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是如何形成的？大学之起源与理想

大学之起源与理想

吴　宓^[1]

中国古代的大学，有它自己独具的历史，可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形态，却是从西洋接受过来的，并非承袭自古代中国的大学。谈到西洋的大学，当然是从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讲学而起，但这是就学术的内容材料而言；论到大学的组织规模办法，则只能溯源到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西洋的最早的一个大学是意大利北部的保朗那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其次是法国的巴黎大学，创立于1100年。第三个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创立于1167年，剑桥大学则创立于1289年。在意大利保朗那大学的时代，在某地先有某有名学者居住，讲论学问，然后才有自各地来听讲的学生，自置宿舍。“大学”即各地学生大集团之意。中世时学术的研究，由宗教的僧侣所专任，所以学生宿舍的前身，所谓学院，实在就是道院的僧房。在巴黎大学里，因为便于同国同乡学生一处住宿，所以设立了四个民族分部，情形仿佛像现在的学院，但民族分部之分划，并不是由于学习科目的不同而定，而是把民族国籍相近的学生，归纳在一个民族分部中。这种分划的办法，有时很不合理，不合于近世的地理与国别，只大概区分而已。

记述中世大学教育的名著，有英国希拉达主教的欧洲中世的大学（三大本1897年出版）。书中记载当时大学的情形非常详尽，凡大学的组织、体制、课程、学风各方面都给我们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书里面又提到风潮罢课的事，往往是由当地商民的欺凌学生而起，结果学生以“迁地为良”，自动迁往他城，这样便给该地商人（房东及饭店老板等）以经济的损失。

中世的大学是近代大学的雏形，在课程方面也是渐渐增加。意大利保朗那大学，专教授罗马法科。巴黎大学时代，则除了法学的讲述研究外，又有神学和医学共三科。当时的神学，范围很广，从基础科学的“逻辑”一直到专究形而上问题的“玄学”更上到“神学”都包孕在里面。当时所谓“医学”，实在兼指较原始的“自然科学”和“生物学”，足以代表中世时代科学的主流，给近代科学的研究一种最伟大的启示。关于法学的研究传习，中世的大学承袭了古代罗马法的研究。神学之范围博大极了，古代或近世哲学中各种“体系”“问题”，都在其范围之内，只名词不同而已。统而论之，中世的大学，规模是原始的，组织是简单的，但在学术的研究传播方面，却是表现了很光辉的成绩，对世界整个的文化，发生重大的影响。

英文的“大学”，这一个字，就字原推求，是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拉丁文的这一个字，是“大集团”的意思，即是说四方八区的人，萃集在一处而讲论学问，便是大学之始。然而大学既是一个才智之士的集团，而讲论学术，便不能不有一种憧憬中的远景，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历来的教育家哲学家和有眼光有远识的学者，都以他们的理想，凝具一种体系，来说明他们所憧憬中的大学，如英国牛曼在1847年前后，作了一本大学的理想，申述他自己的意见，很有卓识。今综合前人的见解并加上我个人多少年来读书观察和实际经历之所得，且针对今日中国大学之弊病，逐条论列如次：

（一）大学生以“人”主，不以“房舍”“组织”“章程”为主：我们从大学的起源看来，大学先有讲学的教授，有听讲的学生，然后才有住宿的房舍，然后才有组织。有讲学的人与从学的人，才有学问有教育。最近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指导英语教学的专家林苏弼先生到中国各大城讲学，他在武汉大学讲演，谈到武汉大学校舍建筑弘美，四周风物如画，认为是一个极好的读书环境，不过他又说：校舍的弘美、风物的明丽并不是武大的灵魂，有真正读书的人则数间茅屋仍然可以弦诵不辍。林苏弼先生的这种主张，确是不磨之论。近世中国的大学教育，受美国式教育的影响太大，过分注重过分胶着于学校的外观形式和组织。往往一个学校拥有很好的校舍和一个极庞大的组织，但是缺乏有名的学者和有志的学生，这是大学教育的悲剧。另外有一种弊病，就是教授与学生之间隔阂很深，譬如我们知某大学的教授住宅与学业宿舍的所在地，隔离太远，地缘上的远隔，引起印象上的生疏和情感的淡漠，我以为教授与学生间应当以学术为中心点，毫无偏蔽毫无私见的去亲近去合作才是。不过学生与教授，甚至一般男同学与女同学之间的感情，乃是一种学问上的感情，一种探索智慧时“同路人”的感情，并非其他实利的感情。此外我还想对学生的课外活动，说几句话：美国哈佛大学前教务长哈斯铿氏说：“美国大学的弊病之一，是太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如运动、跳舞、集会结社之类，往往占去学生大半的精力和时间。”我对于最近中国大学生的热衷于政治行为，亦深为慨叹。这都是课外活动，喧宾夺主的地方。结果“课外活动，恰好成了课内不活动的口实”，如哈斯铿氏的隽语所说的！

