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人才政策要从“重引进”转向“重培育”，加大力度建设有利于人才培育和创新能力释放的环境。在经济待遇、社会地位相近的情况下，高层次人才总会向最有创新的场所汇聚，特别是由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高层次人才更担心自己落后。在各国竞相吸引人才的全球化时代，长三角建设吸引人才和促进人才发展的软环境的任务非常紧迫。跨学科研究中心作为大学改革与发展的特区，要先行先试各种改革措施。
要促进跨学科研究可持续发展，大学需要改革当前的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特别是对于未获得高级职称的青年教师来说，岗位晋升是最大的激励。一方面，大学可通过增设专门的岗位来支持跨学科研究，如借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集群聘任模式；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教师岗位晋升的标准与程序，以期相对公平地评价教师的跨学科研究工作，例如，邀请多学科的专家参加评审委员会。
大学要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方式和激励机制，促进教师相对自由地在大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与传统院系之间的流动。“重复计算”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即对同时兼任院系教师和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教师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在两个单位各自进行重复的全额计算，然后，跨学科研究中心参加科研单位系列的绩效评估，院系参加院系系列的绩效评估。“重复计算”的评估方式可以有效地激励院系支持教师到跨学科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同时它也是促成跨学科研究中心真正地向学者们开放的有效机制。
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创建与发展须把跨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和实施放在重要的位置。探索适合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的招生模式和毕业标准以及学制；加大力度促进前沿的科研问题和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建设和完善跨学科的课程体系；鼓励建立跨院系、跨单位、跨部门的研究生指导小组，鼓励校外合作单位的专业人士参与研究生指导工作，促进教学、科研与生产的相结合；加大助研津贴资助力度，促进研究生培养工作与科研任务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研究生事务管理，避免“研究生院不管、相关院系不管、中心不管”的现象。
尽管存在着许多组织设计上的困难，尽管要依赖于各种制度和机制的创新，但是，跨学科中心通过组织学术团队，面向产业实践或社会实践，承担重大课题并产出重要成果，发挥着其他组织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与传统院系相比，跨学科中心集聚大量的优秀人才并且拥有相对充足的科研经费，有更大的人事、财务和资源分配的自主权；把研究生培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推广等多项功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相对完整的创新链；达到集聚高层次人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长三角各省市政府要积极鼓励大学和企业共建大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同时各级政府要尽快地推进科研资助制度的改革，以促进大学建立合理的学术运行机制体制，以利于跨学科研究中心和科技人才的健康发展。
【注释】
[1]本节内容改编自刘凡丰、董金华：《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高校研究院的角色初探》，《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3期，第17—19页。
[2]温家宝：《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9－11－23／2009－12－13）。
[3]程茂林：《在这片沃土上大胆创新服务发展——刘延东在嘉兴调研考察侧记》，《嘉兴日报》2010年7月20日，第1版。
[4]Donald E．Stokes，Pasteur’s Quadrant：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p．74．
[5]温家宝：《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9－11－23／2009－12－13）。
[6]本节内容改编自刘凡丰、董金华、李成明：《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网络交流机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7—53页。
[7]孙伟、高建、张帏、王德保、冯冠平：《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综合创新体》，《科研管理》2009年第5期，第69—75页。
[8]Candace Jones，William S．Hesterly，Stephen P．Borgatti，“A General Theory of Network Governance：Exchange conditions and social mechanism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Vol．22，No．4，pp．911－945．
[9]赵春明：《虚拟企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155页。
[10]李维安等：《网络组织：组织发展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
[11]皮连生：《教育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12]孟昭兰：《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0—373页。
[13]陈劲：《集成创新的理论模式》，《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12期，第23—29页。
[14]江苏2004年数据来源：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统计局：《2004年江苏省科技进步监测结果与科技统计公报》，http：／／www．jssb．gov．cn／jstj／djgb／qsndtjgb／200512／t20051220＿61506．htm，2005－09－08／2011－12－01．江苏2009年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第二次江苏省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http：／／www．jssb．gov．cn／jstj／djgb／qsndtjgb／201101／t20110117＿114687．htm，2011—01—17／2011—12—01．上海2004年的数据来源：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科技统计年鉴（2005）》，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上海2009年的数据来源：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科技统计年鉴（2010）》，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年3月。
[15]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6—2007）》，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www.xing528.com)
[16]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第二次江苏省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http：／／www．jssb．gov．cn／jstj／djgb／qsndtjgb／201101／t20110117＿114687．htm，2011－01－17／2011－12－01．
[17]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第二次江苏省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http：／／www．jssb．gov．cn／jstj／djgb／qsndtjgb／201101／t20110117＿114688．htm，2011－01－17／2011－12－01．
[18]National Academies，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Washington：National Academy Press，2004，pp．122－123．
[19]皮连生：《论智力的知识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52—58页。
[20]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3页。
[21]Jack A．Morton，“A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Innovation Process：Its use in the Bell system”，Business Horizons，Volume 10，Issue 2，1967，pp．27－36．
[22]Tim Rowley，Dean Behrens，David Krackhardt，“Redundant governance structures：a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n the steel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i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ume 21，Issue 3，2000，pp．369－386．
[23]Toby E．Stuart，Ha Hoang，Ralph C．Hybels，“Interorganizational Endorsemen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4，No．2，1999，pp．315－349．
[24]AnnaLee Saxenian，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Cambridge，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4．
[25]Candace Jones，William S．Hesterly，Stephen P．Borgatti，“A General Theory of Network Governance：Exchange conditions and social mechanism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Vol．22，No．4，pp．911－945．
[26]习近平：《不能什么“菜”都装进高新区筐子里》，http：／／news．youth．cn／gn／201308／t20130830＿3796171．htm。
[27]何晋秋：《“十一五”期间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与发展思考》，《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08年第1期，第26—31页。
[28]Anna Lee Saxenian，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Cambridge，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4．
[29]胡赤弟：《高等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第38—46页。
[30]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Gen－3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s（ERC）Program Solicitation NSF 13－560”［2013－11－19］，http：／／www．nsf．gov／pubs／2013／nsf13560／nsf13560．htm．
[31]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页。
[32]Roger Geiger，“Organized Research Uni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Emergence，Evolution，Significance”，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90（61：1），pp．1－19．
[33]比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34]白春礼等：《人才与发展——国立科研机构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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