法律”专业，纷纷落户科技类大学。“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于1994年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看的出来，这一举措蕴含着向历史回归，但也只是从形式上回归罢了。

 

由此可见，欠缺完整、纯粹的现代大学理念，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院校合并”，毋庸置疑，都会使大学尊严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先生，对大学的自由，一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关切。章开沅先生说：学术自由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学术自由，只能培养庸才，培养不了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才。人们常说，要培养创造思维。如何培养创造思维？如何给创造思维以良好的环境？这就是需要学术自由，不能堵塞创造思维的空间。引导与学术自由不是绝对对立的。我在位时，要求教师追求学术自由，给教师以宽松的空间。我常对教师说，政治责任，我负责，学术水平，你负责。总之，在大学，应该是校长有自己的追求，学校有自己的追求，教师有自己的追求，学生有自己的追求。

 

中国大学的调整与合并，得以建立的一大前提便是大学的依附性，具有依附性的大学，随着社会时尚而“随风起舞”，在政治和经济的暴风骤雨中失魂落魄，大学的底线都难以坚守，何谈世界一流！

 

三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主事者希望北京大学带头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掀起了一股巨浪，引发了巨大的回响。教育部迅速落实，搞出了一个985工程，从这次大会开始，中国大学养成了一个新习惯——言必称“一流”。

 

1999年，北京大学成立“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办公室”。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紧随其后，纷纷表示要在2010年左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2017年校订这篇稿子，距离2010年的“大限”已经过去七年，985大学依然奋斗在争创“一流”的大道上。这时候，应该由一位主事者修订时间表，好让985大学有足够的时间鼓足勇气，力争上游。

 

主事者为什么提出一流大学？有人说，这是高标准，严要求。一流大学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是争创来的。“争创一流大学”仅仅是落后大学向先进大学学习的一种姿态。比学赶帮超。

 

但是，一流大学不会“大跃进式”的膨胀，其本身是人类文化的积累，历经岁月磨砺、时间陶冶是必不可少的。传统是一种财富，历经沧桑的大学，锈迹斑驳的老楼，苍翠的常青藤，清澈的“康桥的柔波”，牛顿、达尔文走过的草坪，所有这一切，亲切而美好。

 

大学是不断流淌的溪流，大师和老楼成为一种互相欣赏的审美存在。优秀的大学穿越时空隧道，步履矫健、神采奕奕地走到今天，可以说，大学几乎满足了人类对“乌托邦”的所有美好想象——真善美。

 

大学的传统不是枯燥乏味的“数字”和没有人情味的“设备”所能够传达出来的，大师才是学校的灵魂，老楼旧屋则是大师永久的居所。一位朋友在谈到自己的母校时，表达了对“老楼旧屋”的不屑。不曾走进大师的灵魂，对“老楼旧屋” 自然没有感情。一所大学的校长、教授对“老楼旧屋”没有感情，只能说住筒子楼造成的巨大伤害和心理阴影还没有抹去。

 

一所大学的老楼旧屋，象征着学校的传统，理应受到关爱。燕京大学“燕南园”，北京大学“红楼”，清华大学“工字厅”，都是一所大学灵魂的居所。令人遗憾的是，“红楼”一度是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工字厅”用作会议室，“燕南园”依旧，可供发思古之幽情。北大的老楼旧屋，以前是燕京大学的旧地。历史也许采取了一种奇特的方式，通过北京大学的鸠占鹊巢，宣告两种大学传统的消亡。

 

大学比拼的是韧劲，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历经八百年的沧桑岁月基业依然常青，奥妙何在？这充分说明了大学的人文特性。文火慢熬，需要的是时间。

 

杜维明先生在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面对流露“一流大学情结”的北大记者，中肯地指出：在大学做研究，还有一种“比慢”的精神。北京大学提速快跑，“只争朝夕”，哪里能慢下来呢！慢了，项目、课题、基金就都没有戏了。

 

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折射出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焦虑。围绕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争论，极有可能成为一件有利于中国大学改革的好事情，至少可以通过讨论加深对大学自身的认识。

 

夜深人静，志浩望着厚厚的《北京大学改革文献》，感慨万千。这么多人文学者怎么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钱理群、李零、陈平原对改革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并不属于“改革的反对派”。李零对大学的现状很不满意，希望放虎归山，反对将大学办成养鸡场。钱理群、陈平原更是如此，可以说，两位先生对大学的渊源与流变、传统与现实，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

 

由于欠缺“包容的理念”，致使讨论半途而废，戛然而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实，首先应该探讨大学的底线伦理，然后才是大学的路径和选择，这是改革者不愿面对但又必须面对的。张维迎在北大改革中充当了急先锋，但在讨论中，张维迎不得不面向大学自身，最后出了一本《大学的逻辑》，返本开新，守先待后。

 

