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教育家岳劼恒的故事

科学家、教育家岳劼恒

张景勋　姚　远^[1]

岳劼恒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育和熏陶了整整几代人。尤其是在重建西北大学的过程中，他与西北大学同命运共患难，渡过了最艰苦的岁月。他从事大学教育整整24个春秋，一生辛勤耕作，硕果累累，桃李满园。他在高等教育方面，身体力行，不懈探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思想。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生平事略

岳劼恒，又名陋吾、鲁吾，1902年11月29日诞生于陕西省西安市草滩区联合村，上过私塾，1910～1917年随父亲在西安市和北京等地居住。在北京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附小和附中读书。1918年在西安定居，就学于西安市第三中学。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学士学位。毕业同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研究室从事物理学研究，在旋光学对物理化学问题的应用上，做出了两项发明，写出了10余篇学术水平很高的论文，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932年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36年学成回国。

1936年至1937年7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任中清大学教授。1937年10月到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西北大学的前身）任教授。从1941年8月起，任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1947年10月任西北大学教务长，1949年5月至1949年8月任西北大学代理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岳劼恒先生受党和人民政府的委任，继续在西北大学任职，先后担任物理系主任（1949年8月至1956年8月）、教务长（1949年8月至1956年12月）、校务委员会代主任委员（1949年8月至1950年7月）、副校长（1957年1月至1961年6月）等职。同时，他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西安分会主席、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代表。

岳劼恒先生一生辛勤工作，承担了大量的教学、科学研究，行政和社会事务工作，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成就，取得了丰硕成果，以致积劳成疾。1961年5月24日，他在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言时，因脑溢血病猝发，经全力抢救无效而病逝。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中共陕西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安葬在西安革命烈士陵园。

二、办学实践

作为一个教育家，岳劼恒先生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和办学经验。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逝世。他在主持西北大学校务工作期间，艰苦创业，呕心沥血，为西北大学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西北大学重建后，正值抗战困难时期，在北平的旧设备几乎完全没有迁出，设备十分简陋，还因人事关系复杂，校长更迭频繁，主持校政者采取的方针又往往欠妥，故未能有大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人把学校作为国民党派系相争之场合，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校内反动势力与进步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要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把西北大学办好是不容易的。岳劼恒在此时保持了与国民党反动派不附和、不同流合污的态度，一心致力于搞好教学工作。在担任教务长职务后，以顽强的精神，顶着国民党的压力，为发展西北大学建立了功勋。1948年间，物价高涨，学校经费短缺，学生的“公费”维持不了生活，成为当时学校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为此，岳劼恒受校长委托，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进行交涉，经过据理力争，终使教育部增加了学生的伙食标准，从而安定了学生的情绪，稳定了学校的秩序。

1948年底，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西北大学校内展开了一场迁校和反迁校的斗争。国民党在西大的反动势力主张把西北大学迁往四川，煽动一些学生闹事，而进步势力反对迁校，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在这场斗争中，岳劼恒先生是反对迁校的，在客观上站在进步势力一边。为了应付胡宗南反动派的催逼和反动势力的闹事，他和杨钟健校长采取了微妙的应付措施：一方面表面上作迁校的准备，对图书仪器进行装箱，同时又把那些力主迁校的教授和盲从的学生推选为代表，前往四川勘寻校址，以缓和校内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又暗中组织人力保护学校的财产。杨钟健校长离开西北大学后，岳劼恒以教务长的身份，代表学校领导，担负起了反迁校的重任。他对胡宗南的催逼命令，进行软抗和拖延，对特务分子的恐吓，毫不在意，对一些不明真相学生的围攻、漫骂，他坦然处之。例如陕西省三青团头目杨尔英以“要求学校多发几个月的待业金”为名，煽动西大医学院的学生围攻岳劼恒，想夺西大校长的权，坚持迁校，岳先生向学生进行耐心的解释，说明学校的具体困难，取得了学生的谅解，孤立了杨尔英，使杨的夺权阴谋没有得逞。由于岳劼恒和学校其他领导人及师生在反对迁校斗争中采取了明确的态度和拖延应付对策，保护了西北大学的财产未受损失，使其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解放初，岳劼恒与驻西北大学的军事代表密切合作，决心把西大建设成为人民的大学。他认为西北大学“为西北高等教育之最高学府，所负责任既重且大”。他指出：“人民政协纲领之文化教育政策，为本校今后一切设施之正确方向……即要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改造旧大学谬误及不合理设施，革除旧的弊病”。他与军代表合作，团结全校教职工，精简机构，合并院系（当时有陕西省立3个专科学校并入西大）、调整课程（特别是废除了旧《伦理学》等内容反动的课程），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共同必修课，整编人员，组织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教育等等，经过几个月的改造接收工作，使西北大学走上了新的轨道。

