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时期（1971～2012）

四、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时期（1971～2012）

虽然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力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引起哈佛大学教授会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博克校长极力主张国际化的时候，还曾经遭到教授会的抵制。在博克校长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最终还是顺应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积极适应并推动了哈佛大学的国际化。博克之后的尼尔·陆登庭、劳伦斯·萨默斯以及现任的德鲁·福斯特校长无不强调哈佛大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以及培养国际化优秀人才和参与国际社会服务的雄心。

国际化时期，哈佛大学本科生课程进行了两次改革。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博克校长时期的核心课程改革，主要是为各个专业提供一个共同研究的平台。另一次是进入21世纪后，萨默斯校长开始着手进行课程国际化改革的调查研究阶段，博克在2006～2007年临时校长时期继续推动课程改革。新课程在2009～2010届学生实施，可以预见，这次课程改革将对21世纪前半期哈佛大学本科生课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国际化思想和策略

大学国际化，又称教育国际主义。其广义上是指人们用国际的观点描述、分析和评价各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公认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方式，狭义上是指不同国家的人们从本国利益出发，阐述一国大学教育面向世界发展的观点和主张^[28]。

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开始于政府的支持，从1946年到1966年美国国会先后颁布了《富布赖特法案》（Fulbright Act）、《对外经济援助法案》（Foreign Economic Assistance Act）、《国际教育法》（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ct）。这些法案的实施，大大加快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据统计，战后每年外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的人数仅为9 000人，到了1970年则达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5万人。这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接收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也使大批美国学生和学者留学海外。哈佛大学1945年有外国留学生327人，到1970年达到2 683人^[29]。

1971年，博克成为哈佛大学校长，他排除阻力以加强哈佛大学的国际化程度。1973年，文理学院院长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辞去文理学院院长职务，由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接任，任期至1984年。罗索夫斯基改变了传统的精英理念使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向国际化方向不断前进。哈佛大学设立一个特别助理管理哈佛大学的国际项目，主要是利用“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me）提供的资金资助哈佛大学学生到国外和这些国家的学生到哈佛大学学习。哈佛大学还派人到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和墨西哥进行商议。^[30]

博克校长

博克校长的国际化策略被陆登庭校长完全接受。陆登庭认为，为应对不断增加的国际化、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世界的需求，哈佛大学要创建一个心灵的帝国，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和美国公民。国际化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就是学生群体的国际化以及教授和课程的国际化。20世纪90年代晚期，哈佛大学比美国的其他大学有更多的访问学者，已经走到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前列^[31]。1989～1994年，哈佛大学来自拉丁美洲的学生增长了40%，来自墨西哥的学生增加了100%。

哈佛校园一景

1998年，陆登庭校长在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讲道，1996年，有超过45万的外国留学生生活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几乎代表了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在哈佛大学，有6%的本科生是外国学生，在专业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这一比例增加到20%。哈佛大学有3 000名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留学生，其中将近1 000人来自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是除加拿大之外留学哈佛大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有留学生200人；欧洲每年有750人。

另外，哈佛大学的学生现在也想到国外去工作和学习，主要通过夏季实习生、访问学者、专业人员或者仅仅是旅游的方式赴国外。这种国际化的趋势要求调整哈佛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模式，课程材料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变化。陆登庭校长认为，哈佛大学要迎接挑战，就应该在未来十年里优先考虑下列事项：首先，哈佛大学必须保持国际交换学生的项目继续运作。其次，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哈佛大学需要创造一种更加灵活的结构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最后，哈佛大学需要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学习，也可以帮助世界的其他地方。哈佛大学在商业、公共管理、城市规划、公共健康、法律以及其他领域，培养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需要的这些专业人才。这使得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美国人民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国际学生也可以从他们的祖国带来一些新的观点，使他们的国家和机构更加具有创造性、更加稳定、更加开放和更好地为进入跨国企业工作并与其他人合作做好准备。^[32]

最近几年，哈佛大学在经济学、公共卫生领域、法学领域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例如，在中国学者的支持下，法学院建立了中国法律项目——美国第一个研究中国法律的项目。1997年，中美两国的学者召开了中美关系的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和香港举行^[33]。

哈佛大学在本科生院建立了国际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和在外居住学习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Out-of-Residence Study）两个办公室，负责为本科生提供海外学习、实习和工作的服务和资助^[34]。目前，哈佛大学的国外校友已经达到4万人。最近一期的哈佛大学校友名录（Alumni Directory）中指出，哈佛大学的校友已经遍布世界上184国家，在70个国家设有哈佛大学俱乐部。哈佛大学也在国外建立研究中心，例如，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建立了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naissance Studies），在土耳其西部建立了人类学研究分部。为资助研究，商学院先后在阿根廷、巴西、法国、中国香港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研究中心。

哈佛广场

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2009年11月26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讲话中提到，哈佛大学与非洲的专家学者一起建立了合作项目。例如，医学院的艾滋病项目建立在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公共卫生学院与非洲的20多个国家建立了肺结核和妇女健康领域的研究项目，培养这些国家的医护人员。哈佛大学的学生可以学习27种非洲语言。^[35]

