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

四、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

用教育的外部和内部关系规律的理论来分析大学的文化形态，可以看到，大学文化的形成既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又受到学校内部各种力量的影响。反过来，大学文化不仅会对大学的教育范式和教育面貌起决定作用，而且也会对社会文化发生规范和导向的作用。

在社会危机时期，作为“社会文化价值的维持、表述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大学会通过文化批判揭示引发社会危机的因素，否定旧有文化中阻碍社会进步、导致社会危机的内容，引入解决社会危机、促进社会进步的新的文化因素，促进社会的变革。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人文主义教育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五四运动时期北大等高校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在社会文化一般发展时期，大学通过自身的文化创造以及引入外来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促进新文化的生长，以克服文化停滞。同时对现实文化对基本价值观的偏离进行及时的纠正……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迫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等教育文化形态重新审视并进行变革，而这种变革的基础是对现实文化的分析与批判。

其次，大学文化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文化更新机制。一方面由于大学是各种文化的汇聚中心，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途径较多，大学自身也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大学文化的新陈代谢要较一般社会文化更快；另一方面，大学总是在已知的知识和未知的世界之间不断进行探索，其所选择的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的特点，由此带来大学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动态性特征与较快的更新机制。惟其如此，大学才能成为社会的思想先驱。

从文化的意义说，大学与社会进行着相互的调适。社会需要与社会主流文化规定着大学文化发展的方向，而大学也根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及大学对文化的创造、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活动去丰富社会文化内涵、定向社会价值系统，进而发展社会。这种双向的调适是当代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仔细考察西南联大的历史，可以将其文化嬗变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以1944年为界，1944年以前西南联大的文化取向以学术活动为主，虽然战事纷扰，而师生们潜心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自1944年起，西南联大的文化取向转向于政治，以民主运动为主。其间，1941～1943年为过渡期。而造成这种文化取向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现实政治环境的变化。1941年以前，西南联大师生在政治方面总体上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领导抗战抱有极大信任和期望，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抗战建国，渡过民族危机的问题。因而没有多少政治问题的困扰，反而可以潜心于学术。一如闻一多1945年回忆的那样：“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一般说来，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的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谈时事。”^[21]1941年“皖南事变”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政权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企图以“一切服从于抗战”的名义实行文化专制，封报馆、逮捕进步人士，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整顿学风”，规定“凡有越法，执法以绳”。西南联大校园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看一本大众哲学之类的书籍就可能受到盘查，学校里稍稍前进的活动都被认为‘危险’而遭受监视。同学们见面不敢说一句真话”。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化陷入彷徨和迷惑长达两年。学生之间彼此戒备，关系冷漠。多数学生埋头读书，也有的打桥牌、跑滇缅公路做投机生意。由陈铨、刘文典和吴宓等主讲的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引发西南联大校园内的“红楼梦热”，就是此时政治高压之下文化困顿的表现。

但这样的困顿和沉寂的过渡时期并不长。自1941年底由西南联大学生发起的“倒孔”运动为前奏，西南联大展开了声势日愈浩大的民主运动，在反专制、反压迫、反独裁、争民主、争和平的斗争中，西南联大的文化取向转向了政治运动。我们通过前述联大学生社团活动的变化可以看出，自1943年秋季以后，特别是1944年开始，西南联大学生社团的活动转向以反内战、争民主为主的政治运动。作为学生的一种文化选择现象，西南联大学生社团活动的转变是当时社会思想转变的反应。1944年开始，抗日战争已露出胜利的曙光，严重的民族危机已经逐渐消减，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重点。让国家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愿望。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专制愈演愈烈，贪污腐败、经济凋敝，以致连代表美国政府来华进行考察的魏德迈将军也对国民党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警告他们只有进行激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专制，使知识分子深恶痛绝。因国民党的金融政策失败和内战使物价飞涨，引起广大城市市民的强烈不满，而其贪污腐败更是令人切齿。国民党正在失去其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对国民党日渐失望的背景下，国人的政治目光转向对新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秩序的期望（如对共产党的期望），因而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各项自由，成为当时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西南联大学生社团活动的转变，就是这一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的反映。

以1944年西南联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定3月29日为“青年节”而举行五四纪念活动为起点，西南联大校园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热潮，至“一二·一”运动达到顶点。其间影响较大的运动有：1944年五四纪念活动；同年10月10日纪念双十节、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宣言》，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是会议，组成全民政府；同年10月下旬的联大学生会改选活动；同年12月25日联大与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及云南各界举行的纪念云南护国起义29周年大会，学生上街游行并以“废除一党专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为口号；1945年4月4日西南联大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要求民主，停止一党专政；1945年五四纪念周活动；同年10月1日，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教授发表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电文，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1945年12月1日“一二·一”运动爆发。可见此时西南联大校园内兴奋点已由先前的学术活动转向政治运动。导致这种文化取向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西南联大学生对此时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恶劣及导致其心态的变化曾有很好的总结：“这时国家由专制独裁而引起的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危机，一天天的严重。说政治，则因人设事，无官不贪，机构重叠，丝毫无效率可言。说经济，则通货膨胀，物价跳涨，官僚资本泛滥横行，工商业凋敝，因而人们生活日渐低落，社会道德无法维持。说教育，则因党化教育所引起的后果，内容逐渐枯窳。物价跳涨的结果，师生生活异常不安，教授教员终日忙于兼差和烧柴煮饭，学生也都四处钻营，总希望有一个糊口的工作，这样，谁还能有心于学术？……其他更如军事、兵役、粮政等腐败的情形，都呈现在青年们的眼前。他们之间谁能不感觉愤恨，谁又忍心让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22]作为教授代表，张奚若、朱自清等十教授在致蒋介石、毛泽东的电文中也自陈：“奚若等向以教学为业，目击政治纷乱所加于人民之损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乱间不容发之际，观感所及，不容缄默”。^[23]余英时在分析联大教授群体思想转向激化的原因时也指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知识分子对于愈来愈坏的现状不可能认同。因此彻底打破现状，建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还是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只有在政治清明、经济稳定、社会和谐的大环境下，学术活动的正常发展才有其实现条件。面对政治的败坏、经济凋敝，重建一个民主、和平、公正、经济稳定的新社会成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发展需要。这一社会需要已成为当时超过其他所有需要的第一位的需要，因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文化价值标准中首选的标准。这就是西南联大文化取向转向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大学的象牙之塔并非对社会关闭。当要求社会发展的需要超过学术或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需要时，大学文化主体的文化价值标准的重心就会偏向现实，把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文化取向的第一位。反过来说，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会影响文化主体对文化价值标准的调整，进而影响大学文化的进程和方向。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就是社会现实影响大学文化的一个生动而深刻的个案。

