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组织有利于知识创新及探索人才引进的多种模式

信息（陈述性知识）沟通有利于集成创新，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有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即原始创新。原始创新的实现有赖于高校师生、企业员工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后天习得的能力可用程序性知识来表征。^[19]而程序性知识（特别是策略性知识）往往具有隐性特征，隐性知识的传播一般要依靠社会化过程（即借助人际交往）。^[20]所以，要确保人际交往的发生，以促进知识交流和能力提升。

（一）网络组织有利于知识创新

贝尔实验室（AT＆T公司的研发部门）前任主管杰克·莫顿（Jack　Morton）从研发管理实践中发现，如果两项活动在一个组织内运行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联系（bond）：那么就会有类似的目标、语言等；如果是在不同的组织中开展的，那么就会有一个障碍（barrier）存在。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开展两项活动，那么人们会相互会面并发展联系；如果活动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那么会有一个障碍。他有这么一个信念：有一个联系和有一个障碍会导致成功的创新。如果两项活动是在一个组织中的同一个地方开展的，知识的传递会变得容易，但是可能不会有创新的发生。如果两项活动是在不同的组织、在不同的地方开展的话，那么会有创新的发生，但是非常难以传递，因为有两种障碍存在。例如，位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总部的发明技术很难直接传到俄亥俄州的西电（AT＆T公司的生产部门）。为此，它在西电的各地工厂附近设立贝尔实验室的分实验室。例如，贝尔实验室总部的发明技术先传到俄亥俄州的分实验室，再传到分实验室附近的西电工厂。^[21]

同样，高校在异地兴办产业技术研究院也是有积极意义。校本部的发现发明可借助研究院传递给研究院附近的相关企业，企业的想法也可通过研究院传递给校本部。这种联系可能不太紧密，而不紧密的联系可能有利于突破性创新。洛雷（Rowley）等人的研究发现，对于钢铁行业来说，强联系可能促进创新，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这种创新是一种渐进式的创新。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说，弱联系的网络关系则有利于创新。总之，强联系有利于人们利用现有知识进行渐进创新，而不大适合进行突破性创新。对于新兴产业所需的突破性创新来说，弱联系可能更为有效。^[22]

（二）探索人才引进的多种模式

“若即若离”的、不是完全嵌入的弱联系并不容易形成。市场经济的许多活动有包装过度、广告信息过滥的倾向。例如，在高科技创业领域，一些创新企业通过邀请知名人士、投资家担任董事，形成一种表面上良好的网络关系，借以包装上市。^[23]前文我们探讨了高校有责任支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而不是名义上的。个别地方的政府在举办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过程中，也有追求“名校名人”的倾向。高校或政府或者两者的合作动机有停留于“信息（如社会名气）沟通”的层面，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像是建立起来了，但是有利于知识交流的人际网络尚未形成。(www.xing528.com)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听到这样的说法：“远的（高校）不如近的（高校），知名的不如实际的。”这种观点不见得完全正确，但是基本反映现实。即使校本部支持双聘教授的流动，异地办院总是一个难题。拥有“双基地”的双聘教授们两地奔波，负担较重。另一方面，知名大学的人力资源也是有限的，大学教授在校内已经承担了较多的教学科研任务，时间已经很宝贵。个别大学在国内多地创办了多家研究院，校内相关学科的教授根本无法分身。

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应选择适合当地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高校作为合作者，不要过于追求名校，更不要追求研究院的数量。地方政府应探索合适的科研团队组建方式，探索多种模式的人才引进模式和研究院组建模式。人才引进是要“筑巢引凤”，还是要“引凤筑巢”？我们调研发现，一般地，地方政府是先与高校合作共建研究院，再利用研究院这一平台引进人才或科研团队。另一种方式是地方政府建立研究院，再从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引进优秀的科研团队，如昆山市工业技术研究院。不管哪种方式，研究院都有必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常驻（单基地）教师队伍，人事行政关系在研究院，保证研发工作的持续性。总之，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引进要与人才的引进紧密相结合；地方政府的人才政策要由利用研究院从外地引进人才向“引进和本地化培养人才相结合”转变。

（三）建立充满信任的人际网络

研究院不仅要为科技人员的异地交流提供平台，还要为科技人员的行业间（学术界与企业界）交流提供平台。科技进步的模式不再是线性的、技术转移的传统模式（基础研究的发现发明通过孵化和中介转化成产品），而是转向了产学双向交互的模式。一是，教师需要重新认识到学术研究与产业研究结合的重要性，“要放下架子，真正深入企业，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二是，企业科技人员要参与研究院的早期研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进（隐性）知识的真正转移，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研究院聘请企业科技人员担任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帮助师生提升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和创业意识。

多数研究院已实施了以上几项措施，当下人际交流的真正发生还是不易，需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促进。一方面，人才流动有空间上、制度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当前各国政府（和高校、企业）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机会比以前更多。由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高层次人才更担心自己落后，在经济待遇、社会地位相近的情况下，高层次人才总会向最具创新的地方汇聚，例如美国。美国之所以能吸引世界各国人才，与其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顶尖一流大学，以及围绕一流大学所形成的硅谷、波士顿等区域创新网络所分不开的。^[24]长三角各地的政产学应协同建设更有利于人才培育和创新能力释放的环境。

为了促进研究院真正地引进人才、留住人才，长三角各地的政府通过与研究院、人才签订合同，并采取诸如“以奖代补”的事后激励措施。合同是基于不信任而签订的书面协议，注明各项条款以及毁约的后果。知识的共享需要信任，知识的交流是基于协约（covenant），而非合同（contract）。协约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承诺，向某人保证你的誓言是没有条件，而且是良善的。各方需要有协约精神，建立起充满信任的创新网络，才有长期合作、共同突破核心技术的可能，实现共赢。近年来长三角的研究院集聚区，例如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组织各个研发领域的科技人员组成联谊会，产学双方的科技人员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这不仅促进信息沟通，还促进知识共享，并会发展情感，让科技人员形成归属感，形成创新的社群。社会网络能利用声誉的效应通过增大机会主义的成本来消减交易成本，增加组织间（政产学）的信任，并能交互地降低在开始时预期的道德风险。因而，社会网络通过复杂的关系形态影响着网络治理的过程与结果。^[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