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视角下，高校教师发展与知识权力增长

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思路和理论预设认为，社会发展对知识生产有决定意义，例如，权力因素对于学术资源配置的制约，知识产生过程中受历史因素的制约，学术共同体中存在内在秩序和固有体制，展现的是知识生产的“社会化”场景。专门以知识（创造知识、传递知识）为职业的教师需要劝服别人接受他们的知识^[19]（学生、同行和社会），在别人接受其知识的过程中，教师就获得了权力。高校教师发展是教师能力的增长，也是教师权力的增长过程。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高校教师发展并不是像福柯那样分析教师如何被知识所教化、知识如何控制和规训学生，而是主要关注教师如何更好地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以提高教师的影响力，从而推动教师发展。

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学者的专门知识是一种独特的和至关重要的权力，它赋予组织中的某些人以独特方式控制他人的能力。在高校内部，一般意义上讲，“知识权力”是流行的现实。意即，最充分拥有知识的人有最充分的发言权，反之则没有发言权，任何领域中的决定权应该掌握在有知识的人手中^[20]。

首先，获取知识权力的认可是成为高校教师的前提。在现实条件下，在成为高校教师之前，学子们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过程获得一定的学位。他们从远离知识权力的地方走入知识权力的中心——各级学校，通过接受知识权力无情的考验（比如高考等），然后在高校中接受严格“规训”，然后以优秀的表现来获得知识权力的认可（如获得各种学位），这是进入高校成为知识权威的门槛。接受知识权力的规训、认可知识权力的影响是其今后行使知识权力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在成为高校教师之前，就需要了解知识对于个人发展的作用。

其次，获得高校教师身份之后，知识权力对教师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知识社会学者弗·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他将“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和“功能”四个概念作为一个系统，构成社会角色分类的范式，对知识人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并对知识人进行角色分类。弗·兹纳涅茨基根据知识参与的方式对世俗学者划分为六类，即真理的发现者：创立“思想学派”；组织者：从发现者的原理出发，以演绎的方法检验某些领域中现存的知识，并且将其组织到一个连贯的系统中去；贡献者：做出新的发现，说明经验与大师建立的系统相一致，整合证据；真理的战士：在论战中使学者们相信，他的学派拥有获得理性证据证实的真理主张，保证论战的胜利；知识散播者以及普及推广者：激发人们对知识的兴趣，使得学问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www.xing528.com)

高校教师的社会圈子，就是参与高校教学、科研与服务的一群人，作为一个专门群体，其内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有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每位高校教师都是自己群体中的一分子，在群体中占有一个“位置”。对于占有某个位置的人，人们对他都有一定的期望，也包括他本人的自我期望。在弗·兹纳涅茨基的分析中，高校教师在“圈子”中处于不同位置就决定其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同时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权力。六类学者其实就是六种不同的角色，也意味着有不同的权力。高校教师除了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一般社会权利之外，高校教师还作为专职教育者享有如教育自由权等特殊社会权利；地位包括政治待遇、经济收入、生态地位及其他物质与精神上应获得的地位，他们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承认。高校教师在享受权利和获取地位的同时，必须发挥自己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参与高等教育竞争等方面的功能^[21]。而在弗·兹纳涅茨基角色分类框架中，高校教师不能够被简单地划为“知识的传播者”中的“普及推广者”或是“教育者”这一亚类型中。对社会角色的分类不是对人进行的分类，每一个知识人都可能兼任几个角色^[22]。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通过以上对高校教师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和功能分析，现代社会的高校教师属于知识人，应该既可能是“世俗学者”：“知识的传播者”“知识的组织者”“知识的贡献者”；也可能是“知识的创造者”或者“技术顾问”，也可以是它们这几种角色的有机结合体。

高校教师权力增长以及伴随而来的发展来自其操作知识的水平与方式。在现代大学中，由于日益强调对知识发现或者说对知识创新的日益重视，现代大学中教师的每一次擢升都必须做出新的贡献。学者取得最高成就莫过于做出一些重大的知识发现。发现新知识是成功扮演知识人角色的最好方式之一。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高校教师作为世俗学者的角色，能够成为“真理的发现者”和“贡献者”，能够获得知识人“圈子”中最大的影响力，实现个人的发展。学术职业存在着职位等级的差异，知识的发现和奖励认可是形成等级的基本条件。在知识领域工作中，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研究者通过估量彼此工作水平和能力将每一个学术人员置身于无形而又现实存在的分层之中^[23]。美国大学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卢易斯·阿尔瓦雷斯说：“物理学上没有民主。我们不能说某些二流人物对（某种）意见与费米（Enrico Fermi，著名物理学家）有同样的发言权。”^[24]这种不同的分层意味着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权力，更意味着其发展水平的差异。

当然，作为知识的传播者的教师在教学中也可以建立起权力体系。高校教学包括书写、考试与评分同样可以实现权力与知识之间的联系，学科规训既生产知识及传授最佳的知识，同时又建立一个权力结构^[25]。霍金斯发现，书写、考试和评分成为了过去二百年来知识与权力的关键的连接方式，他指出，学科规训负载着教育上难解的谜团，既要生产传授最佳知识，又要建立一个权利结构，以期可以控制学习者及令这种知识有效地被内化^[26]。高校教师在这一控制学习者保证知识有效内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地位和角色。而无论主要扮演何种角色，高校教师都应该具备专业领域内的高深知识。

高校教师从事学科规训的工作，其生产和传授知识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建立自己权力的过程。从教师发展的视角来看，高校教师获得这种权力的越大，那么其发展的状态就越好。高校教师发展的过程是其权力增长的过程。高校教师知识权力增长通过发现新知识和传播知识等手段实现，而其外在的体现就是在发现新知识和传播知识中影响力越大则地位越高，特别是其发现的知识越受人瞩目，则越容易获得地位和权力。如职称和学术荣誉系统对高校教师的分类标示着教师不同的权力地位、不同的发展状态，也暗示着教师在知识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