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抓教材建设方面的几点体会

立足教学搞科研　狠抓教材建设

何炼成^[1]

10年来，我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年年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一般均超过应完成数的一倍以上，即一年干两年以上的教学工作。先后开出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专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价值学说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等7门课程。教学对象有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助教班、进修教师等，10年累计达到千人以上。其中硕士研究生已招过8届共22人，现已毕业20人，其中6人考上博士生，6人出国留学，4人获得高级职称，有的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新秀（如魏杰、张维迎、宋则、王忠民、金立佐等）。1985年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讨论会上评选的70多篇优秀论文中，我院毕业生就占6篇，受到参加评选专家们的称赞。

10年来，为了教学的急需，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我狠抓了科研工作，结合教学先后研究了价值学说发展史、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中国古近代思想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陕西省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课题，共写出论文108篇（公开发表90篇），编写专著和教材10本（已正式出版7本）。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每年写一本书、每月写一篇论文的计划。总计380多万字，10年平均每天1000多字。

10年来，我先后6次被评为西北大学优秀教师，获教学质量优秀奖和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优秀奖；并获国家级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1个，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1个，优秀成果二等奖2个。1987年12月第二次被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第一次是1959年）。

总结10年来以上成绩的取得，首先当然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其次是由于学校领导的支持和我院同志们的帮助；就我自己来说，主要是由于坚持了立足教学搞科研的方针。下面仅就抓教材建设方面谈几点个人的体会：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我认为，综合大学虽然是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但立足点还应当是教学，教师不教，不成其为教师，学生不学，不成其为学生。因此，我来西北大学38年中，除到马列学院学习3年和“文革”10年外，其余每年都有教学任务，每周上课至少4小时，最多时达到12学时；近4年来虽然在校内担任教学行政职务，工作繁忙，校外兼职活动很多，但我始终未中断教学，从不耽搁上课。另一方面通过10年来的教学工作，也使我深深感到如果不搞科研，教学质量很难提高，甚至很难再教下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经济上的问题成堆，新事物层出不穷，同学的思想非常活跃，再也不能忍受老一套教学内容和方式。这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两门课程的教学中，显得更为突出。以上情况，也迫使我非立足教学搞科研不可。

第二，立足教学搞科研，意味着科研的内容必须紧密结合教学，特别是要把创造性地编写教材当作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10年来我编写的10本书，基本上都属于教材的性质。例如《价值学说史》《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商品价值理论》等4本书，起初就是给研究生编的教材。经过打印后发给同学试用，广泛收集意见后加以修改定稿，然后才正式出版的。至于《政治经济学》《简明政治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工商行政管理学》等4本教材，虽然属于通俗读物和一般教材，但不进行一定的科学研究也是写不出来的，因此我认为，经过自己的研究而编写的带有创见的教材，就是很好的科研成果，这样的教材就是专著。不少专家对《价值学说史》《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3本书就是这样评价的。

第三，立足教学搞科研，狠抓教材建设，是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特别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1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教育体制改革也在逐步开展，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们恢复了在我校中断将近20年的经济学专业。重新成立了经济系，1985年并创办了经济管理学院。通过联合办学，我们创办了旅游经济、经济管理、计划经济和投资经济四个新的专业，学生由50人增加到1200多人，研究生从无到有发展到近百人。教学任务剧增，师资力量奇缺，特别是没有现成的教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把我们“逼上梁山”，非抓教材建设不可。由于我主要是担任研究生的课程，因此着重抓了对研究生的教材编写，现已写成的10本教材中，有一半是为研究生而编写的。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在深化，这主要涉及到教学专业和内容的改革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正如同戏剧和电影的质量首先取决于剧本的质量一样。没有好的剧本，不可能演出好的影剧；同样，没有好的教材，不可能有好的教学质量。对我们经济学科的教学来说，及时更新和改革教材的内容，编出新的教材，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例如《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一课程，差不多每年都要大加修改和补充，否则就会脱离实际，达不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www.xing528.com)