新的西北大学在前进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教授队伍欠缺和教学仪器设备不足。是西北大学在抗战中重建遗留下的老问题。对于这两个困难，岳劼恒和当时的校长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予以解决。一是向教育部求援，二是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影响，聘请著名教授和学生来西大任教或讲学。例如，在物理系，他曾聘请田渠教授来西大任教，聘请潘承浩教授、虞宏正教授来校讲学，为高年级学生讲课。对于仪器设备不足，除了力争教育部拨款、设法购置外，他还积极支持和主张办工厂，自己生产和维修仪器设备。解放初，物理系的普通物理实验，每个实验课题只有一套仪器，根本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在他的支持下，由龙际云教授办起了物理系小型机械厂，聘请了三四位工人，加工实验仪器，使普通物理实验每个课题的仪器由1套增加到5套，满足了教学需要。这种自力更生制作实验仪器的事迹，在1954年曾受到高教部的表彰。

1952～1953年，高教部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西北大学的少数民族系合并到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英语系并入北京大学。高教部还有意把西北大学的地理系以及文、史、财经等系并入兰州大学。岳劼恒与学校其他领导同志研究了这一问题，向高教部提出了不同意并入兰州大学的意见。认为“根据西北方面水土保持与根治黄河的任务，西安居黄土高原的中心和黄河上、下游的中心，因此地理系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应设置自然地理专业。根据综合大学的地位和作用，西北大学应保持文、史、财经系科。高教部最后同意了西大的意见，使地理、文、史、财经等系得以保存。”他们向高教部交涉的结果，不仅安定了这些系师生的情绪，激发了他们工作、学习的热情，而且保持了西北大学系科设置的完整性，为西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大学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3年9月，高教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明确了综合大学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了综合大学的方针和任务。岳劼恒积极拥护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制定的方针和政策，他亲自动手写了传达综合大学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并向全校师生做了认真传达。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他和其他两位副教务长密切合作，根据校长的意见，制定出在西北大学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计划和措施。首先依照国家建设对各种人才需要的缓急和西北大学的实际条件，确定了各系的专业设置，使西北大学的专业设置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在专业设置确定后，他又组织各系根据高教部颁发的各专业教学计划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文件制定本系各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及教学大纲，并制定出实施细则。他在教学工作总结中写道：“全校70%以上的课程，教学初步有了合乎规格的大纲，为我们改革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为了保证按新制定的教学计划并开出所有的课程，岳劼恒领导各系科用全力抓师资培养与提高的工作。首先是对现有的师资，要求每人根据专长和志愿拟定出目前和将来所要承担的课程，做到人人有方向。其次是通盘规划，选派教师到国内外有关单位进修或参加短期培训。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教学计划内所要开设的课程几乎全部都能开出。西大现在的许多中老年骨干教师，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培养成长起来的。

岳劼恒还根据综合大学的任务，认为综合大学既是一个教学机构，也应是一个研究机构。为此，他号召全校教师扭转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片面认识，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他与教务处的同志一起，对全校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周密地规划，组织全校教师进行科研工作。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在繁忙的行政和社会事务工作中挤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对络合物的光学研究进行新的探索，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工作，做出了有价值的成果，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刊物上，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