福斯特校长

但是，哈佛大学不断增强的国际化并未影响它根植于美国的传统，而且它的很多文化也根植于美国的现实，因此哈佛大学本质上仍然是一所美国大学。哈佛大学国际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国际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培养世界范围内的领导人，参与世界性的科学研究，为全世界的国家、政府、大型组织、科学研究、社会提供服务，这种新理念就是要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全球性大学。^[36]

（二）国际化的科学研究

哈佛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开始得很早，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哈佛大学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研究。20世纪末，哈佛大学不但进行擅长的基础研究，还根据学科不断分化和融合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在研究人员招聘和学生招生方面，哈佛大学的国际化更为明显。

1.基础研究

1945年后，联邦政府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教育拨款，支持全国大学建立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鼓励大学去满足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佛大学的几任校长都非常重视基础研究。陆登庭校长就指出：“世界上许多重大发明创造并没有功利性的实用目的，这些发明最初来源于学者们对基础科学的兴趣和不懈追求、执著钻研。正因为基础研究花费巨大，缺少功利性，不适合企业来做，所以哈佛大学才更重视基础研究，这也是哈佛大学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主要方式。为了创建和维持一所杰出的大学，哈佛大学应该不断地提醒自己和经费资助机构，如果哈佛大学只关注应用研究，哈佛大学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哈佛大学想要解决的问题，不能治愈哈佛大学想要治愈的疾病。”这是哈佛大学一向重视基础研究最有力的佐证。

2.跨学科研究

除了加强基础研究之外，哈佛大学重视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等不断出现，需要全球合作才能很好地解决；学科之间的不断分化融合，原来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加之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需要受过很好训练的政府官员、大型组织的经理和领导者、商业企业家、公共卫生官员和医生、城市规划者、国际法律师、经济学家、学者和教师。没有这些人，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则难保持续稳定和繁荣。^[37]因此，培养全球性的领导和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成为哈佛大学的中心任务。哈佛大学采取加强以文理学院为基础的研究中心与各个专业学院之间联系的措施，利用各个学科和专业的人员来加强跨学科和国际性问题的研究。

陆登庭校长

陆登庭校长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倡导打破学科界限，加强学院之间的联系，发挥哈佛大学的综合优势，开展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使哈佛大学比以往更富有包容性、凝聚力和协作精神。他认为，大学教育并不专门为学生的就业做准备，而应该为学生的一生和进一步的学习做准备。一个在未来社会具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学生，必须具备宽广的知识面，掌握专业知识和交叉学科的知识。^[38]许多研究和教学发明取得重大成就必须依靠成功地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精通某一个甚至两个领域的人很难完全掌握一些大规模的系统和非常复杂的情况，很难从广阔的视角去理解这些知识。因此，努力把不同领域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已成为现在的科学发展大趋势。随着学习的国际化，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将得益于各个国家专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与合作。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对生物医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进行了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这不包括年度研究和运行经费。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文理学院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13个附属医学院建立了一个合作的癌症研究中心，大约有500名哈佛大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参与。研究中心的目标是精确诊断诱发不同癌症病变的机理，然后再针对不同的癌症病变设计出具体的治疗方案。后来国家健康研究中心和其他捐赠机构也给予了很大支持。^[39]

在社会科学领域，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早就加强了与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西欧和拉丁美洲国家不同学科的专家的联系。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越来越发现单一学科解决复杂文化背景问题的局限性。这导致很多跨学科和国际性的研究中心、研究院和项目诞生。这种新的多学科的学术团体的出现标志着新的知识活动时代的到来。国际事务、经济发展、人权、文学和文化研究已经超出了地区界限，进入国际领域。^[40]

（三）全球教授招聘

哈佛大学一旦出现终身教授空缺，就会通过媒体公布招聘条件，鼓励全世界的知名学者应聘所需职位。哈佛大学规定，评估教师质量的主要指标是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工作和研究工作中的表现，这一标准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博克校长时期，在对教授的招聘方面主要坚持学术标准。因为他认为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使命是提供最高质量的教育和科研活动，所以教师的选拔几乎完全是根据其作为教师和学者的能力来决定的。除非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任何大学都不应该刻意提高或扩大教授聘用的优惠措施。这样的政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错误的。^[41]

陆登庭校长认为，只有教师的绝对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一所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一所优秀大学。哈佛大学一向倾向于从校外引进杰出人才，有时候也从内部晋升优秀人才。在终身教授的任命中，还要重视应聘者所在机构的看法，最后经教授会讨论递交名单，把决定权留给校长或文理学院院长以及专业学院院长。在内部晋升方面，院系经常保持1/3的初级教授，经过5～7年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后，有大约1/10的最优秀的人提升到高级职位，其他人则需要另寻他处。在陆登庭校长看来，这样做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给年轻人留出机会，因为年轻人更有创造性，代表着未来。^[42]学校帮助没有获得晋升的教师到不同于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学校中找一个适当位置。

