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博士生教育：有益的国家产品面临院校分化的挑战　

第十章　加拿大的博士生教育：有益的国家产品面临院校分化的挑战　路易·马耶（Louis Maheu）

1.介绍

在加拿大的教育体系中，大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先锋大学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正如世界其他地区那样，首批院校大多专注于培养医生、律师以及各宗教派别的牧师等专业人士，却很少涉及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19和20世纪，新型大学相继出现，加拿大的大学总数增加至90多个。

加拿大拥有宏大的国家战略，立志成为全世界研发和创新领域表现最佳的五大国之一，而博士生教育则是该战略的重心。21世纪初，加拿大25～64岁年龄段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一（Allen ＆ Vaillancourt，2004）。但是，这主要依靠与大学教育相对的非大学高等教育，而大学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依旧是美国。就大学规章而言，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相类似（Riddell，2003）。近几年，加拿大的博士年产量处于15个主要博士出产国的末端。建设实力雄厚的专业项目，领导力、视野以及能力卓越的院校机构是先决条件，并可为加拿大博士生教育的必要扩张打下基础。

2.问卷调查

表10.1　问卷调查

①数据来源于Lebel（2005）。②数据来源于Lebel（2005）。③数据来源于Gingras（1991）。④数据来源于Lebel（2005）。⑤数据来源于G10Data Exchange（2003）。⑥数据来源于Gluszynski and Peters（2005）。⑦数据来源于G10Data Exchange（2003）。⑧数据来源于Gluszynski and Peters（2005）。⑨数据来源于Lebel（2005）。10〇数据来源于Lebel（2005）。

3.数据来源

表10.1数据的来源详见脚注。

4.博士生教育在国家、国际背景下的地位

4.1　起源

如许多工业化社会一样，加拿大研究生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开始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每年的研究生注册人数约为几百人。1945年，总注册人数近3 000名；20世纪50年代初，总注册人数近5 000名；50年代末，全日制学生达6 518人（Urquhart ＆ Buckley，1983）。和其他国家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研究生注册人数飞速增长；到70年代，人数已超过4万，其中3.3万为全日制学生，近1万名为博士生；80年代，总注册人数超过6万，其中全日制学生为3.5万，博士生为1.3万（Urquhart ＆ Buckley，1983）。然而，博士学位授予量的增长率却相当低。总体而言，20年代初期，每年仅授予博士学位20多人，1945年授予量约为100人；50年代末，每年仍仅授予300人。但在20世纪60年代，博士学位授予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授予量增加了5倍，在1970年达到峰值——达到1 625人。在70年代中期，每年学位授予量达2 000人（Urquhart ＆Buckley，1983；Leacy，1999）。

5.加拿大研究生教育的国家政治背景

作为一个致力于知识经济建设的现代政府，加拿大联邦政府为国家发展制定了严格的科技和研究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之交更是见证了政府所做的努力。省级司法管辖区面临更为果断的联邦管辖权和科研政策，尤其当这些权利和政策涉及教育时——或更精确地说，涉及高等教育时。

加拿大没有国家级的教育部。所有层次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例如社区学院和大学，都由省政府管理，因而，相关的资助事宜也由省政府负责。

6.资助

6.1　联邦政府拨款

省政府的教育经费不仅来自自身资金，还来自联邦政府转移的资金。无论是否被当作特别拨款、是否有附加条件、是否处于适宜的拨款水平，联邦拨款都有着繁杂的历史（Cameron，2004 ＆ 2005）。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为了控制长期赤字和巨额债务，曾大幅削减拨款。由于多数省政府并不会增加资助以应对这些削减，大学只能自行调整政策。

6.2　多样化拨款

大学需寻求多样化的资金来源，这是一项重要挑战；而各大学的筹资能力存在巨大差异。整体而言，在21世纪初，来自省政府收入的大学经费比20世纪70年代初降低了23%，占大学总收入来源的46%（Snowdon，2004）；而学费、赠与和捐款在大学总收入中的比例显著上升，分别从6%和7%上升至22%和10%。这一期间联邦政府拨款占总收入的比例也上升至13%，主要用于资助研究项目。

6.3　研究拨款机构

加拿大的研究议程有其自身特点。最早由政府掌管，之后虽然遭到某些争议政府仍主持研究工作的开展（Cameron，2004）。联邦政府创建并资助了3个研究拨款机构，用于直接投资科研活动，包括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项目。当前，这些拨款机构针对自然和工程科学、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领域，开展了多样化的研究拨款项目，并提供多项学生奖学金。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新的联邦政府研发计划逐渐付诸实施，其中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占据中心位置。这些计划包括：

