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声教授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张伯声教授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邵友程^[1]

在1986年11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我国的黄土学家王永焱曾这样讲：“张先生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教育家，急国家之所急办学；他是一个科学家，建立了自己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我对他很敬佩。”短短几句话，对同他曾共事几十年的这位张先生及其对人民的贡献，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与恰如其分的评价。

执教五十七年，桃李满天下

教育家张伯声教授，曾用名张遹骏，1903年6月23日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乔楼村。童年时就读于县城小学，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1918年，他15岁那年，考入前来河南招生的北京清华学校。八年清华园的学习生活，对他以后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各种新思潮的熏陶下，“科学救国”对他的影响较深。因此，“学好数理化，繁荣我中华”就成为激励他勤奋学习，努力进取的动力。1926年毕业后，被保送去美国留学深造。初攻化学，后因受老一辈地质学家谭锡畴的影响，又攻读地质学，立志“开发矿业，振兴中华”。

1930年张伯声回国后，几经周折，才在河南焦作矿冶学校谋到了地质、岩矿教授的职位。他的地质教育生涯也从此开始。

解放后，张伯声教授任西北大学地质系系主任，不久，被任命为西北大学理学院院长，1956年又出任西北大学副校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他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但仍不脱离教学第一线。他认为：“一个校长不但要从教师中来，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了教好学生的有经验教师，热爱教育事业，懂得教学规律。而且还要到教师中去，不脱离教学岗位，这样才能时刻摸到教学的脉搏，了解师生们的心。”“四人帮”垮台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心情更加舒畅，发奋研究，于1979年提出了由他自己创建的我国大地构造的一个新学派——“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

由于张教授在教育与科研上为人民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民也给他以崇高的荣誉。他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60年代初，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群英会，1979年被选为第32届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1980年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这期间，还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张伯声教授还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西安分社的副主任委员。在以上这些岗位上他都竭尽全力，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

1980年11月，张伯声教授调任西安地质学院院长，以后又改任名誉院长，现在，他年虽耄耋，壮心未减；行动虽不方便，但思想仍甚活跃，他仍然继续承担着科学研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的重任，真是“老骧伏枥，志在千里”，也正像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中所讲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张教授在执教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为祖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地质勘探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人才。由他所培养出的学生，从分配的部门来说，石油部、地矿部，煤炭部、冶金部以及地质勘探部门的一些高等地质院校，无所不有。从分布的地区来讲，西起喀什，东至海上，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祖国的东西南北，无处不有。从现任或曾任的职务与职称来说，高工、研究员、教授、副教授、中央部一级的总工、副部长及省委书记；省一级的局长、总工、院长、所长、系主任等，也是数以百计。从年龄上讲，有的也年近耄耋，如50年代初期编写出版《矿物学》的我国矿物学家张守范教授，就是他1930年初到焦作工学院的高足；不少人也已“年过古稀”，如原煤炭部西安煤田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袁耀庭教授，就是抗日战争初期内迁到汉中的焦作工学院的学生；即使40年代后期的学生，多数也都是年过花甲了；50年代所培养的学生，现在也都是半百左右，绝大多数还都作为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今天还有20多岁的青年，仍在学校攻读着硕士研究生。这正是执教57年，桃李满天下。

教育为经济政治服务，急国家之所急办学

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同时也必然为着与这一共同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服务。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直接的联系，历来都是如此。因此，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了一定的教育，而一定的教育又给予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个专门培养“开发矿业”、勘察地下资源人才的高等地质教育，看起来尤为明显。张伯声教授深深地理解这—点，而且将这一最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贯穿在他整个的教育生涯中。

张教授在国外是抱着“开发矿业，振兴中华”的壮志改学地质学的。但回国以后，则事与愿违，只好从事地质教育，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学生，年轻一代的身上。