哈佛大学最有名的明星教授称为“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整个哈佛大学大约有20多位大学教授，但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参与教学。他们在某一领域处于绝对第一流的位置。他们有跨学科研究教学的自由，可以在哈佛大学内自由流动。除了文理学院的一小群精英教授之外，大学教授还分布在几个专业学院，这些教授的工资由大学基金支付。^[43]

萨默斯校长认为，从长远来看，要想创建一流大学，只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拥有最具创造力、最积极思考、最聪明的师资。另外，大学还要免受政治和各种外界干扰，也就是大学必须自治。如果一流的大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学者并吸引他们留在大学工作，那么他们就会吸引一流的学生朝他们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会涌向这些一流学者，而且一流学者很多都不容易相处，要创造一种宽容的环境和氛围。如此，最终成为一流大学的承诺一定会实现。

（四）平民精英招生

进入21世纪以来，哈佛大学抛弃了歧视性政策，采取了不问经济条件，不问性别、种族、年龄等的录取政策和以需求为基础的资助政策，这使得只要具有进入哈佛大学资格的学生都能完成学业。随着合格申请人员的增多，其录取比例越来越低，高度竞争的录取使得量化的标准化测试成绩已经不能很好地甄别卓越的学生，非量化的个性品质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实现更公平和公正的录取，哈佛大学先后取消了荣誉奖学金制度和提前录取制度，把精英定位在具有领导品质的人。随着大学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哈佛大学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大国际学生的录取比例，这已成为哈佛大学招生的另一个趋势。

总之，哈佛大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学术精英和贵族精英的成分，因此哈佛大学仍然是精英大学，处于社会中上层、波士顿地区富有阶层、预备学校的学生在录取时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只是哈佛大学的多样化政策使得一般民众子弟都能无障碍地进入哈佛大学成为了现实。

1.“两不一需”政策的实施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哈佛大学为了实现多样化的招生策略，取消了以前对妇女、少数民族、黑人等的歧视政策，对来自各个阶层的学生给予不问经济条件的录取政策和资助政策，不断排除来自平民阶层的学生进入哈佛大学的障碍，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哈佛大学向大众化和民主化不断前进的反映。哈佛大学采取的“两不一需”政策是，不问学生的性别、不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的录取政策和根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提供的资助政策。

第一，不问性别的招生政策。哈佛大学与拉德克里夫学院以前是分开招生的，只要是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学生就可以进入哈佛大学选修课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妇女在哈佛大学没有地位，尽管拉德克里夫学院的课程是哈佛大学教师教授的，但是两个学校有各自的董事会，各自颁发自己的学位。早期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无一例外地均只招收男生。1933年，女生只允许进入文理研究生院、公共卫生学院、教育学院。洛厄尔校长拒绝了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校友要求颁发哈佛大学学位的要求。妇女运动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产生影响之后，哈佛大学也采取了招收女生的政策。1975年，拉德克里夫学院与哈佛大学的招生委员会合并。哈佛大学首次实施不问性别的招生政策。在招生开始的时候男生比女生多。1975年，男女生比例是4∶1；1988年，男生是938名，女生是699名；2003年，53%是男生，女生是47%。2007年在校生中，文理本科生院的男女生比例是1∶1，文理研究生院的男女生比例是53∶47，专业学院的男女生比例是52∶48。男女生比例接近1∶1，表明哈佛大学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入学的非歧视政策。^[44]

第二，不问家庭经济状况的招生政策。不问家庭经济状况的招生政策，是在录取前对所有申请者一律平等相待，提供平等的被录取机会，而不考虑学生家庭经济是否能够承担得起上哈佛大学的费用。其核心价值就是保证所有申请者享有平等的被录取机会。

不问家庭经济状况的录取政策之所以没有在19世纪出现，而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早期的哈佛大学虽然也有贫寒人家的男孩子进入，但费用高昂，因此机会很少。那时候，到哈佛大学求学的大多是富家或有地位家庭的子弟。进入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已经有条件实施这一政策了。首先，哈佛大学与商人阶层的联系不断减少，与新生阶层联系不断扩大，特别是受到专业阶层，如医生、律师等的影响，捐赠的来源越来越多样化，而且非常充足，摆脱了过去经济窘迫的限制。其次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影响，学生们经常在校园发生抗议活动，导致校方做出某些对学生让步的决定。再次，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多常春藤大学都实行了不问经济条件的录取政策。如果哈佛大学不实施，它就会在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里，哈佛大学并非一枝独秀。最后，招生委员会也发现，如果再继续招收能付得起学费的学生，学生的学术质量就会下降。例如，1962届学生中，超过2/3的学术失败学生是哈佛大学校友的儿子。而那些毕业于公立高中的天才学生却由于经济原因不能进入哈佛大学，这违背了哈佛大学追求卓越的办学宗旨。早在1950年，时任招生委员会主席威廉·J·本德（William J.Bender）就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令人担忧。他说：“我担心，哈佛大学现在的学费是1 520美元，一年要花费3 000美元，哈佛大学正成为上层阶级家庭孩子的学校。即使提供7 700美元资助，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还是不能顺利完成4年的大学学业。”^[45]因此，1960年教授会审核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时候，建议招收那些有远大抱负和非凡学术成就的学生。上述种种因素促使哈佛大学在1964年实施了不问家庭经济状况的录取政策，为那些家境贫寒的天才学生提供了平等入学的机会。该招生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哈佛大学的招生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第三，以家庭经济状况为基础的资助政策。不问家庭经济状况的录取政策，必然导致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实行资助政策的产生，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这个政策就是哈佛大学录取学生之后，保证学生不因经济原因而失学，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该资助政策是以家庭经济状况的需求为基础的，只考虑学生完成学业需要多少资助。现在，哈佛大学的本科新生中有大约2/3的学生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资助。学校为每一位受到资助的学生提供一个资助包，主要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和勤工助学等方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常春藤大学都实行了对学生各种各样的资助政策，为每一位学生提供资助包来满足完成学业所需的经济资源，哈佛大学并不是最早实行这一政策的大学。