中国大学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之中，“大学合并”、“争创一流”、“大学扩招”、“北大改革”，一波连一波，在波澜的背后有着惊人相似的观念。秦晖先生指出：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在社会潮流面前，大学扑朔迷离，以至于失魂落魄。中国大学早已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自从北京大学大张旗鼓庆祝建校一百周年，许多大学也喜欢庆生。庆生大会上不忘回顾光荣历史，更不忘表决心：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创一流大学。华美的言辞，包裹不住思想的贫乏和精神的缺失。对前贤的大学理念与人文传统，失去温情与敬意，在校庆致辞中，频频出现“大官”的名号，这是对大学传统的粗暴践踏，特别是在重温大学传统的紧要关头。

 

如果大学有真正的传统，这种传统哪怕很少，后辈但凡有一点“敬老尊贤”的意思，那么传统也是不会轻易断线的，也会传下来。大学元气淋漓、气韵生动，充满真善美。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员工，沐浴在传统中，享用着传统，同时又创新传统。真要继承大学的传统，虚心向前辈学习就可以了。否则，大学传统便会变成“校庆文稿中的传统”，一种“纸面上的传统”，怎么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呢？

 

“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着功利主义倾向，把大学当作一种物质性的东西，仅仅注重大学的使用价值，没有注重大学自身的价值。在本质上，大学是一种带有神圣价值的地方，摒弃了大学的价值，带着实用主义的眼光，在计划经济时代，把大学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颗螺丝钉，在市场经济时代，把大学当作发财的资本。

 

“211”榜单，学术声望极差的工科大学排在有声望的综合性大学之前，就是一种倒错的价值观所致。重视大学的使用价值，铁证如山。工科大学拥有众多实验室，也有效益不错的校办工厂，使用价值远远高于有着著名教授的文理综合性大学。教授是一所大学的价值，实验设备仅仅是一所大学的使用价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实验室”的价值大于“教授”的价值，工科的价值大于理科和文科。这么看来，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被踢出“211”，顺理成章，不值得大惊小怪。

 

大学连底线都难以达到，遑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涵盖包容的理念、民主的体制、自由的文化。包容的理念，要求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民主的体制，要求教授治校；自由的文化，不仅体现为社团活动的丰富多彩，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还有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自由探索。

 

本末倒置，行政成为学校的主体，这当然是一种错误观念，也是院系调整以来大学没有办出水平和特色的一大因素。设想一下：是现在的大学还是西南联合大学物质条件优越呢？答案不言而喻，今时最不济的大学，也比昔日联大强太多。中国大学亟需建设底线伦理，而不是急着争创世界“一流”。不必“汲汲于改革”，而去守护大学传统，“守护”比“争创”要体贴而温暖。

 

没有尊严的教育，似乎总是为时代而奔波。大学原来为政治服务，市场经济惊涛拍岸，大学又尽心为经济服务，可谓一仆二主。

 

中国当代大学立志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其情可悯，其状可怜。失魂落魄的中国大学到底拥有什么精神？大学的生态系统能否恢复良性循环？摆在面前的问题，哪一个也不能轻易放下。恢复中国大学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兹事体大！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大学，当务之急是寻找她的精神家园。

 

难道没有大学校长进行努力吗？平心而论，有的校长有心无力，回天乏“术”，欲为而不能。提到中国大学的改革，时贤的议论，集中在诸如紧缺的经费、破陋的筒子楼、课程和教材的革新等，这些问题仅仅是皮毛，问题的根本在于：教育生态圈出了问题。劣质的教育生态圈，致使大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教育和政治、经济、社会还处于劣性循环，大气候还没有根本的改观，小气候中纲举目张的‘纲’也没能解决。诸如教育的理念、大学的个性还没有被提上议程。

 

大学校长要有学者气质、大学理念、纯正品格，这么多规矩，是不是在为难大学校长呀？现今大学校长要筹款，与银行打交道，难免有商人气息，与官厅打交道——再加上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级别的官厅——难免有官人气息。商人气息和官人气息，都在挤占大学校长的学者气质，这也是事实。

 

要想产生和成长大批教育家，首要的措施是改变劣质的教育生态圈。现今这个圈依然杂草丛生，荒芜不堪。为什么到现在这些问题都没得到解决？说来话长，简言之：在中国，究竟要建立自由的大学，还是要建立专制的大学？

 

中国大学的重建，既要重温老大学的理念，继承老大学的遗产，发扬老大学的传统，也要对1952年以来，吴玉章、匡亚明、朱九思、刘道玉等好校长的治校实践，进行深入的梳理。那种“只有把1952年以后的大学格式化，中国大学才能办好”的思想，只会损害中国大学，因为既无必要也无可能。重建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守先待后。也许树立了一分为三、三生万物的观念，现代大学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杨云龙学友参与文稿的梳理、修改和校订，选自《叩问大学》，是书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