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倒孔”运动到“一二·一”惨案始末

三、从“倒孔”运动到“一二·一”惨案始末

“皖南事变”发生后，西南联大的师生因对时局的迷惘，曾导致校园文化精神一度低迷过，但这一局面很快由于国家政权的腐败行为所引起的正义行动所扭转。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于日寇。国民政府派往香港接应滞留在港的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的最后一架飞机，竟被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霸占，并携带洋狗、马桶与归。陈济棠等要员及国学大师陈寅恪等因此而被迫滞留香港。此事经报刊披露，舆论大哗，国人莫不愤慨。孔祥熙这个蒋家王朝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在大后方政治声誉极臭。早在1939～1940年，马寅初在重庆大学任教时，就不断在重大和南开中学演讲，把孔如何搜刮脂民膏揭露无遗，因此马寅初被蒋介石抓走，关在贵州阳明洞。学生们早就要为马寅初鸣不平，这回碰上飞机运洋狗的事，更是火上加油，一腔愤怒都集中在孔祥熙身上。由于在学生中存在着反政府意识，一遇机会就会爆发而为行动。这项消息迅速传遍昆明，有如野火一般引发了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开始时有联大学生数百人结队走向市区，高举一个“打倒孔祥熙”的大字横幅，喊着口号蜂拥前进。沿路不断有人加入，像滚雪球似地很快聚集了数千人，浩浩荡荡，声势惊人。这次联大学生的游行，当时纯系自发行为。并不是什么人或团体精心策划的，而是各方面力量和条件凑成的自发的群众活动。

西南联大学生不顾“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发表《讨孔宣言》，上街游行抗议，震动全国。其《讨孔宣言》云：“国家之败，多由官邪。当前我国贪污之风，有增无已，奸吏之恶，日益加剧。值兹抗战方殷，建国伊始之际，内政不修，无以御侮；贪污不除，何以儆奸”，“国势危急，奚容缄默”，“剪彼凶顽，以为国本。是为国民之天职，尤为我辈之则”。^[16]蒋管区居然发生这样的学生运动，当然引起蒋政权的注意，不仅何应钦亲临昆明督察，还派特务头子康泽来到昆明准备对付学生。他不但召集了昆明院校的负责人和反动党团负责人研究，而且.还召集了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青年党党员负责人布置工作。并利用暑假，在昆中校舍举办夏令营，集中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受训。这么一来，“倒孔”这件事倒起了站队和亮相的作用，使得以后几年阵线分明，其次，由于昆明率先冲破“皖南事变”后的高压沉闷空气，使后来有更多的进步学生在去解放区不成之后奔向昆明，为后来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倒孔”运动本来不是共产党组织发动的，但后来主动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也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迅速收兵，这对后来组织进步同学，团结中间同学非常有利，从而拉开了新一轮民主运动的序幕。

两年多之后，以1944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为标志，西南联大的学生民主运动再次蓬勃兴起，到l945年底“一二·一”运动达到了高峰。

1944年4月，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大攻势，从郑州、洛阳一直到长沙、衡阳、桂林、南宁，打通了陆路上的交通线，切断了中国东南与西南的联系，于12月5日占领贵州独山，威逼贵阳和重庆。几个月的时间，战局一泻千里，而且出现了国际国内战场的两极分化：在东欧，苏军打到了新国界，即将进入德国本土；在太平洋上，美军已从中途岛攻到菲律宾。一向忧国忧民的联大学生不禁要问：为什么唯独只有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全线大溃败，就像1944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的《国是宣言》中所说的“民主在昂扬，历史在跃进，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呢？

中国的危机，影响到盟国的利益，因而盟国人士也是忧心忡忡。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了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解情况，还到了昆明和西南联大。学生们交给他一封公开信，用英文抄成大壁报，挂在校门口。华莱士的随员将壁报照了相。不久就发生了“史迪威事件”，美国政府被迫撤换了美军将领史迪威和驻华大使高思。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事上的消极抗日和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更为不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挽救抗战危机，成立联合政府等主张深得民心，大后方的民主爱国运动逐渐转向高潮。

1944年国民党提出要把五四青年节改为黄花岗烈士纪念日的3月29日，显然这是加强国民党专制统治，压制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举动，自然引起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反抗。5月3日联大历史系首先举行了“捍卫五四精神，发扬五四传统”的座谈会，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吴晗教授等发表了“五四的任务没有结束”的演讲。而西南联大文艺社则筹备以五四以来新文学成就的回顾为主题，组织五四运动纪念活动。“文艺社”请了八位教授讲话，讲题分别为：五四运动的意义与影响（李广田）五四前后新旧文学的辩争（罗常培）、新文艺中诗歌的收获（冯至）、新文艺中散文的收获（朱自清）、新文艺中小说的收获（沈从文）、新文艺与文学遗产（闻一多）、新文艺的前途（杨振声）和新文学与西洋文学（卞之琳）。^[17]虽然说是以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为讲题，似乎是文学活动，但与国民党欲将青年节由五四改为3月29日联系起来，其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坚持捍卫民主自由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次活动也因此而遭到三青团的捣乱破坏以致流产。此后又由西南联大另一个文学社团“国文学会”接办了这次活动，于5月8日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参加学生有几千人。在这次大会上，转变中的闻一多第一次在广大群众面前亮出鲜明的战斗旗帜。同时，工学院的神曲社也在其壁报《神曲》中发表社论《反对钦定青年节》，认为黄花岗72烈士值得纪念，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起义也有重要意义，但决不容许任何人代替中国青年对青年节做出决定。五四反帝、反封建，要科学、要民主的精神将是中国青年所要认真学习的，表示坚决不承认钦定的青年节。^[18](www.xing528.com)