最近20年来，哈佛大学一直保持在1 660名左右的本科生招生名额。相对我国大学招生人数来说，这是一个小而精的本科生招生数目。哈佛大学充裕的收入完全能够为每一个本科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很好的资助。例如，2003～2004学年，大约有70%的本科生获得了资助，其中有47%的学生获得了奖学金。学校为每一位本科生提供资助金额平均达到2.4万美元，而学生的平均花费为40 450美元，这些资源93%来自大学本身。^[46]也就是说，每一个进入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可以为家庭平均省去2.4万美元花费。2009年，虽然遭遇自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哈佛大学对学生的资助还是达到了1.47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了8%，有70%的学生获得资助。60%的学生资助是以需求为基础的，平均资助达到4万美元，相当于在哈佛大学花费的75%。另外，哈佛大学的资助政策也包括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不必缴纳任何费用，收入在12万～18万美元的家庭为学生花费贡献家庭收入的1%～10%。

从上述可以看出，哈佛大学提供的资助之高，确实罕见。这也说明，在争取最优秀生源的竞争中，哈佛大学由于拥有良好的资助资源——全世界最多的捐赠基金和品牌力量，将会在竞争中处于更具优势的地位。

2.针对少数民族的优先录取政策

哈佛大学对黑人、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的招生，实际上在成立初期就开始了，只是由于种族主义的影响，黑人、印第安人、西班牙裔美国人等没有顺利地和大规模地进入哈佛大学，导致早期进入哈佛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真是凤毛麟角。在民权运动等影响下，哈佛大学改变了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招生政策，并开始较大比例地提高黑人等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比例。

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颁布了《肯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法律。其主要内容就是不基于种族、性别、宗教、民族、身体状况、年龄等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随后，哈佛大学也制定了“肯定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Admission Plan），主要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先录取政策。招生委员会也开始雇佣黑人委员，招生黑人学生进入哈佛大学改变了原来白人精英的理念，实施了多样化的招生战略。当时，招收的一部分黑人学生由于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的准备，导致一部分学生没能按时完成学业，不仅浪费了宝贵的高等教育资源，而且还对其他优秀学生造成反向歧视。因此，博克校长在向教授会做报告时强调选拔合格的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他坚信，种族和性别优先的原则必须达到学术要求的最低限度，并在任期内一直坚持该原则。博克校长不是反对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先录取政策，而是反对仅仅以种族为基础不问学术水准的招生政策，主张以学术水准为基础是录取学生的最主要标准。他指出：“如果我们考虑学术目标就能够理解招生人员为何往往更喜欢招收最具才干的少数民族学生，即使他们不是来自贫困家庭。优先录取政策的实施必须谨慎公正，这是毋庸置疑的。”^[47]

少数民族进入哈佛大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黑人学生的比例从1979年的7%上升到2000年的8%，西班牙裔学生从3.4%增长到8%。在2007年录取的1 680人中，10.9%的学生有拉丁美洲背景，10.8%的学生是非裔美国人，17.6%的学生是亚裔美国人，1.3%的学生是美国印第安人，9%的外国学生获得了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以看出，哈佛大学在增加少数民族学生、大力推进其国际化步伐的时候，坚持以学术标准选拔精英，以良好的制度建设为基础，保障每一位申请者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

3.取消提前录取政策

为保障更加公平和公正地使每一位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都能真正地切身体会到平等的录取机会，哈佛大学在坚持录取招生的委员会制度、优先招生政策之后，取消了提前招生政策。这主要是由于提前招生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带来很大影响，特别是国外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提前招生还可能影响学生的高中学习经历，导致学生对高中最后一年第二学期的学习不够认真。^[48]为了保证所有申请者都有平等的录取机会，不扰乱中学的教学秩序，哈佛大学2006年9月12日宣布结束已经施行30多年的提前招生政策，以后每年只有一次录取过程。申请最后截止日期是每年的1月1日。