解放以后，特别是50年代初期，面对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是百废待兴。特别是祖国的地下资源，亟待查清；各类矿山，亟待开发；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亟待兴建。但解放前的旧中国，只给我们留下两百多名地质勘探人才，其中也包括张教授和他所培养出的一些学生，这怎能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呢？因此，大量地培养地质找矿勘探人才，便成为历史向人们提出的一个万分火急的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下，张教授首先在他所主持的西北大学地质系扩大招生。1950年招收了20名学生（解放前西北大学地质系每年最多只招10名学生），并为当时西安石油管理局培训了50名石油地质人员。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在北京参加院校调整会议。在会议上，当时地质部的宋应副部长向全国仅有的几所综合大学的地质系提出增招400人的矿产地质和石油地质专修科。当时，只有张伯声教授代表西北大学地质系接受了这个任务。会后，跟随他一起参加会议的一位青年教师感到惊讶，便问张老师：咱们来只带了招收20名学生的方案，一下子招这么多，行吗？张伯声教授很激动地说：“我也知道我们没有力量招收这么多，但国家建设急需这方面的人才，我怎么能忍心说不招呢？我们总是要想个办法的么！”多么感人肺腑的语言！教育本来就是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的么！他又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先把当时在校的二三年级本科班学生送到北京地质学院去培养，自己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来接受任务，把400人培养好。当场就由宋应副部长拍了板，并在大会上表扬了张伯声教授。1953年和1954年，西北大学地质系又各招收了200名石油地质专业学生。一个系同时承担着600名学生的教学任务，这在当时也是非常罕见的，就以当时的西北大学来说，地质系学生人数在全校十多个系中是最多的一个。没有专修科的教学计划，自己订；没有现成的教材，自己编；没有标本，结合实习组织学生到野外自己采，没有足够的教师，除自己尽量多讲课以外，还从外边想方设法地请。他善于团结全系的教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最后总算把这三届800名学生培养成为地质技术人才，保质保量地输送给了自己的祖国。也正是这800人，再加上这之前所培训的50人，成为我国地质勘探队伍中的新生力量。正如一位学生所说：“我们长年的野外工作，取得了丰富的实践资料，找到了一批油田，为祖国的石油工业作出重大的贡献。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相当一部分同学担任了各单位的领导和骨干，还有部分同学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是与学校的培养和张老师的教导分不开的。”1978年石油工业部一位副部长说：“张老师，你给祖国的石油工业立了一大功！”

每当西北大学地质系的老师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无不为之敬佩和感动。有的说：“张老师办学的特点是急国家之所急，国家的需要就是教育的任务。只要是国家的需要，他就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去完成。”有的说“解放初期，张老师急国家之所急办石油地质专修班。如果没有胆识，是不敢接受这个任务的。这不能说是张老师的一个最大的贡献。”

到了60年代，我国的地质工作经过了一段大面积的普查勘探后，又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必须要在已经掌握的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从理论上去突破如何寻找一些缺门的矿种。这样，对于高等地质教育来说，必须着手培养高层次的地质技术人才。张教授仍然是急国家之所急，于1960年开始招收自己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在西北大学，他是招收培养研究生最早的一个。

全面发展，教书育人，乐育英才

50年代，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我党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特别是高等院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重任，更应当重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张伯声教授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贯穿在自己的整个教学活动之中。

张教授在课堂教学中，既注意给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知识，更注重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教书育人。他在给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时，不是一般的空洞说教或作大报告，而是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渗透在教学之中，寓“育人”于“教书”，收到良好的效果。张教授对学生的教育，直到现在仍然深深地铭记在这些学生的心坎上。学生们有的这样说：“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张老师的第一堂课和他讲结晶模型。张老师说：‘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煤和其他一些矿产居世界第一，石油只有几十万吨。你们将来是地下尖兵，担负为国家找矿寻宝的任务。什么是矿呢？煤铁石油都是矿。他们埋藏在地下深处，要你们去勘察。’这是多么新鲜的词儿。我们是找矿寻宝的‘地下尖兵’。老师寄希望于我们呀！我们感到多么自豪。”有的还这样说：“张老师讲课时，首先注意德育。要我们去找寻宝藏，去吃苦，去给国家创造财富，为新中国建设去找地下宝藏。正是由于我们受到了张老师和给我们任课的其他老师的熏陶，我们毕业后都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是自己的光荣任务。我们就在这些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一生。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没有辜负张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

