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人类永恒的需要,而大学有现实的处境。所以,大学教育在不同环境中会有不同的作用,优秀的大学是最能够坚持教育本质作用的大学。改革开放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变革,是解放人民思想,激发社会活力,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折的过程。讨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学教育,不是罗列30年来大学的变化,并将其贴上改革的标签,而是要审视大学作用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关系,审视大学教育与思想解放、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对外开放的相互关系。梳理和总结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建设大学。
一、改革开放对大学教育的要求
30年来,社会对大学产生了各种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主流下,我们着重要看的是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对外开放对大学教育的要求。
1.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中华民族崇尚教育。文革剥夺了人民的教育权利。改革开放以后,全社会迸发出急切的教育需求,大学得到发展的机会。
邓小平多次强调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意义,他提出的“教育三个面向”,指出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素质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重大战略。在中共“十二大”上,教育和科学技术被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中共“十三大”提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中共“十四大”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中共“十五大”提出,要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中共“十六大”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共“十七大”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199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颁布了《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00年发展规划》,1999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
30年来教育得到的重视,集中体现了文明强国的愿望。这种重视的缘由,就民众来说,更多地为了个人职业发展。就国家来说,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和科技,后来拓展到社会建设、改善民生和以人为本的意义。这种需求愿望基于国情而存在,并还将延续。而大学的时代使命,既要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读机会,又必须注意保持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事实上,这对大学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与社会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
2.改变大学落后状况的需要
强国必先强教育。面对新时期的发展要求,我国大学明显缺乏实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普及程度低。普通高校1949年招生约3万人,1965年招生约16万人,1977年招生约27万人,录取率21∶1。我们时常称这个时期是精英教育,其实是落后的表现。要依此实现快速大发展,难度不小。
二是经历不稳定。我国办学历史很悠久,但近代大学始于清末民初,以后又经常处于重大变化之中。先从日本学西方,后学美国,远离传统教育。但征战连年,筚路蓝缕。建国后,又学苏联模式,50年代调整高校结构,实行与国民经济计划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集中力量培养工业和科技专业人才。强调工科,削弱了人文社科。强调产业对口,削弱了综合性大学建设。强调专才教育,影响了全面素质培养。强调政府统包,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活力。大学形成了高度专门化、应用化和行政化的特征。文革前17年,大学受到几次政治运动的强烈冲击。文革开始,大学以阶级斗争为纲,教学停顿荒废,形成了高度政治化的特征。
这种不稳定的原因,或因无法回避的动荡国情;或因大学与国民经济关系紧密,偏重实用而受行业波动;或因与政府部门关系紧密,习惯依赖而受政策波动。中国大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自身对维护教育本质的责任,更难以有效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大学教育的重大变化
30年来大学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着重要总结的是教育与思想解放、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制建设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变化。
1.高考从恢复到改革
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取消考试的意见,后由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实行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造成了低水平学生改造大学的畸形局面。直到1977年8月,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仍坚持荒唐的招生办法。