（二）大学应以图书仪器为主：大学以“人”为主外，我再强调大学应当注重于图书仪器的充实。因为一个大学没有参考书没有课本没有仪器，所以弄到先生的讲述，变成类似演剧式的表演，变成类似背书式的复诵，学生上焉者不自动的去研究，不读参考书，下焉者连笔记也懒得记，课堂上只凭先生枯竭的记忆，把他所熟知的知识扌窄出来，然后再压缩到学生的记忆里，如此陈陈相因而已。有了完备充实的图书设备，然后教授和学生才能在书籍里面接触，神交于书中。一本书代表一个作者的思想体系，代表一个作者的全人格，代表一个完美的境界，一个整个的世界。惟有神交书中才能使爱好智慧者忘记国界，忘记地域，忘记年龄，忘记一切足以窒碍人类高尚思想的“偏蔽”与“沾滞”。我们知某国立大学的图书馆是国内大学最好的图书馆的一个，搜集的书籍很完备，又有各系分设的图书室，无非要诱导同学，培养一种酷好读书的习惯和风气。因为一般人的习惯，“虽有书而不读”，所以书不在多，只要学生肯读书！

（三）大学是造就通才硕学者的学术机构：大学不是专科学校，更不是职业学校，大学注重于高深学术的研习，注重于相关部门的知识的融会贯通。大学的目的是要造就“博而能约”的学术通才，不是要训练“职业的”及“技术的”人才。在大学里面，要传授根本学问，如纯粹自然科学等。事事物物都要推求它的法则和原理，追求一种无偏无颇的“圆通智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这样的，文史哲尤其如此。我要正告诸位，大学生的目的和意向，绝不能止于求到职业，应当在求职业以上，更追求一种更高更美更抽象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学术的本身。(www.xing528.com)

（四）大学是给教者学者一个疏懒闲暇的地方：英文的“学校”“学者”“学问”“奖学金”几个字原出于希腊文的，其本义是“闲暇”，惟有不为目前生活所迫孳孳奔走，而能有闲暇的人，才是能研究学问的人。大学生能利用闲暇，离开目前最实利最直接的事物的氛围，而驰骛憧憬于更远更抽象的智慧境界的人，才算真正了解大学生活的真精神——大学生需要空想幻想理想。中国近代的教育，受美国教育职业化的影响极深，一般大学生都胶着于职业的获得，金钱名利的追求，这是研究高深学术的态度吗？

（五）大学教育，是要造就出类拔萃的领袖人才，而非一种普及教育，应该重质不重量，选拔最优秀的人才，“精益求精”。可是现在我国的中学生却都要升大学，要把全国每一个人都造成文学士理学士，徒有虚名，而无实学。这是错误的。人类禀赋才智原有不同的阶层，出类拔萃的领袖人才，并非人人可以做到的，更非降低程度，敷衍吹嘘所可养成的。

（六）大学要树立风声，化民成俗，尽其领导社会的责任：我们应当先把大学造成理想的社会，把大学生造成理想的人物，然后再用毕业生去指导社会，领袖群伦。曾文正公在原才一文中也论到“风俗之厚薄奚自乎？”他以为在乎一二人。这所谓的一二人，就是才德兼备的高级的知识分子。

（七）大学是保存人类精神文化的遗产的地方：一国一族有它自己光荣的文化遗产，全人类有全人类的公共产业。一般高级的文化遗产，都少实利的效用，所以必须靠最高的学术机构去保存它光大它。我个人对中国语文一向主张：白话纵可行，而文言决不可废。文言并不是死的文字，并非像拉丁文一样，而如英美一般的通行文字，报纸商业亦均用之，故有具一般的价值。至于经史乃是我国先贤精神文化的总结晶，凡是国民都应当了解，而大学里研究文史哲的同学，尤其应当诵读。所以我主张“文言断不可废，经史必须诵读”。其理由，因为时间的限制，不能对诸位多讲。

【注释】

[1]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教授，该文原载《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8年4月16日，是吴宓在西北大学讲学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