由于岳先生和学校各领导的努力，全校上下团结一致，认真贯彻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使西北大学的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教学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西北大学旧貌换新颜，大步前进在全国13所综合大学的行列之中。

三、教育思想

岳劼恒先生的教育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上。

（一）对培养学生有明确的要求

在解放前的西北大学工作时，岳劼恒就主张：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课，而且更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树立爱国、报国、救国的思想。据岳先生的一些学生回忆说：岳先生常和学生在家中谈论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事，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40年代，西大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举行游行示威被捕后，岳先生竭力申张正义，周旋解救，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

解放后，岳先生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和活动，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根据党的教育政策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他对培养学生的具体要求。他认为：“要培养出数量足够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并能熟练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优秀科学工作者”，“在综合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中，要培养出能独立思考，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合格人才来”。对于培养专门人才他也有正确的见解。如认为学习物理学的学生必须是“头脑清醒、意志坚强，并且具有良好的数理基础”。

在如何合理地培养社会科学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以及应用科学人才和理论科学人才的关系方面，岳先生主张应主要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和需要出发培养各类人才。新中国刚成立，岳先生就指出：“对于各种科学，应一体重视，不应有所厚薄”，“照顾国家社会的需要，习工多于习理，诚为应加鼓励与赞助者，但不能轻视理论科学，理论科学不发展，应用科学根本不能发展……所以我们不反对多数的青年研究自然科学，必须提倡同样多数的青年研究社会科学，赞助大多数对自然科学有兴趣的青年，研究应用科学，但必须保留一部分意志坚定脑筋清楚的青年，学习理论科学。为国家前途百年计，非如此不可。”这是他于国家建设事业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的正确见解。

（二）对专业设置的真知灼见

岳先生认为，大学的专业设置应“依照国家建设对各种人才需要的缓急和各校所在地区的特点，结合校内具体条件，兼顾需要与可能，并尽量发挥潜力，积极创造条件，以求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同时，根据各校发展方向与地区特点，从全国范围内进行适当分工。”

依据这一思想，岳先生在1953年对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的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并对西北大学的专业设置做出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除对大多数系的原有专业基本稳定下来外，在生物系设置了植物专业，地理系设置了自然地理专业，地质系设置了石油地质专业等，使西北大学的专业设置更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三）对师资培养工作的恳切意见

解放初，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着师资缺乏和师资业务水平低的严重情况，对于西北大学来说，情况更不例外。特别是1953年贯彻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要按照新教学计划开出课程，师资的培养和提高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www.xing528.com)

岳劼恒先生从领导岗位上深刻体会到师资缺乏和师资的业务水平不适应新教学计划要求的困难情况，认识到师资培养是学校“今后教学工作发展的基础”，“必须做长远打算”，学校各级领导必须大力去抓。“要在全校的范围内，照顾到三五年内发展的远景加以通盘筹划，制定各系的培养计划……各级领导要督促检查执行情况。”他认为师资的培养与提高必须依靠自力更生、校内培养为主的方针和校内外两条途径解决的办法。在校内，他提倡有经验的老教师带领青年讲师，助教进行业务课钻研。提倡老教师关心和爱护青年教师的成长，支持他们的工作热情；青年教师要认真、虚心和诚恳地学习和接受老教师的教学经验。要利用教研组这个组织形式，通过讨论的方式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

除在校内进行师资培养与提高以外，岳先生还认为：应选派“身体健康、学习积极，有培养前途和有一定基础的青年教师外出进修”。他指出：“具有这些条件的讲师、助教大都在校内已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但我们必须做长远打算，为了将来专业课的开设，现时必须抽出一部分人力出外学习，不然的话，我们师资的困难将永无解除之日。”在他积极支持下，各系都选派了一批教师，参加苏联专家举办的讲习班、研讨会，参加国内一些学校举办的暑假讲座，到国内外有关单位进修学习。对于出外进修学习，岳先生还提出了明确的目的，并要求：“出外进修的讲师、助教，要加强报告制度，使与我校的教学工作不致脱节，流于为个人兴趣进行学习的歧途”。

