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模式的核心问题及其剖析

这些批评都是针对美国博士生教育当前面临的一些困境，并非指向真正的问题所在。美国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科研拨款（在经费额度与资助结构这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博士生教育与科研的良好统一要以科研资助为物质条件，如果资金到位，并且科研资助机构允许学者们有足够的自由，那么这个体系能良好地运作。人们假设这样一个历程可以反复地复制：如果教授申请到较多的科研资助，那么她或他会有更多的研究生，接着会有更多的科研成果，于是又会有更多的科研项目，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经常的情况是谁也不知道会有多少的研究拨款，以及哪些专业领域得到资助，从而会有多少学生能得到资助。那么，将有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

为了避免让学生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美国研究型大学一般都有一些补救措施，例如，经费充裕的大学（和院系）会在录取学生时会保证她或他可获得四年的全额资助（学费和生活津贴）。但据笔者了解，即使组织上可保证学生在若干年内不会陷入困境，但在目前这种模式中，大多数情况下博士生（特别是理工科高年级的）所获得的全部或部分资助事实上是由导师的科研项目经费转移支付的。

这样，博士生学习时间变化（延长或缩短）就与导师科研项目的经费情况分不开。如果导师没有足够经费，导师不得不请求所在院系给学生助教奖学金或其他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学生论文研究的实验也有可能无法继续，要缩短学习时间以硕士身份毕业；或者不得不转到另一位教授的名下，教育质量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如果导师有较多的科研项目经费，那么博士生可能会被延期毕业；因为高年级博士生是最好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已经完成课程学习，可以花更多的精力用于实验室工作，有经验并能高效地、较为独立地工作。相比较，新生通常要占用教授较多的指导时间，不是具有高生产力的“工人”。因此有时导师不想及早地让老生答辩，而老生总是想离开科研项目组找一份“真正的工作”，这种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激烈的冲突。(www.xing528.com)

美国各界批评的“博士生教育过度专业化”也与这种模式有着内在的相关。“过度专业化”的部分原因在于所有学科领域的知识都在快速增长，确确实实难以全面掌握新知识；部分原因在于一些教授在博士毕业生就业面变宽的情况下仍旧维护传统学术价值观。导致“过度专业化”更多的原因在于这种把学生与导师拴在一起的模式。名义上博士生是由一个教授委员会来指导的，但是大部分学生只是在导师的科研项目组（research　group）中完成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有关的学位论文。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模式的运作导致了博士生教育越来越受制于科研资助情况。科研资助申请竞争越来越激烈，资助机构对科研产出和速度提出越来越严厉的期望，教授和学生不得不牺牲比较宽广的知识学习和能力发展。教授们的工作准则反映的是科研资助机构的议程，有时较少考虑学生学业上的自主。多位美国教授告诉笔者，来自工业界的科研合同有增多的趋势，其中多数是短期项目（短的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导师和学生不得不完成一个短期的项目，再转到另一个短期项目。在这期间，尽可能保证短期项目与论文研究相关，尽可能避免过多地影响论文研究。一位教授承认，来自工业界的短期项目通常不要求对一些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总之，许多教授经常处于“有没有”科研资助来源、“能不能”按期完成项目的紧张状态，这导致师生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师生关系是教育的核心方面，没有良好的师生关系，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教育，也难出真正有创新性的成果。这种有着内在不足的模式出现于美国有其历史的根源。耿波特教授分析指出，受资助的科研与博士生教育相结合的历史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社会背景，“为了完成出科研成果和培养受过训练的科研人员的两大国家任务，重视博士生训练和赞助的科研两项活动，把它们作为完成国家任务的手段”。她指出：“对研究生教育和科研的统一的财政资助，大部分是间接地而且更多地为了它的工具的价值，而不是为了它作为一个理想的内在的合法性而取得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