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先生,杨钟健与西北大学

杨钟健与西北大学

雷援朝　姚　远^[1]

杨钟健先生（1897～1979），字克强，陕西华县人。是我国现代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著名教育家。曾相继在北京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任教，1948年9月8日至1949年12月，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解放后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杨钟健先生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虽然出任西北大学校长在他漫长的人生中只是一段“插曲”，但它却永远留在了广大师生的心中。

一

1948年的秋天，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年代。笼罩在萧瑟秋风中的南京城，市场萧条，物价飞涨，人心惶惶。9月9日，南京教育部在《中央日报》第二版赫然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国立西北大学马师儒辞职照准任命杨钟健继任”。连对此事曾有所闻的杨钟健先生都感到“出人意外”。因为许多政界人士和学者都认为在这样的岁月里根本不是办教育的时候，杨钟健的许多亲朋好友也纷纷相劝。翁文灏先生曾多方暗示，认为研究工作和培养人才同等重要，应慎重考虑去西大之事。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曾戏谑他：“欢迎参加叫花子团……”

但是，同时也有许多在南京和西安的同仁则表示极大的支持，如于右任、岳劼恒等，殷切地希望杨钟健能够为家乡做点事情，主持这所西北最高学府的工作，特别是国立西北大学的广大师生，当得知杨先生出长西北大学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

国立西北大学为欢迎杨钟健先生的到来在校刊撰文介绍这位新任校长：“杨校长为国内地质界权威学者，国立北平大学理学学士，德国明星大学理学博士。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重庆大学讲师、教授和名誉教授，工商部地质调查所简任技正兼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理事等职。现任国立研究院院士、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委员，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中国古生物协会理事长。参加学会有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古生物协会、德国地理学会、德国古生物协会、德国柏林地质学会、美国哺乳动物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脊椎古动物学会。从事研究工作20余载，成绩卓著，著作宏富，对学术上有极大贡献。今者主持校务，定能以科学家治学之精神，领导本校迅速进步，本校员工，莫不深为欢迎云。”

那时的国立西北大学，由于教育经费紧张，师资缺乏，教学仪器和设备极其陈旧简陋，加之校内国民党派系错综复杂，争权夺利，搞得乌烟瘴气。前任校长实感难以维持，借口年事已高，身体抱恙，早有倦勤之意，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南京教育部为了缓和这场争斗，平息校内风潮，急欲物色一位无党无派，并有一定声望的陕西人治校。杨钟健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任命出长西北大学的。

杨钟健先生，能够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毅然放弃多年的研究工作，出长一所正处于危难之中的大学，这完全表明了他政治上的远见和拳拳爱国之心。

二

杨钟健先生出长国立西北大学的这一段经历，8年后他在《六十述往并感怀百句》中写道：“因之去西大，比若跳火坑。三月味如何，困难历重重。黑暗无天日，灭难逃踪”。这是一段十分真实的写照。

10月5日，杨钟健离南京赴任，在机场对前来送行的夫人王国桢说：“当大学校长在别人看来是一件大喜事，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时局很清楚，一定要变动，你要谨记，没有我的亲笔信，千万不要离开调查所，千万不要乱动。”

他抵达西安时，受到了当局和各界人士及西北大学师生的欢迎。10月8日杨钟健先生到校视事。他深知，治理好学校的关键是人事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后，杨钟健认为对于一所老大学，人事宜稳而不宜动。于是他请岳劼恒仍担任教务长，关中哲任秘书长，宋尼宣担任庶务，戴万里任出纳主任，杨西炎任训导长，原总务长张佩湖经力劝后答应仍允帮忙，原校长马师儒任文学院院长。他到校后没有解聘任何一个人，后经证明，他将学校的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这些进步人士的手中是极富远见的。

国立西北大学多年来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了一种极其恶劣的人浮于事的拖拉作风，实为治学之障碍。杨钟健为克服此弊病，他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健全学校各级会议制度，定期处理校内事务和研究重大事情，借以克服这种不良作风。

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时，杨钟健先生在所致的开会词中极其郑重地表示了他的治学思想：“我这一次来西北大学，绝不是来维持现状的，我对西大有一种抱负，希望能把西大办成进步的、充实的、合理的、名副其实的西北学府。为达到这个目的，不能抱妥协的态度，必须兴革新之志，尽力为之，希望全校同仁均予协助。教职员中不合格者可以解聘，学生中有妨碍校务进展者可予开除。但一切事务当以民主方式进行。本人来此，希望能造就一良好的民主风气。”