4.高度量化和高度个性化的高度选拔性招生政策

进入大众化阶段的美国精英高等教育具有很高的选拔性，作为常春藤大学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1985年的申请者达到1.3万人，录取率在17%～19%。斯坦福大学申请者达到1.7万人，录取率为15%。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有较少的申请者1 270和6 000人，录取率为30%和34%。州立大学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执安大学的申请者达到1.2万～1.3万人，录取率达到50%；威斯康星大学录取率达到了80%。因此，申请进入州立大学要容易一些。虽然不同大学的录取程序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公认的标准，如标准测验分数和年级排名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材料是作为是否录取的补充材料，包括高中分数、文章、面试、来自教师的建议等。

在上述因素中，学生要有很高的学术天资，这是进入大学的首要要求。有很多高中毕业生两门课程SAT分数达到1 600分，处于毕业班前5%的学生才有可能；有些高中毕业生在科学方面很有天赋。^[49]

一是高度量化的SAT分数。哈佛大学在贵族精英阶段几乎没有选拔性，在学术精英阶段选拔性也只有50%，但是进入21世纪后，哈佛大学成为了高度选拔性的学校，淘汰率为90%以上。曾经担任过哈佛本科生院院长的哈瑞·路易斯（Harry Lewis）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哈佛大学的招生中，学生几乎在学术成绩满分的情况下竞争。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而一流大学的招生规模不见增长。每年报考哈佛大学的人数不断增加，但其本科生招生规模一直维持在1 600名左右，因此本科生的在校生规模基本稳定。众所周知，能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实属凤毛麟角。一名高中毕业生拥有无可挑剔的绝对资格，高中几年里一直表现出色，却没有被哈佛大学录取，家长、教师以及校友都深感困惑和愤愤不平。即使从学术角度考虑录取标准的话，客观性考试也无法区分报考学生的良莠。哈佛大学班级排名前25%的学生，他们的SAT成绩都在1 580分以上（语言和数学两个科目之和），即使班上10%最差的学生，其SAT成绩也达到1 320分。最顶尖的高中毕业生在哈佛大学俯拾皆是。只要愿意，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完全可以让这样的学生挤满班级。因此，90%的哈佛大学学生来自高中毕业班学生的前5%。^[50]

20世纪初，哈佛大学的淘汰率只有20%左右；1907年，淘汰率为25.6%；到1947年时，为49.4%。2001年，有16 597名高中毕业生申请哈佛大学，只有1 650人被录取，淘汰率为90.19%；2007年，淘汰率达到92.03%。20世纪50年代，《退伍军人法案》和《国防教育法》的实施，导致哈佛大学的申请者潮水般涌来，学校开始大规模地提高入学标准。很高的入学标准使商人阶层的子女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迫使他们要获得很高的标准测试成绩。SAT的平均成绩也在不断提高，1956年，SAT分数是500分；2007年，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中有2 900名的SAT分数达到满分800分，其中3 500名数学达到满分800分，将近3 700名学生是高中第一名。这样多的学生取得满分，使得招生工作按照学术标准，根本没有办法区分精英中的精英，哈佛大学因而采取了高度个性化的录取政策。

二是高度个性化的录取策略。哈佛大学合格申请者日益增多，确定选择新生的标准成为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的职责。由于录取的人数大大低于合格人数，而且在标准测验上面大家几乎都是满分的成绩，区别精英的办法就不能仅仅依靠学术成就，而是要依靠非量化的经历和个性品质。除纯粹的学术能力外，还有性格、课外活动、艺术或运动天赋、社会地位、地理多样性等，都在考虑之列。切丝·皮特森（Chase Peterson）在1967～1972年担任招生办公室主任，他的录取标准包括坚韧的个性品质、智力的开放性、人格魅力等。1975年，彭妮·菲尔德曼（Penny Feldman）在研究哈佛大学录取过程之后得出结论，哈佛大学的录取程序对校友子女、运动员、私立高中的申请者、黑人、科学方面突出的申请者有倾向性。她指出，哈佛大学的录取完全取决于学术成绩的占1/3，取决于学术成绩与其他因素的占2/3。

前哈佛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刘易斯也指出：“因为有大批入学申请者拥有出色的中学成绩和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所以哈佛大学需要借助非量化的信息作出招生决策。通常情况是，招生官员看重学生充分利用已有机遇的能力。一个能充分利用有限条件、取得最佳成绩的学生，比那些成绩虽然优秀但未充分利用有限条件、取得最佳成绩的学生更有被录取的可能，拥有最丰富个人简历的学生将最终胜出。过去的成绩或许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潜力。哈佛大学不仅仅收罗学术明星，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只有很少的学生是看学术成绩的。招生的最终目标不是选拔高中成绩拔尖者，而是挑选那些能改变世界的人。那些所谓的好学生在随后的学术竞争中只能远远落后于尖子。如果一味提高招生中的学术标准，招收更多的高中尖子生，让他们为学术荣誉而互相拼杀，那么我们可能培养出更多的教授，却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医生、工程师、实业家、律师，同时我们也肯定将制造更多的自杀者。”^[51]

