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1]

张岂之

20世纪我国著名教育家的共识是：大学应当体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渗透。不过，这一关于大学的基本理念却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历史考察。

（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大学理念

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只有百年稍多一点历史。20世纪初，教育先驱者介绍西方科学、设计中国的科学教育时，他们并无偏见。在他们看来，“科学”范畴中既有自然科学，也有人文社会科学。鲁迅1907年写的《科学史教篇》深刻地论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的必要性。他提出“致人性于全”的教育哲学口号，为此应防止对于科学产生片面的认识，不能只理解为自然科学。他举例说，人类需要牛顿，也要莎士比亚；需要康德，也要贝多芬；需要达尔文，也要嘉莱勒。为了人性的全面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养料都是人类不可缺少的。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于19世纪末翻译出版赫胥黎《天演论》，又于1903年译出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前者是自然科学，后者为社会科学。严复对“科学”理解是：“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以知来者，乃称科学”（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余赘语》）；科学包含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1923），从文科开始整顿北大，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他说：“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风气，不能洗尽。”（《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讲演中指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又说：“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北大月刊发刊辞》）大学是具有综合学科、进行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场所——这是20世纪我国著名教育家的共识。关于人文教育，蔡元培聘请“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教授，主张继承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又将中学与西学融会，以便产生新思想、新理论。在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认为对于学术问题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能“令行禁止”，应在学术竞赛中辨别是非，加以解决。他有这样的名言：“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深感文、理截然隔绝的弊端，要求将此二者结合。晚年他在口述传略、回顾在北大时的工作，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这样说：“那时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根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源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蔡元培口述传略》）为此，蔡元培曾经建议在北京大学将文科与理科合为一科，好像并未实行，只规定了文科学生必须选读理科的一些课程；同样，理科学生应选读文科若干课程，以便使二者相互交融。

还要提到，蔡元培很重视大学的艺术教育，并将男女平等引进大学教育。历史地看，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理念奠定了北京大学百年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蔡元培不愧是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杰出教育家。

这里附带提几句。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将工科合并于北洋大学。1946年至1948年胡适任北大校长，其时北大已有工科，是从理科发展为工科；工学院院长是著名的物理学者马大猷。北大也有了医科（医学院）。

（二）关于大学“通”、“专”问题的论辩

192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及《专科学校组织法》《专科学校规程》，规定大学着重科学理论，而专科学校则专注应用学科教育。

1930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教育部执行国民会议通过的《确立教育设施趋向案》，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对文、法科学的发展加以限制，将节余经费用于理、工、医、农学科。1934年又规定大学文、法、商招生数不得超过理、工、医、农等科。此后，文、法学科招生人数逐年减少。“重理轻文”现象加剧。

20世纪30年代，中学文、理分科已定型，但并非始于30年代。1909年即清宣统元年，三月颁《学部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规定学制为5年。规定“经科（即读中国经书）、法政、文学皆是文科；格致、农、工、医皆实科。”可见我国中学的分科相当早，此后一直未变。中学的分科更加剧了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裂。

还要提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科学救国”论对大学的影响，致使“重理轻文”日益加重。当时民族危机深重，“科学救国”论认为，大学应着重发展技术教育，这和提高国力直接相关。此后人文教育逐渐淡化，工科技术教育被提到重要地位，因此所谓“重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工程技术，并非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