●加强以往关于“建立卓越中心和网络”的政策；

●引入基金会，尤其是加拿大创新基金会（Canada Foundation for Innovation）和加拿大千禧奖学金基金会（Canada Millennium Scholarship Foundation）；

●对拨款机构进行改革和进一步巩固；

●根据教员对各自院校所作出的研究贡献，从加拿大大学中选拔2 000名杰出教员，授予“加拿大首席科学家”标号（Cameron，2004；Prichard，2000）。

2004年，两份政策文件确立了联邦政府关于研发、学术研究和研究项目最新的创新战略。文件的题目分别是：《追求卓越：投资于民众、知识和机遇》（Achieving Excellence：Investing in People，Knowledge and Opportunities）；《知识事务：加拿大人的技能与学习》（Knowledge Matters：Skills and Learning for Canadians）。为了在2010年跻身全球研发实力前五强，联邦政府制定了很高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将研发投入翻番，并支持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项目——通过为拨款机构投入更多的资金逐渐建立起一个长久的项目来直接支持大学科研的间接成本。

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大拨款部门对研究生的资助力度，并在2003年实施了全新的“加拿大研究生奖学金计划”（Canada Graduate Scholarship Program）。该计划每年分别为博士生和硕士生提供2 000份奖学金，同时为大学的研究生培养项目带来了极具挑战性的目标。至2010年，大学的硕士和博士项目每年的入学人数均需增加5%。因此，加拿大创新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加拿大研究型大学及其科研培养项目的发展，主要是哲学博士项目（Clark，1995）。

7.机构类别

7.1　加拿大机构中博士生数量的总体趋势

2003年，加拿大的博士入学人数为32 006，比上一学年增加了9.1%。1995年至1999年（包括1999年），入学人数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到2000年，入学人数又有所增加，并在过去两年大幅增加（Lebel，2005）。2003年授予博士学位3 861人，比上一年增加3.5%。在1999—2001年期间，博士学位授予量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之后，每年的授予量又开始上升（Lebel，2005）。总体而言，过去10年间，博士生教育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仅保持在稳定水平。

7.2　博士生集中于某些机构

博士生教育集中于某些机构，导致各大学的培养任务有所差异，而以上数据并未显示出这一特征。2003年，加拿大48所大学中仅有6所还招收了一些博士生，并且，加拿大超过50%的博士在读生来自6%的大学。占加拿大大学总数12%的11所大学，则拥有超过66%的博士在读生。

同样地，博士学位授予机构也非常集中。2003年，上述6所大学所授予的博士学位占博士学位总授予量的50%以上；10所大学所授予的博士学位则超过总授予量的66%。这一集中趋势并不新奇：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上述6所机构就招收大量的博士生，并成为学位授予的主体机构。这6所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并且都是加拿大G10大学联盟的成员。90年代以来，在有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政策制定、决策和能力建设等方面，这一非正式组织成为施压集团。

7.3　研究生院

克拉克（Clark，1995）在关于现代化大学的开创性工作中提出：在现代化大学内部成立专门的研究生教育分支，是研究生教育战略化发展的结构性条件。为了提供优质的研究生教育、并建立起研究和训练之间良好的桥梁（包含教学和学习），这些大学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生院（Clark，1995；Ben-David，1977）。承担着超过50%的博士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的加拿大大学，都有独立的研究生层面的教育。另外，75%的博士生都就读于有研究生院的大学，仅有2所机构例外（其中一所机构在过去是有研究生院的）。这些大学的功能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有独立的研究生院。其中，有些研究生院有着悠久的历史，确实反映了研究型大学间的不同使命。

8.博士生教育的不同形式

在博士生教育层面，哲学博士的课程和训练已成为加拿大大学所有教学、指导和学习活动的主体。然而，某些机构会为小范围的特殊学生群体提供其他课程和博士学位。在教育学、法学、音乐学、心理学和神学领域，主要是培养专业博士学位，例如：教育博士（Doctorate in Education，EdD）、法学博士（Juris Scientiae Doctorate，JSD）、音乐博士（Doctorate in Music）、临床心理学博士（Clinical Psychology Doctorate）和神学博士（Doctorate in Theology）。需要关注的是，并非所有大学都会授予这些专业学位，也不是某个单独大学会授予上述全部学位，尽管某大学可能在上述领域开设独特的博士学位项目。有些学位项目包含一些类似博士论文的要求（被录取的学生需提交一份研究方案），而另一些学位项目可能要求学生有高水平的展示，例如，编写原创性的音乐或是进行高水平的艺术表演。

9.学生及其培养项目

9.1　硕士学位

对于预录取的学生，所有大学都有相应的选拔程序，某些大学会安排正式考试。几乎所有的博士学位项目都要求学生具备硕士学历及优异的成绩。高等教育大众化对研究生教育带来了压力，使硕士学位教育处于当前改革的中心（Gerger，1992；Clark，1995），尽管如此，加拿大的研究生教育仍十分看重硕士学位。与北美大学相比，由硕士阶段进入博士阶段的情形在加拿大大学中更为常见。

