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研究型大学时期介绍（1933～1971）

三、研究型大学时期（1933～1971）

哈佛大学能够进入研究型大学时期，既得益于埃利奥特和洛厄尔两位校长精心呵护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又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联邦政府大力资助研究型大学的政策有关，也与进入大众化的美国高等教育促使处于顶端的哈佛大学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有关。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为：招生主要依据学生的学术成就，而且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教授的任命以学术卓越为原则，“出版否则离开”（publish-or-perish）成为教师们生存的一个进化论法则。教授们的学术文化导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认为是浪费时间，从而大量使用研究生助教进行上课辅导。

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来看，哈佛大学的主要任务也从教学和科研并重转变为以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创新为主要任务。在课程方面进行了一次改革，即1945年实施的，以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的报告为基础，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为主要目的的课程改革。

（一）科南特校长的思想

科南特接任洛厄尔校长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校长，他处于从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过渡时期。科南特校长主要加强了天才学生的招生，在全世界范围内招聘名师作为哈佛大学教授，改革教授的任命和晋升制度，进行本科生的课程改革以适应大众化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科南特校长

1932年11月，洛厄尔校长宣布退休。哈佛大学董事会开始依据特许状规定的程序遴选新校长，经过一年的选择，化学系的科南特教授成为哈佛大学新校长。科南特认为，大学应该培养通才，但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学生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他对某个专门职业的选择。无论是化学家、医生、工程师，还是手工技术行业的专家，专业化都是推动哈佛大学变换社会结构的方式，哈佛大学无法拒绝专业化，但不能一味地强调专业化，因为一个完全由专家组成的社会不是一个有条不紊的社会。大学应该把个人培养成既是一个某一领域的专家，又是自由人、公民的普通艺术专家^[21]。

科南特校长强调通过科学研究来增进知识和学问，大学是由教师和学者组成的社区，大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吸引优秀的师资。如果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都是世界著名的，那么这所大学必然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学。^[22]他认为，选拔最优秀的学生和教授，不是看出身，而主要是看智力和个性。教授的基本工作就是保护和创造知识（preserve and advance learning），如果哈佛大学的每一个院系都能吸引到最著名的教授，那么哈佛大学就不必为未来担心。科南特认为，在哈佛大学的教师中，只有一半左右算是他认为的增加知识的教师。他不断解雇初级的、没有学术抱负的教师，提高大学教授的任命标准^[23]。

在招生方面，科南特校长认为，哈佛大学已经是一所全国性的大学了，可以以智力和性格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从全美国招收最具天才的学生。为此，在科南特的领导下，哈佛大学实施了哈佛大学全国奖学金项目（Harvard National Scholarships），吸引贫困家庭和中小城市及中西部地区的优秀孩子到哈佛大学就读。

在教授任命方面，哈佛大学建立了由社会科学、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领军人物组成的教授委员会，主要负责提供教授任命、授予荣誉学位和研究支持的建议。科南特校长在非终身教职的教师的晋升上面，实施了“晋升否则离开”（up-or-out）的政策。该政策规定，如果一位教师在8年时间内还不能达到在自己研究领域前几名的位置，就会被无情地淘汰出局。评价教授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出版物是否有分量。科南特认为，教授必须在学术竞技场中为知识的增加做出贡献，评价的标准只能是教授们的出版物。这样的标准成为美国几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学任命教授的标准。^[24]

（二）坚持学术精英招生(www.xing528.com)

进入研究型大学时期，哈佛大学在招生方面也出现了不同于前一时期的变化。在科南特校长的领导下，招生从以能否通过古典学科的单独考试，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是否校友等非学术方面考虑能否进入哈佛大学，逐步发展到主要依靠标准测试成绩作为进入哈佛大学依据的学术精英阶段。科南特校长希望，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地理区域招收更多有学术成就的学生。他的精英教育理念是机会均等和学术精英相结合的，所以他认为人才是均匀分布于所有学生之中的。科南特的精英教育以才能加之其他能反映领袖特质的个性方面的素质作为进入哈佛大学的主要尺度。为使哈佛大学的学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营造多样的、包容性很强的学术精英的校园，科南特扩大了招生的范围，同时提高了入学的学术标准，采取学术性向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简称SAT）。但是，囿于哈佛大学传统的偏见，科南特的学术精英的思想并不包括女生。他说：“希望我在任的时候，世间最后一件事情，才是哈佛大学向年轻女子开放。”^[25]