此后，在1944年七七、“双十节”和“护国纪念日”，联大都分别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响亮地提出了“动员民众保卫大西南”，“废止一党专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

“护国纪念日”（12月26日）原是全国性纪念日，当时国民党中央为贬低其意义，把它改为云南地方性纪念日，引起云南地方势力的不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改组的联大学生自治会决定在这一天扩大纪念，联合云大、中法、英专举行护国纪念游行，利用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冲破国民党控制，喊出要求民主、反对法西斯统治的呼声。龙云对游行一事既不允准，也不反对。地方当局等于已默许。这次游行，云大队伍走在最前，联大队伍走在最后，这是昆明学生沉默很久后第一次上街游行，也是联大学生自治会新生后第一次和云大等校一起组织游行，从此，昆明的学生运动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5年4月6日，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同学名义发表了一项对国是问题的宣言，提出了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取缔特务，建立联合统帅部六项主张。这是学生自治会改选后第一次发表政治宣言，引起全校学生的争论。最后，“绝大多数系会、级会和壁报、社团都表态支持，反对的意见被压倒了”。^[19]接着，大后方各大学学生相继发表对国是问题的宣言，形成了巨大声势。借纪念五四之机，学生自治会又组织了各项纪念和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大游行。活动由各社团分工准备，内容丰富多彩，有诗歌朗诵晚会、歌咏晚会、时事讨论会、文艺晚会和营火晚会。游行则由学生自治会主抓。5月4日，西南联大、云大等高校学生万余人在做好付出牺牲的思想准备后走上街头游行。由于“护国”纪念游行已经开了头，五四意义更大，又是青年自己的节日，更要在这一天表现出青年的力量，喊出青年的呼声；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外形势令人鼓舞，希特勒已经垮台，延安正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七大”，胜利即在眼前，所以，同学们情绪都很高涨。游行结束时，通过了成立昆明学联的决议。昆明学生运动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民主意识在社会上得到迅速地扩散。不久，抗战八周年到了，这次由昆明学联出面召开纪念大会发表通电，提出昆明学生对迎接抗战胜利局面的主张，通电特别提到国民党重新发动内战的危机，指出“十几年前就为人所深恶痛恨，一再呼吁制止的全国性的内战，已经迫在眉睫了”，通电除原来口号外，还增加了“制止内战”一条，这就为抗战胜利以后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作了思想准备。

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乘云南地方军队大部已开往越南受降之机，悍然发动武装袭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劫持龙云，制造了“云南事件”，让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李宗黄执掌云南党、政大权，关麟征担任昆明警备总司令。云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原来由于龙云地方势力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还有所抵制，现在这层保护的缓冲作用没有了，民主和独裁的斗争，转入了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阶段。

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一次时事晚会，成了“一二·一”学潮的导火索。事前，国民党云南省军政当局已经预备阻挠大会的召开，于开会的前一天发布联席会议决议，要求“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机关核准，一律应予禁止。”这遭到学生的抵制，大会如期召开。当时参加时事晚会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约六千人。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惯例，学生的时事晚会，通常要请知名的教授来演讲，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也不例外，学生请了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四位教授讲演。晚会进行当中，驻防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人包围了会场，剪断电线，并鸣枪威胁，散会后又封锁路口不准通行，这一切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慨。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称：“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即赶赴捕捉，匪徒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20]这则不实的消息，无耻地掩盖事实真相，诬蔑爱国师生为“匪”，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使矛盾激化。当天下午，联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全校学生代表大会，宣布罢课，以示抗议。并与其他31所高校组成罢课联合委员会，发起组织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罢课运动，发出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要求立即制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联大教授会于29日发布抗议书，支持学生。为此，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对学生民主运动举起了屠刀，11月30日和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和便衣再次冲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用枪弹攻击学生和教师，25名师生受伤，教师于再、学生潘琰、李鲁连、张华昌牺牲，酿成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这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地区30所大、中学校的教师发表了罢教宣言，西南联大校友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联大是民主的堡垒……自由呼吸的空气，必须散布全中国。”西南联大师生不顾国民党欲“解散联大，提前复员”的威胁，继续进行英勇斗争，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声援下最终取得了“一二·一”运动的胜利。烈士的热血，“已经培育了民主中国的新芽。”

1946年7月11日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被国民党杀害，15日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李公朴遇害报告会上演讲，谴责反动派压制民主的倒行逆施，指出“一二·一”运动和李公朴牺牲“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闻一多先生的评价，道出了昆明的民主运动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其中亦包含着对西南联大的肯定，没有西南联大就不会有“一二·一”运动。多年以后，余英时先生撰文评价道，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中心在重庆，思想和文化的中心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这是对西南联大“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最好注释。四天以后，闻一多先生也惨遭反动派枪杀，他在云大的著名演讲，被后人称为“最后一次讲演”。这对闻一多先生来讲是最后一次，对千千万万后继者而言，永远是最初的民主启蒙课程。