张教授从来不训斥自己的学生，经常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学生从内心自觉地接受他的教育。一位学生回忆说：“张老师从不训斥学生、责备和处罚学生。有一次一个学生损坏了标本，他批评这个学生，连他自己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使学生很受教育。”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学生有困难，他耐心地讲道理，记得解放初期有一位河南籍的学生，想在毕业前回老家（新乡地区）看看，向他请假，当时过黄河的交通还很不方便，他就说服这个学生：‘我是河南人，知道黄河的情况，过起来很不方便。你回去后，如果不能按时回来，误了毕业分配，那就不好了。’这位同学认为有道理，就放弃了回去的打算。”另外一位学生回忆说：“张老师对学生能耐心并有风趣地进行教育。当时我们很多学生都是从南方来的，在西安过第一个冬天，衣单被薄，没有暖气，而且窗子还都是纸糊的，很不习惯。张老师了解到我们的思想情况后，便幽默风趣地说：‘西大以前还是透明透风的玻璃窗呢（意为连糊纸也没有）！现在有了纸糊窗，已经很不错了，希望大家能克服困难。’”

张教授不但重视言教，而且也很重视身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在这种力量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的学生深受教益。60年代初期他所培养的一位研究生回忆说：“虽然张老师从没有向我们说过‘你们要好好读书’这句话，但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们树立了勤奋学习和认真工作的榜样。”一位学生回忆说：“我们是学石油地质的，野外实习每年都有，而且都是夏天，天热要爬山，吃住条件都很差，有的同学怕苦不愿去野外。张老师在课堂上多次结合这种思想讲野外实习的重要性，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经常带我们去野外。有一次去野外爬山，有几个同学抬头看山那么高，就不想上去了。张老师便说：‘我和大家一起上。’他的这种行动，对大家教育很深。”还有一位同学回忆说：“张老师的吃苦精神，对我们都有影响。我们每次出野外都是‘11号’步行。在中条山，他每次都走在我们前边，吃的是老乡的送饭——包谷糊糊和酸菜。有一次一位老乡很风趣地说：‘酸菜汤最有营养了。’张老师就把酸菜汤一饮而尽。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张老师都能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这几件事都发生在50年代，张教授当时早已年过半百了。还有一位近期培养出的研究生说：“张老师在德育方面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在我毕业论文里用镶嵌观点提出青海某含油构造，是一个有希望的含油地区。后经生产单位证实了。我向张老师提出，能否在文章中讲明：这是用张老师的镶嵌观点找出的，他马上对我说：‘我们不要去争功。就是我们找出的，只要给生产单位指出就行了，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行了。’当时，给我的教育是，我们搞科研的，千万不能有名利思想。张老师不仅能教书，更重要的是他能育人。”另一位研究生还讲了这么一件事：“张老师很节约。前年我在为张老师清抄《辩证的地质学》这篇文稿时，看到他的底稿都是写在寄给他期刊的包装纸上的，大小不一，有的就像巴掌一样大。他的这种精神令我很感动。现在，每当我的孩子乱撕作业本时，我就用这个事例教育他。张老师口头上虽然未讲‘节约’两字，但却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受其影响，从不大手大脚，也很节约。”张教授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身教来影响着他的学生。

张教授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也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一个健壮的体魄，对这些未来的地质工作者是何等的重要。50年代，在他领导下的西北大学地质系，文体活动特别活跃，在全校各系中名列榜首。当时的《群众日报》（《陕西日报》前身）曾报道地质系学生努力学习和刻苦锻炼的情景。

张教授把事业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从中年到老年一直如此。解放初期，他经常这样说：“旧社会的中国才有两百多名地质人员，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建设新中国，光靠这两百多个人是不行的，要靠你们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前些年他还曾这样说：“要培养年轻人。要培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年轻人，光靠一代年青人是不行的。”1984年元旦，西安市一个中学的小朋友寄来了一张贺年片。上边写着：“张爷爷，新年快乐！我一定好好学习，继承你的事业。”他看后很感动。他写字不便，立即让构造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按他的口述回复了这位小朋友的信，一方面衷心感谢，一方面鼓励他勤奋学习。这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

教学认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

在学校教育中，课堂教学仍然是教学的基本形式。一位教师能否认真备课，认真讲课，并且能按照教学规律、教学艺术把课讲好，这对能否提高教学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教师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中，能否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学生，则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历来的教育家都是如此。张伯声教授在他的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实践中突出了“认真、严谨”四个字。

