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憧憬现代大学实现科研、教学、学习的联结

科技与教育相结合（“科技与教育相结合”在中观、微观层面通常被称为“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理念最初由德国学者洪堡于19世纪初提出，并在德国高等教育界得以实践。德国大学采用了科研—教学实验室和以探究为方向的研究所这种组织形式。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早期，德国的大学磁铁般地吸引其他国家的众多学者到德国学习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

现在，美国大学已较好地建立起“科技与教育的统一体”，也正如磁铁般地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和各类资源。（请参考本章第一节的论述）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把研究和开发移位于企业，日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实质上被夺去了它的科学研究基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企业的研究和开发可以较快地促进技术的发展。但是，这并非一个长远的解决基础研究和科研训练的方法。^[13]所导致的结果是，近几十年来日本企业一直向美国大学捐赠（多于向日本大学的捐赠），并向美国大学派遣人员进修和共建实验室，以期建立科研联系。

“科技与教育相结合”是一项基础性的实践课题和学术研究课题。科技与教育并不是自然的相融合，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科技发展的高深化，导致科技与教育间出现了分离的情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比较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他憧憬现代大学实现科研—教学—学习的连结，分析了分离的力量和整合的力量。(www.xing528.com)

克拉克教授在其著作《探究的场所》中指出，政府和学术系统都不能放弃促进科研、教学和学习之间的富有成效的联系。要使科研—教学—学习整合起来，克拉克分析了相应的三类整合条件：使成为可能的条件（enabling　conditions）、形成的条件（formative conditions）和实施的条件（enacting　conditions），和全国高教系统、大学和基层单位三个层次相对应。^[14]全国系统的使之成为可能的条件有：研究型大学从其他类型的高校中分离出来、政府和企业的混合资助，等。大学内部的形成性条件有：建立研究生院、自我筹措资金和交叉补助，等。基层单位的实施条件有：有形知识和缄默知识的传递需要教学群体和科研群体在基层融合在一起。

克拉克指出：“很多近代科研的核心需要将促进科研活动从正常的大学教学场所流到科研中心、实验室和研究所，这是普遍的，不是偶然的。如果这些单位位于大学，它们也许没有教学任务：它们常常而且越来越多地由作为非教学学术人员的科研工作人员进行操作。”^[15]“美国大学校园中的有组织的科研单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ORU）是在集中的科研集体不能被适当地安置在教学系以内时，大学把它们保留在大学内的回答。”^[16]美国高校建立ORU的做法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