岳先生在师资培养和提高工作上的这些恳切意见和得力措施，很值得我们借鉴。

（四）对教学与科学研究之关系的认识

岳劼恒先生充分认识到高等学校正确处理教学与科学研究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在高等学校中要提高教学质量，在生产部门里想提高技术水平，离开了进行科学研究，是没有另外的路可走的。”他又指出：“在高等学校中，教师首先要认真地胜利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这两项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是相互配合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做不好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就缺乏必要的基础。仅仅满足于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不参加科学研究，对问题难以深入理解，不能真正掌握科学工作的方法和理论，也就不可能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一方面有可能把研究成果引用到讲授中去，引用在实验室中。……而更为重要的：教师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时，必须进一步熟悉有关的理论知识，掌握有关实验技术，这必然能巩固基础，扩大眼界。我们以为这是科学研究提高教学的重要方面，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把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就是研究没有正面的结果或者还没有得到结果，只要严肃地切实地进行工作，无论对于科研有基础的老年教师，或者初次参加的青年教师，提高教学的效果是肯定可以获得的。”

对于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相矛盾的情况，岳先生认为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只要把各级教师的力量适当安排，就可能同时解决科研和教学两方面的问题。他把高等院校的教师分成三类，并提出了具体的安排意见。第一类是学有专长的各行专家，在业务上有湛深的修养，对科学研究有一定的经验和成绩。他们是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力量。在科研方面，他们应“重理归业”，至少参加和归业相近而为当前教学理论、生产建设所急需的研究工作。第二类是科学基础好、教学成绩好、年富力强的副教授和讲师。他们在准备或担任专业课的同时，应当积极准备他们的科研工作，把科学研究的题材和所准备或担任的课程密切结合起来。第三类是新参加教学工作的助教，他们一方面要担任一定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要巩固基础和熟悉实验方面的操作技术。在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之外，应当在第一、二类教师指导之下，进行较简单的研究工作，当好助手，读一定的参考文献，准备一定的实验装备，由浅入深，由简到繁，逐步达到能够独立工作。所谓师傅带徒弟，就是这一精神。对于这些青年助教，学校也不能把过重的教学任务交给他们，每周应有一两天的整段时间，从事研究工作。

岳先生关于教师边搞教学边作科学研究的这些认识，都是从他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教学特点和作风

岳劼恒先生无论行政和社会事务工作多么繁忙，从未离开过教学第一线。他身体力行，辛勤耕耘，形成了一个老一辈园丁的光辉典范。

（一）注重教材建设

岳先生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在他从事教育工作的20多年中，为西大物理系编译了大量的教材。解放前后，教学条件很差，几乎没现成的教材，现成的中文参考书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岳先生利用自己擅长英、法语并精通物理学的特点，参阅了多种国外教科书，编写了《理论力学》《热力学》《光学》《近代物理》等10多种讲义。这些讲义大都史料充实、概念清楚、文字简明、表达准确、图文并茂，并很注意介绍许多物理学的新成就。在当时，对物理系的教材建设作出了贡献，解决了师生工作和学习的困难。这些教材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因条件限制，未能整理出版，以后在“文革”的10年浩劫中也大都散失。

（二）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为学生打好坚实基础

岳先生从自己的切身经验认识到学生如果学好基础理论课，打好坚实的基础，以后无论是继续深入学习或是搞专门研究，都能得心应手。因此，他深感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性。他亲自为学生讲授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力学、光学等基础理论，在50年代，作为教务长和校长，他都没有离开过教学第一线，一直为大学本科生继续讲授基础理论课和基础课。他在教学中，注重基本概念，说理深入清楚，有时还在课堂上用实验演示，启发学生从简单的事实中悟出较深刻的道理，帮助学生理解讲课内容，打好基础。