如果说在社会相对平稳的演变过程中，以上西南联大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话，那么当社会发生急剧的运动，它所发生的作用也是激烈的。

现代西方人常常把“知识分子”称为“社会的良心”，或者如班达所言：“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布鲁贝克把大学视为现代社会的“教会”，其原因不仅在于大学在现代社会中能够像中世纪的教会一样，提供给社会关于自然、宇宙的认识，对人类命运的真实的信念以及善恶、真理与谬误的认识，而且还在大学能够发挥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作用。“凭借一种世俗教会的力量，大学能够一如既往——继续承担‘社会的良心’”，并“造就公众的心灵”。^[24]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专业人士，而且更是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如萨义德所定义的：“但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25]因而他们往往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正义、公正、理性、自由等）。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为公众或向公众批判社会上一切有违这些基本价值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又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西方这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与中国传统中“士”的基本精神有“契合之处”。自孔子定“士志于道”，“士”便成为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汉末党人领袖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豪情。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自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26]

文化传承及社会道德与精神领袖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感。即“学统”与“道统”的承担者。费正清认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体制的创造者们牢固地遵循传统经典，即学者不仅仅是技术专家，而且应该像一个对整个社会——上至统治者下至百姓负责的政治家那样考虑问题”。^[27]这一点在西南联大也十分突出。作为知识分子云集的学术机构，西南联大文化选择主体继承了这种传统，形成了用以维护社会正义等基本价值观为己任的公共价值观，发挥了知识分子应起的社会作用。

任之恭认为，“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28]民主运动使一批教授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爱国人士，如张奚若、吴晗、曾昭抡、钱端升、朱自清、费孝通、潘光旦等，其中杰出的代表是闻一多。闻一多先生原来决心潜心做学问，但民主运动的开展，使他无法继续坐在书房里，他说：国家糟到这等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榨光，再不出来说句公道话，便是可耻的自私。

法律系教授周炳琳在国民参政会中，出于对国民党政治前景的焦虑，对国统区的政治混乱提出批评，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受到国民党内右翼人士的围攻。但他不畏恶势力压制，对蒋介石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提出尖锐批评。联大教授中许多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派不仅撰文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还在课堂上宣传民主政治思想，自己也加入进步组织。

在“一二·一”运动时，西南联大教师在《罢教宣言》中，再次明确表达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的价值观。面对国民党军政当局对教师学生的屠杀，“同人等目击伤心，念是非之未彰，痛正义之不伸，凶暴违法之徒如不除，就国家而言，将何以为国，何能建国；就同人等言，将何以为教，何忍为教？故决于即日起，一致罢教”。^[29]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民主堡垒”，与其具有承当“社会良心”的价值观和使命感是分不开的。西南联大师生把承当社会良心、维护社会正义也作为自己重要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1941年的“倒孔“运动、1945年《西南联大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改蒋毛电文》、“一二·一”运动无不体现出西南联大人的这种强烈使命感。

大学是独立于社会的，但又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前者来讲，大学是科学与文化的发源地，是传播人类知识的殿堂，大学以学术文化为本位。从后者来讲，它赋有用学术文化提升社会文化，用科学精神、民主观念改造社会的责任，推动历史进步是大学的终极目标。西南联大文化的内涵之一即是把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内在职责，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西南联大把社会既作为自己的课堂，又作为教育实践的天地，使大学和社会在互动之中相互影响，促进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

【注释】

[1]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13页。

[2]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第226页。

[3]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145页。

[4]程法伋：《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41页。

[5]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第297页。

[6]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39页。

[7]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70、第284、第311页。(www.xing528.com)

[8]马识途：《谈谈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笳吹弦诵在春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0页。

[9]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第6、第7页。

[10]《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7、第10页。

[11]杜汝楫：《怀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68页。

[12]浦薛凤：《太虚空里一尘游——抗战八年生涯随笔》，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4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8、第89页。

[14]林元：《记〈群声〉壁报》，《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21页。

[15]钱惠濂：《记教育学家陈友松教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23页。

[16]《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1、第452页。

[17]《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80、第446、第444页。

[18]《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5页。

[19]程法伋：《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49页。

[20]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编：《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21]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7页。

[22]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4～5页。

[2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24]［美］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25]［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

[26]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页。

[27]［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章建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7页。

[28]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太原：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

[29]《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