我国大学教育“通”与“专”的论辩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热门话题。这个论辩源于美国，美国一些著名大学主张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中国教育家关于中国大学究竟是“通”为主或“专”为主的讨论，并非完全搬自美国，而是结合了中国大学的实际，感到大学工科教育极易脱离人文教育，力求为工科人才的培养提出新标准。不仅如此，在教育家们看来，中国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不能仅限于具有某种专业知识，还要有高尚人格、爱国情操，且具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例如，梅贻琦于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其就职演说中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说：“大学校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见《清华校刊》1931年12月4日，总第341号）何谓“专科之倾向”？只有一技之长，而缺少科学上的会通，这对于若干专科学校是允许的，如果清华大学按此标准行事，那就降低了自身的标准，不能采纳。在梅贻琦看来，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1941年，梅贻琦主持清华校政已有10年，他在《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出版）中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应有渊博知识，且有会通创造精神。大师不同于一般的专家。他又说，清华大学毕业生，不论学哪一种专业，有一共同要求，这就是他们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三大部分应有“相当准备”，即相当基础。因为这三部分“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他特别提醒工科学生“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部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得愈多，使受教育的人愈博洽，则他在物力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这就是说，学习工科的人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则他在推广工科技术成果的应用中就会更有成效。1943年梅贻琦草拟提纲、由潘光旦执笔完成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有这样的话：“使教育于适当的技术化外，应取得充分的社会化和人文化。”技术化对大学不可少，但它只占有“适当的”位置；社会化和人文化更加重要，在大学应有“充分的”发展。在大学有了社会化、人文化与技术化这三者的相互渗透，才能为中国工业化的前途培养出优秀人才。事隔几十年，我们今天再来看梅贻琦关于大学和人才培养的论述，深感这是宝贵的教育精神遗产。

还要提到竺可桢的大学观念。1936年他在任浙江大学校长半年后发表的《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讲话中，从广义的“文化”观念出发，主张中国大学应具有自身特色又不脱离世界教育的最新成就。他说：“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依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www.xing528.com)

1936年竺可桢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建议将通才教育写进大学组织法的第一条。他这样说：“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庶几知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浙大日报》，1936年4月25日）学习“兴趣盎然”只有从多学科的交叉中才能获得。对于浙大新生，竺可桢强调应注意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注意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即今天所说的基础理论科学）的结合。他将这一点提到教育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他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的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新生谈话会训辞》，《浙大日报》，1936年9月23日）“谋食”即谋求一种职业，使生活无虞；如果大学教育培养人才仅限于此，那无疑是教育的失败；因此竺可桢将大学教育提到“谋道”——追求真理、光大学术、推进科学的高度加以说明。

竺可桢在浙大担任校长13年，在他的关于大学理念的指导下，浙大办得很有特色，享有“东方剑桥”（英国李约瑟博士语）之美称。

（三）我国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新起点

在我国，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在教育体制、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方面开始制度性变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是这方面改革的里程碑。“素质”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范畴，它包含德、智、体、美教育在内，最能体现我国的教育方针。“素质”范畴吸取了以往“通”“专”问题论辩中的有益成果，同时又超越了它们的内容，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教育理念，准确地阐述了大学教育功能在于培养优秀综合素质的人才。“素质”又是知识与能力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含有多种素质内容，如思想道德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大学素质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大学素质教育中的文化（或人文）素质教育在实践中成为素质教育的切入口，通过此逐渐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起来。从1995年由教育部引导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到现在已有8年历史，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说：“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我认为主要是文史哲学科的基本知识，艺术修养，国内外的文化精华。当然，对文科的学生需要加强自然科学的知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笔者认为，我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渗透的新起点，也是大学全面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展望未来，我国大学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渗透，以及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发展，需要注意三个方面自觉性的提高，即道德自觉、理性自觉与文化自觉。“自觉性”是人异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在接受教育的基础上，人们主动地认识应当如何做，应当保护什么，应当摒弃什么。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将道德自觉、理性自觉和文化自觉的精神贯穿进去，或许会有助于为提高大学生的全面素质奠定坚实的基础。这里有必要分别加以叙述。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文化知识与文化人格分裂的若干现象，这就是说，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并不能保证他必然具有高尚的人格。知识与人格的分离、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是常见的事。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关注师生的道德自觉是不可或缺的。