（三）生动、科学的教学方法

岳劼恒先生讲课，注重讲重点、讲难点、讲方法，生动有趣，富有启发性，即使像原子物理和波动力学这样较为深奥和难以讲解的课程，经过他的妙趣比喻，也会使人感到浅显易懂和趣味横生。例如学生在学习该门课程时，对探索微观世界所用的方法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假设？为什么能够用假设推出的结果的正确性来证明假设的正确性？在解答这个问题时，他说：假设有一间黑房子，我们既看不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房子有一个小窗口，我们可以往里面扔进一些石子，然后听里面发出的回声，就可以推断出这间看不见的黑屋子里到底有哪些东西，探索微观世界在方法上具有类似的道理，而物理学革命的本质和核心，也正是这些方法的变革和创新。

在给学生讲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时，他举例说：法国当时有位物理学家和居里夫人同时开始镭的提取和研究工作。但他和居里夫人所用的方法不同，尽管使用了更为精密的仪器，采用了更为精细的提取手段，但他却没有获得成功。居里夫人却在镭的提取和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而获诺贝尔奖。这就是方法不同，结果迥异。岳先生就是这样，常常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物理发展学史上的一些典型事例，化难为易，把科学方法的教育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这是非常突出和值得我们仿效的一个教学特点。

（四）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岳劼恒先生要求从开始学习物理学起，就要做到重视物理实验，勤于动手。在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上，他从实验操作和实验态度两方面入手，对于一般性实验，要求学生看完讲义就自己动手设计、准备、操作和完成；对于较复杂的实验，要求教师先示范，然后再让学生动手操作。对于树立学生正确的实验态度，岳先生更为注意。有一次，几位学生为了赶时间，把不正确的结果修正后写入实验报告上交，他发现后，立即进行严肃地批评，并要求重做，直至学生通过自己的操作得到正确结果为止。

此外，岳先生对培养做理论课习题的能力也很重视。他认为习题是实际问题的抽象表现，解习题也是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他对布置习题作业和批改，总是非常认真，发现问题，立即因势利导，帮助学生提高能力。

（五）勇挑教学重担

由于西大在艰苦中创业，师资十分缺乏，年轻的教师也一时难以开课。因此，在解放前后，物理系凡是没有人能教的课程几乎都由他担任，他先后讲授过《光学》《高等物理》《近代物理》等14门课程。开出这样多的课程，而且都能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在物理系甚至西北大学的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他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不管工作任务再多、再重，都毫无怨言，从严要求自己。1959年，他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回校后，自喻和参加会议的老同志相比，他还是一个“年龄大的小伙子”、“候补老人”，还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但是，正当他决心一展宏愿做出新的成就时，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六）稳健求实，不随波逐流

岳先生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形成了稳健求实的作风。无论是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学校行政工作中，他都能以求实的态度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1959年，国内掀起过左的教育革命热潮，对此，岳先生认为教育革命在当时中国微薄的教育基础上是不可能进行的，否则将得到不良的后果，既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模式，又抛弃了别人的经验，这是不现实的。当时，物理系部分青年教师提出了“一条龙”的教学改革方案，岳先生认为，这种作法是对物理学规律没有深入理解的结果，这样做势必会违背知识的学习应遵守循序渐进这个众所周知的规律。事实已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不随波逐流，稳健求实，客观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岳先生的一大优点。能够在那个政治上大起大落的年代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当因这篇文章的写作而进行采访时，我们感受到很多同志对能作为岳劼恒先生的学生或同事而引以为豪，对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诲人不倦的品德皆交口称赞。学生们在他的教育下如同沐浴在阳光下的幼苗，同辈人在他的感染启发下也受到莫大的教益。在岳先生的教育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把教书看成是一种负担，而始终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是他之所以在高等教育方面卓有建树的关键原因，在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正需要像岳劼恒先生那样，以教书为己任，以育人为天职的千千万万个人民教师。

【注释】

[1]张景勋（1930～　），陕西临潼人，教授，曾任西北大学物理系副主任；姚远（1955～　），陕西岐山人，编审，现任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该文原载李钟善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第181～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