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来高等教育的回顾与分析

32年来高等教育的回顾

郭　琦^[1]

一

认真总结建国32年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这涉及正确评价我们过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所取得的成绩、出现的偏差，涉及正确评价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32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

一是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二是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三是按照教育规律办事。

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当我们正确执行这三条的时候，高等教育就发展、前进；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背离了这三条的时候，工作就出现偏差、失误。可以说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成败、教育质量的高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任务完成得好不好，都和这三条密切相关。

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我想着重谈一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的问题。

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什么？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概括的：“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这是对我党建国以来一贯执行的教育方针的完整总结。它包含了1957年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也包含了党在1958年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

办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教育方针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它决定着我们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我们党建国32年形成和坚持的这个教育方针，就体现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体现了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代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又红又专的新人。这是我们区别于资本主义教育、区别于封建教育的根本之点。我们党领导教育工作，就是要保证这个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这是检验我们工作成败的主要准则。当然，高等学校要发展科学、提高学术，还要保证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一是认识上缺乏自觉性；二是对教育方针理解和贯彻上的片面性，造成工作上的偏差和失误。许多情况下，党领导主要是抓政治运动，把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只看成行政的事，只看成教学问题。很长时间，我们许多领导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的致命弱点就是不管教育方针的贯彻，使我们的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常常脱离学校的中心任务，脱离教学、科研实际。

建国32年总的看来，我们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是成功的，但是在某些时期，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上出现过强调这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片面性。如1957年、1958年，一度片面强调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培养“劳动者”，忽视了智育的发展，使教育质量明显下降；1960年以后特别是“高教60条”以后，虽然使这种左的倾向问题得到一定纠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致十年浩劫中由批判“智育第一”发展到批判知识，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流氓加文盲”式的“英雄”，使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这就说明，一旦党的正确方针不能得到贯彻，教育会走上多么危险的道路。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在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总的目标就是要把遭到严重破坏的教育，恢复到党的教育方针的轨道上来，使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任务的要求。这主要是清除左的危害。然而，前两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学校的影响，则是企图用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削弱并取代我们党的领导，使我们的学校离开党的教育方针的轨道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质是要改变我们的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批判和纠正这种倾向，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就不能得到贯彻，我们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为建设“两个高度文明”的根本战略目标服务。

总的来看，最近几年，我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情况是比较好的，成绩是很显著的。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忽视政治工作、忽视实践、忽视劳动的倾向。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思想上的重视，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地加以解决，否则，党的教育方针就不能正确地贯彻。

二

我们搞建设需要知识，需要培养大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高等教育要出人才，出成果，就必须依靠广大知识分子，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调动管理干部和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列宁曾明确指出：“学校的真正的性质和方向，并不由地方组织的良好愿望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员决定”。因此，中心问题是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办好高等教育的关键。32年的实践中，每当我们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上出了偏差，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搞紧张了，教育事业就必然受到挫折，学术研究也必然失去生气。建国初期的7年，我们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使他们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取得了好的效果。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1963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出了问题，把知识分子一直当作改造的对象，使我们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四人帮”更把知识分子（包括广大干部）推到敌人的位置上。

这里有几个观点长期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中作怪。

一是认为知识分子不是自己人，靠不住。认为工农干部才靠得住，而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剥削阶级，社会关系复杂，一概看成异己的力量，政治上歧视；把知识分子作为凝固不变的改造对象，而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则是天然的改造者，把二者对立起来，中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提出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掺沙子。(www.xing528.com)

二是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不承认知识分子的变化。1956年周总理主持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肯定知识分子有很大进步；1962年广州会议，肯定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转变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些正确结论都受到来自左的干扰和批判。结果，不仅旧社会过来的一律被看成资产阶级分子；过去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被升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连我们解放后培养的也被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列，以世界观划阶级属性。