同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教师提出恢复高考制度,他果断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但随后召开的全国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仍意见纷纷。经邓小平再次坚持,终于使会议达成了恢复高考的意向。10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2月,570万考生终于走进考场。从此,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机会上大学,大学得到了基本的尊严。这是大学在改革开放中的第一大转变。
30年来,高考权威性不断加强,成为中学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和升学的独木桥,分数竞争加剧。期间,它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调整考试科目、网上录取、试点自主招生等,但以政府统一计划管理的性质没有转变,考生和大学的自主性没有发挥。2006年教育部批准复旦、交大在上海实施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让大学和学生自主相互选择,接近制度性转变,但未推进。同时,社会对招生的公平问题更加关注,政府的责任更加重大,所谓“阳光招生”、“安全招生”成了政府关心的重点,制度改革又面临方向性的决断。
2.规模从扩大到限制
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民众和政府的共同愿望。恢复高考以后,大学招生规模不断增加。1999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思路,当年普通高校招生数比上年增加了42%,进入了大扩招、跨越式发展的高潮。2002年,高考毛入学率达到了15%,提前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同时,研究生教育也迅速发展。近年来,大学就业困难,未就业和为延缓就业而就读研究生者增多,扩招政策和教育质量遭到质疑。政府开始强调教育质量,控制招生增幅,但增量仍然不小。大学开始在学费收入、就业率、教育质量之间权衡招生规模问题,这是市场直接给大学的一次反压力。
3.入学从免费到收费
大学不是义务教育。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办高校一直实行免费教育。1989年高等教育试行收费制度,1997年在全国高校实行。虽然收费只占教育成本的一部分,虽然政府统一管理收费项目及标准,给贫困家庭学生以资助,但这终究是大学进入市场机制的重大改革,触发了许多深层问题,如教育双方的承受能力与权利、招生规模与选拔标准、教育质量、教育成本补充机制、学生学习动机等,它们都会使大学经受更加深刻的挑战。
4.就业从分配到自主
1951年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1962年中央成立“毕业生分配委员会”。1981年恢复高考后首批本科生毕业时,恢复使用统一计划分配制度。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允许大学有一定的自主分配权力。1989年正式推出“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与收费改革一样,大学教育开始向计划体制告别。(www.xing528.com)
自主择业受制于职业界的接受能力乃至市场状况。当就业机会总体不足、学生自主无力时,就业率下降,政府与大学就要承担教育的压力。同时,自主择业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权利和动机。
5.培养目标从单一到复杂
社会对大学培养目标的影响,一面是大力倡导全面素质教育,一面是产业结构调整,行业收入差距,就业市场机制等对学生求学利益的刺激。这对善于按行业要求培养专业学生的大学来说,很难正确把握和协调。
全面素质教育是培养目标上的重要导向,其要义是倡导以人为中心,并纠正专业至上的培养目标。但它在还没有得到透彻的论述时,就被当作保护实用教育的一顶帽子。于是,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大目标下,设立了专门人才、拔尖人才培养等具体要求,大学培养目标成了由全面素质、专门、拔尖、实践、创新等诸要素构成的混合体系,目标意图很含混。在教育实践中,政府一边规定大学开设普通教育课程,设立了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大幅度精简专业。一边强调以应用为导向的专业教育。如2001年的专业结构调整,就以适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人才市场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发展高新技术类学科专业和应用型学科专业为重点。专业越分越细,种类迅速增加。许多大学利用专业设置自主权,大量举办应用性专业和热门专业,全国一半以上大学开设了英语、计算机、法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应用性专业。
大学改革首先要将培养目标从为用向为人的境界提升,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当今中国存在的不理性和不和谐现象,与大学以往单一的培养目标有直接的关系。大学教育如果再不能突破自身局限,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作用及其前途是令人担忧的。
6.对外交流从封闭到开放
30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全面的对外开放格局,带动了大学教育的发展。公派出国留学政策加快了大学师资培养速度,留学回国政策提升了大学师资实力,来华留学政策改善了大学生源结构和管理环境。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等高层交流机会,国地区间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颁布,为大学开放提供了机会和保障。国际化已经成为大学的发展战略,并在学术活动、学生培养与师资建设诸多领域成效显著。