三是学生来源更加多样化。20世纪60年代，本德提出多样化的政策。但在1977年，教授会对这种多样化的招生政策提出了质疑，理由是这样只会导致学生来源的单一化，就是学生群体中来自富有郊区和中上层家庭的人数增加。教授会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从1954～1981年学生生源的父亲职业可以看出，有超过65%的学生来自专业人员的家庭，蓝领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一直很少，而且还在下降。^[52]尽管如此，哈佛大学还是坚持了多样化招生政策。

四是哈佛大学招生过程。哈佛大学的招生过程，不同历史时期负责的机构不同，程序也不一样。目前，哈佛大学设有招生与资助委员会（the Admissions and Financial Aids Staff），负责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招生工作。在该委员会下面还有次委员会，各地区校友会有时候也负责对新生的招生咨询等工作。招生与资助委员会的招生程序，主要是借助哈佛大学的待审系统进行的。这个待审系统为每一个地区分配一定的招生名额，然后通过哈佛大学的考官评审，最终确定申请者能否录取。

招生与资助委员会有29名成员，其中有12名成员是经常负责哈佛大学和拉德克里夫学院招生的人员。在这个委员会里，主任、主管、主管助理是最重要的成员。他们基本上通过官僚等级联系起来，对一定的地理区域的招生负责。一些成员负责基本的招生工作，另一些成员作为招生工作的助理。委员会成员被分配到一定地区巡查，与不同的校友俱乐部和申请者见面。每一位招生委员会成员均负责一定地区的所有招生活动的协调工作。

招生与资助委员会成员还要有多方面的兴趣、很好的分析技能、处理公共事务关系的能力、很好的体力等。还有，就是要有对哈佛大学的信心，能招对年轻人。最后，就是要喜欢年轻人。与此同时，各地的校友学校或校友俱乐部对招生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校友学校的成员也会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到高中去访问和接受想申请哈佛大学的咨询者，并代表哈佛大学参与面试，提出申请者的个性等方面的建议。哈佛大学设有少数民族招生项目（the Undergraduate Minority Recruitment），为少数民族学生申请者提供往返路费，让他们到哈佛大学访问。

在招生程序方面，哈佛大学每年从9月到12月，招生与资助委员会成员不停地到全国各地与有意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交流，一般都会收到大约1 500名学生的申请材料。12月中旬开始阅读申请材料，第二年的1月到2月15日开始录取。哈佛大学招生与资助委员会通过待审系统把所有申请材料分成21个地区，每一个地区组建一个招生委员会。

表1-3　哈佛大学待审系统的分配额度

资料来源：David Karen.Who Gets into Harvard？Selection and Exclusion at An Elite Colleg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85：289.

招生与资助委员会的主任负责指导和监督其他对所在地区熟悉的招生人员阅读申请材料。一般地，申请材料由两个考官评审，第一个人提供建议，第二个人往往更加客观。如果不能确定的话，就传给第三个人评审。如果还不能确定录取，将会提交委员会讨论确定。招生委员会主任会给每一个招生次级委员会当年的招生计划。次级招生委员会对每一个申请者的材料进行讨论，做出结论。每一份申请材料在阅读之后都会标注四种情况中的一种：录取、不录取、勉强录取、强烈建议不录取。最后，由招生次级委员会主管提交那些最有资格录取的但需要淘汰的申请者（strong reject）和建议录取的最弱的申请者（weak admit）。这个工作常常在总的委员会会议之前的两周结束。(www.xing528.com)

总招生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那些有争议的学生的录取和淘汰的事情。讨论结束之后，4月上旬寄发录取通知书。对于申请者来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决定是否接受哈佛大学的录取。剩下的没有被哈佛大学录取的申请者，也会收到一份为何没有通过的简要介绍或者其他的一些安慰的话。不管怎样，所有申请者都会收到一份录取结果的通知。那些与哈佛大学有着长期联系的、起着重要作用的家长子女如果没有被录取，将会收到学校招生委员会的解释电话。在整个招生工作结束之后，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又开始准备下一年度的招生准备工作。

哈佛大学招生方面在主要坚持学术优秀和卓越的标准的前提下，很看重学生的个性品质。培养领袖人才的哈佛大学从制度层面排除了横在来自下层社会学生的经济障碍，但来自下层社会的学生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往往缺少哈佛大学培养的精英和领袖的素质，因此，那些来自上层社会的学生在招生的非量化指标方面往往占有很多优势，他们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因此要真正实现哈佛大学的平民精英招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哈佛大学的精英培养和固有的知识天才的贵族精神，使得哈佛大学在进入21世纪后，仍然保持着几百年形成的传统，从精英中挑选精英，专注于培养领袖人才。以社会地位为标准的贵族精英已经让位给以学术水平为基础的新的专业阶层的知识精英，因此，在知识精英成为申请者的大多数的时候，怎样使申请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哈佛大学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哈佛大学以其固有的精英意识，仍然有贵族精英、学术精英和平民精英的成分。既有来自富有的商人阶层的学生，也有来自贫困的工人家庭的学生；既有来自政府官员家庭的学生，也有来自平民家庭的学生；既有来自专业人员家庭的学生，也有来自无业人员家庭的学生，使得哈佛大学正在成为面向所有美国人的大学。