虽然杨钟健先生有如此抱负，但是遇到的却是重重困难。他初到校，学校里有不少人对这位身着蓝布长衫的“乡巴佬”校长并未放在眼中，工作进展也不顺利。有一次在学术报告会上，他展出了自己的著作，全校教授和同学才从心底钦佩这位真正的科学家，少数不规分子也老实多了。

对于国立西北大学来说，办学最困难的仍是经费拮据、师资短缺。杨钟健先生初到校，几乎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于解决这些问题。他赴任前虽与教育部有口头协议，但教育部给学校的经费，常因行政手续上的迟滞，收到时往往很晚，时值物价一日三涨，货币贬值，有时通知书到了，银行却提不出款来。因而学校几乎每周都有发往南京的催款电报。

由于时局动荡，西大位于内地，交通不便，加之教育经费紧张，聘请校外有名教授主课虽为广大师生的愿望，但实为镜花水月，着实难办。杨钟健先生不得不向师生说明西来教员之难，另一方面则提出当时急迫需要者，乃是能把功课给学生讲授明，且不缺课而认真教学之人。而这些人都是“以食为先之民”，仍是生活着落问题，所以他派人和致函教育部，经多次周旋，教育部不得不以一袋面粉作为主食，以一袋面稍多之数为副食费，借以安定学校师生之心，求得一平静的教书和读书环境。

随着学校各项工作纳入了正轨，也均渐有起色。我们从现存的《国立西北大学地质通讯》第2期（1949年2月1日）中可以窥觅这一时期的工作。

“本校自杨校长莅校以来，积极整顿，不遗余力，学校在任何方面均有长足之进步，对学校研究之加强，提倡尤力，故校中各社团，各学会莫不大形活跃云。”(www.xing528.com)

“在本届自治会改选竣事后，工作积极展开，近以时局动荡，曾数度举行（时事座谈会），敦请教授出席指导，同学发言踊跃，自由民主之风气，洋溢校内。”

“临岁尾，本校已决定扩大庆祝元旦，除夕下午由学生自治会主办音乐演奏会，除有本校红莓合唱团、歌舞团、附小歌咏队参加外，本市各中学及各音乐家均已被邀参加，此外，尚有京剧、豫剧等演出，节目繁多。元旦下午自治会举行辩论会，题目为《由孙内阁上台论战与和》预料各项活动均有一番盛况云。”

“地质分会与张先生（张伯声——笔者注）出长分务，深庆得人，特于目前与本届迎新大会合并举行，假本分实习室，以举会欢迎，计出席杨校长，岳教务长及本校新旧师生50余人，杨校长以同行之资格致亲切之训词，师生相聚甚欢，会后并摄影留念。”

……

杨钟健先生主校时期，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的时候。特别是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下，已进入关中和陇东作战。国民党政府看到西安已不可保，图谋将西大等国立院校裹胁南迁。杨钟健先生到西北大学不久，就接到教育部的密函，勒令学校迁往成都。

这一消息犹如一枚炸弹掷入校园，校内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师生中多以政治观点分为主张迁校和反对迁校的两派，斗争和辩论十分激烈。

面对这一严重形势，杨钟健先生立即召开校务会议，与岳劼恒、关中哲、戴万里等人讨论这一问题，统一认识，制定反迁校的策略。会下，他主动与经济系的几位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并积极地依靠学生中的左派，又始终把西大的行政和教学大权紧紧地掌握在关、岳、戴及民主进步教授的手中，在自己的周围紧紧地团结了一批力量，为反迁校斗争做好了准备。

这一时期，校内愿意迁校的一些分子活动十分活跃，在师生中大造舆论进行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教授也纷纷找到校长办公室要求校方立即迁往安全地带，但都受到了杨钟健的驳斥。据张伯声教授回忆，曾有人来动员他搬迁四川，他对来人说：“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了，就留在西安，这几年搬家的次数太多了，我想安安定定的过日子。”

但是，校内围绕迁校问题两派辩论十分激烈，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为稳定学校局势，杨钟健先生召集师生讲话，当他说到：“共产党与日本侵略军，绝不能相提并论，共产党是讲道理的”时，谁知话音未落，就涌上一些人来要打校长，幸好身旁有许多人保护，急护进校长室才避免了大祸。次日，他到校见到校园中多处张贴着标语，甚至连办公室的窗子上都有“杨中奸”、“杨中间”的字样。但是他泰然置之，仍对这些闹事分子说：“我对迁校一事无时不在研究考虑之中，惟此项工作十分艰巨，必须审慎细心，方不致因迁校而毁校。”