三是把知识看成产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祸根，培养精神贵族的温床。不承认知识分子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有其不同于体力劳动的特点，形成了对知识分子看法上的偏见。把红与专对立起来，凡是搞点专业，就认为是只专不红；业务上冒尖的，就是修正主义苗子。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是因为大量知识分子、专家进入中央领导集团。把为教学科研服务看成是为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服务。“四人帮”推到极端，得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公式，把知识分子列为“臭老九”，作为打击对象和专政对象。

这些左的观点长期影响着我们一部分干部，至今仍然存在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的问题。否认知识分子在学校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不能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上一视同仁，业务上大胆使用，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安排照顾。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右了，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还可以，不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的同志安于外行领导内行，对干部要专业化、知识化持怀疑、抵触态度。长期以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构成上，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包括高校校一级的领导层，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影响我们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影响我们开发智力，培养一代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人才。

高校能不能充分调动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学生、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决定于党的领导，关键是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学校有教师、管理干部、服务工作人员，办好学校要依靠这三部分人，三个积极性离开哪一个也不行，都很重要。但是，三者的作用不同。教师的工作直接关系着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培养人才的质量。党委书记和校长要敢于把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环节来抓，要肯下功夫培养，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的、高质量的师资队伍；要敢花力气扶持一批出色的学术带头人和“冒尖教师”，建立一支教学、科研的梯队；要形成一种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精心为教师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较好的条件和环境。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的积极性，都要落到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上，起到保证作用，目的都是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所谓提高管理水平，包括政治工作的管理水平，根本要求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管理工作、人事工作不是消极地管人，而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目的也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既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创造，又要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弱点。学校管理工作和总务工作的成果，反映在教师和学生身上，反映在教学、科研出成果出人才上，所以，为教学科研服务，就要树立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的思想。领导工作、管理工作，从广义上说都是智力开发的后勤工作。

三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才、开发智力的社会活动，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它是重要的一翼。教育又是一门科学，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32年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训，就是必须按照教育规律办大学。每当我们脱离了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我们的高教事业就要遭受挫折、损失，而且要花很长时间，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恢复元气。这里有几个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个问题是，学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除非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都要以教学为主，长期不懈地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上。因为培养人才是一种智力的再生产，它建立在传授和深化人类科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建立在总结和概括前人和今人的科学知识和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学科的建设和师资的培养，教材的建设和实验室装备的改进，都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时突击、搞个运动所能奏效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秩序。从学生智力的个体发育看，对学业的掌握，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个稳定的教学秩序。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科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比较快地得到提高，保证我们培养的人才在智力水平上、在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显示和发挥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本来是可以办到的。但是，由于我们某些时候违背了教育规律，像1958年那样动不动就停课搞革命，停课搞劳动，用大炼钢铁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用革命大批判代替正常的课程，以至于“只要专政，不要专业”，结果降低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1964年以后又有社教运动的冲击。直到文化大革命停课十年，使我们的大学教育几乎断了香火，大学要不要办都成了问题，这可以说是我国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倒退，造成今天教师和科研人员梯队接不上茬，缺了几代人，这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第二个问题是办教育同办其他事业一样，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自己的路子。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对国外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经验我们都应当学习、吸取。但是，无论是古人的还是外国人的，都不能照抄、照搬。解放前我国的教育照搬英美，造成畸形，建国初期，我们又照搬苏联的，结果连苏联的教条主义也搬了进来，造成了体制、专业设置、教学体系和方法上的许多弊病。别国的经验在人家那里是成功的，我们照搬了来就会出毛病，尤其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教育事业要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从我们的国情出发，结合我们四化建设的要求，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子。建国以来，我们什么时候在这方面做得好，高等教育就得到蓬勃发展，成果也就显著。拨乱反正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一个如何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如何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问题，面临着一个改革的任务。在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中，我们固然应当吸取外国的有益经验，但更应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重视我们自己的传统和国情。

第三个问题是要按照教育工作的特点办教育。教育工作是培养人的工作，人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形象地说明了教育工作具有周期性长的特点。根据这个特点，为了培养出又红又专的符合规格的各类建设人才，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性和恒常性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秩序。