第四，立足教学搞科研，狠抓教材建设，有利于师生结合，教学相长，特别是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在我所编写的10本教材中，为研究生而编写的5本教材，都是事先在了解研究生的情况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反复的讨论和修改而最后定稿的。有的教材还吸收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编写，例如《价值学说史》是由我当时的研究生魏杰同志助编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有青年教师韦苇同志参加编写1/4，《工商行政管理学》一书则主要由青年教师编写，最后由我定稿。通过以上的合作，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青年同志来说，则是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和写作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魏杰同志后来在攻读博士学位的3年中，先后出版了4本专著，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与他帮助我编写《价值学说史》时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同时，在我领导经济管理学院的工作中，也将组织编写教材作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近10年来，我院教师共编写出50多本教材，已公开出版38本，其中旅游经济的教材已形成了一个系列，为全国旅游院校和单位所采用，受到读者的好评。以上这些教材，多数是由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写的，从而锻炼了他们的能力，加快了他们的成长。使我院60多名青年教师中，近40人已能系统开出1门课，10多人已能开出2门课，少数人还能开出3门课，10年来在我院教师公开发表的近500篇论文中，青年教师就占到1/3以上。一代年轻的教学科研力量正在茁壮成长起来。

第五，立足教学搞科研，狠抓教材建设，是扩大我校我院影响，提高我校我院声誉的重要途径。我校地处西北，又是省属高校，再加上“文革”10年的大破坏，使我校的声誉大为降低，以致在全国各种学术活动中，我校的发言权不多，影响很小。我院是1985年9月正式成立的，到现在仅6年多，在全国经济学界的影响较小。作为西北大学的一个老教师和经济管理学院的负责人，为此而感到万分焦急，决心为振兴西大而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因此，我想通过编写比较高质量的教材，打出潼关去，争取在全国有一定的发言权和一席之地。我编写《价值学说史》《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3本教材，就带有这个目的。因为这是我国经济学界过去没有人出版过，因而带有填补空白和开创的性质。虽然我编写的3本书还不能尽如人意，存在不少问题，但却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的重视，不少经济学家专家通过谈话、写信和发表文章做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其中《价值学说史》已被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师大、福建师大、陕西师大等高校的经济学专业采用作为研究生参考教材；《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一书也在许多高校经济类研究生中广为流传；《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一书虽然出版不久，但全国已有不少人来信索要。以至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教材）已发行30万册，我省中层以上干部几乎人手一册；我主编的《工商行政管理学》教材，已被省和邻近几个省的财经院校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采用为教材，并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中的畅销书之一。此外，我院其他教师出版的30多本教材，有一半以上也已打出潼关，全国发行，为我校我院争得了一定的声誉。

由于我们立足教学搞科研，狠抓教材建设，使我们在全国经济学界也取得了一定的地位。我被选为全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计划学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会的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的名誉理事，华北、西北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并被黄河大学聘为名誉教授，被河北大学、兰州商学院、延安大学、山西经济管理学院、长安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聘为兼职教授。我还作为客座教授赴日本同志社大学和美国西密西根大学讲学半年。同时，我还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政治经济学（总论）》的编委，《资本论》辞典和《中国经济科学年鉴》的编委，以及《政治经济学辞典》主要组稿人之一。国家教委曾聘请我参加《政治经济学》南、北方本的审稿工作，纪念三中全会10周年经济改革讨论文章评审会等等。此外，我还曾应邀去武汉大学、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兰州商学院、贵州社会科学院、青海社会科学院、黄河大学等院校讲学，受到听众的好评。以上这些活动，都为我校我院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总之，回顾10年，在立足教学搞科研，狠抓教材建设方面，自己只是做了一些人民教师应做的工作，但离教学改革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后仍任重而道远，有待继续努力奋斗。

【注释】

[1]何炼成（1928～　），湖南浏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现为该院名誉院长。该文原载《高教发展研究》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