张教授教学认真，讲课得法，学生都乐意听他的课。他的一位40年代初期的学生这样回忆说：“我在城固上西大时，张老师给我们讲构造地质学和岩石学。那时没有教材，主要是教师口述，学生记笔记。他经常检查学生的笔记，有的还进行修改。他讲课很认真，课外还耐心地给我们辅导。我那时记的笔记，现在还一直保存着。”有一位40年代后期的学生这样回忆说：“张老师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如讲龟裂纹灰岩时，他称之为‘如意干裂’，形象易记。”有一位50年代初期的学生说：“张老师讲课时，往往把高深的理论形象化，使人听起来简单易懂。如讲石英时，石英是六方晶系，有a、b、c三轴。它们的生长都离不开轴向。这就把结晶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了。对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对学生则是由浅入深，引入胜境。”

张教授治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既能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地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学生。一位50年代初期的学生回忆说：“我是1949年入学的，张老师既是理学院院长，又是地质系的主任，给我们讲构造地质学、矿物学和岩石学。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经常开大会，听报告，那么忙。但他的备课却非常认真。”他对学生的毕业论文，从头到尾看，仔细修改。1954年苏联地质学家A·C·霍敏多夫斯基的《中国东部地质构造基本特征》译文在《地质学报》（32卷4期）发表后，张教授对照我国有关资料，逐字逐句地进行阅读，写了一篇《中国东部地质构造基本特征读后》，发表于《地质学报》（33卷3期）上，对该文的论点与对研究我国大地构造的重要意义予以恰当的评价，对几个构造单元的划分与归属问题，提出了一些讨论意见，他还认真地查对校正了译文中的地名、方位等误译七八十处。地质界的同行和学生都称赞他严谨治学的态度。

张教授对于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是如此。有位学生这样说：“有一次我问他一个地质构造的问题。他给我解释后，问我懂不懂。我说懂了。他还让我把构造图作出来，看我是真懂还是假懂。”另一个学生讲述了这样一件事：60年代初，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临潼骊山地质的几个问题》。他花费了很长时间，采了很多标本，磨了很多薄片，最后通过鉴定，与前人的资料正巧相反，全都是副变质岩（前人资料都认为是正变质岩）。张教授这时虽已年过花甲，但仍立即带他到骊山现场勘查，证明鉴定的结果正确无误。张教授认为前人的资料既然错了，我们就不能一错再错，就让他对毕业论文全部返工，推倒重来。1953年4月，西安东郊一个国防工厂的厂区发生了局部黄土边坡滑塌现象。接受有关单位的邀请，张伯声教授带一名助教前往现场考察。但这位助教既没作观察记录，又未画图。张教授说：“以后外出工作，一定要注意积累资料，做记录，并到一定阶段总结成文。我们地质工作一定要这样长期积累资料，才能有所发现，有所进展。”他当即口授，让这位助教作了详细的记录，并教给他如何去勾画这里的滑坡草图。

张教授对学生严格要求，但他并不是让自己的学生感到“望而生畏”，而是和蔼可亲，像他曾自称是一个“老黄牛”一样，在学校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诲人不倦。他从来没有因为哪个学生不懂而说过：“去，回去看书去”这句话。总是一遍不行再讲一遍，直到学生听懂为止。

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因此，在学校教育中，除了给学生传授系统科学知识外，还必须强调用以加深理解和验证这些系统科学知识的实践性环节，如实习、实验等，进一步促进学生智能的发展。同样的道理，课堂教学还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特别是对于学习和掌握实践性很强的地质科学，更应该如此。张伯声教授深深地理解这一点。他在课堂教学中处处联系实际；在自己早期编写的讲稿中，处处联系中国的地质实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他重视学生在实习实验室里基本功的训练，特别是重视学生参加野外大自然的实践——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他认为：学习地质不能关着门学，也不能只在实验室学，最大最好的实验室，就是野外的大自然；地质调查所得到的实际资料都是地质理论的源泉，而理论又是教学的一个基础。他经常这样告诫学生：“一切地质结论，都是来自大自然，而且最终从自然界得到验证。人的思维只是从自然到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不能代替自然界本身。所以，地质学的特点，决定了必须重视实践。而且更应该重视实践。”他经常强调说：“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一定要在课堂上把理论知识学好，经过实践再加深理解。”

