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之演进的顺序

西北大学是一块基石又像一颗钢钻

姜　琦^[1]

所谓西北，在历史上讲，本是我中华民族之发源地；在地域上讲，又是我中华民国之中部。不过，后来因为我国固有的文化随时代之推进及版图上之扩张而南移，所以有所谓“西北”这个名称之产生。由此，可见所谓“西北”，也不过为谋称谓便利起见，姑以示别于今日所谓“东南”、“西南”、“东北”等地域而已。究其实，所谓“西北”这个名称在根本上似乎不能成立的，若从历史上或从地域上讲，与其称之为“西北”，不如称之为“中原”。因为如此，所以从前有人倡议我国国都应移于长安，这是颇合理的。

近年以来，所谓“开发西北”或“建设西北”之呼声很盛，并且促进也很猛烈，其目的或者就在于此。具体地说，所谓“开发西北”或“建设西北”，其目的不仅在于要使西北文化之进度能于向来所谓“东南文化”并驾齐驱，并且要使西北文化迎头赶上去而成为全中国文化之重心。原来所谓“东南”及“西南”乃至“东北”之文化，溯本追源，尽发源于西北。不过，因为它自海禁开通以来，在地理上占有交通之便宜，故有长足的发展之可能而已。如果我们本着“数典不忘其祖”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应当复归于西北文化，把它重新建设起来，然后才有所谓“中国本位文化”之发现。否则，任其所谓“东南”、“西北”及“东北”吸尽欧美舶来之新文化，好像无根之树木，容易被风吹倒的一般。但是，鉴诸过去情形，我们办理高等教育者，大都只注重于东南、西南及东北诸地域，设立许多大学。就我国高等教育之沿革而论，固然我们应当认为北平是我国高等教育之发源地，譬如同文馆便是我国高等教育机关之鼻祖。然而，从地理的观点，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广东首先接受欧美舶来之文明，以开我国高等教育之端绪；其次，就是上海，譬如南洋公学，它与北京同文馆之设置时间不相上下。因为如此，所以我站在地理的观点，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之演进的顺序，是自珠江流域起沿着东南海滨跳到上海，再由上海沿着长江流域或沪宁铁路（即现在的京沪铁路）一直到达武汉或到达津、平，最后渡过长江上流到四川成都或越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沈阳而进行的。这许多地域上所有各大学之过去的原名称，我无暇追述，单就现有的名称而论，例如广州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等等（省立及私立大学不计），都是沿着江河流域（但黄河流域位中原之附近，未尝为人所注意到），或铁路沿线（但陇海路也与黄河流域有同样的情形）而分布的。因此，这许多大学，无以名之，名之曰：“线的大学”，极端地说，可以名之曰“点的大学”，它并没有顾到一面，更未曾顾到全面之设置。这样地提倡中国文化之建设，是不是合乎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高等文化之福利呢？充其量，它只有使那些寄居于江河诸流域及铁路诸干线近偿之少数青年学子便于享受高等文化的福利机会而已。

自从抗战发动以来，东北及东南诸省所有省公、私立的大学，先后逐渐迁移于西南和西北两隅。但是，介乎西南和西北之中间，除掉原有的四川大学一所，可以说是真正地专为发展四川文化而设立的外，其余各大学仍然是因抗战的关系，暂时退避于西南各省，如广西、云南及贵州乃至四川而已。请看这许多大学仍然坚决地保持原有的名称，就可以思过半了。固然，我们若站在对外的立场，我们应当希望抗战快些得到胜利，把所有各大学搬回到原设立地，然而若站在对内的立场，我们不可尚存地域的观念，仍然使这样多大学恢复旧态，都再集中于一线之上，甚至集中于一点之上。论者或以为照几何学上的原则，万象起于一点，如果一点能够先成立而稳固，自然由点而线，再由线而面，然后由面而体。因此，现在各大学在目前虽都集中于某一点或某一线之上，然而文化一经成就，自会推及于面，并且能够扩张于全面。但是，请鉴诸过去情形，国内各公私立大学之数量，究竟怎样？它们只有始终停留于某一点或某一线，政府在平时，若下命令，要其迁移于内地，它们无一不起反抗而不愿受命的。除非在抗战时期，它们为敌人所胁迫，姑作别论。

再就西北面而论，陕西一省，也在抗战以后，才有所谓“西安临时大学”之产生。所谓“临时大学”，顾名思义，一望便可知诸当局最初并未曾想到久居于西北了。因为所谓“临时大学”，本是由北平迁移而来之几个国立大学凑合而成，它们的用意如同东南各大学暂时退避于西南诸省一样，也极不愿意即刻化为西北自身所有的大学——由点线的大学转变为面的大学。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www.xing528.com)

这样一来，我觉得所谓西北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乃至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等，才算是我国的最初成立之面的大学或学院。况且，陕甘两省这个幅员辽阔和蕴藏丰富的面积，如前面所说，它在时期上既是我中华民族之发源，在空间上又位于我国之中部。因为如此，所以现在的西北各大学之任务比之原有的东南、西南及东北各点或各线上的各大学之任务，其重大之程度，不啻倍蓰于一般。具体地说，现在西北大学或各学院，尤其是西北大学，不啻是原来集中于各点及各线之上的一切大学之基石。这一块基石，又像一颗钢钻。它所发出的诸光线，是先由体而面，再由面而普照于一切线或一切点之上，然后使任何一线或任何一点吸收去作为它自身的光线之导源而有所发扬光大的一般。

西北大学之任务既然是如此的，因此，我们跟着西北大学之后而成立的西北学会有怎样的任务呢？可不言而喻了。此地我不必多说，只有庆祝西北学会之成功，以奠定全中国文化之基础，并作为全中国文化之重心。

【注释】

[1]姜琦（1886～1951），字伯韩。浙江永嘉人，西北大学教授。此文题目系姚远据原文另拟，原文载于1941年9月1日出版的《西北学报》创刊号。全文从中国大学区域分布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出发，深刻论述了西北大学与其他战时大学的本质区别和与西北文化融为一体的重要性，并将西北大学喻为中国西北高等教育的一块基石和钢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