9.2　国际学生

在加拿大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国际学生也非常重视硕士层面的教育。过去10年里，就读硕士项目的国际学生数量逐年增加，远高于进入博士项目的国际学生。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就读哲学博士项目的国际学生数量有所下降。但过去两年中入学人数急剧增加，这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后的移民紧缩政策有关。现今，加拿大博士生中的国际学生比例为21.1%（Lebel，2005）。

9.3　性别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有一个显著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加拿大研究生教育体系。随着女性学生数量的稳步增加，硕士学生中的女性比例高达52%。且在过去十年中，进入博士项目的女性学生数量也在平稳增长，这一增长有着重要意义。1994年，博士生中的女性比例为39%；2003年，这一比例约上升至46%（Lebel，2005）。是否加拿大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已成为女性的避风港？总体而言，在加拿大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中，大学并未实施创新措施以帮助女性获取博士学位。例如，只有个别大学为女学生提供怀孕津贴（Eisenkraft，2004）。

9.4　社会问题

原住民在进入大学教育时面临严重的不平等。正如威廉（Williams，2004）报道，2001年人口普查显示，25～34岁的原住民中仅7.8%获得大学学位，而在同一年龄段的全部人口中，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为27.6%。可以肯定，这两个群体的研究生教育参与率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差距。

9.5　全日制和在职学习

多数院校政策规定，博士生培养方式必须为全日制。在申请奖学金时，拨款机构通常也有同样的要求，院校的相关研究生拨款政策也是如此。此外，院校倾向于将那些处于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生统称为全日制学生，无论这些学生究竟如何分配时间。据国家官方统计，共有92.9%的博士生为全日制学习（Lebel，2005）。然而，研究生学习的形式以及研究生院发展的详细路径表明，不同学科的注册状态存在很大差异。与其他专业领域相比，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生更倾向选择在职学习。在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和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一大特点便是全日制博士生比例较低；然而，数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物理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生则倾向于全日制学习（Lebel，2005）。根据对“完成学位时间”的统计，博士学学完成时间较长，尤其是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因此攻读这些领域的博士生中在职学习的比例较高（辍学率也很高），使得学位完成时间较长。(www.xing528.com)

9.6　学生的资金来源

一般而言，博士生主要有四大资金来源。最重要的两个来源是博士生奖学金计划和助教、助研奖学金，其次是个人和家庭的储蓄及收入，最后是其他资金来源。以2003—2004学年的博士毕业生为例，他们中有超过一半（52%）的学生主要依靠博士生奖学金，另外20%则依靠助教、助研奖学金。大学在学生资助方面承担了一项主要职责，即提供了学生资金来源中最重要的部分——校内博士生奖学金和助教、助研奖学金（Gluszynski ＆Peters，2005）。令人惊讶的是，近一半（46%）的博士生表示他们在本科和研究生学习阶段都没有贷款；研究生阶段无贷款的学生比例更高，达到56%。贷款额度有所差异，但多数学生在本科和（或）研究生阶段的贷款少于2万加元（Gluszynski and Peters，2005）。

从更系统的层面来看，几乎所有省份都增加了学费。这主要是应对联邦政府

削减高等教育拨款——特别是在过去10年，以及省政府对教育拨款的总体削减。1971—1972学年至2001—2002学年期间，学费增加了三倍（Snowdon，2004）；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2004年），学费急剧上涨（Fortin，2004；Williams，2004）。也因此，学生在本科学习时平均贷款额度将近翻番，2001年的平均贷款超过2.1万加元，而政府在90年代中期给予学生的资助也是如此——通常以贷款形式资助，而非直接拨款（Junor ＆ Usher，2004；Williams，2004）。

10.指导

最近，一份呈交给加拿大顶级大学各研究生院院长的关于博士生培养的问卷调查显示，博士生教育以及论文指导的主要形式是成立包含导师在内的学术委员会。即使在那些规章制度不同的机构，某些专业项目仍采用委员会指导的形式。

11.考核

加拿大各大学的考核过程差异显著。综合考核作为哲学博士学位的一项重要特点，也是进入博士论文写作环节的必要步骤，如果不是为了获得“高级候选人”身份，综合考核通常包含口试部分，即在委员会前进行答辩。考核也可能包含写作部分，形式更像是写作一篇论文，而非正式的考卷。几乎所有的博士生培养都以在委员会前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制度在各大学之间存在很大区别，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要求，即有一名来自大学以外的专家作为评审成员。