（五）哈佛大学与中国的联系

哈佛大学与中国的联系，还要从戈鲲化接受埃利奥特校长之邀到哈佛大学讲授中文说起。戈鲲化，字砚畇，生于1838年。祖籍安徽休宁，寄籍浙江宁波。1879年，由戈鲲化学生、宁波海关税务司官员、美国人杜德伟推荐，与哈佛大学签订了赴美任教合同。^[53]戈鲲化1879年10月22日开始在哈佛大学讲课，每次上课都要穿上官服。听课的学生包括本校学生，任何想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的人。戈鲲化还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开设中国诗文讲座，有时候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1880年，戈鲲化以他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背景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贵宾。在日常生活中，戈鲲化以一种开放积极的姿态融入到美国社会。他一到美国就开始学习英文，很快就能用英文比较随意地进行会话，甚至可以翻译自己的文章和诗歌。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戈鲲化到哈佛大学进行教学是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大学派出教师，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成为中美文化交流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开创了中国与哈佛大学交流的先河。之后，很多中国学人怀着各种各样的梦想进入哈佛大学。

随着庚款留美项目的实施，有一部分极具潜力的中国人进入哈佛大学，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知名人物。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成立之前，哈佛大学校园中就有不少中国同学社团活动。例如，由哈佛燕京图书馆裘开明馆长的老档案寻出的1919年左右哈佛大学中国同学会的名单，有梅光迪（安徽）、倪建候（福建）、牛惠生（江苏）、刘树梅（湖南）、孙学悟（山东）、施济元（浙江）、唐钺（福建）、唐腴卢（浙江）、祝隆德（湖北）、姜蒋佐（浙江）、卫挺生（湖北）、温毓庆（广东）、王纯焘（湖南）、何杰才（江苏）、吴宪（福建）、尹寰枢（湖南）、余文灿（广东）、杨诠（杏佛）（江西）等人。

1914年美国铝业公司创办人查尔斯·霍尔去世之后，将自己遗产的2/3资助教会在亚洲兴办高等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的争取，1928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建立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进行研究生教育，学社提供奖学金帮助成绩优异的学生到哈佛大学深造。据研究者考查，中国名人在哈佛大学留学的还有：刘瑞恒、赵元任、胡适、陈寅恪、梁实秋、林语堂、宋子文、竺可桢、周一良、吴于廑、任叔永（鸿隽）、洪深、钱端升、贺麟、洪业、贝聿铭等，多数人曾经接受燕京学社的资助。^[54]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人逐年增多。学术界比较知名的学者有：美国工程院院士锁志刚教授，他1987年、1989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7月担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科学院杨佳教授2000年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哈佛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荣获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友成就奖。工商企业界比较知名的人士有：融创集团的孙宏斌、厚朴投资的方风雷、易趣网的创办者邵亦波和谭海音夫妇等。自2002年以来，哈佛大学校方统计我国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人数逐年增多，2002年有337人，2007年增加到400人。^[55]

目前，哈佛大学的中国校友会有会员500人，现任会长是北京大学的傅军教授。哈佛大学与中国政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合作，如工业与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部、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务院新闻办以及各省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干部到哈佛大学进行进修。一般有两种进修方式：一是访问学者，带着课题到哈佛大学自由选修课程；二是集体培训，由中组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计划用5年的时间为中国政府培训300名32～45岁的政府高级官员，他们将成为我国政府未来的重要管理者。

哈佛大学以与真理为友的精神，从一所殖民地的教学型小学院发展到今天的世界闻名的一流研究型大学，经历了373年，形成了具有创新和保守双重性格的大学文化和精神。其间，虽然既有几乎倒闭的厄运、也有极其辉煌的时代，但是，哈佛大学与时俱进的理念、良好的治理结构、不断变革的课程、知名的教授和优秀的学生、来自校友的鼎力支持和丰裕的财政基础，使得哈佛大学最终不断从成功走向成功，创造出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个奇迹。