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50年代初期，教学秩序比较稳定，教学计划一度虽有照搬苏联的缺点，但毕竟有章可循，教育质量基本上能够得到保证；50年代中期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动辄停课闹革命，停课参加劳动，停课搞卫生……教学计划随意更改，一变再变，以至于根本不要计划，或者虽有计划却无法执行，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近四五年来，教学秩序和教学计划出现了较长时间的持续稳定，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所少有的。近几年来，高等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有所提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必将大大提高我们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自觉性。

四

要正确总结和对待以上三个方面带根本性的经验教训，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1．毛主席在教育思想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对教育工作提出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基本观点和方针政策，今天仍然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指针。1957年，毛主席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58年提出“两个结合”的方针及又红又专的口号，毛主席反复强调的“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这都是我们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思想。在贯彻这个方针的实践中，毛主席一贯强调要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提出要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以及要注意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不要迷信权威，还提出要缩短学制，这些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智能，使之有一个较好的知识结构，能够在智力发展的最佳年龄期进入研究队伍，都是正确的。当然，对60年代毛主席在教育方面提出的一些过急的想法和不符合实际的估计，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否定，不搞“两个凡是”。至于1958年前后，1964年前后，我们在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方面也出过一些偏差，受过左的影响，这大多属于执行中的片面性的问题，不能由此而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本身的正确性。十年动乱中，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遭到“四人帮”的肆意践踏与篡改。拨乱反正中，我们既清算了“四人帮”的篡改，又清理了我们过去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这不仅不是否定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教育思想遗产，相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了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光辉，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道路，摸索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路子，这实际上是对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发展。

2．必须充分肯定建国32年教育战线的成绩是主要的，实践中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虽然1956年以前学习苏联中出现过照搬的偏向；1958年劳动过多、政治活动过多，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改和学术批判中出现过“左”的偏向，1964年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这些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前提下，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中某一时期、某一方面出现的偏差，而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很快得到纠正。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的全局和主流。17年我们培养出大批人才，基本上都成为今天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是成功的。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始终把教育战线作为斗争的重点，破坏最烈，学校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害最深，但是，这并没有把我们整垮。粉碎“四人帮”后，高等教育能够这样快地得到恢复，走上正轨，取得许多成果，涌现出许多人才，这说明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基础是雄厚的，说明党的教育方针、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在广大干部教师中深深扎下了根。现在，经过拨乱反正，推倒“两个估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高等教育可以说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当然，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我们在专业结构和教材内容上，还不能适应四化建设和现代科学发展的要求；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上过死，注重传授知识，而不注重开发智力，这一段对参加体力劳动和培养学生技能有所忽视；没有摸索出一套适合新时期大学生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对学生道德风尚的培养锻炼不够等。这样，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根据新的情况，逐步解决好。

3．当前要注意的思想倾向，总的还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同时不能放松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教育的成败，总是和一定的政治路线联系着。教育是社会最敏感的部分。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正确的时候，当社会政治局势稳定的时候，教育就能健康地发展，出人才、出成果都比较快。相反，当正确路线受到干扰的时候，大局不安，教育往往首先受到冲击，思想动荡，教学秩序被打乱，教育质量必然下降。建国以来几次左的冲击，都是这个情况。十年动乱更是这样，而且它所造成的思想影响，曾经长期起作用，直到三中全会才得到扭转，要从实际工作上医治这种创伤，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思想的转变，工作的转变都有一个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纠正右的乱子时，“左”的东西容易抬头，1957年、1964年的教训都是这样。所以，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坚定地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继续用主要的力量，清除在我们头脑中和工作中长期发生过影响的左的错误，以保证我们高等教育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路子稳步提高，完成新的历史时期所赋予我们的任务。

【注释】

[1]郭琦（1917～1990），四川乐山人，曾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该文原载张岂之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郭琦》第205～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