教育开放也使国内大学面临新挑战。自费出国留学和合作办学机会的增多,师生的多样化和学术思想的多样化等,对大学教育的规模、类型、质量及管理等构成全面的压力。中国大学既要学习先进,走向世界,又要坚守自身使命,服务国家,这是重大的考验。
7.政府主导制度改革
30年中,大学制度的重大变化都是由政府主导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五大改革任务。其中,办学体制改革主要是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民学高校发展较快。但在高校整体格局中,它仍只是公办大学的补充。2006年,全国278所民办高校(不包括独立学院)专任教师7.5万人,在校生近134万人,其中本科生仅12.5万人。多元办学体制尚未在促进教育质量提高上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是大学结构上的重大缺失;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指部委办学体制、中央和地方办学体制的调整。调整后,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一批部委院校成为地方院校。同时,它改变了一些大学的历史、法定主体和办学特色。这几乎与50年代的院系调整的做法一样,显示了政府办学的强大权利;经费筹措体制改革主要解决大学多种筹资渠道的问题。但财政投入仍是主渠道,非财政资金的教育投入比例很小,制度都不完善。经费筹措其实就是办学经费投入,即便说是基础性投资,也回避不了办学权益问题。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指人事聘任制度和后勤社会化改革。这本属于大学的事务,但因大学人事制度源于国家,教育部改不了大学,大学也只在岗位等级安排上搞了一些名堂。大学内部的学术、师资、学生、财务、行政等管理制度没有重大变化。另外,以“985”和“211”工程为标志的重点高校建设工程,使部分大学整体实力提高,少数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未得到重点支持的公办大学处境更加艰难,政府公平行政问题受到质疑。
8.简单的小结
30年来,中国大学办学能力不断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培养规模普及扩大,物质条件总体改善,规格层次基本齐全,形式门类更加多样。这种提高是比较显性的,且主要是由经济快速发展带动的。但实际上,中国是穷国办大学,大学的经济来源并不充裕,不可能有财力乃至硬件、师资待遇的发展优势,有些大学还有经济危机。大学发展不能再等待资源,而是靠很理性的筹划。
办学观念不断转变,这主要表现在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这些转变是内在的,是由国际化、法制化和市场化环境促进的。但实质上,办学最需要有人文精神,尤其是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这是中国大学最缺乏的意识,也是中国社会对大学最需要的能力。如果中国大学能够重自守轻迎合,一定会对社会有真正的贡献。
办学管理未有深刻变化。外部既靠政府又要权利,内部重行政轻法规,基本与政府部门管理模式一致。中国公办大学没有生源危机、破产之虞、就业责任,是一种少见的大家都安全的机构。学生的收费和择业,仍不足以激发管理上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意识,相当多的大学连章程都没有。中国大学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身的忧患意识和独立处境。
三、深化大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中国大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和很快速的发展,但远不足以称强,有些最基本的东西还很薄弱。改革必须抓住关键,才能带动全局发展,这里提出以下三点。
1.准确认识大学使命
我们的大学不很成熟,大学的领导们要特别有意识地去坚守教育本质,准确地说,最好要由这种意识的人做大学领导。大学教育本质上就是帮助学生完善人格,发展潜能,成为高尚的人,而不引导学生争取眼前的各种现实利益,这就是大学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大学要勇于担当命运抉择的责任,把握民族和国家对大学本质需要,协调社会和学生的实现矛盾,克服自身的局限,坚守大学的使命。如果今天的大学不能使学生更懂得人的价值,一定会影响未来社会的和谐。
2.重点改善师资队伍
师资不强大先进,培养目标和质量无从提升。大学的领导们要特别有意识地去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而不是期望于个别人出现惊人之举。中国大学要加快增加教师数量。2006年全国高等高校1 867所,在校本专科生1 738.8万人,专任教师107.9万人,平均生师比约18∶1,刚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合格线,且生师比连年走高;要改善师资结构。2006年全国高校教师中,38.5%具有高级职称,而78.3%是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要转变教师的工作状况。现在教师任务杂,负担重,干扰多,自顾不暇,身心疲惫,这是当今大学面临的尴尬局面。师资建设能力提高了,学生管理要求就应该及时提高。
3.深入内部管理改革
大学要改善师资队伍,必须改革教育工作评价系统、人事和分配制度,必须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参与人才竞争。为此,大学要有改革的权力,因为这些制度都与国家的投资与管理制度直接联系。要有改革的动力,因为依赖政府的办学习惯减轻了大学独立面对社会和学生的压力。为此,大学要有自主的地位和权利来有效地平衡权责关系,大学领导要能够代表师生实现其长远的利益。为此,政府要依靠法制转变职能,减少对大学事务的行政权力与义务。
新时期改革开放为大学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也考验着大学发展的能力。政府和大学都要有忧患意识,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问题,从自我批评开始,大胆地推进大学改革,让它对社会发挥更恰当的作用。
200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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