科南特任校长初期，哈佛大学的学生群体比其他大学都更加地方性。1931年，哈佛大学新生有40%的学生来自马萨诸塞州，大约有50%来自预备学校。大约1/3的学生来自菲利普斯·埃克塞特（Phillips Exeter）中学、弥尔顿中学（Milton Academy）、菲利普斯·安多弗（Phillips Andover）中学和圣保罗中学（St.Paul’s）等著名中学。为改变哈佛大学招生的局限性，科南特校长采用了更加多样化和精英化的招生政策。例如，1917年，哈佛大学招生的淘汰率为20.7%，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所占比例为40.2%。1946～1947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复员的影响，淘汰率一度上涨到45.4%和49.4%。1953年，来自公立学校的申请者占被录取学生的54.6%，已经打破了哈佛大学以私立预备学校为主要生源地的传统。^[26]

联邦政府大规模和长期的资助，对哈佛大学依靠大的商业机构和依赖精英预备学校的做法也产生了很大冲击。哈佛大学限制了在纽约、波士顿地区预备学校的招生名额，招收更多其他地区公立高中的学生。据统计，1935～1936学年，35所公立高中有超过5人进入哈佛大学；到1952～1953学年，有128所这样的学校。申请进入哈佛大学的高中数目也从科南特刚上任时的514所学校，上升到科南特结束校长任期那一年的1 071所。从地域来看，1930年，有84%的学生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和中部大西洋各州；到194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75%。但同一时期，来自五大湖地区和西部太平洋各州的学生从1930年的11%上升到1940年的18%。

1952年，哈佛大学成立了招生与资助办公室。该办公室主任是威尔伯·本德（Wilbur J.Bender），他把招生办公室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官僚化，依据地理区域的分类方法建立了待审系统（Docket System）。待审系统是洛厄尔校长时期限制东部地区学生入学的一个政策，这样的分类能代表不同地域的学生的申请和录取比例。这样，就可以实现长期以来的地域来源多样化战略，把申请者分割成不同的地域。

本德担任招生委员会主席的时期，坚持卓越与多样化的招生政策。他是第一位把多样化作为招生委员会主要政策的主席。1952年，本德认为，哈佛大学招生要平衡以下七个团体：一是校友子女，来自大波士顿地区和上层金融阶级的子女；二是殷实的中产阶级的子女；三是有能力和雄心的男孩子；四是中下层阶级；五是智力优秀、有音乐和体育天赋的学生；六是很高比例的犹太学生；七是未来可能成为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和作家的学生。除了上述七个团体之外，本德还认为，剑桥的申请者不得不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需要考虑。

在录取中，一些很重要的生源，如哈佛大学教授子女、来自波士顿地区预备学校的学生、著名人物的子女等，如果存在争议的话，一般都要经过招生委员会3名成员阅读学生的入学申请才能决定是否录取。哈佛大学申请者范围和比例大致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入学人口的状况和比例。即使这样，哈佛大学校友子女比起其他团体的录取率要高出2～3倍。哈佛大学对校友子女的倾斜，主要是由于校友捐赠的缘故。

（三）研究型大学时期的治理

进入研究型大学时期的哈佛大学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治理模式。董事会居于整个哈佛大学的最主要的位置，拥有治理哈佛大学的最终决定权。监事会负责监督哈佛大学董事会的运作和决策。教授会负责哈佛大学的学术事务，校长及行政系统则为哈佛大学的正常运转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在20世纪60～7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面前，奈森·普西校长主张的小而精的校长和行政系统受到了挑战，随着哈佛大学不断地发展，校长和行政系统不断扩大成为哈佛大学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时任董事会秘书的戴维德·贝利（David Bailey）承认，在哈佛大学的管理实践中存在着三个王国，每一个王国都有自己的管理领域。他认为，首先，在财政和预算（Finance and Budgeting）方面，校长和董事会拥有最大的权力，管理的界限非常清晰，精确度与军队差不多。校长是总司令，副校长是某一领域的指挥官，院长和系主任是接受命令并有效使用预算的管理人员。

其次，在教授遴选（Faculty Selection）方面，哈佛大学有一个官僚的或者寡头政治的系统，到处都是各种委员会。大学董事会和监事会从理论上讲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在遴选过程的实践中深受系主任和特别委员会限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4次监事会干涉教授的任命，但没有一次成功。

最后，在学术政策（Academic Policy）方面，尽管董事会和监事会保留在学位和课程变革形式上的话语权，但教授会拥有管理学生、课程和学位的无可挑战的绝对权力。在实践中，教授会内部没有权威。尽管存在集团兴趣和压力，教授会仍然发挥着议会系统的作用，对事情进行无休止的辩论，最后总能达成共识。^[27]

贝利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哈佛大学治理的生动写照，校长及行政系统还处于不太显眼的位置。普西校长脆弱的校长和行政系统的弊端，在博克校长时期得到了很好的纠正。博克就任哈佛大学校长之后，就开始不断扩大哈佛大学行政系统的权力，采取设立副校长职位、创建哈佛大学管理公司等措施，以适应哈佛大学不断国际化和不断复杂化的大学治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