12.其他事宜

12.1　博士生教育的产出

要对博士生培养进行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前提条件是数据可获得且质量较高。但高质量的数据源并不多见。近期，有两个数据来源都能引导人们进行非常有趣的研究。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发布了近期展开的年度“博士普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的原始分析报告，该普查参照20世纪初美国展开的调查。分析仅仅涵盖从2003年7月1日到2004年6月30日这一年的博士毕业生情况。该样本分析显示，所有学生完成学位的平均时间为5年10个月，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需要更长时间（6年8个月）。毕业生获得学位时年龄较大，平均为36岁。他们中间有超过一半的人（56%）年龄在30～39岁；另外20%相对年轻，在29岁以下（Gluszynski ＆ Peters，2005）。取中间年龄来看，我们可以假定，当前的在读博士生年龄处于24～33岁。

12.2　学位完成时间

另一项数据资源——G10大学联盟数据集（G10Data Collection）显示，加拿大某些大学的博士生有着更为复杂的学习路径。近几年，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博士生项目的学生，G10数据集开展了有关学习进展的队列分析。所调查的学生来自加拿大10所研究型大学，调查围绕学生进入博士项目后10年的学业状态展开。在1993年博士生队列中，60.2%的学生在2002年冬季都已完成学位——这些学生的平均完成时间为5年8个月。在不同学科领域，学生所需的时间差异较大。其中，生命、物理和应用科学领域的学生毕业最快，其次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而人文科学领域的毕业率最低，学位完成时间也最长。令人惊诧的是，很多学生在学习多年后退学，他们并未获得学位；他们中有一半是在2年8个月后退学的，其中，物理和应用科学领域的学生会更早退学（在学习2年后），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生退学较晚——在学习超过3年后（G10Data Collection，2003）。

12.3　职业目标

加拿大统计局的“博士普查”提供了关于博士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数据。2003—2004学年的毕业生中，75%有清晰的职业规划，56%希望在服务产业从事研究、发展和教学的工作——主要是教育领域，也有更加职业化的科技、健康和福利服务事业。其他学生的规划不一，有34%希望进入带奖学金的博士后训练阶段。总体而言，后者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毕业生更具吸引力：该领域64%的毕业生已将此项训练纳入计划。绝大多数（80%）毕业生希望在加拿大继续工作或培训，75%的外国学生也有此计划（目前，超过60%的国际学生已在加拿大获得学位）。在离开加拿大的毕业生中，几乎有一半计划在一段时间后再回来，约40%还未考虑过这件事（Gluszynski ＆ Peters，2005）。

13.评论：前方的挑战

13.1　社会契约模式

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被认为是过去几十年加拿大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大学有理由质疑该社会契约能否充分解释复杂的结构维度和各权益方的紧张关系对大学发展的影响。（Cameron，2005）。利益对立及大学对机遇的掌控能力不均，导致各参与方的关系紧张，这根本无法保证各方对彼此信任以及与社会契约的必要联系。加拿大需要建立更精密的分析体制，让各大学形成一个院校主导型体系；该体系需要与政治体系内的各州政府保持联系，又要与各种资源和财产形成市场型关系（Clark，2004）。为使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达到所要求的水准，加拿大许多大学都必须更加商业化。总体而言，大学必须使其管理体系进一步发挥管理领导力和合作的企业家精神，形成团队意志力，从而带来更为可持续性的变革（Clark，2004）。

13.2　提高学位完成率和质量，以建设良好声誉

从短期来看，加拿大博士产业还面临另外两大挑战，它们都意味着大学、政府和市场之间具有新型而复杂的结构性关联。为了吸引高质量的学者、大量的研究拨款和基础设施、高知名度的合作伙伴以及多样化的资金渠道，一所大学必须具有良好的声望和名誉。加拿大博士生教育第二层次的质量保证是，建立一个能够评估国内和国际博士生教育标准的指标，这对于任何一个希望获得高声望的院校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现今，缺乏领导能力或前景对加拿大博士产业进行机构层面、或者省级以上的评估，也无法提供第二层次的国内和国际质量保证行动。一个顶尖的博士生教育供给国需要在国际层面促进博士生教育的发展（OECD，1999）。

第二个挑战其实与前一挑战密切相关，直指当前加拿大博士教育中严重的辍学率问题。整体上，辍学率高达40%；如果将范围锁定在某一特定的学科领域，这一数字可能更高。大学与政府之间新建立的结构关联，连同与资产的市场型关系，必须能够提高加拿大博士生教育产业的整体产出。这是一个终极目标，必然要求大学和学术单位有更好的领导能力和前景。为了进行有效的结构控制、保证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的成功，大学将自己明确定位为一个帮助各利益方共同实现某一目标的机构——该目标是学生个体、教师成员和大学合作方共同向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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