哈佛大学的招生经历了以出身和财富为标准的贵族精英阶段，发展到以学术成就辅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特征的学术精英阶段，最终发展到仅以学生的素质为录取标准的平民精英阶段。在大学治理方面，哈佛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典型的双会制治理，董事会和监事会负责领导大学，具体的行政事务交给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学术方面的管理则交给教授会实施。课程改革方面持续不断。哈佛大学最初的课程没有选修的余地，所有课程都是必修的，随着埃利奥特校长开创的自由选修制度，选修课程成为其课程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洛厄尔校长时期，哈佛大学对自由选修的课程进行了折中处理，采取首先指定学生在一定范围内的必修课程，然后允许学生选修一部分课程的集中分配制度。后来，这种制度一度成为哈佛大学课程改革的主题，不论是通识教育改革或核心课程改革，还是21世纪的课程改革的国际化，虽然每次改革的侧重点不同，但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结合的原则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为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的募捐运动一直做得非常到位，成为其办学经费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培养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哈佛大学很早就进行了科学研究，不论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实力强大的自然科学，抑或是新兴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哈佛大学都获得了处于顶尖水平的研究成果，拥有本领域杰出的教授、聪慧的学生和先进的实验设施，以及世界化的研究视野。当今，哈佛大学除了进行擅长的基础研究之外，根据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也积极开拓跨学科的研究。

【注释】

[1]S.E.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6.

[2]S.E.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9.

[3]B.A.Peirce.A History of Harvard University［M］.Cambridge：Brown，Shattuck，and Company，1833：28.

[4]林玉体.哈佛大学史［M］.台北：高等教育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20.

[5]林玉体.哈佛大学史［M］.台北：高等教育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14.

[6]S.E.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14.

[7]Samuel A.Green.A Copy of the Laws of Harvard College，1655［M］.Cambridge：Press of John Wilson and Son，1876：4-6.

[8]沙敏.哈佛大学校训［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51.

[9]Henry James.Charles W.Eliot：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1869-1909，Vol.I.［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30：263.

[10]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Handbook 2009-2010［R］.Cambridge：Offici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2009：9.

[11]Samuel Eliot 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337.

[12]The Harvard Law School Association.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Harvard Law School（1817-1917）［M］.1918：23.

[13]The Harvard Law School Association.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Harvard Law School（1817-1917）［M］.1918：77.

[14]The Harvard Law School Association.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Harvard Law School（1817-1917）［M］.1918：29.

[15]Report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Treasurer of Harvard College（1914-1915）［R］.Cambridge：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1916：148.

[16]Samuel Eliot 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361.

[17]J.H.Gardiner.Harvard［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4：7.

[18]B.Bailyn ＆D.Fleming.Glimpses of the Harvard Pas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63.

[19]S.E.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490.

[20]B.Bailyn，etc.Glimpses of the Harvard Pas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118.

[21]沙敏.哈佛大学校训［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61.

[22]沙敏.哈佛大学校训［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62.

[23]M.Keller ＆M.Phyllis.Making Harvard Modern：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92.

[24]A.J.Zucker.The History of Harvard University［D］.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0：20.

[25]郭建.艾略特高等教育思想述评［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12）：38—40.

[26]D.Karen.Who Gets into Harvard？Selection and Exclusion at An Elite College［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85：432.

[27]Morton Keller ＆Phyllis Keller.Making Harvard Modern：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92.

[28]施晓光.美国大学思想论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0.

[29]陈利民.哈佛大学办学理念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5：85.

[30]Morton Keller ＆Phyllis Keller.Making Harvard Modern：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46.

[31]Morton Keller ＆Phyllis Keller.Making Harvard Modern：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55.

[32]N.L.Rudenstine.Pointing Our Thoughts：Reflections on Harvard and Higher Education（1991-2001）［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194.

[33]N.L.Rudenstine.Pointing Our Thoughts：Reflections on Harvard and Higher Education（1991-2001）［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204.

[34]J.T.Bethell，etc.Harvard A to Z［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224.

[35]http://www.president.harvard.edu/speeches/faust/091127_africa.php.2009-12-20.

[36]J.T.Bethell，etc.Harvard A to Z［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225.

[37]N.L.Rudenstine.Pointing Our Thoughts：Reflections on Harvard and Higher Education（1991-2001）［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233.

[38]沙敏.哈佛大学校训［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64.

[39]齐永芹.陆登庭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D］.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18.

[40]J.T.Bethell，etc.Harvard A to Z［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302.

[41]［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131.

[42]沙敏.哈佛大学校训［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65.

[43]J.T.Bethell，etc.Harvard A to Z［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349.

[44]Harvard University Fact Book 2007-08［EB/OL］.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factbook_2007-08_full.pdf.6.

[45]David Karen.Who Gets into Harvard？Selection and Exclusion at An Elite College［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85：122.

[46]John T.Bethell，etc.Harvard A to Z［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4.

[47]［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2.

[48]The University Gazette，College Admission Yield is Nearly 80%.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1998/05.14/CollegeAdmission.html，2009-4-28.

[49]H.Rosovsky.The University—An Owner’s Manual［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90：64.

[50]［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M］.侯定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51]［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M］.侯定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

[52]D.Karen.Who Gets into Harvard？Selection and Exclusion at An Elite College［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85：127.

[53]林湘北.曾经哈佛大学——百年中国学人感悟哈佛大学［M］.广州：南方日报社出版社，2003：12—13.

[54]张凤.哈佛大学燕京学社75年汉学贡献.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501375/2011-7-7.

[55]Harvard University Fact Book.2007-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