当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知识与经济效益的互动日益加剧时，某些社会伦理已经陈旧，不再适用，这是事实。这不等于说不需要新的道德伦理观念。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叶形成的科技伦理，至今仍在丰富发展，更加显示其重要性。科技伦理规定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行为规范；在技术操作、网络应用、网络安全等方面规定应用者、操作者自觉遵守的基于健康思想和感情的行为规范。总之，网络信息亦应遵守道德伦理的约束。我国学习并使用网络技术者越来越多，这个时候着重提倡科技伦理，使信息技术与道德伦理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技术教育与道德教育应当并行。

以往人们看待伦理问题，只局限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范围。今天对它的理解应增加新内容，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所有的方面。如果人们认为自然是“死物”，是被人类征服的对象，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那么这种观点导致的价值取向，必然会诱使人们去藐视自然，甚至对它进行粗暴的侵犯。在此情况下，人们将会发现，自然有它自身的反应力，它会对人类进行报复，从而使人类失去应有的生活基础，引出一系列悲剧。因此，人们在研究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时都有一个道德自觉问题，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我们还可以看到知识传承和知识创新的分离，这说明只重视文化知识继承是不够的，没有文化创新发展其传承也会失去活力，补救方法在于倡导理性自觉。欧洲思想文化史可资借鉴。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欧洲源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近代科学和教育揭开了帷幕。这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呼吁人们重温希腊时期的人文文化，从中世纪神权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应有的独立理性作用。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影响，导引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潮，从哲学、人文、历史学、法学和经济学等领域提炼出关于“个人理性”的重要范畴，主张人们用自己的独立理性去重新审视一切，为科学开拓新路。这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反观我国历史，在17世纪，明代科举制度紧紧束缚士人的头脑，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早期启蒙思潮。此时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外，提不出在政治学说史上更具有时代创造性的理论体系。18世纪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虽有他对于历史的若干贡献，但在文化思想范围内，变本加厉地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当时不具备产生“个人理性”的客观条件，只有为数不多的“异端”思想家们对于“以理杀人”的理学“正宗”表示了微弱的抗议。历史走过异常艰苦曲折的道路，直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才开始出现民主主义启蒙思想运动。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缺少理性自觉这一课，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教训不能不使人深思。

这里还必须提到文化自觉，这在大学教育中是不能缺少的。所谓文化自觉，主要指：在大学里固然应当重视技术文化，我国要提高综合国力，没有高新技术，那是难以实现的；与技术文化相伴而行的还有人文文化和社会文化，也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关于社会文化，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它的意义，因而社会科学的应用学科在大学不但不会受到冷遇，而且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至于作为“文化”核心的人文文化，在大学的地位可能难以确定。人文文化可简称为：人的精神文化。大学培养优秀综合素质人才，他们必须具有美好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有一技之长，而缺少良好的自我精神家园，那么他的技艺之长也许得不到有效的发挥，甚至会走到歧路上去。人文文化从表面看没有明显的作用，实际上它有大用。我国是具有丰厚人文文化精神资源的国家，我们有责任要求大学生们在接受祖国人文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这样，他们在大学阶段才能得到充分的精神营养，养成良好的品德、心态、兴趣、爱好；学会做人。大学的人文文化不会成为吸引人的广告，不会造成轰动效应，也很难有所谓标志性成果，然而，它对受教育者来说，却是精神生命的源泉，须臾不可离的。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浸润，就好像大学没有绿色草坪、没有树木、没有喷泉一样，干枯贫乏，教育功能将难以实现。因此，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被割裂、分离很长时间以后，今天强调人文文化的重要性，用以推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应是题中的要义。

最后，我想向读者朋友推荐两本书。一本名《海外学者论中国》，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编，1994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搜集了海外学者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潘毓刚、田长霖等关于教育和科学的一些论述；其中也包含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若干内容，很值得一读。还有一本是北京大学电子学系吴全德院士的《科学与艺术的交融——纳米科技与人类文明》，2001年7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季羡林先生为此书写了评论，这样说：“……我认为，对科学与艺术交融问题讲得最全面、最彻底、最有系统的，还是吴全德教授的这一本书。”（《文理交融，必由之路》）

【注释】

[1]该文原载《中国大学教学》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