正由于张教授在教学中重视和加强了每一实践性的教学环节，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所以，他所培养出的学生也非常尊重客观，重视实践。他们既有一定的地质理论水平，也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重要的教学原则时，张伯声教授说，他刚从美国回来执教时用的教材，很少有中国自己的实例，几乎全都是外国的。地质学是一门地方性科学，不用我们自己的材料，尽讲外国的东西，怎么能解决中国自己的地质问题？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到附近作地质调查。把通过实践认识到的东西补充到教材里。

正由于张教授很重视野外调查的地质实践，不断地积累资料，所以他不仅在教学上，而且在科学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大地构造方面建立了自己的学派。

既给“干粮”，也给“猎枪”

一个教育家，一方面必须准确无误地给自己的学生传授本专业的系统科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传授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着重开发与培养学生的智能。这也就是，要培养学生掌握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要培养学生独立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己去猎取猎物的能力；还要进一步培养学生实际动手的能力等。

张教授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思想开阔，讲课很活，惯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启发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去作海阔天空的遐想，然后再根据实际资料去归纳总结。这样既能突破传统的束缚，又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实际的资料基础之上。他经常讲：“矛盾论中有着这么一个思想，如果两种思想处于极端对立的状况下。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就各有所长，你可取其所长，从中走自己的道路。例如板块为活动论思想，槽台是固定论思想，他们各有自己的积极的东西，我们就从中走自己的一条道路。再如构造运动，一派强调水平运动，一派强调垂直运动，实际上，按我的看法，既没有绝对水平的，也没有绝对垂直的，它们都是斜向运动。”他的学生对此印象很深。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好成绩。

张教授对每一个学生既能严格要求，又能给以热情帮助，从每一件具体工作上去培养和开发学生的智能，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钻研精神。他带学生去野外工作时，第一个月，详细讲授，以后就给学生一张图，让学生自己去填，晚上检查，不对处，明天再去返工。他指导学生写的毕业论文，不少是经过全部返工和返工多次才完成的，使学生得到了艰苦磨炼，养成了认真、扎实、细致的作风，大大提高了独立工作能力。

师资队伍的素质是培养人才的关键

“名师出高徒”。一所学校，特别是一所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和发展科技文化重任的高等院校，如果没有一支较高政治素质和学术水平的教师队伍，要想为国家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那只能说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因此，在一所学校里，教师队伍的素质，就成为决定培养人才质量高低的关键。但是，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从来也不是自然成长的，而是在有经验的教育家、学校领导长期培养下形成的。张伯声教授在他担任西北大学副校长和主持地质系工作期间，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在他曾经领导了几十年的地质系，效果更为明显。

张教授是怎样培养教师队伍呢？他除了政治上关怀，生活上关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对他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外，有几件事还是值得一提的。

张教授很重视教师队伍外语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说，不掌握一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要想提高自己是会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解放初期，当时学校的教师包括张教授在内，掌握的多是英语。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科技资料都来自苏联，迅速让教师掌握俄语，就成了当务之急了。张教授立即组织全系教师突击学习俄语，自己也参加学习。

张教授还采用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提高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特别是在解放初期那一段，宁肯自己更多地担任课程，也把青年教师派出去参加学习。他还从外地请一些名教授来校讲课，增长青年教师的见闻。

张教授培养与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的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科学研究。他不仅自己利用课余时间结合教学不断地从事科学研究，他还组织全系的教师结合教学积极地参加科学研究，从中提高每一位教师的业务水平。他经常给西北大学地质系的教师讲：“西北大学在西安，如果我们南不搞秦岭，北不搞鄂尔多斯，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1956年，他组织了秦岭队搞科研，从宝鸡爬山一直到略阳，每天走几十公里，边走边教，在前人的地质图上，更正了不少地方。

张教授还关心西北大学地质系实习实验室的建设，并通过制作教具、采集标本、建设实习实验室的办法来提高教师。50年代时，系内缺乏教具，张老师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制；标本不够，到外边采。现在系里的许多标本，都是解放初期采集的。

张教授就是这样地教育与培养了西北大学地质系的教师队伍——成长中的年青一代。

地质科学园地里的一朵鲜葩

张伯声教授不仅在我国的教育园地里苦心耕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而且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级地质技术人才，桃李遍天下；又由于他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科研成果。