11月中旬，胡宗南带着一批随从来到西北大学，当时杨钟健先生正在校长室同一群教授兴高采烈地议论学术问题，大家见进来的是胡宗南，都默不作声了。杨钟健一见这架势，便知来者不善，便沉着地对胡说：“胡长官驾到，必能使我校日新月异”。胡宗南不得不应酬数语，便宣布了西北大学迁往成都的命令。杨钟健先生好像早有准备，他一边满口答应，一边又向胡提出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弄得胡宗南讨了个没趣，只好带着他的一群副官走了。

可是，胡宗南的西大之行，无疑给一些热衷于迁校的人撑腰，助长了邪气。为了应付当局，西北大学表面上成立了一个“迁校委员会”，并提出了一个拖延方案：“学校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迁。如果要迁，教育部必须提供充足的经费。有经费后学校分两批走，第一批派少数人安置新址。第二批再去成都的前提是校长飞往南京后，将索要的欠薪和迁校费拿到手后方可动身。”

这一方案公布后，学校才稍稍安定。

在这一时期，南京教育部为迁校不断向杨钟健先生施加压力。地方当局称；“教育部指示非办不可。”最可悲的是教育部为达此目的，曾企图在南京绑架杨的亲属。据王国桢回忆，杨钟健先生走后，她们一家按照他的嘱托仍留在南京。有一天，一辆小汽车径直打破常规开进了中央调查所的后院，停在了杨钟健家的门口。一位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找到王国桢后笑嘻嘻地对她说：“我姓陈，是部长派来的。杨校长在西安为迁校的事很忙，打电报给部长，叫我们照料你，从南京直飞成都去。你不要多带衣物，明天我用车接你，送你上飞机，到成都就和杨校长见面了。”王国桢发现来人神色不对，就向他索要电报。那人脸一红，忙答道：“来的仓促，忘了带，咱们不是外人，我内人就是你的老同学。”王国桢看到所里的许多同事都围了上来，便答道，没有杨先生的亲笔信，我什么地方也不去。那人怕事情败露，便灰溜溜地走了。后来王国桢问及杨钟健先生，证明这完全是一场阴谋。

在西安解放的前两个月，由于顽固分子的煽动，一群不明真相的学生在西大礼堂南面的大操场上围住了杨钟健先生和戴万里主任，他们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何迟迟不迁校。两人摆脱无理的纠缠以后，杨钟健预见到西安不久将回到人民的怀抱，便借口迁校经费不足，与杨西炎一起飞往南京。杨钟健先生走后，学校则留下关中哲、岳劼恒、戴万里等先生，他们在学校中坚持下来，直到西安解放，终于把这所古老的大学完整地留给了新中国。

溯本穷源，杨钟健先生为什么能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置个人安危而不顾，运筹帷幄，自觉地为人民保护这所大学，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五四”时期，当时正在北京大学预料学习的杨钟健先生就积极地参加了天安门的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行动。在北京大学，他加入了邓中夏、许德珩、黄日葵等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积极参加宣传讲演活动。经邓中夏介绍，又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努力吸收新的思想知识，积极从事进步活动。杨钟健和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高君宇、黄日葵、魏野畴等都有过交往，他们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活动深深地影响着他，杨钟健先生曾在他的自述中说到：“邓中夏是影响我学生时代一切行动最深的一位，也是我不断考虑如何对国家的富强有所贡献的人。”1920年10日至1926年9日，他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行步团体“共进社”，并主编《秦却痛话》《秦钟》和《共进》等刊物，他自己写了一百多篇文章，揭露政治的黑暗，宣传民主思想，唤起民众的觉悟。这些刊物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惊慌，，他们恶狠狠地说：“大共（共产党）、小共（共进社）都是一共。”最后终于被奉系军阀查封。

数年之后，杨钟健先生回忆起他在西大的经历，愤愤地说：“然我深知，要整顿一个背景很复杂的学校，并要将它引入正轨，提高科研教学水平，乃是极不容易的工作。最困难的方面在于大环境，时局不允许我有所作为。”但杨钟健先生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以人民利益为重，不顾私利，不畏强暴，明辨是非，热爱祖国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注释】

[1]雷援朝（1951～2004），甘肃正宁人，编审。该文原载《高等教育研究》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