在矿产资源调查方面，他于1950年接受了家乡——河南省人民政府的邀请，作为一名地质顾问参加了“豫西地质矿产考察团”。他从西北大学地质系带了一位助教，和该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冒着炎夏酷暑，辗转十余县，行程千余里，检查和评价了l00多个矿点，其中有30多个具有开采价值，为国家以后开发这里的矿产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特别是巩县小关大型铝土矿床的肯定和平顶山大型煤田的发现，他起了决定性作用。河南人民不忘他对家乡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连续选举他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是由陕西选举的）。

在前寒武地质研究方面，他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北大学执教时，利用每年带学生到附近的巴山、秦岭实习的机会，确定了汉中地区出露的一大片片麻花岗岩为前震旦纪古老地块，从而纠正了前人一直认为它是一个“中生代花岗岩侵入体”的谬误。此后，地质界便称它为“汉南地块”了。1950年他在豫西作地质矿产考察时，在中岳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附近一个小沟里，发现了深变质的太古杂岩和元古石英岩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交角不整合接触面。经过他认真的观察研究后，便把这个不整合面所代表的地壳运动命名为“嵩阳运动”，地质界一直沿用至今。50年代中期，他还对产生于前寒武纪地层山西中条山的大型铜矿床提出了沉积变质的观点（当时以“细脉浸染”观点为最多）。特别是以后“层控”理论的兴起，他的这种看法就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由于他对我国前寒武研究的诸多贡献，所以他一直是中国地层委员会（前寒武地层组）的委员。

在第四纪地质和新构造运动研究方面，他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例如，“黄土线”的发现，为黄土成因的“水成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另外，他对我国黄河中上游河道的发育史提出了新的看法（见张伯声《从黄土线说明黄河河道的发育》等，刊登于《科学学报》1956年3期），从而一反前人认为的“远在第三纪上新世以前晋陕间黄河河道即已存在”的看法。张教授对陕西和秦岭的新构造运动同水系发育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由于他在第四纪地质方面的许多成就，一直是中国第四纪地质委员会委员。

最后，也可说是张伯声教授在地质科学这座百花园里辛勤培育出的一支艳丽的花朵，就是他所创建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这里就这一学说的发生发展多写两笔还是很必要的。

1959年，张教授通过对秦岭南北两侧不同地史时期互作此起彼伏的运动的论述，提出了相邻地块的“天平运动”的概念。这也可说是“波浪镶嵌说”的一个萌芽。1962年，他通过对全球地壳和中国地壳的构造及其发展的论述，提出了整个地壳的构造，是由很多级别的激烈运动的活动带与不同级别的相对稳定的地壳块体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级套一级的镶嵌构造。同时，还把“天平运动”在空间上扩大范围来统一考虑，引申出了地块波浪的概念。这样，“镶嵌说”这一新的观点就脱颖而出了。

为了进一步寻求镶嵌构造的成因机制，他翻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终于在1964～1965年间，从前人早已废弃了的依附于“收缩说”的“地球四面体理论”中得到了启示，提出了地球基于收缩与膨胀相结合的脉动，但以收缩为主的趋势，激发环球四大地壳波浪系统，它们的相互交织，形成了全球地壳的镶嵌构造格局。这样，他兼收并蓄了前人“脉动说”与“收缩说”的合理部分，赋予“地球四面体理论”以崭新的内涵，为“镶嵌说”进一步发展为“波浪镶嵌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重新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一方面使“波浪镶嵌说”从理论上日趋系统化与深刻化，另一方面还尽量联系我国找矿与地震的实际。在1979年全国第二届构造地质学术会议上，他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被大家公认为我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这一学说的实践意义，在于它所强调的地壳运动的波浪性，以及不同系统地壳波浪的交织。近年来，地质界普遍注意到了“等间距”问题，即无论造山带、沉积洼陷带的展布，或者是断裂带、岩浆带、变质带的分布，都具有似等间距性，从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类矿产的分布，也具有似等间距性。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用波浪运动的根本特征，对这种“等间距”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该学说在探讨地震活动规律方面也显示了它的重要意义。

当然，张教授这一崭新的大地构造学说——“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由于提出的时间不长，目前还正处在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之中。但作为地质百花园里的一朵鲜花，则正在不断地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与兴趣。随着日月的推移，它必定会开放得更艳丽芬芳！

【注释】

[1]邵友程（1928～1999），陕西长安人，教授，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曾任原西安地质学院教务处处长。该文原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